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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拜上帝教之所以能够在群众中传播开不在于说他们信仰的上帝相对于当时其他的神明有什么优异之处，而在于拜上帝教的传教活动切实地减轻当地群众的各种压迫负担，就像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农民之所以支持革命，并不是因为农民多了解共产主义，追求共产主义信仰，而在于共产党革命过程中打土豪分田地维护农民利益打倒压迫剥削阶级的行动。
编者按2：与其他宗教不同的是，拜上帝教并不是靠教义来笼络人心的，而是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去团结的。新加入的农民们砸烂旧神像也不是简简单单的皈依者狂热，而是认识到地主乡绅的反动本质，进而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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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斗争建设】
在这时，洪秀全已经于广州同欧洲的基督传教士学习许久，他深刻的理解了基督教的教义，并和洋老师罗孝全发生激烈的冲突。洪秀全向罗孝全求道，是出于忧国忧民的考虑，他在传教士聚集的客场里，面对围攻，保持了拜上帝教的立场，即洪秀全的立场不是要去做教主，居于高堂，衣食无忧。而是要去做天王，前去诛杀清妖，救国救民。这种政治性的观点引起了传教士们的惶恐和反对。
出于根本性的观点分歧，导致了洪秀全和传教士们的决裂。他受到冷落、谣言和污蔑，决定返回广西，到人民群众中去寻找支持。
当洪秀全再次于1847年8月到达紫荆山时，他所面临的已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众组织。紫荆山和鹏隘山已有半数以上的山民皈依了新教，组织了拜上帝会团体；桂平以外的贵县、平南、武宣、象州、藤县、陆川、博白、玉林、岑溪以及广东的高州、信宜、化州、石城等许多州县，皈依拜上帝教的少则数十、数百人，多则逾千，其中涌现出不少得力的骨干分子，并在许多地方建立了拜上帝会。
洪秀全到达紫荆山时，群情振奋，处处欢迎，大家都尊称他为“洪先生”。
在拜上帝教的长期地下活动中，他们同各种神明、偶像崇拜是做了最坚决的斗争，这即具有思想建设的作用，也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我国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国家。广大人民，尤其是受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更是多神崇拜的受害者，遇庙烧香，见佛就拜，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我们都知道，宗教是阶级压迫下的致幻剂，它教导被压迫人民信奉来世，放弃今世的斗争。西方有西方的教会，有层层管制的收税和压迫，中国也有中国特有的封建神权，地主乡绅垄断了从祭祖到祭神的操办权，一方面控制人们思想，一方面靠大量神明的祭祀，强迫人民上交供品，甚至有时会让贫民百姓难以承受的破产。
因此，无论是中国的多神教，还是西方的一神教，本质都是阶级压迫的产物，都是没有进步性的落后产物。而洪秀全将上帝引入中国，确是一次进步，尽管是不那么彻底的进步。总有人把上帝引入中国，看作是一次文化的破产，就如同地主阶级的爪牙曾国藩的看法，他强调上帝摧毁了传统的孔子儒家文化，打击了中国文明的根本。这是一种去阶级观的反动视角，当我们把目光移回到人民濒临破产的清末，就能看到拜上帝教具有的进步性了。
在当时，老百姓们被迫有着大量的祭祀和崇拜活动，一遇事情就要去拜神，再加上乡绅们强调的各种祭祖祭神，每一次都花费颇大，例如强迫村民用牛羊来献祭，妄议神明则会被活生生打死，对本来就贫穷的老百姓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压榨，各种各样繁多的神明，实际就是各种各样繁琐的征税，众神和地主俨然是站在一起的。
上帝之所以有进步性，就是因为洪秀全的这个上帝，完全摧毁了各种各样繁杂的征税，从此以后，不需要再向各种各样的神明纳税了，只有一个清廉需要茶水伺候的中国耶和华而已。正因为如此，洪秀全在各地进行砸毁神庙、破除雕像的活动，非但没有受到当地居民的谴责，反而是往往惊呼赞美。此后，革命军起义时，也是遇到寺庙就摧毁，这完全不是因为宗教狂热，而是漫长的封建地主的神明们，对老百姓剥削过于厉害，以至于它们被砸毁时，只剩下地主还会站出来维护了。
此时的这个耶和华，俨然是一个革命的耶和华，他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建设了帮助人民的地下服务，他砸烂了孔庙，痛斥腐败的官僚和地主们。尽管如此，拜上帝教天然的实用主义，和它自群众中来的特性，使得拜上帝教从来没有对人民喜闻乐见的神明赶尽杀绝。有许多受到人民喜爱的神明，依然被保留下来得到供奉，例如龙、送子观音，还有之后的孔子，因此，拜上帝教的信仰并不像后来攻击者那样摧毁了中国文化，而是一种俨然中国化了的信仰，它受到民间绝大多数老百姓的认可，只有肉食者们对这种民间高度组织起来的团体咬牙切齿。
洪秀全来到紫荆山后，就继续到象州，砸毁了那里的甘王庙，他们将甘王的神像砸烂，眼睛挖出，龙袍扯碎，然后在墙上写了赞美上帝的诗歌，之后封锁了甘王庙，俨然是一副上帝意志的执行者。
返回紫荆山的洪秀全受到信徒们热烈的拥护，并被潜藏在深山里保护起来。洪秀全在此前已经砸烂过不止一座神像，但砸烂甘王庙应该是最有名的，这事件严重的削弱了地主乡绅们的威风，增长了地下组织的名气，拜上帝教的声名与日俱增。
毁庙风潮很快在紫荆山掀起，继捣毁象州甘王庙之后，紫荆山内左右两水的大小神坛庙宇，也多被拜上帝会众捣毁，其中尤以蒙冲的雷庙被毁，震动最大，而在这时，地主乡绅们还在急得四处跳脚，因为他们知道紫荆山下存在着一个地下组织，却根本不知道怎么从深山老林去找出来，地主们已经丧失了对地方基层的掌握能力。
融工的目的，即在于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而不是单纯的融入工人。融工的目的就在于夺权，即剥夺统治者们对基层权力的控制，而掌握在革命组织的手里，这种对基层控制权力发生的改变，就是夺权。很明显，拜上帝教的长期融工工作是成功的，他们把老百姓组织起来，形成了地下隐秘的组织，这时，老百姓已经不相信地主、官僚和神明了，而是虔诚的认同拜上帝教的人人平等的观念，他们热爱自己的领袖洪秀全，为他砸烂神庙欢呼，又为犯罪的他进行隐藏和保护。而地主们则完全失去了他们对基层民间的掌握，紫荆山变成了一座让他们感到恐惧、无法掌控的大山。
因此，地主们开始积极的操办民兵和团练，只有掌握武装力量才能让他们感到安心，他们看着身边一座座自己的神庙被摧毁，早已陷入到拜上帝教们神出鬼没的恐惧之中。
很快，伴随着毁庙风潮而被砸毁的雷庙，则是乡绅王大作等人祖辈修建的，一方面是祖庙被毁，一方面是猖狂的地下党。地主乡绅们再也无法忍受，他们将拜上帝教的行为视为“先打神，后打人”，目的是“争王夺国”，很快，地主们磨刀霍霍，秘密调动团练，准备对拜上帝教采取了一次暗中的合法偷袭。
【走向政治建设】
到目前为止，拜上帝教仍然是一个偏向宗教性质、教人向善的团体，哪怕洪秀全已经有了诛杀清妖、驱逐地主、人人平等的革命思想，但还未落实倒地。
但是阶级斗争越发严峻，已经容不得落后半分，拜上帝教马上就会因为激烈的斗争，被惊醒的走向完全放弃幻想，一条真正的政治斗争、武装革命的道路。
事情的转折来自王大作、王作新等地主乡绅的偷袭，他们没能抓到洪秀全，却抓到了冯云山，之后冯云山被信徒们暴力的抢回，冲突导致事态升级，冯云山又被抓进监狱。
监狱的生活无比辛苦，救了冯云山的卢六很快死在狱中，冯云山也得了大病，尽管如此，冯云山同乡绅的控诉，展开了激烈的辩驳。此时洪秀全为了营救冯云山，前往广州寻找西方人的帮助。
紫荆山内此刻群龙无首，失去了冯云山和洪秀全两位领袖，地主团练又乘机进攻，教会内部又出现了叛徒分子，公开反对上帝，拜上帝教处于危机之中。
在这种危机中，拜上帝教并没有选择去依靠政治影响力，例如去组织几千人信徒，包围衙门或者监狱，进行游行示威，通过媒体报导，强迫当地政府去释放被关押的领导人。拜上帝教在斗争中显示出了人民群众高超的斗争艺术，他们一方面稳定住了内部的动摇，一方面筹募钱款，筹到了数百串钱，通过暗中打点，贿赂县政府；而县政府本身，在官僚系统中处于唯唯诺诺，不敢犯事的地步，又让它没有像地主们那样恨的咬牙切齿，再加上冯云山本人的积极抗争，最终使得长达半年的政治官司，以冯云山无罪释放、判归原乡的中立结果结束。
而更具有传奇色彩的是，两位押送冯云山回老家的解差，半路在冯云山诚意的宣传感召下，立刻叛变，将冯云山秘密送回紫荆山，加入了拜上帝教。
至此，拜上帝教和地方政府的第一次交锋结束，这次交锋后，双方都对对方有了更深的了解。地主乡绅们看到了拜上帝教的组织力量，而拜上帝教也看到了地主乡绅们仇恨的表情，双方的形式越发紧张，双方马上就要从笔墨官司，走向了真刀实枪的较量，形势要求拜上帝教不得不马上更加严密的组织起来。
【拜上帝教的群众基础】
一个组织之所以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组织，它的群众基础，决定了它的阶级立场。当我们分析拜上帝教的群众基础时，我们就会得出这个一个结论，拜上帝教成员中占比最大的，就是贫下中农这个群体，拜上帝教是一个由农民组织的革命队伍，也是旧式农民起义的最高峰。
大量破产的农民阶级涌入了拜上帝教，这个占比最大的群体中，大部分都是已经破产、失去土地，只能为地主帮耕的雇佣，他们是彻底的无产者，还有一部分土地很少，耕作连养活家人都很难的中下农，他们平时就做耕田，但不足以养活家人，只能农闲时再去做其他体力工作，例如砍柴烧炭，种蓝制造蓝靛。这是拜上帝教的占比最大的成员，就像李秀成说：拜上帝会的建立，“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
拜上帝会提出的革命思想，主要反映的也就是贫下中农的要求和愿望。因此，拜上帝教作为一个贫下中农的政党，它在清末的斗争事业具有无与伦比的进步性，这也是它能成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浮雕之一的原因。
除了贫下中农以外，拜上帝教组成另一大占比是矿场工人，他们有些是全职的工人，因为已经失去了自耕田，无处可去；有些是过于贫穷，农闲时候才来挖矿的，有半工半农性质。但无论哪一种，清末的矿场是用手工开矿，劳动强度大，遇险概率也很高，虽然收入比耕农多出来一倍，但毕竟是悬着脑袋的工作，因为矿难而家破人亡者很多。
矿工的核心成员多半是无依无靠的外来者，没有亲人，作为破产失业的农民，从外地深入矿山，受雇于矿主，在封建的经营管理下从事强度大，时间长，待遇低。经常是“白天挖矿，晚上也点油灯挖矿，日夜不得休息”。生活条件和劳动手段都很差，事故时有发生。这类矿工，艰苦的生产和动荡不安的生活，使他们养成“桀骜不驯”的性格，带有盲目的破坏性。但又有同舟共济，反抗压追与剥削的强烈愿望。
他们中的许多人参加拜上帝会以后，在严格的纪律约束下，接受革命政党的改造，变得斗争勇猛而坚决，并以自己的特长，在“穴地攻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太平军组建“土营”的基本力量之一。
除此以外，还有大量的手工业者也加入了拜上帝教，和一部分的商贩。较为重要的是有大量知识分子的加入，他们在这支农民队伍中占比重要，成为了后期拜上帝教的中坚力量。
拜上帝教还存在着一小部分的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参与，最有名的就是北王韦昌辉，这些人有的是受到当权者的排挤，有的是不满清王朝的腐朽，也有出于民族大义，受到拜上帝教教义的感召。这反映了当时清王朝内部的四分五裂，资产阶级们尚且无法统一起来，地方政府和地主乡绅们各怀鬼胎，地主之间又互相倾轧，官场内大狗咬小狗，人人自保，眼睁睁看着拜上帝教在基层逐步夺取权力的壮大起来，最终只能靠着地主们自保用的民兵团练救火了。
从这些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拜上帝会的基本群众是贫农、中下农，其次是矿场工人，此外，还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以及少数非劳动者出身的人，也投进了拜上帝会的组织。他们大多数都来自农村，与农民有广泛的联系。因为农民在拜上帝会中占绝大多数，他们的爱憎与要求，左右了拜上帝会斗争的方向，决定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性质。而在民族上，拜上帝会众来自汉族、壮族和瑶族人民。
拜上帝教与农村具有长期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贯穿了它整个革命战争时期，例如太平军包围上海的时候，上海就变成了一座孤城，上海附近的所有农村都被解放。而清军认识到太平军在农村得到的支援后，也往往展开了对农村疯狂的屠杀和掠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