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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恩格斯第二阶段是他整个人生中对无产阶级革命帮助最小的时期，这是他当时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必然导致的，恩格斯也完全承认这一点。当然恩格斯做出这种选择的根本原因是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家组织拉胯的组织形式无法确保革命活动的正常进行,恩格斯不得不退一步来保证革命火种可以维系。可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只有建设完善的革命组织才能保证革命顺利进行，但是却有一大堆泛左翼不去重视组织建设，反而去考公考编，创立所谓的“革命工厂”，并套上所谓“革命的名义”。这可完全不是恩格斯“退一步”，而是完全向反动奔去，这种行为是破坏无产阶级革命为自己牟利的行为，这些人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帮凶。我们必须批判这些个人主义行为，与这些机会主义者“割席”
编者按2：恩格斯的“退一步”是确确实实的在为资产阶级服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服务过后的所得也是确确实实的为革命服务，有些考公的所谓“革命家”把自己也抹上了革命的色彩，声称要联合党内健康势力做出改变。讲的是革命，做的是改良实则还是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对于这种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批判到底！
上文： 恩格斯的生平简介，及经商、革命活动小记（一）青年时期/被动经商期
下文：恩格斯生平简介，及经商、革命活动小记（三）恩格斯当股东
马恩犯过什么错？——就恩格斯经商经历马列毛主义者应得的历史经验
第二阶段——主动经商期
书接上回，恩格斯在1850年11月终于接受父亲的建议，加入在曼彻斯特的家族企业，我们说这是由于恩格斯和马克思都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一点有必要详细展开。
为何选择经商？
经济的困难
彼时经济困难到什么程度？马克思的小儿子亨利希·格维多就在这段期间因经济困难、无法看病、吃不饱饭，去世了，害的病是肺炎。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0年11月19日［于伦敦]亲爱的恩格斯：
我只能给你写几句。今天早晨十点钟，我们的小火药阴谋家小福克斯死了，——很突然，是在他经常发作的痉挛症又一次发作的时候。在这以前几分钟他还笑着，嬉戏着。这件事情完全出乎意料。你可以想象这里出现了何种景象。恰在这个时候没有你在旁边,我们感到非常孤独。下封信里我将告诉你一些关于哈尼的事情，你会看到他的处境是何等不幸。
你的卡·马克思
燕妮在《动荡生活简记》中也有描述当时的痛苦心情：
11月，娇弱的孩子由于肺炎引起的抽筋死去了。我是多么伤心啊！这是我失掉的第一个孩子呀！唉，那时我真没有想到后来我还会遭到什么样的痛苦，我只觉得这次的痛苦是超过一切的了！埋葬了亲爱的孩子不久，我们离开了这所小房子，租了同一条街上的另一处住所。
此外恩格斯的日子也不好受，两年的流亡生活几乎花光了他的积蓄。而马克思当时还在研究政治经济学，为撰写《资本论》做准备，因此选择就摆在恩格斯面前了，到底怎么办可以为马克思提供进行研究的经济条件。当时恩格斯有几个选择。
面前的选择
一、维持流亡生活，向各国政客、工人运动活动家、工人阶级请求经济支援，从事募捐活动。
二、成为工人阶级，贩卖劳动力，补贴马克思一家的生活
三、爆家里面老头的金币，想办法从家族企业中转移资金给马克思
我们当然早已知晓历史，恩格斯在这里采取的就是第三个方案，因此在分析它之前，先来看看前面两个吧！
第一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看起来潇洒自由，但是实质上作为经济来源必然是不稳定的，且不论当时工人运动组织大多都遭到铁蹄践踏，支离破碎，就是这种在各国之间四处流亡、在流亡者中还想办法筹集经济的办法，其实已经与乞讨无异！这样的生活，也根本无法从事革命活动。恩格斯自己就是刚刚从流亡生活中脱离的，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一步步筹建起“流亡者协会”的。这些流亡者看起来是最运动，最革命的，但实际上派系林立。派别组织的领袖们彼此非常敌视，一帮游手好闲的歹徒亟欲建立“功勋”和有所“行动”，他们向前猛冲，并恶毒地攻击那些洞察时势，认为革命时期早已结束的部分工人及其领袖。其中马克思被攻击得最厉害，遭到无端的诽谤和诬蔑。
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一部《流亡中的大人物》以抨击他们在1848年到1849年遇见的运动中各类小资产阶级看似革命，实则破坏革命的行动。（值得一提的是，这就是在恩格斯经商时期撰写的）
同时，恩格斯对这帮流亡者的生活也有评述：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1月25日]星期六[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
波美拉尼亚人卢格的笨拙的阴险行为实在太过分了。如果你写一个声明，由我们二人签名，这是最简便的。有关个人的某些意见，如果非常必要的话，可以用注解的形式附上，由我们分别签名。我不知道是否需要我个人再添加些什么，要说的只有这些：我在自已的商人地位上保持了完全的独立性，我的“老板们”不能命令我签署动人的告上帝书，象卢格先生的上司马志尼命令他那样，尽管他以前吹过许多无神论的牛皮；还有，我选择了这条道路，是为了不致于被迫过行乞的民主派生活，这种生活非常合乎被卢格先生唆使来反对我们的各种庸人们的口味；或者诸如此类的话。请告诉我，你是否认为这是必要的。
……
【笔者注】此处的事件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路线分歧退出流亡者协会，随后遭到了资产阶级记者卢格的污蔑。具体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为驳阿·卢格而发表的声明》。
第二个方案
第二个方案确实能直接成为“血统纯正”的无产阶级，但是根据“工资等于工人阶级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这一基本规律，恩格斯不可能以此为马克思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他养活自己就不错了，更别提经济危机下，工人阶级连自己都难以养活。工人阶级当然好啦，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但是问题根本不在于怎么做可以彰显出自己的革命性，而是在于怎样搞到这笔钱，拿去给马克思。
这正像当代某些小资产阶级鼓吹的“唯融工论”，他们的融工并不是在工人中进行组织建设，而是去当工人阶级，只要成为了工人阶级，那么自己的革命性就是毋庸置疑的，自己对于革命的推动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那样的融工到底对革命起怎样的作用？这其实只是拿“无产阶级”这个名头作为某种满足小资虚荣心的革命凭证罢了。
最终的选择
恩格斯并没有像小资产阶级那样扭捏造作，他愿意为了马克思做出这样必要的牺牲，他必须想尽办法去解决当前最重要的问题——经济问题。这个最终策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共同决定的，那就是来到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办事处工作。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2月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
我的老头前几天给我寄来一封令人满意的信，他在信中希望我不定期地留在这里，即直到同欧门家族散伙的时候为止（这可能要到1854年）。如果他能很好地酬劳我的烦闷，我自然对此感到很满意。我当然不使人看出我是在为“事业”而作这种“牺牲”，并且表示愿意“暂时在这里等待事态进一步的发展”。今年夏天他要到这里来，那时我将努力使自已成为他少不了的人，从而使他必须同意一切。
恩格斯的烦闷是什么？自然是马克思的经济问题。但是他不能使老头看出恩格斯是为了“事业”而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老头对恩格斯的“事业”是众所周知的讨厌。恩格斯想要达成这种微妙关系，自然是需要一定”计谋“的：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2月26日星期三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关于和我的老头的事情的发展，关于我所想出的新的计谋，——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以我不可缺少为借口而继续留在这里，另一方面是为了不致在办事处交给我过多的工作一——这些等我当面告诉你。反正再过一个半月就要到复活节，而事情也需要详细说明。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我的老头今后必须为这一切用现金向我重酬，特别是当他再到这里来的时候，我还要使他更深地陷到整个这件事情中去。困难在于，必须取得在与欧门的关系上作为我的老头的代表的正式地位，而在这里公司内部仍不担任负有工作责任和领取公司薪水的任何正式职务。我还是希望能实现这一点；我的营业信件得到我的老头的赞赏，所以他把我愿意留在这里看作是重大的牺牲。这就是说，现在给我或不久给我每月加五英镑，最近加的还不算在内。
这样我们就能看出，恩格斯的策略，实际上就是假装很忙，假装对于老头的营业很有用，为的就是博取老头的信任，更好的爆老登的金币，拿去救济马克思！但是实际上，恩格斯希望“这里公司内部仍不担任负有工作责任和领取公司薪水的任何正式职务”，余下的时间和精力就拿去从事革命工作！
这就是恩格斯自1851年开始选择经商的全部动机！
逐步的变化
恩格斯的如意算盘打的是很响的，然而，事态并没有按照恩格斯的要求发展，他父亲只答应每年付给恩格斯200英镑的生活费和交际费的工资，别的什么都没有答应。两个月后他父亲又突然变卦了，说他花钱太多，每年至多给150英镑。老头不仅是个精明的商人，而且是个精明的父亲。他并不吝惜恩格斯在商场上的花消，而是反对恩格斯把多余的钱财用在任何共产主义的目的上。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9月8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星期五晚上突然接到我的老头的来信，**说我花钱太多，应该只用一百五十英镑（笔者注：此前薪资是两百英镑）。对这种可笑的要求,我当然不能听从,尤其是他同时还威胁说，必要时要告诉欧门兄弟，超过这个数目就不再给我钱。我当然马上给他写了信，说只要他试图干出这种卑鄙勾当，我就再也不进办事处的门，立即收拾行装去伦敦。**这个人简直发疯了。关于这一点本来我和他在这里口头上早就谈好了，而且我也没有让他抓到任何借口来这样做，所以整个这件事就更加可笑和荒唐。我希望通过我的弟弟和我的老太太能够解决这问题，不过最近我的确要稍微约束一下自已，因为我总共已经花掉了二百三十英榜，在11月即我到这里期满一年以前，这个数目不能超过太多。无论如何这又一次的卑劣行径令我十分不快，非常生气，特别是我的老头在这里使用了卑鄙的手法。的确，他今年在这里赚的钱远没有去年多，但这完全是由于他的股东们经营管理不善，而这方面我是管不着的。
除了在薪资上逐步管控，在实践上，老头也将恩格斯约束得越来越像是一个商人。恩格斯必须花费大量的实践处理商务报表，在之后他甚至要在私底下帮老头购买纺线（就是用作投机行为的货品）
总之，恩格斯以为不损害革命工作的前提获取到这笔经费，但最终事与愿违，他必须一次次退步，使得商业行动占据他实践中的绝大部分。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2年2月1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回信这样简短，你会生我的气，但是真见鬼，大量的工作和商务简直弄得我头昏脑胀。情况是这样：（1）查理去德国了，他不但把自已的全部工作，而且把大量有关年终结账的工作都留给我了；（2）去年结算的结果，我的老头受到纯亏损，虽然这对他也非常有益，但是却给我带来了干不完的事情、计算和工作，等等；（3）欧门家族的一个人宣布了废除合同，与此有关的勾心斗角和信件来往你是可以想象到的。一句话：今天晚上我要在办事处坐到八点，然后也不能给你较详细地写信，却要给我的老头写一封信，而且在夜里十二点以前把信送到邮局；明天晚上我必须为琼斯写点东西，后天我要设法为《论坛报》写一篇文章。现在晚上七、八点以前休想有什么空闲时间，而最令人讨厌的是，我现在必须把自已的全部注意力放在这该死的生意上，否则这里一切都会弄糟，我的老头会停止给我薪水。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6年11月1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可诅咒的商业天天妨碍我动笔。现在我要管三个家伙，因此检查、纠正、申斥和指挥没有个完。况且还要为纱质差或交货慢等跟工厂主斗争，还有我自已的工作。但愿波拿巴先生能让法国摆脱他，让我摆脱这种忙乱。
此处已经可以见到，恩格斯的时间、精力，已经逐渐不由他掌控了，尽管于此相对的，他的薪水，能为马克思提供的经济支持确实越发稳定。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6年2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好久没有写信，想必你很生气。但是，办事处的一系列工作还要占去我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在这之前，我恐怕无暇考虑其他事情。而且，非常苦恼的是，我的老头常常让我替他购买纱线等等，一个星期还至少要给他写两次私人报告。
自1856年开始，恩格斯开始协助老头从事一些商业投机行为，比如趁着经济危机和生产过剩，大量的购买纱线，囤积居奇。当然，恩格斯也从中取得一定份额利润（尽管有时投资还是亏损的）。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7年11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
在我们这里，丝纺织业从8月起就出现危机前状态：约有二十个厂主因负债而破产，债款总额依我估计不下二十万英镑，在这种情况下最多只能保住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的本钱。我们投进去六千英镑，其中有我的三百英镑!!!这就是说在破产清算以后，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也要损失一百八十英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与我的老头重新签订合同。
这一时期，恩格斯的实践内容正在逐步的改变，从打着商业的幌子从事革命活动，到不得不越来越多的真正去从事那些“资产阶级活动”。并且他必须精打细算地生活，想尽办法从合同里签出对自己有益的那部分，这又是因为马克思一家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月28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这里严寒已经降临，我们家里一点煤都没有，这逼着我又来压榨你，虽然对我来说这是世界上最苦恼的事。我决定这样做，只是由于强大的“外来压力”。我的妻子竭力向我证明说，由于泽稷的汇款比通常汇来得早，所以你估计错了，因此没有我的特别提醒，这个月你什么也不会寄来；又说，她已把自已的披肩等等拿去典当，但还是一筹莫展。总而言之，我不得不写信给你，而且也在这样做。的确，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我宁愿被埋葬在百丈深渊之下，也不愿这样苟延残喘。老是牵累别人，同时自已也总是疲于同卑微的日常琐事作战，长此以往，实在难以忍受。我自已还能在埋头研究一般问题时忘却这种困苦，而我的妻子自然没有这样的避难所等等。
……
另外附上两日后恩格斯的回信。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8年1月3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早晨一下就收到你两封信，现寄上五英镑券一张。可惜我自己钱也很紧，而且施拉姆于1月初借去了五英镑，在那种情况下是不能加以拒绝的，一一因此我就更加没有钱了。
……
恩格斯一开头所设想的一边革命，一边获取经费已经无法实现了；而自然地，随着经济危机的发展，获取经费，兼顾革命也只是妄想了。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9年9月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很遗憾，文章今天不能交出来。现在已经七点钟，我至少还要在办事处里工作半小时，又还得再过半小时才能回到家里；而且我还根本没有见到《泰唔士报》，恐怕今晚无论什么地方也借不到。我至迟必须在十一点半将一切搞好，才能把这个东西寄出；显然，这是决不可能的，特别是如果考虑到，电讯里有些地名弄错了，必须对着地图花很长时间去查对。不过我一定把这个材料弄出来供星期二用，如果《加尔各答邮讯》于星期一前到达，我就根据它加以修改。
你的弗·恩·
小结
这次，我们顺序考察了自1851年至1860年恩格斯从事的商业活动。事实上，恩格斯就是在同革命活动渐行渐远，这是十分无奈的。一开始是为了解决自己和马克思的资金问题，但后续实践中，老头又通过好几份合同把自己和恩格斯的利益绑在一起，马克思还在“可持续性竭泽而渔”，恩格斯每个月都得寄给马克思至少十英镑，不然马克思一家恐怕早就会饿死了。这些现实情况注定了恩格斯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受到这些“资产阶级活动”的折磨。
下一节，笔者会继续整理1861年至1869年恩格斯的商业活动，这一时期，恩格斯成了欧门公司的合伙人、股东，成了“纺织大王”、工厂主，这些材料对于作证笔者最终的观点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