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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革命发展到什么时候要开始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呢？不是任何时候，而是在马列毛主义者坚定不移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开始！今天的马列毛主义的革命者们必须认识到，正如我们一开始就要以建设与发展物质力量为目的，如果不从一开始就着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为消灭三大差别而努力，那就不能称认识到其危害性。因为不加以限制的资产阶级法权，在革命道路上，革命队伍必然会出现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葬送革命同危害革命本身。
2、革命者踏上了革命的道路之开始，就不光面对革命事业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从组织到个人都需要面对资产阶级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的激烈斗争。革命者必须从组织到个人坚决进行路线斗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破除等级制，发挥民主集中制，依靠民主集中制，如此才能在革命事业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都在正确路线上，不走向机会主义，不葬身伟大的共产主义道路。
后篇：继续革命的逻辑（2）：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重要启示？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进程的不断加深，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也在党内逐步反映出来。在当时，虽然资产阶级的物质基础已经基本消灭，却由于意识形态领域改造的相对滞后性，仍有一些干部、一些党内同志，他们的脑袋里是有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残余的。这当然不能说明这些干部在主观上有反革命的倾向。但是，如果不与这些旧思想、坏习气做坚决的斗争，就很容易流于自发性，从而被那些自觉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牵着鼻子走，成为这些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打压无产阶级群众的实质上的帮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时任上海市委专职常委的张春桥同志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于1958年9月写作《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这篇文章于1958年9月15日刊登在上海《解放》杂志第六期，后于10月13日在《人民日报》上以显要位置转载，毛主席亲自撰写编者按，肯定了张春桥同志此文提出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1958年8月19日，毛主席在会上说：“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比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残余。”那么概括地讲，什么叫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张春桥同志在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这个理解是完全正确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可是，如上下级之间的从属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的群众之间的差别等等，这样一些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本身集中反映到那些占据着重要领导岗位的同志的思想中，无疑就成了危害很大的东西。张春桥同志是这样讽刺那些争权夺利、搞等级制的坏习气的：“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派头来了。有些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在这种恶劣风气的影响下，有那么些不觉悟的同志，他们好的东西不学，反而是学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派。他们仗着自己好像懂得多些、业务能力强些、资历稍微老些，就不让群众指出错误了，就批评不得了。事实上，党内的干部同志、领导同志，他们与无产阶级群众的关系应当是完全平等的，上级与基层同志的关系应当是完全平等的。广大干部群众在民主集中制下愿意服从于集中领导，不是因为谁谁谁业务水平高或是更聪明，不是因为谁谁谁做出来的成绩好像更漂亮，而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正确意见，并且广大干部群众也要提升觉悟、学习这些正确意见。谁要是脱离这个原则，高高在上地搞起了官僚主义作风、当起了“赵太爷”，谁就要被立即赶下台来！这就是说，笔者认为真正的共产党员同志，是要把觉悟提得高高的、把姿态摆得低低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什么红军的战斗力这么强？是因为武器装备好吗？肯定不是吧。张春桥同志这样解释道：“人民军队内部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成了革命根据地内部相互关系的模范……人们不是靠手里有权、有枪，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风，而是靠为人民服务，靠说服，靠真理，处理相互关系。”多么好啊！正因为相比那官僚主义打压风气四处横生的国民党军队，红军内部能够同这种等级制的作风作出坚决的斗争，战士们才觉得自己不是被逼着打仗，而是自己能够当家做主的，既是为了自己、又为了集体而战斗的，这样子红军怎会战胜不了国民党军呢？让人颇感难过的是，解放后，“政治挂帅，平等待人，对待群众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这些，在有些人，已经完全忘记了，甚至当党中央发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以后，还遇到他们的节节抵抗。”这样一些人，在解放后的继续革命斗争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明明是因为自己领导得有问题，没有尽职尽责地帮助群众觉悟，却还要矛头朝下，把责任怪罪到群众身上去，自己犯的错误反倒被摘了个精光！这难道是合格的共产党员该有的样子吗？
马克思确实也说过，社会主义社会“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思想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资产阶级法权造成的这种不平等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掉的。可是，这些不平等的法权制度难道不能被破坏、被斗争掉吗？有些坏分子，有些自觉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还要利用民主集中制的一系列制度框架，去故意地推行、发展这种不平等。难道要放任他们这么做吗？党员同志们难道不应当以身作则、“不应当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进行斗争”吗？在这里，笔者就不得不提起雷锋同志来了。不同于中修宣扬的“烂好人”的雷锋形象，真正的雷锋同志是有着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的。在民主革命时期，雷锋同志代表着广大受到地主残酷剥削压迫的人民群众，坚决地拿起武器，同那与其有着血海深仇的反革命统治阶级作斗争。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雷锋同志则发挥出伟大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破私立公、勇于奉献、平等待人，用亲身行动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雷锋精神的出现，代表着资产阶级宣扬的那套等级制思想、那套个人主义的庸俗人性论的彻底破产！这是无比光辉、无比伟大的革命实践，是在当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也理应贯彻到底的。
张春桥同志在这篇文章中给出的，乃是理论思想层面上的正确指导。至于如何彻底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具体的方法论层面，张春桥同志是没有给出详细的阐述的，这不奇怪，人的认识总是要经过阶段性的发展的。不过，后来当这个正确的方法被长期的革命实践给探索出来了的时候，张春桥同志也毅然决然地站在了正确的革命路线这一边。不用说同志们也知道，那便是指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本文重点在于讨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这篇文章，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内容笔者就不再详细展开了。但是这也不妨碍借此机会谈一些策略方面的启示。马列毛主义者认为，伟大的《五一六通知》是二十世纪的《共产党宣言》，是发动广大群众由自发上升为自觉地进行防修反修的动员令，它象征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动，象征着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整风运动从原先各类偶然的、局部的层面上升到了必然的、广泛的层面。正如李进同志在《驯服工具论的“左”右两面、殊途同归——略论三次“左”倾路线与刘邓路线的一致性》这篇文章中对毛主席的策略做出的四点总结：“一、对修正主义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的政策就是剥笋，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二、自上而下只能处理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是手工业化的，不能解决问题。三、工业化地处理这些坏掉的，要靠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来实现。四、能够及时采取上述措施的中央，才是执行正确路线的中央。而在这样的中央领导下是可以战胜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所以很有希望，不要悲观。”笔者认为，这第二、三点就精准地指出了文革策略的全部核心实质。
必须强调的是，正如前文所述，受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自发性裹挟的同志，并不等于反革命分子。就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量的不觉悟的中派同志，难道要对他们都实施残酷打击的手段，推到革命的对立面去吗？自下而上的大揭露、大批判，并不等于盲目地打倒一切。有些人鼓吹这种策略，实际上是从“左”的一面破坏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大团结，是万万不可取的。对于有旧思想、坏习气，但本意是愿意革命、愿意接受改造的暂时的不觉悟同志，应采取揭露错误、批评教育的方法论，在没有暴露出原则性的路线立场问题的情况下，都应首先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广大干部群众都要注意：矛头朝上不朝下，抱着为团结而斗争的目的，指出错误、改正错误，这样才能对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的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药到而病除。在这个过程中，真正自觉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将无处躲藏，他们所做的那些错事将被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时候若是他们还想要扭转革命的大方向、搞“左”倾破坏团结的那一套，就将被无数自觉地团结起来的革命群众给打倒。毕竟在那逐步剥笋的过程中，总是要四处检查检查、四处碰碰看看，随后就知道了究竟哪里是坏了的部分是要剥掉的。
向毛主席、张春桥同志、雷锋同志等千千万万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