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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马克思说：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的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也就是说是对现实世界的实证知识，这种认识在阶级社会当然也会存在阶级性，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认识就是把从认识现实中得到的经验理论当做是现实世界存在的基础。
2：1+1没有阶级性，但要研究1+1所需要使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存在阶级性的，任何一种研究首先都是由人来进行的，也就跳不出一个人所具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挑不出这种阶级性。现在资产阶级的研究方式依靠少数人的智慧做死研究，研究不为实践只为得出一个个所谓研究成果，这样的研究必然会被工农群众所唾弃和淘汰。
毛主席说：“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矛盾论》）物理学理论的发展也是这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这在物理领域就主要地表现为形而上学。特别是19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争霸（特别是帝国主义战争）对于科技发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腐朽性又加深着物理学中形而上学世界观的统治，于是形而上学的物理理论就发展到顶峰，并至今在物理学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因为形而上学本身也限制着物理学的发展，物理学家们也意识到这点，所以近来也有一些新思想想要突破形而上学的局限性，例如所谓“凝聚态物理的独立宣言“：More is different。但是，物理学家们的要害在于在反动的科研制度下从事着脱离生产的研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用唯物辩证法系统地批判旧的物理学理论，所以这些新思想始终无法完全冲破旧范式的桎梏。而一旦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系统分析问题，就一定不再局限于批判物理学本身，而是转而去批判支撑形而上学宇宙观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了，去剖析形而上学的科学理论是如何从腐朽的科研过程中发生出来的，又如何影响到理工科学生们的意识形态。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就物理学的哲学史、资产阶级学术的反动影响以及社会主义的科学革命这些问题写成意见稿，供同志们参考。
物理学至今的发展从哲学上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早期是经验论的，在形而上学的鼎盛时期是唯理论的，在形而上学的末期开始出现唯物辩证法的萌芽。 这些哲学观的变动是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密切联系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因为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能动地设计物理实验的能力很弱，于是人们只能观察自然界既有的物理现象，人们形成的物理认识只能停留在表面，无法将诸多物理事实联系起来。再加上资产阶级以前的统治阶级没有迫切的发展生产力的需求，所以物理学发展十分缓慢。在这个阶段，人们的物理认识就主要是经验论的。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资本主义逐利性使得生产力快速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压迫在科学上方的神学，社会化大生产使人们把事物的诸多方面联系起来考察，这些因素促使了物理学摆脱经验主义，开始探寻事物的本质。正如毛主席所说：“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实践论》）资本主义曾经赋予了物理学以飞跃，但同时又给物理学施加以形而上观念的桎梏。一方面，剥削阶级总是渴望“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唯心主义观念影响着每一个科研工作者；另一方面，随着金融资本主义腐朽性的加深，科研工作越发与生产相分离，物理理论也就成为悬空的、僵死的概念演绎了。这些原因促使物理学陷入了理性主义的泥潭，在帝国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但是，理论与实验的不符不断刺激着物理学家们的神经，在信息时代以来尤其是这样，现实的复杂性与公理本体论的单一性之间的割裂逼得物理学家们去怀疑形式逻辑本身，物理学开始分裂出一些反对派，产生一些朴素辩证法。正如毛主席所说：“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矛盾论》）
在物理学的经验论阶段，人们对于物理现象的理解只停留在表面，只总结出经验公式和唯象理论，只知道物理现象是怎样的，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例如，人们做实验测得一组数据，观察它是正比例关系或者反比例关系，就归纳出正比例的公式或者反比例的公式，至于为什么是这样，人们并不清楚。力学里的胡克定律：弹簧的伸长量和拉力成正比；电路里的欧姆定律：电流和电压成正比——这些规律都属于这一类，它们都是通过测量拟合出来的公式[1]。在电磁学中，在19世纪，人们通过测量总结出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安培环路定理等等，在麦克斯韦归纳出麦克斯韦方程组以前，这些实验结论没有形成统一，此时的电磁学理论就处于经验论的阶段。在相对论领域，在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以前，在19世纪末通过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发现光速不变的现象以后，洛伦兹首先用洛伦兹变换来描述新的时空变换。洛伦兹只对新的时空变换进行了描述，而没有对时空的本质进行重新解释，这就是相对论理论的经验论阶段。在量子力学领域，20世纪初普朗克提出光子、玻尔提出玻尔原子模型、以及发现了电子双缝干涉实验等等一系列新的现象时，形成了零零散散的各种描述性理论，这些理论不成系统，表现了人们对量子现象的片面认识，这个阶段的量子力学理论叫做老量子论，这就是量子力学的经验论阶段。
在物理学的唯理论阶段，人们不再满足于只知道现象，还想知道本质，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实验现象。人们提出用一些公理来描述物理系统，人们相信世界的本质是这些公理，任何实验现象都能从这些公理出发严格推导出来。 人们可以用演绎推理的方法来检验公理的正确性，比如，从公理出发预测一种未知的物理现象，再去做实验检验是否真的是这样。人们提出的公理是可能出错的，但是人们相信，出错只是人们的认识不够，客观上存在着一套真正正确的公理体系，这套公理是永恒不变的，世界上一切物理现象都是能由这套公理推导出来的。这就和柏拉图的理念论一样，柏拉图认为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静止的理念世界，世界的本质是理念，而我们的真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一个投影，这种思想是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不过从经验主义到理性主义，也是科学发展的一大飞跃，因为人们第一次开始探索世界的本质了。在数学中，欧几里得几何设立的五大公理，集合论设立的ZFC公理体系，这都是形而上学的。在物理学中，麦克斯韦把法拉第、安培等人的电磁学发现归纳为麦克斯韦方程组，所有的电磁学现象都被这个方程组所解释，这就是电磁学的唯理论阶段；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从光速不变原理和相对性原理这两条公理出发，推导出整套狭义相对论理论，解释了洛伦兹归纳的洛伦兹变换公式的本质，光速不变原理和相对性原理就是狭义相对论中的公理，这就是相对论的唯理论阶段；在量子力学领域，狄拉克在普朗克、玻尔、泡利等人发展的老量子论的基础上，提出量子力学的四大公理三大数学操作方案，对当时各种诡谲的量子力学实验给出了统一的解释，实现了量子力学的范式转变，这套量子力学的公理体系称作狄拉克-冯·诺依曼公理体系，这就是量子力学的唯理论阶段。再到后来，量子场论、规范场论等学科的诞生也都是基于这样的唯理论的思路的，这种思想至今仍然统治着整个现代数理学界。在这样的形而上学宇宙观发展鼎盛的时期，人们提出了大一统思想，认为存在一种大一统理论，把所有的理论都概括到所谓的“最简洁的”几个公式中来，所有的物理现象都能由这几个公式推导出来，这几个公式就是世界的本源，是科学的最终答案。
唯理论的物理理论在诞生以后，很快就表现出局限性。形而上学者不承认现实的矛盾，把所谓的“逻辑自洽”奉为神谕，但是，物质世界根本不是所谓“逻辑自洽”的，物质的规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当中，并且矛盾就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所以，如果只依靠几条公理来解释一切，就会非常地笨拙。每当发现实验和理论不一致的时候，唯理论者就去对公理体系进行修修补补，以求所谓的“逻辑自洽”，理论体系就被搞得越来越繁琐，繁琐哲学就这样诞生了。所以，繁琐哲学和形而上学是密不可分的。 因为繁琐哲学的产生，物理研究也就被一些专业人士所垄断了。并且，人们也逐渐发现，要用一套所谓“逻辑自洽”的公理体系来解释一切是不实际的。例如，水和冰，它们都由水分子组成，但是却截然不同，按照唯理论者的思路，只要应用量子力学的方程，对水和冰中的每一个水分子进行计算，就能推导出水和冰的宏观性质差异，这就是玻尔兹曼学派的主张，这种观点被称为还原论。但是，因为实际计算量太过庞大，还原论者的思路是完全无法实现的。所以，他们连热力学中最常见的一些现象都解释不了，因为所有热力学系统都是涉及这样上亿个分子的。可见，“理论上可行”只是形而上学者的超等废话。 为了勉强掩饰热力学给他们带来的不堪，形而上学者开始笨拙地为热力学引入新的公理，把热力学也给公理化，这就是吉布斯系综理论。然而，吉布斯系综理论能解释的现象也是十分有限的，物理学面临了“复杂性的灾难”。另一方面，把“理论上”能推导出来的定理给公理化是十分滑稽的，这就像数学题的题目多给了条件，那么一定会有条件是多余的，会出现矛盾，但是至于哪个条件是多余的，因为逻辑细节太过复杂，人们难以判断。这就是康德所说的二律背反，一个命题和它的反命题在逻辑上都成立，但是人们无法判断哪条是对的。康德的二律背反指出了形而上学的局限性，而物理学的发展还原了哲学发展的这一历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带有朴素辩证法的新思想就在物理学中崭露头角了，其中影响最广泛的是1972年安德森提出的 “More is different”，这引起了物理学的范式转变。More is different，翻译过来就是量变引起质变。这句话在物理中是指，不同层面有不同层面的规律，不能把一切物理现象还原到所谓的“最基本”的层面来解释。分子有分子层面的规律，当大量分子组成固体、液体、气体等等物态时，它就会出现新的物理现象和物理规律；这些物质组成生物体后，又有新的现象和新的规律；生物组成种群和社会，又有新的现象和规律。这些不同层面的规律之间既有同一性，又存在矛盾，这就是说它们之间确实相互联系[2]，但是又不是单纯的、机械的逻辑推演的关系。 这种观点就称为层展论，层展论与还原论是两种相互对立的宇宙观。层展论把物理学的前沿研究从“基本粒子”这类“最基础”的领域解放出来，使人们关注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宏观材料、生命物质、种群和社会等等），因而也就促使了新物理分支的产生，例如凝聚态物理[3]、软物质与生命物理[4]、现代统计物理理论[5]，乃至于对复杂系统[6]和人工智能产生启发，这些方向正在逐渐取代还原论研究并成为物理学的主流方向。
实际上，不只是“more”会造成不同，高速和低速也是不同，这就有了狭义相对论和经典力学的区别，微观和宏观也是不同，这就有了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的区别，列宁说：“有差异就有矛盾。”物理规律的矛盾性存在于一切物质对象之间。只不过对于狭义相对论-经典力学、量子力学-经典力学而言，其矛盾被物理学家们通过使用形式逻辑的花招回避掉了，“逻辑自洽”的神话幸存了下来，质变被机械地、强行地解释为了量变。但是如果要使用形式逻辑的花招来回避所有矛盾，则是不可能的。要谋求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只能直面现实的“瑕疵”，必须承认物理规律的打破，也就是要承认物质的质变。 关于质变的理论宣告了大一统理论的破产：世界上的规律是无限的，不能把一切规律机械地解释为所谓的“最基本”的几条规律的产物。这种规律的无限性实际上来自于物质的无限性。 形而上学者只把量变当成量变，而不认为要引起质变，不承认有限的物体能够产生出无限的物质，自然也就无法理解物质的无限性。水和冰都由水分子组成，但是它们就是不同的物质，因而服从不同的规律，这是一切有生活经验的人都能感觉到的。形而上学者不能从这种实践的方面去定义物质，反而从公式的方面——也就是理念的方面去定义物质，自然就陷入了唯心主义。
当然，物理学产生辩证法萌芽，并不是因为物理学家们具有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仅仅是因为形而上学走到头了。因此，这种唯物辩证法的世界也就只能停留在萌芽阶段，而不能更进一步，因为资产阶级不能同旧的科学观念做最彻底的决裂。 例如，凝聚态物理虽然讲层展论，但是其研究仍然建立在形而上学的量子力学公理体系上。如果今天有人去投一篇完全基于辩证逻辑的物理研究论文，立马就会被拒稿。在资产阶级统治科学领域时（特别是在垄断时期），任何动摇人们根本科学观的观点都是不被接受的。阶级的反动性总是导致实践上的保守性。 即使像层展论这样的萌芽阶段的朴素辩证法，在如今物理界也受到很多反对。很多人仍然恪守还原论，他们坚信各个理论之所以没有统一起来，只是因为目前人类的认识不够。这些人不承认世界本身就有矛盾，哲学观就还停留在康德的阶段。还有更多的人，只把“More is different”理解为现象上的“different”，而不理解为本体论层面的“different”，认识论上仍然是原地踏步。因为造成这些阻力的根源是整个剥削制度，物理学的新生思想也就无法把旧思想彻底冲刷下去。
因为形而上学的科学观仍然在物理界占统治地位，所以自然要影响到物理系学生和科研人员的意识形态。 很多理科生认为物理规律（或者数学）才是世界上最本质的规律，因而看不起社会学科，认为数学和物理应该是所有学科的老大。一些理科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越学越脱离社会，并且还把这当成一种“科学精神”。在科幻作品中，常出现一类“科学怪人”的形象，他们痴迷于科学理论，却对社会事物一概不了解。“科学怪人”只是人们的一种夸张想象，它本身是虚构的，但反映的问题却是真实的，形而上学的科学理论造就病态的人。数学和物理真的比社会学科更“本质”吗？ 我们回过头来看已经很清楚了。物理学研究的原子世界，和社会学研究的人类世界，本来就是不同的物质，本来就服从不同的规律，不能把人类世界认为是原子的机械加和，物理学规律和社会学规律不存在哪种比另一种更本质；从实践的方面来看，甚至可以说人类社会反而是比原子更“物质”的，因为人类社会我们每天都看得见摸得着，它以更直接的方式为人们所改造，并且又改造着人们，而原子只有通过特殊的物理实验才能观察到，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原子反而更多地只是一个概念。正如马克思所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当然，在社会学科中也存在形而上学和唯物辩证法两种见解，一些学派为资本主义的某些现象找出所谓的“心理学依据”[7]、“生物学依据”[8]、乃至于“天文学依据”[9]，意图掩盖阶级矛盾，并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是永恒的，他们就和物理学家们犯了雷同的哲学错误了。
知乎上有个问题讨论度较高，问“政治家和科学家哪个更伟大？”，评论区完全被形而上学的理科生们占领，他们认为政治在科学规律面前就是“虚无缥缈”的，从而大肆批评政治运动，认为政治运动是“瞎折腾”。这些人看似对任何政治家都不感冒，实际上总是为邓小平这种实用主义的政治家辩护，而否认毛主席等人的政治挂帅。可见，形而上学的科学理论完全会影响到人的政治观点，从而导致政治上的反动。 而资产阶级科学家们之所以具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发明出形而上学的科学理论，正是因为有反动的阶级立场。赵国的教授们待遇好，工资高，平时靠剥削科研学生获得大多数科研成果，工作时间比较灵活，同时还能接触到社会上的资源，很多教授还在工程项目中占有股份，他们的阶级从小资产阶级到大资产阶级不等。社会中层的教授们在政治上伪装得很“纯洁”、“靠边站”，但是他们所发明出来的科学理论，客观上起到鼓吹唯技术论的作用，实际上就在帮助反动派了；而社会上层的教授则作为中修所谓“统战对象”直接在政府中占据一官半职，作为资产阶级制定压迫无产阶级的政策，常年来发表各种脱离群众奇葩言论而引起公愤的都是这一类，“初老群体再就业”“丁克家庭惩罚机制”等等发明都是他们的“重大学术成果”。
只有无产阶级占领了整个科学领域，改革了科研制度，才能推行科学观的革命。 在这种科学观的革命中，不再是停留于“More is different”那样的朴素辩证法，而是要用唯物辩证法系统地改变数理体系的基本逻辑。我们知道，形式逻辑基于逻辑三大律：同一律：A=A；矛盾律：A≠非A；排中律：A和非A只有一个为真。辩证逻辑恰恰是扬弃逻辑三大律的。 辩证逻辑认为A能够导致非A——大的能变成小的，弱的能变成强的，一切事物都在不停地走向反面。形式逻辑认为只有A和A之间才有同一性，A和非A之间只有斗争性，不能同时有A和非A，因而就永远只能看到矛盾两方面中的一方面，永远看不到矛盾运动；而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本身就同时包含A和非A，A和非A之间也有同一性，它们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转化。因此，辩证逻辑包含了比形式逻辑更开放的内容。 目前的数理体系的根基完全是基于形式逻辑的，我们可以预见，辩证逻辑将能给数理体系带来颠覆性的变革，旧的科学理论的一切成果将能被包含在A和A的同一性的方面，而A和非A的同一性的方面以及矛盾运动的方面，将给科学理论带来更广泛的可能性。形而上学把物理规律的本质归结为一些静止的公理，而唯物辩证法则同时考虑这些公理和这些公理的反面，它们之间的矛盾才是事物的核心，一切事物都包含这样的矛盾，矛盾着的两方面相互斗争又相互转化，就造成了事物的发展。形而上学把事物的发展按照一套所谓“自洽”的理论来解释，机械地解释为量变，而唯物辩证法从本体论的方面去考察事物的发展，把事物的发展理解为事物的某些方面走向自己的反面，因而把事物的发展看作物质和物质规律本身的变化。
我们以程序代码为例来说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区别或许会比较形象。我们知道，计算机程序常常出现“bug”（程序错误），此时就要改动代码以排除故障，这个过程称为“debug”（调试）。程序代码本身就是一段逻辑语句，按照形式逻辑看来，bug就是所谓“悖论”，按照辩证逻辑来看，bug就是矛盾，debug就是矛盾运动。形而上学把物质运动理解为一段没有bug的代码按部就班地运行，而唯物辩证法把物质运动理解为代码本身的变动。唯有后者才是真正本体论层面的运动，前者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真的发生改变。 形而上学认为物质规律可以归结为几行简洁的“代码”，而唯物辩证法则认为物质规律是无限的，其中无处不蕴含着“bug”，因而无处不在运动之中。所以，物质运动并不只是物体的移动，更是物理概念本身走向反面，是物理规律本身的打破；前者本身也是归结为后者的，例如从“太阳当空”发展到“太阳不当空”，正是“太阳当空”这个命题走向它的反面造成了太阳的移动。毛主席说：“世界上从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而相对论如果不被别的东西所替代，就又不运动了。
再以爱因斯坦为例来解剖麻雀，读者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形而上学。爱因斯坦作为科学批判中的红人（因为文革批相对论的缘故），他身上既体现了形而上学最革命的一面，又体现了形而上学最反革命的一面。爱因斯坦用新的形式逻辑体系代替旧的牛顿的形式逻辑体系，既用新的理念替代了旧的理念，又把新的理念钉在了僵死的方框里。 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爱因斯坦的文章颇多，1973年李柯《评爱因斯坦的时空观》一文最具有代表性[10]，其中对爱因斯坦的评价比较全面：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普遍地出现了唯心论危机。爱因斯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向着牛顿的力学体系发起了冲击，把牛顿力学推进到了相对论力学。他的相对论发展了自然科学的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的某些侧面。从这一点说，他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称得上一名革新的闯将。同时，他又是一个资产阶级科学家。他不能从哲学上正确地概括他的科学成就。 他从相对论出发所建立的理论体系，从世界观上来看，是反动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他属于列宁所指出的那种“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的行列。
……
爱因斯坦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时空观的根本问题。他勇敢地甩掉了那身紧身衣，抛弃了牛顿的绝对时空。他把罗仑兹变换现成地拿了过来。但是到了爱因斯坦手里，形式虽然一样，意义完全不同。他取消了以太，把这个变换看成是时空本身的变化。这个变化不再是什么假象了，而是时空内在量度的变化。这样，经验事实得到了更圆满的说明。 但是，爱因斯坦又不懂辩证法。下面让我们看一看他是怎样把认识中的某一些片段直线化，怎样沿着这些直线一步一步地、愈来愈深地陷入了唯心论的先验论。
……
从时空的相对性出发，有两条可能的发展道路：如果一方面批判牛顿的绝对时空，一方面也承认时空的绝对性，并把时空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统一起来，就可能走上唯物辩证法；如果简单地抛弃了绝对时空，“反对它的片面的“机械性＇，可是同时把小孩子和水一起从浴盆里泼出去了”，（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由此否认时空的绝对性，就可能从牛顿的绝对主义极端走上另一个相对主义极端。
……
爱因斯坦把“光速不变”这个有条件的经验事实，提高到“原理”的地位，就把它绝对化和神秘化了。最后他只好干脆承认：这只是“我按照我自己的自由意志所能作出的一种规定”（爱因斯坦《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
……
爱因斯坦把时空归结为“测量”问题，从量的方面把时空统一为“时空连续体”。在这个四维时空中，时间和空间的质的差别不见了。在四维时空中，时空量度单独来看都是相对的，但是时空连续体的量度却是绝对的。爱因斯坦自己也说，他这个四维时空“象牛顿的空间一样的刚硬和绝对”（爱因斯坦《物理学中的空间、以太和场的问题》）。
……
爱因斯坦的“四维空间”，本质上是同牛顿的绝对空间一样的。这样的“空间”只能是超越物质世界以上的先验王国，只能来自上帝预先的安排，只能走到柏拉图式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爱因斯坦兜了一个大圈子，殊途而同归，从认识论上说，最后还是不能不回到牛顿那里去。
爱因斯坦的形而上学宇宙观不仅体现在他的相对论上，在面对量子力学新生事物时，爱因斯坦恪守决定论（这也是形而上学的），不顾实验事实而坚称“上帝不会掷骰子”；同时，爱因斯坦还是大一统理论的忠实拥趸。总而言之，从爱因斯坦这里能窥见理性主义的一切荒谬之处。这种科学观上的窘境自然也反映到爱因斯坦的政治观上。 爱因斯坦一边自称“社会主义者”，一边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庸俗化为一种“计划经济制度”，去掉了阶级斗争这一核心内容，好像社会主义制度和相对论一样是蹲在大门里就能“推导”出来的，这种思想也正是大多数理工科“共趣”者的缩影。
在社会主义的科学革命中，要贯彻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观，使得学生能把物理研究放到整个社会中去看，明白科学理论的阶级性（科学规律本身没有阶级性，但是人们为描述科学规律而创造的各种理论则是有阶级性的），从而能够明白决定科学研究本质上是整个社会的性质，是阶级矛盾。只有这样的物理教育才能使学生们在学习中融入社会，而不是反过来越学越脱离社会（如今就是这样）。 因为形而上学的逻辑推演完全只是纸面的工作，于是科研工作才能蹲在大门里面就能搞出繁多的“科研成果”。而唯物辩证法的科研逻辑则完全不同，它的研究重点——矛盾——恰恰就是形式逻辑中逻辑被“打破”的那一部分，这些矛盾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到，而不可能在纸面上预知。所以，在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范式下，科研工作应当处处都充满了实验。从这一对比，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哲学书常说的那句话：“形式逻辑并不产生知识，它只是进行无意义的语义重复。”
科学观的革命是以科研制度的革命为基础的，而科研制度的革命是以整个社会的所有制和政权性质的变革为前提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科研制度变革，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阐述过，它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1）科研资源公有化，科研小组合作化；（2）科研小组扎根到生产一线，研究课题从生产中挖掘；（3）科研人员参加劳动，同时发动工农兵进行群众科研。 毛主席时代的 “四级农科网” 就是上述三点原理的集中体现，四级农科网扎根在农村里，在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和县这四级上分别设一些大小科研站，组成基层科研网络，每个科研站中工农兵群众占主导，专业科研人员也深入到田地里，和工农兵一起研究化肥、杂交、生物防治等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仅河南参加四级农科网的人数就达到一百一十多万。1973年1月到1974年9月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国科学出版社三十多种期刊，发表了工农兵写的论文一百四十多篇。在未来，科技的主要需求尽管并不在农村了，但是“四级农科网”的基本精神仍然是不变的。同时，在培养大学生时学习“七·二一”大学的经验，实行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工厂中设教室和实验室，学生们一边劳动，一边就能上课和做实验，在先进工人和基层科研人员的带领下，使学生接触前沿的科研项目。
随着科研制度的变革，科学从课本上解放出来，成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繁琐哲学和形而上学被扔进历史垃圾堆也就是必然要求了，正如毛主席所说：“课程讲得太多，是繁琐哲学。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繁琐哲学的废除将为科研带来新的繁荣。科研工作者在与生产相结合后就能意识到，世界上有待发现的物理规律多的是。形而上学者以为现在只有深入到比基本粒子更小的层面才有未解之谜，辩证唯物主义者则认为宏观世界、人类社会中还有无限多的规律有待发掘，后者比前者有意义得多。这些无限的物理规律只有通过广泛发动群众、不断地进行社会变革才能搞清楚。 广大的群众科研网络扎根在物质变革的第一线，使得物质世界好像人类肢体的一部分一样被掌握。这些群众科研组织同工人管理小组、文艺小组、批判组、民兵等组织同为革命群众组织的一部分，通过这些群众组织，脑体差别逐渐缩小，劳动者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充分发挥其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的意志。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些自为的群众组织构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其主观意志与客观规律趋于统一，自然的历史便宣告结束，自由的历史从此开始。
注释
[1] 在理性主义阶段，这些公式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例如胡克定律被抽象为最简单的理想振动模型，欧姆定律被作为电阻的定义，但是这些是后话了。
[2] 例如，热力学（统计物理）能从经典力学中找到解释，这正是玻尔兹曼学派所做的事情；最近一些研究表明，经典力学规律也能从统计物理中涌现出来：Miao B, Qian H, Wu Y S. arXiv preprint arXiv:2406.02405, 2024. ，这颠覆了还原论的本体论。
[3] 这是研究电子、声子、光子等微观粒子的集群性质的学科，这些集群性质是单个粒子所不具有的，这种现象在物理中叫做“涌现”（emergence），近来很火的超导体就属于凝聚态物理的研究内容。
[4] 软物质与生命物理方向在研究集群性质上比凝聚态物理更纯粹，它包括且不限于研究高分子、宏观颗粒、生命物质、种群乃至经济、政治的集群行为。一些物理学家认为“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就科学领域来说）”，从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确有道理。
[5] 现代统计物理理论提出了许多反还原论的观点，例如，把统计概率解释为物理本质。但是，现代统计物理理论是基于现代公理化概率论体系的，后者也是形而上学的。
[6] 例如神经网络、交通网络、城市网络、气象网络乃至经济学网络等等。
[7] 例如消费心理学。
[8] 例如《自私的基因》等资产阶级人性论观点。
[9]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杰芬斯把周期性经济危机归因于太阳黑子，他认为太阳黑子的周期性变化影响了农作物收成，从而造成社会动荡。
[10] 此文见于《自然辩证法》《复旦学报》等杂志。“李柯”是上海理工科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李柯”谐音“理科”，该写作组是在张春桥、姚文元等同志指示下写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