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学习并应用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我们对毛主席最好的纪念。特编发当代革命青年对于继续革命理论的思考，让我们不辜负毛主席对我们的殷切寄托，悉心钻研革命理论，勤于理论联系实际。
用实际的真诚的思考，来表达我们对导师的敬仰。
关于马列毛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若干思考
张正
一、毛泽东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观点的不同
斯大林在1936年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建成后，在最高苏维埃作关于苏联新宪法的报告时，公然向全世界宣告：苏联已经不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了。他的主要观点如下：由于在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被消灭了，因此苏联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而他们之间是不存在阶级矛盾的。也就是说，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不可能产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这个观点他一生是始终坚持的。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否认过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只不过他认为这些阶级斗争都是由于旧剥削阶级的残余或帝国主义派遣的间谍进行捣乱。所以他才主要依靠秘密专政机关进行阶级斗争，搞“大肃反”。
他的所谓“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阶级斗争将越来越尖锐”（实际上他的原话是“阶级斗争的残余就将采取越来越尖锐的形式”，前面那句话是赫鲁晓夫的歪曲。他也从来没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会越来越激烈、扩大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由于社会主义的胜利，旧剥削阶级残余和帝国主义就越加绝望，他们的破坏行动也就越发丧心病狂。
实际上斯大林的这些观点中已经孕育了后来“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萌芽。而且，从霍查到金正日，一直到现在的中共实际上都是承认斯大林的这一观点的（现在的党章中还说“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呢！）
而毛主席的观点是与斯大林完全不同的。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社会主义社会中完全可能产生一个新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打倒走资派，限制、改造、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领域继续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
二、毛泽东主义继续革命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发展
恩格斯说：“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但是国家的自行消亡能否理解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国家不需要斗争和改造，就能随着生产的发展自然而然的消亡？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成后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这样的倾向。这种倾向到了赫鲁晓夫和勃列尼涅夫时代就发展出“全民党”、“全民国家”、“全面建设共产主义”、“发达社会主义”等一套完整的修正主义理论体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蜕变为大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毛泽东吸取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正是解决无产阶级专政下国家如何“消亡”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马、恩、列都没有解决（因为他们都没有充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所以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范了严重错误（除了斯大林主观的原因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是历史上第一次，实践经验不足）。所以说毛泽东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发展。
具体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首先正确地捍卫了列宁的观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还广泛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还必须保卫资产阶级法权。但是，继续革命理论指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又必须逐步限制、改造、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逐步消亡。而这个过程决不会随着生产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发生，它必然要通过无产阶级自觉的斗争才能实现。也就是说需要无产阶级继续革命。
继续革命理论还正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限制、改造、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必然是一场阶级斗争。这一方面表现为无产阶级需要同国外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及其在国内的代理人进行斗争、需要同本国旧统治阶级的残余进行斗争；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或者说是最根本的，是无产阶级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的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也就是说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产生的新资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使得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法权的受益群体，从这个受益群体中必然会产生一个拥护和要求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集团，而这个社会集团必然会产生其政治上的代表。这就是新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产生的过程。而新资产阶级中最核心也是最危险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构内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者内即所谓“干部”群体中产生的新资产阶级。由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社会主义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必然还存在专职的管理者。由于这些管理者在事实上多少享有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利，也就是说享有最大的资产阶级法权，因此他们中间最容易产生新资产阶级（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其上层往往会成为整个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政治代表。由于这部分新资产阶级处于当权的地位，因此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危害最大。所以无产阶级争取“国家消亡”的斗争主要就是与“走资派”围绕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限制、缩小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进行的阶级斗争，而其中最关键的是篡夺和反篡夺国家政权的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形式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方式，即大字报、大辩论、游行、集会、罢工、成立革命群众组织，直到革命夺权（即把被走资派篡夺的那部分国家政权通过群众斗争自下而上地夺回来——这是继续革命的最高形式）。
我认为，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无产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后如何最终使国家“消亡”、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革命纲领。大家知道，文革是对这一革命纲领的第一次伟大实践。但是有同志可能会质疑：文革不是失败了吗？这是不是证明这一理论错误了呢？我的回答是：请看看巴黎公社吧！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实践，不是也失败了吗？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就是错误的。从正确的理论到成功的实践这是一个飞跃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不是通过一次实践完成的，而需要通过几次反复。文革的失败，只是证明革命派在具体的方针、政策上存在着错误，需要总结经验教训。但是文革的整个过程却证明了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而这也为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所证实。
当然，面对文革的失败我们必须总结教训、探索新路。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里谈我的两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1、新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建立一个继续革命的体制。文革是由领袖发动的，但这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条件。必须要建立一个保证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能够自下而上自觉进行继续革命的体制。应该说文革中并没有建立这样一个体制，从而使得毛主席一逝世，形势就发生了根本逆转。
2、新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解决好如何控制和改造常备军的问题。历史经验证明了，常备军是走资派最顽固的堡垒和复辟的主要力量。但是在帝国主义包围的情况下，在战争具有高技术特点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又不得不保留一定水平的常备军。那么就必须解决如何控制和改造常备军的问题。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思路是建立强大的全民武装作为对常备军的制约（而不仅仅作为补充）。
三、毛泽东主义继续革命论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区别
托洛茨基主义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庞杂的理论体系，要说清楚毛泽东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区别，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可以写出一本书来。这里只能先简略地谈谈继续革命论与托氏“不断革命”论的区别，清同志们批评指正。
我认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不符合实际的“革命空谈”，而毛主席继续革命论比“不断革命”论更加深刻和正确。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落后国家革命胜利后必须立刻把革命推向全世界，而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特别是发达国家革命的胜利，落后国家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工人官僚”篡权，成为堕落的“工人官僚”国家。
为什么说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空谈呢？首先，从个别的、少数的落后国家革命胜利到世界革命的全面胜利（以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胜利为标志），必然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很可能会经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不可能设想一个落后国家革命胜利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把革命推向全世界，实现世界革命。那么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中，受到资本主义包围的革命政权如何推进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何稳妥地而不是冒险地逐步推进世界革命呢？托派根本否认这些问题，而只会预先判处这个革命政权死刑：“必然会产生‘工人官僚篡权’”。这难道不是一种宿命论的空谈吗？
其次托派对“工人官僚”的分析也是站不住脚的。托派所说的“工人官僚”，是指寄生在工人国家机体上篡夺了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官僚阶层。托派认为斯大林掌权后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都是工人官僚篡权的国家，都需要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来打倒工人官僚。这表面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只是一种庸俗唯物论。首先在俄国、中国等其他落后国家建立的革命政权，必然会在一定时期内产生官僚（即专职的国家和公共机构的管理者）掌权的现象，这是由它们革命前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是它们不得不保留的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其次，官僚并不都是反动的，有资产阶级的官僚，也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官僚。官僚也可能推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权力掌握在党官僚手中的政权（即所谓的斯大林主义体制）也完全可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只要党推行的是革命路线，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而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党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党的干部们虽然从社会经济地位上来说是官僚，但他们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党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集团。但是另一方面，这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常态，而只是一种过渡的、临时的形态。党官僚（即使他们是革命者）垄断权力，必然会使他们内部产生走资派群体（即要求扩大、而不是逐步缩小作为官僚所享受的特权，把权力不是用于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个人私利服务的集团），最终使革命者集团蜕变为官僚特权集团、蜕变为新资产阶级（但这个过程决不会是自然而然的，而必然要经过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新资产阶级一旦掌权，就不可避免地带来资本主义复辟。斯大林正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把党官僚掌权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常态，才产生了种种悲剧。而毛主席认识到了这一点，才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也就是说，在落后国家革命政权中的官僚掌权不是被废除的，而是通过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逐步消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继续革命的确是对“斯大林主义”（这里代指官僚掌权体制）的一种不断改良——直到消灭。而托派要求一个早上消灭“工人官僚”，只能是空谈。
最后，对社会主义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托派也是完全不考虑的。托派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都被“工人官僚”篡了权。那么，如果全面实现了巴黎公社原则，实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又如何消亡呢?社会主义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呢？托派完全不考虑这个问题，认为这将是一个很快的、随着生产发展自然而然的过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与斯大林一致的。但是，即使是这样的社会主义，也必然还带有很多旧社会的痕迹，还保留着资产阶级的法权（如按劳分配）。而只要还有资产阶级法权，就仍旧存在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因此还需要继续革命。而托派对此是毫无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