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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常常拿恩格斯的经商经历来把自己压榨无产阶级的行为叫做“无产阶级革命”，去诱骗想要革命的无产阶级为他们的“资本积累”服务。那恩格斯真的就如他们口里所说的那样是个彻彻底底的“大资本家”吗？并非如此，恩格斯的经商经历是及其复杂的，其阶级属性也是复杂多变的，对恩格斯的阶级划分，需要大量的材料支持和无产阶级的广泛讨论，不能片面的机械的进行划分。同时，我们也应当明白阶级划分工作的重要性，只有清晰的阶级划分才能让我们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才能使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反之，错误的阶级划分则会让无产阶级受二茬罪，破坏无产阶级革命。
编者按2：一些喜好幻想的泛左翼们常说当官也能革命，当资本家也能革命，认为自己能从内部改变官僚机构。他们或多或少的提出恩格斯的例子，但并不去看恩格斯对于资产阶级的厌恶以及对共产主义革命的积极性。难道成为资本家或者官僚发发善心共产主义革命就能成功吗？只有以无产阶级为中心，去夺取生产资料夺取政权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成功，而非哪个官僚或者资本家的“善心”赠与。这种机会主义我们是势必要分道扬镳的，只有坚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才能贯彻共产主义革命。
下文：
恩格斯生平简介，及经商、革命活动小记（二）主动经商期
恩格斯生平简介，及经商、革命活动小记（三）恩格斯当股东
马恩犯过什么错？——就恩格斯经商经历马列毛主义者应得的历史经验
本文作为笔者阅读学习恩格斯生平的笔记来撰写，同时也是回应近几年的“恩格斯资本家论”。
在一百五十年前，以杜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发明了成堆的，四处缝合的“社会主义学说”在党内招摇撞骗，蛊惑人心，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将其称为“高超的胡说”。毫无疑问，既然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仍然存在，那么高超的胡说便会源源不断地产生，这种“恩格斯资本家论”正是其一。
同小资产阶级不懂得革命理论的历史发展那样，他们也一定是要脱离恩格斯本人实践的历史环境和思想发展来看待问题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搬来比他们所了解的更多的资料来进行批判。也欢迎同志们进行批评指正。
青年时期（被动经商期）——1820年至1845年
恩格斯1820 年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的巴门城。父亲是个工厂主以及商人，而且是一个“狂热而专横”的典型的资产阶级。
1837年9月，17岁的恩格斯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被父亲强制停学，并按旧的商业传统先后把他送到自己在巴门的一家商号和不来梅朋友的一家商行去当学徒，学习做生意。但是恩格斯并不喜欢商业，事实上在他还是中学的时候就憎恶专制制度和官吏的专横，在当学徒的这段时间，恩格斯在哲学、文学上更加精进。从恩格斯1839年发表在《德意志电讯》上的一组通讯《乌培河谷来信》可以看到部分体现：
即使你在那里*（乌培河谷边无产阶级和失业者居住的营垒——笔者注）*偶而碰到一些健康的人，那也几乎全是细木工或是手艺人，他们都是从别的地方搬到这里来的；在当地的皮匠中间也会遇到一些身强力的人，但只消过上三年这样的生活，就会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把他们葬送掉：五个人就会有三个人因肺结核死去，原因是尽人皆知的酗酒。**可是，如果不是厂主这样胡作非为，如果神秘主义不是像现在这样流行并且不会更广泛地流行的话，这一切也不会达到这样人骇人听闻的程度。**下层阶级，特别是鸟培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光是爱北斐特一个地方，2500个学龄儿童就有1200人不能上学，而是在工厂里长大的–这只是便于厂主履用童工而不再拿双倍的来履用被童工代替的成年工人。但是大腹便便的厂主们的良心是轻松愉快的，虔诚派教徒的灵魂还不致因为一个儿童如何衰弱而下地，假如这个灵魂每个礼拜日到教堂去上两次，那就更没有事了。
当了三年商业学徒后（1841年），恩格斯应征入伍到柏林当了一年炮兵。在此期间，他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开展了对老年黑格尔派的批判。1842年10月恩格斯服役期满后，他的父亲又决定要*（实际上又是强制的——笔者注）*他前往英国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继续实习经商。
显然，在曼彻斯特期间，恩格斯也没有老老实实学习经商，反而是怎样呢？他常常到工人栖身的肮脏的住宅区去，亲眼看见工人贫困穷苦的情形，并且阅读了他能找到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转狂的一切著作，这种研究和观察的结果，就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
并且，在这期间，恩格斯实现了从“青年黑格尔派”到“社会主义者”的转变，结识了当时在英国的工人运动活动家。这期间，恩格斯以共产主义者和工人运动活动家的身份组织了不少集会，参与组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可以想象，这些革命工作同商业活动是完全不相容的。
1844年8月，恩格斯回德国探亲，途中便结实了马克思，这期间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将英国期间整理的材料汇总收集，编成文章书籍，由于恩格斯的父亲根本不支持恩格斯本人的共产主义活动，恩格斯便同父亲翻脸了，更是直接表示不愿意再去经商了。恩格斯由此从商业中获得了半年的解脱（尽管没有脱离家庭尤其是父亲的掌控）。
1845年1月，恩格斯终于和父亲闹翻了，我们可以从当时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件中了解情况，它不仅说明了恩格斯和家庭、父亲之间的矛盾关系，同时表明了恩格斯本人思想上的巨大矛盾。
由于我妹夫的劝说和我父母的愁眉苦脸，我曾不得不决定再一次去试试做生意，[两星期]来在办事处做了些事情，对恋爱问题所抱的希望也促使我决定这样做——可是，还没有开始工作，**我已经感到发愁了，做生意太讨厌，巴门太讨厌，浪费时间也太讨厌，而特别讨厌的是不仅要作资产者，而且还要作工厂主，即积极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者。**这种可怕的情景，我曾大致看到过一些，而在我老头的工厂里呆了几天以后，它重新又展现在我的眼前。我当然曾经这样打算过：我做生意，只能以我认为适合的时候为限，然后就写一些违警的东西，以便能冠冕堂皇地被赶出国境；但是，甚至这个时候我也将忍耐不到了。如果我不是每天要把英国社会中最可怕的事情写进我的书里，我想我也许会有些颓唐起来，而这件事至少是把我的愤怒保持在沸腾状态。身为共产主义者如果不从事写作，或许还可以在外表地位上作一个资产者和一个做生意的牲口，但是，如果既要广泛地从事共产主义宣传，同时又要从事买卖和工业，那就不行了。
告诉你，我现在过的完全是不堪忍受的生活。由于集会的事情和本地的一些共产主义者(我自然同他们时有交往)的‘行为不检’，又使我的老头爆发了宗教狂热病。我宣布绝对不再搞生意经，他气得就更厉害了，而我公开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出面讲话就更引起了他那本来就已十分道地的资产阶级狂热。我的处境你现在可以想象得到。由于两星期左右我就要离开，我也不想挑动争吵了，我闷着头忍受一切。
这里表明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作为资产者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到底什么状态，是不是像当代的小资产阶级所想象的那样如虎添翼？相辅相成？这些资产能否拿来从事革命运动？其二，革命事业同生活、衣食住行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作为共产主义者，到底是像别的什么主义者那样，把宣扬政治主张，从事社会运动当作生活的调剂？还是使生活向革命让步，拿出自己最大，甚至是全部的精力从事革命事业？
显然，恩格斯此时已经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要求自己了，至于做生意，完全称不上“正事”，甚至是牲口！
革命时期1845年-1850年
这一矛盾最终以恩格斯离家出走作为解决，这也是有计划的行动，恩格斯离家后来到了布鲁塞尔，同马克思一起筹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和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为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和创立马克思主义、开创共产主义运动而不遗余力地工作。1848年，在巴黎开始的摇撼大多数欧洲国家统治的一系列革命爆发了，同时，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法译本也在这一运动中发行。
事实上，恩格斯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之前，并没有获得任何“资本家”的名分，而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在社会上活动。并且还在1848年秋，即德国革命受到镇压后，德国政府以“反政府示威活动中的著名人物”为名发出了对恩格斯的逮捕令，恩格斯也就此逃亡海外。
一直到1849年，恩格斯被逮捕的可能性已经大为降低，这期间，恩格斯同马克思也一直尝试如何再次发起革命，但大多以失败告终，同时《新莱茵报》也被查封，马克思同恩格斯都遭遇了资金的压力。因此在1850年，恩格斯不得不，或说终于决定，接受父亲的建议，加入在曼彻斯特的家族企业。他在1850年11月到那里，时年30岁。
小结
以上时间，即自1837至1845，即是恩格斯经商的第一阶段，但相信每位同志都完全完全明白，这个时期恩格斯的一切商业行动大多出于父亲的逼迫，并且恩格斯的身份并非资本家，而是受雇于父亲的企业或其朋友的企业。按资本主义下的阶级划分来看，其实质是商业工人！既不掌握生产资料，也不剥削他人，而是协助父亲或其他资本家实现价值转换！
同时，他同父亲的关系，也绝非那些资本家家族内，父承子业，阶级替换的关系，相反，他对商业活动相当厌烦，对父亲的家庭内专政更是无比苦闷，这种矛盾仅在彻底同父亲决裂后，即1845年到1850年这几年较为纯粹的革命生涯才得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