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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科学技术应社会生产的需要产生，又推进生产的发展及进一步的需要。而资产阶级却把生产置于科学之下做了一个上下层级的关系，这是资产阶级是形而上学的认识思维的结果。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是为了需要，科学也是为了需要，两者的同一性一同表达了出来，以至于人类的需要到了哪里，科学技术也到了那里。
2.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代已经降临，生产力若想再进步，首先要从生产关系下手，要从人的问题上下手而不是闭着眼睛做死研究。作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的人民群众被排除在科研之外，现在的科研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个人利益。
资本主义的科研制度是在资本主义逐利性和唯技术论的驱使下发展起来的，它以剥削科研工作者为基础，又为剥削劳动人民而服务；其研究出来的科研成果，一来脱离生产实际，二来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推手。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随着所有制和政权性质的改变，科研制度自然也要进行革命。在实行科研资源的公有化，以及科研与一线生产相结合以后，科研工作将逐渐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并为无产阶级服务。这其中，一方面要发动群众搞科研，另一方面科研人员要参与体力劳动，这将成为脑体分工消亡以及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重要条件。
资本主义科研制度的历史与现状
科研工作是伴随工业革命出现的，因为资本主义逐利性的驱使，资本家们需要应用成本更低、产量更高的生产技术，这导致了资本主义中科技的进步比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要快得多。正如恩格斯所说：“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自然辩证法》）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发展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所以自然也就意味着压迫劳动者，使劳动者陷入破产。首先，随着规模化技术的应用，大工业的生产优势较手工业者越来越明显，这就使大量小资产阶级破产，不得不放弃其手工业生产而去给大资本打工，而他们原本拥有的生产资料就流转并集中到大资本的手中。其次，在工业中，新技术的应用总是使得工厂能以更少的工人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样资本家们就能裁掉多余的工人，以降低人工成本；随着工人失业率的上升，社会消费水平就下降，而生产出来的商品却越来越多，于是就发生生产过剩危机，企业面临破产，于是不得不再裁掉更多的工人，结果失业率就更高了，消费水平就更低了，经济危机就更严重了。科技进步孕育了资本主义，但是“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共产党宣言》）
在赵国，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纲领也是推动资本主义科研制度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典型的见物不见人的形而上学理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使人归于物的统治之下。 马列毛主义者认为，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在生产力的诸要素中，首要的因素是人。科研工作是需要人去进行的，而先进的机器也是需要劳动者去使用的，一切科技离开了人变不能转化为生产力。要提高生产力，首先应该把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解放出来，这就是要让劳动者掌握政权。 马克思说：“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哲学的贫困》）列宁说：“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毛主席说：“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在邓小平反动纲领的指导下，赵国的科研工作成为了脱离生产的玄学，科研工作者成为了单独的阶层，这就使得一些学术界的资产阶级得以通过垄断科研资源来进行剥削。
资产阶级科学家们炮制出来的形而上学科学理论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实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专政的作用。 可能有同志有疑问，科学也分阶级吗？我们认为，虽然科学规律本身是客观的，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任何科学理论都不是科学规律本身，都是人为的对科学规律的描述，因而不能不反映科学家们的世界观，不能不带上阶级色彩。科研活动——作为人在阶级社会中的社会活动的一种——就摆脱不了阶级的烙印。科学家们脱离生产劳动，在意识形态上附庸于资产阶级，这种“精资”观念是世界观的一部分，自然也会反映到科学观上。资产阶级科学理论在哲学上主要是形而上学的，例如常常相信物理世界存在一些亘古不变的“公理”，现实世界不过是“公理世界”的一个反映，公理的静止是绝对的，物质的运动遵循这些静止的公理。当学生接受了这种观念，就认为物理中的那些“原子世界”是社会的本质，因而走上了见物不见人的歧路。这些物理理论虽然披着“唯物主义”的皮，但是却发挥着宗教图腾一般的作用。最终，学生也就产生脱离生产、脱离社会的科学观和世界观了。
随着唯学历论与生产过剩危机的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学生不得不涌入科研领域。 唯学历论是劳动力的物化和商品的拜物教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资本质上是劳动力的价格，其由凝结在上面的社会必要劳动所决定，而高学历者需要更多的社会劳动才能生产出来了，于是其工资较体力工人更高。高学历者与体力工人在相同的劳动强度和时间创造的价值本相等，但是资本主义把劳动者物化，人们又被商品拜物教所蒙蔽，于是人们就以劳动力的价值来衡量劳动者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贡献，唯学历论就诞生了。再加上生产过剩危机的日益加剧，就业越来越困难，赵国的教育官僚们不得不通过延迟学生毕业来掩盖矛盾，使学生们更晚地进入劳动力市场。于是学生们被关在学校里，被施加毫无意义的学业任务，科研任务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这种背景下，科研工作对于学生们的压迫越来越严重了。今年4月，北京邮电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两课题组的学生整理了导师压迫学生的材料并公开到网络上，材料中揭露了导师侮辱学生、截留工资、学术造假等情况，反映了赵国科研界的普遍情况。
科研业的阶级分析
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科研制度的变革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依靠社会主义国家机器来完成，如果仅仅依靠科研学生本身，则是无力的。 但是，分析清楚科研工作者中哪些是革命的朋友，哪些是革命的敌人，是有必要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研工作以课题组为单位，课题组又下设小组，一个小组通常只有二三人，这就是以手工业方式进行科研工作，是小生产。对于一些大课题组，通常学术垄断较为严重，从而形成学阀，不同学阀之间为抢夺资源时牺牲的往往是普通学生。课题组内大致的人员结构是：大导师—小导师/研究员—博士后/老博士—各年级的硕士和博士（有时也有本科生）。大小导师被学生们称作“大老板”和“小老板”，因为他们要管理学生，并给学生发放工资（名曰“补助金”“助研费”）。不同课题组中的剥削程度不同，通常来说，规模越大的课题组，且其研究方向越热门的，组内剥削越严重，限制学生的规章制度越多。而热门的研究方向，就是与工程应用结合最紧密的方向。
大导师属于资产阶级，通常既不参与教务劳动也不参加科研劳动，只对课题组内工作进行泛泛地指导，但是组内的科研成果都要挂他的名字，所以他主要依靠剥削小导师和学生来获得学术成果。大导师的科研资本主要来源于国家科研基金，而些资金这是中修政府从劳动人民身上攫取来的。除此以外，大导师常常参加到社会上工程项目中，占有股份，从而剥削社会上的劳动者。很多导师往往还在政府中有身居高位，作为“高级知识分子”而成为中修所谓的“统战对象”，这一类大导师在阶级上最为反动，常年来发表各种脱离群众奇葩言论而引起公愤的都是这一类，“初老群体再就业”“丁克家庭惩罚机制”等等发明都是他们的“重大学术成果”。
小导师、博士后和研究员，多为小资产阶级中上层，他们面临“非升即走”（即一定期限内如不能晋升则被开除）等职场压力，所以也受到现有制度压迫，但是他们的待遇仍然较好，工资较高，工作时间比较灵活，有各种补贴，同时还能接触到社会上的资源。在科研工作中，通常是小导师直接对学生进行指导；他们直接进行的科研劳动也较少，但是学生的论文必须挂他们名字，有时还必须以他们为第一作者，所以在小导师和学生之间也存在剥削。这些小导师、博士后和研究员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主要是中派和右派。
科研学生中存在低年级学生和高年级学生之间的差别（即师兄弟关系），这种差别类似于熟练工和非熟练工的差别。 高年级学生会利用老资历使唤低年级学生，这种不平等属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范畴，这些学生同时都受到导师剥削，在这点上学生们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他们同属于无产阶级。 大多数科研学生在毕业以后成为脑力无产者，从事办公室工作；而少数学生能在课题组里坚持较长时间，成为所谓的“老博士”。这种“老博士”受导师剥削较少，因为其主要从事独立的科研工作，对于课题组内的资源使用有一定的自由；部分课题组会为这类“老博士”提供稳定的上升途径，例如安排他们出国留学，回国后由大导师发挥其人脉关系就能为“老博士”在大学中安排教职。所以，这类“老博士”属于小资产阶级。
大小导师基本上都是现有科研制度的得利者，他们是科研制度变革的反对者。科研学生中的大多数和“老博士”中的左派是拥护科研制度变革的，但是因为没有参与到社会化大生产的劳动中，脱离社会工人，所以常常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本身不理解、靠边站，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才会加入进来。 另外，科研学生们同其他一切学生一样，在革命运动来临时也会参加到学生运动中，而这种学生运动只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才有出路。正如毛主席所说：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青年运动的方向》）
社会主义的科研制度
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工宣队接管科研工作站并对科研制度进行改造，使得科研工作为一线生产服务、为革命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
科研制度的变革首先就是科研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变革。 打倒学阀，科研生产资料公有化，提供给一切科研工作者使用，实行“开门办科研”。因为资本主义中的科研工作主要是一种小生产，与手工业、小农类似，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应当对科研工作实行“合作化”，把科研小组联合到更大的科研网络中，最终把科研工作改造为社会化大生产。实现这种社会化大生产，不能孤立地依靠科研工作者本身，必须要发动群众搞科研，并使科研工作与一线生产相结合。
毛主席时代的四级农科网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化大生产的科研制度，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典型。这种四级农科网扎根在农村里，四级分别是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和县，在这四级上分别设一些大小科研站，组成基层科研网络。以河南为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百分之八十的县建立了农科所，有百分之七十的公社、百分之五十的大队、百分之四十的生产队建立了农业科学实验站和科学实验小组，参加四级农科网的人数达到一百一十多万。四级农科网中工农兵群众占主导，专业科研人员也深入到田地里，和工农兵一起研究化肥、杂交、生物防治等问题。 仅1973年1月到1974年9月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国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动物学报》、《物理》、《化学通报》，以及《科学实验》等三十多种期刊，就发表了工农兵写的文章一百四十多篇。
《自然辩证法》杂志1976年第3期文章《开门办科研 小所办大事——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调查》记录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科研工作的景象：
文化大革命以前，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流毒很深。科研人员蹲在大门里面，两眼盯着洋本本，搞严重脱离实际的“自由选题”，一心追求个人名利。研制经费花得象滴水，研制成果只有十八项，而真正能在工农业生产中起作用的几乎没有。（引者注：这和如今科研界不是如出一辙吗？）
文化大革命以来，平均一年的成果就相当于前六年的总和，其中重大成果一百多项，有四十项填补了国内空白，九项赶上或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成果拿到这么多，却分文未花国家的科研经费，为上百个单位免费提供试验样品，因为研制成果在所内小批量生产的收入，已自给有余。
变化为什么这样大？关键在路线。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所的广大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在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认真进行斗、批、改。他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实行开门办所，组成三结合的科研小分队，川流不息地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先后同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的五百多个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研究课题从工农业生产的第一线源源而来，研究工作与工农群众的革命实践息息相通。
科研人员在与工农兵相结合以后，不仅研究课题有着落了，而且工农兵们的科学素养提高了，科研工作者自身的阶级觉悟也提高了，这就为脑体分工的消失创造了条件。科研工作者参与到一线体力劳动中，也是社会主义再教育的重要环节，是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现。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毛主席批评北大教授“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这反映了脱离生产的科研工作者普遍的反革命精神状态。马克思说：“体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 ”（《致弗朗斯瓦·拉法格》）科研人员参加生产，这是保证科研为革命服务、永不变色的必须方式。
科学理论的变革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内容。 只有劳动的阶级才是直接接触科学规律的阶级，当无产阶级占领了科学高地，自然应当突破资产阶级科学理论的局限性，改造旧的理论，用辩证逻辑替代形式逻辑，化繁为简。
“社会主义下搞不出科研。”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的莫大污蔑。是社会主义下搞不出科研，还是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下搞不出科研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科学技术的重大成就》一书记载了1966年至1976年6月间共200余项科学技术突破，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响亮地打脸。社会主义中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是因为科研与一线生产相结合了，正如恩格斯所说：“以前人们夸说的只是生产应归功于科学的那些事；但科学应归功于生产的事却多得无限。”（《自然辩证法》）“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致瓦·博尔吉乌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革命与科技的发展将使得人的主观能动性彻底解放，实现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所有人都能充分发挥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