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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所谓集体荣誉感还有另外一种解释。现在泛左翼中流传着这样一种想法，似乎革命就是来挣一个脸面，写文章就是搞学术研究，只要自己看起来革命就可以了。实际上不能这样想。革命不是一个资产阶级任务，不能相互推卸责任。这些泛左翼对于革命就是一种打卡的状态，只要显得革命就革命。现在的革命却要求，革命家必须要钻研各种革命问题。对于yca的批判就诞生了融工路线，对yca的批判诞生了严格的党而不是松散的小组。一句话，你是为了革命，还是为了一己私利？如果真的是为了革命，从来都不会缺少积极性，从来都是冲锋在前，从来都是精神饱满。
2、在阶级斗争面前，资产阶级的卫道士团结在资产阶级组织一方，无产阶级由于自发性流于形式上的革命运动。在无产阶级自发性的影响下，无产阶级无法组织起来对性别矛盾挂帅进行有效批判，反而被各种各样的定性骗得晕头转向，自然无法在地上进行组织起来，没有正确思想立场就无法进行建立一个革命家组织，自然当前地上的无论是自发性反抗事件还是机会主义者的装模作样都无法推进革命。
2023年，武汉大学的研究生杨某在网上发表长文指控肖某对其性骚扰，校方给男方肖某违纪处分后草草了事，引发社会舆论，紧接着，杨某马不停蹄地在法院起诉肖某性骚扰，要求男方应上报书面道歉并且支付精神抚慰金。网友们因为没有弄清事情真正的原委，出于最朴素的正义感，对肖某实施了网络暴力，致使其出现精神疾病和自杀倾向。2025年7月，经过漫长地拉锯战，法院驳回女方指控，与此同时，杨某在武汉大学的毕业论文被指出漏洞百出，在学术不端、诬告他人的情况下，杨某依然被香港浸会大学录取，一时间舆论哗然。
资产阶级法律与无产阶级正义
为什么群众法律维权到最后只是死路一条？因为资产阶级的法律是资产阶级意志的体现，它根本就无法伸张无产阶级的正义。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资产阶级法律对资产阶级本身宽宏大量，它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看着资产阶级圈养的律师们利用各种法律漏洞帮着资本家规避各种法律问题，巧妙而又合理得进行偷税漏税；另一方面却又冷酷无情得以各种理由将无产阶级拒之门外，他们要求群众的指控申诉要有充足的人证物证，举证的过程中稍有遗漏便会成为对方翻盘的把柄，其次繁琐漫长的司法流程也使得无产阶级难以支付其中的高昂开支——阶级压迫和群众无权在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个别持有改良主义观点的律师法官根本无法改变整个资产阶级司法体系的腐败和阶级压迫。
这次武汉大学诬告事件无非是给我们掀开了资产阶级司法体系遮羞布的一角，从2024年6月杨某诬告肖某起，到2025年7月法院驳回杨某止，长达一年多的官司，很难想象法院居然用了一年多才艰难的做出了驳回的指控。与此相对的，我们再看一看最近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的子女们的18亿遗产之争，今年七月私生子们状告法院，八月一号法院便有了结果，满打满算也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期间原告被告均未出席，其人证物证法律条文均有各自的律师团队下场包办，资本家们只需要坐在办公室里等待法院结果即可。为什么两个官司最终所需时间却大不相同呢？资产阶级的司法体系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当无产阶级需要打官司维权或者处理民事矛盾时，资产阶级的大法官们人模狗样的指责到这是对国家法律资源的浪费，司法程序不情不愿的运行着；而当资产阶级出现财产等私有制的纠纷时，整个司法体系便为之开足马力，各家媒体也纷纷报道赚取流量，人们在网上对巨额遗产的归属讨论的热火朝天，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目光都聚焦于这场资产阶级之间的官司了。
资产阶级法律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司法体系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都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享有一切社会权力的同时，便是无产阶级群众的无权，群众办事难，无产阶级正义难以得到伸张。资产阶级如此嚣张跋扈的原因无非是无产阶级没有被革命得组织起来。无产阶级组织不起来，没有自己的力量，遇到问题只能有病乱投医，求法律、求舆情、求青天大老爷，最后逼得没办法了只能红着眼去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这是群众自发性的结果，但是这种自发的行为并不会改变群众无权的事实。但机会主义者对此的态度是群众做什么他们就支持什么，躲在群众后面将群众所作的一切都包装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对所有指出群众自发运动局限性的马列毛主义者都扣上不革命的帽子，这是它们一贯的风格——机会主义者只需要躲在群众后面鼓吹革命就足够了，至于革命本身那是群众自己的问题。但是革命不可能是群众自己的问题，至少在革命的第一阶段，马列毛主义的政治意识必须由革命家组织从外面灌输给无产阶级群众，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无产阶级不可能自发的成为马列毛主义者，也不可能自发的掀起无产阶级革命。
没有男权，没有女权，只有群众无权！
可恶的女拳！一些网民生气的叫骂到，他们认为武汉大学是在包庇女性，认为这件事体现出了男性在当今社会被压迫的地位。这种以偏概全看法反动又肤浅，完全是陷入了性别叙事的陷阱，导致舆论方向变成了对女性的抨击。与此同时，一些女权主义者也借着舆论在网上公开叫战进而大赚政治影响力。性别矛盾已经逐渐掩盖了其中的阶级矛盾，这几乎是所有自发舆情最终的归宿——真正的矛盾被完全掩盖，取而代之的是不能伤及资产阶级分毫的群众内部的口水战。
但是刻意猜测案件的细节反而会导致我们的批判陷入了死胡同，因为如今一切话语权都被资产阶级舆论机器所控制着，资产阶级说是什么就是什么，黄杨钿甜事件已经说明了这些，资产阶级说没有贪污救灾款就是没有贪污——你要是不服就拿出充分的人证物证啊。资产阶级的法律之所以搞材料挂帅是因为现在所有材料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我们在前文已经指出了其中群众无权的体现。资产阶级不会伸张无产阶级正义，机会主义者也不会伸张无产阶级正义，无产阶级只有靠马列毛主义才能伸张正义。现在网上的网民们对武汉大学群起而攻之，看似武汉大学宣布对这肖某的处分和杨某的硕士论文进行复核，无非是为了控制舆情而搞出来的一场政治作秀（网上群众们骂得好，说武汉大学“孩子死了有奶了”），敌人只是做出了不痛不痒的妥协，敌人并没有消灭。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彻底解决群众的无权的事实。要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必先承认现在的革命形势是敌强我弱，敌衰我兴。因为资产阶级工业化专政，所以敌强我弱，因为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不得民心，所以敌衰我兴。如何扭转敌我力量对比？关键在于如何将群众革命的组织起来。
马列毛主义不会在无产阶级脑中凭空产生，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必须需要革命家从外面灌输给群众，这和机会主义者认为工厂越黑、剥削的越露骨的理论是根本对立的，因为这种言论完全是顺从群众的自发性，陷入了形而上的外因论中。只有革命家组织才能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起来——这是上世纪俄国革命带给现如今马列毛主义者最宝贵的经验，并且现在看来，中修的统治要比沙俄反动一万倍，工业化程度要比沙俄先进一万倍，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更需要革命家组织了。革命家组织和团结在其周围接受其领导的先进工人构成了地下红色政权。在红区中，要无产阶级法律不要资产阶级法律，要政治挂帅不要材料挂帅，只要大量群众揭露属实，完全不必要死脑筋的要人证物证，直接就可以对阶级敌人行使专政权；而在敌占区出现了群众恨之入骨的阶级敌人，亦可以运用翻遍战术制造敌人的真空地带，通过由先进工人组成的地下红军对其进行地下审判。这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伸张无产阶级正义。
附：关于集体荣誉感
值得一提得是，杨某一开始向校方指控时并没有得到校方的关注，反而是等到其在网上发表长文，引起广泛讨论后，武汉大学才草率地宣布给肖某违纪处分。武汉大学对男方的处分不是因为性骚扰证据确凿，而是舆论的压力导致校领导担心学校招生、以及自己的官帽受到影响，这是以维护学校校誉为借口的：为了维护校誉，所以草率处分，为了维护校誉，所以让警察去上门威胁群众删除抨击武大的视频。这让笔者想起了在不久前大连工业大学对该校女生开除处理的处分，理由是和外国人有不正当关系有损国格。
校誉国格，再抽象一点说集体荣誉感，这是资产阶级常用的把戏。小初高的时候，学校就以集体荣誉感来训练学生们的服从性，为了维持班级纪律，老师们经常采取“一人犯错全体受罚”这种国民党连坐式的反动惩罚方法。有没有集体荣誉感这种东西呢？有的，但是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集体荣誉感，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集体荣誉感。就拿武汉大学这件事说吧，为什么一些武汉大学的学生选择了站在校领导这边，高高在上地指责其他学子抨击自己的学校是没有集体荣誉感？这是因为它们怕自己学校的名声搞臭了，自己的学历就不好使了，因此它们和校领导们一样卖力地维护着武汉大学可笑的校誉——资产阶级的集体荣誉感并不出于任何高尚的目的，它的存在单纯是为了维护私有制，一切向钱看，资产阶级为了私有制可以维护所谓的集体荣誉感，也可以为了私有制出卖所谓的集体荣誉感。再往大处说，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亦然是一路货色，帝国主义国家所宣传的爱国主义完全是为了鼓吹阶级调和、掩盖阶级矛盾。
和资产阶级集体荣誉感不同，无产阶级的集体荣誉感是建立在公有制之上的，资产阶级之间对集体荣誉感的出卖在无产阶级这里完全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要想保证公有制就必须使得无产阶级意识到他们整体的阶级利益大于个人或者小团体的利益。就拿生产来说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的进度完全由工人自己决定，当积极先进的车间班组超额完成生产指标后，其他工人对其的嘉奖所带来的集体荣誉感是资本主义社会难以企及的，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不屑于物质上的奖励的，就算是在资本主义的老板扣扣嗖嗖挤出加班费来吸引员工为其卖命，也不及社会主义下的公民自觉对劳动模范发自内心的敬仰更能调动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因为在社会主义中工人是有主人翁意识的，社会主义在中的工人是当家作主的，这种自愿超额完成生产指标的义务劳动是共产主义劳动的雏形，无产阶级本身的阶级性质就决定了他们的集体荣誉感是要比资产阶级的集体荣誉感先进一万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