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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从文中的众多事例里，我们可以看出：革命如果走上了陈独秀、托洛茨基等机会主义者的错误路线，就会遭遇巨大的损失。只有走在毛主席那样的正确路线上，革命才能发展壮大。这教育我们绝不能为了党员间表面上的“一团和气”对路线批判放任自流，抛弃原则性的路线分歧，甚至跟机会主义者搞无原则”大联合“。必须要进行毫不留情的路线斗争，也必须要运用好民主集中制，通过民主和集中两方面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错误路线从革命运动中清理出去，这样才能保证无产阶级革命走在正确路线上。
2.中共在创始之初是个只有 50 多个党员的，没有力量的党。在经历了党内的路线斗争，找到了革命的主力军，找到了第一次统一战线正确的策略，于是有了六万党员。虽然大革命经历了惨痛的失败，却留下了相当的组织联系与干部基础。一个拥有六万党员的党在各地形成的组织联系，再加上南方农民运动的兴起，使得在农村的割据成为可能。可见，一个组织，面对每一个特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抓住了主要矛盾，解决了该矛盾的主要方面，就会有所发展，有所壮大。反之，就始终处于低水平重复中。
“四一二”前夜的毛泽东与党内路线斗争
1927年3月底，毛泽东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农民革命已是革命浪潮的中流砥柱，但，明明是湖南省党委安排的调查工作，结果却得不到机关报《向导》的刊载。时任宣传部长的彭述之拒绝刊载毛泽东的《报告》，而瞿秋白则牵头为《报告》刊发单行本，当序言完成，已是四月十一日……资产阶级不会给革命永远的机会，共产党人也不会允许机会主义永远耽误革命。
“四一二”之前，中共党内争论“要不要农民运动”；“四一二之后”，不仅中共党内争论“要不要武装斗争”，苏联共产党内部也在为此进行讨论。此后机会主义路线简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直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稳固为止。
我们看到，符合辩证法的革命路线才能适用，毛泽东在“四一二”之前，通过组织工作、实践调查、矛盾分析，已经达到了正确的革命路线上。如今我们要坚持毛主席留下的原则，在建设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过程中与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将其驱逐。
（本文其实可以看作一个主题材料选编，末尾列出所用文章）
下图：油画 贫农的儿子 蔡亮 1964
“四一二”之前党的机会主义，豢养出给自己处刑的刀斧手
在“四一二”前一年的1926年，当时党的路线就为了继续与国民党右派合作而无底线地绥靖，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20日凌晨，国民党蒋介石以“中山舰开到黄埔，共产党要阴谋暴动，劫持蒋介石”等谣言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然后驱逐革命军当中的共产党人。然而当时仅仅是军事上就可以联合其它势力实现和蒋介石势力的抗衡。更明显的是，在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所有代表256人当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有168人，右派只有45人。无论从政治还是军事上都可以把蒋介石压下去。以陈独秀、季山嘉、陈延年为代表的意见是：蒋介石有军事力量，又有资产阶级的支持，只有妥协退让才能团结他进行北伐。最后张国焘到广州接受撤回军中共产党员的要求。蒋介石因此得到国民革命军第1军和黄埔军校的领导权，才有了后来蒋介石的一切所作所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国民革命的战争，带来了大量的农民运动，农民运动冲击地主利益，这也是买办势力的根基，自然得不到国民党右派的容忍。
1927年，党内对农民革命的矛盾冲突达到一个极点，因此出现我们文章开头的一幕。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不要农民。早在1923年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就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要等到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成立了再进行二次革命，还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提出了让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到了“四一二”陈独秀的态度还是：“宁愿牺牲一千万群众，也不能和国民党翻脸”。
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放到现在，中国左派阵营内更接近这种情况。一些派别只要发动无产阶级工人，其它所有阶层都不要；还有一些派别用“脑力劳动小资论”否定一切从事非体力活动的劳动群众；更有坚持重走“小组阶段”的融工宣传路线。
回到标题上，“四一二”之前的路线斗争不仅仅是围绕资产阶级同盟展开的，更重要的是体现出面对具体的活动表现，应当及时发觉背后的革命路线、阶级立场。而毛主席当时就做到了这一点。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毛主席当时的经历来说明。
“四一二”前夜的毛泽东
早在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当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党内两种机会主义单打独斗的本质，但是毛主席回答了“力量不足”的问题，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并且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
1926年3月，毛泽东正在黄埔军校负责政治宣传工作。他在中山舰事件之前就察觉到国民党右派的政治谣言。在中山舰事件当中，他分析了局势，认为军事和政治上可以战胜蒋介石，于是向上级提出，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到叶挺独立团驻地肇庆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军权，开除其党籍。结果得到的要么是反对意见，要么是“请示中央”。最后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共中央和第三国际代表都没有认可他的判断，原因不是提议不合理，而是因为当时党的路线是歪着的。
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于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不仅在于调查研究的方法，更在于让实际组织工作为党的路线服务。面对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为了这个目的，以及湖南省委的委派，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报告的最后一句，历久弥新：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从毛主席那里，我们能学到的有唯物辩证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考方式；有“调查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实干方法。不过我们不能忘记， 毛主席当时的实干和思考，都是在拥有党组织的条件下进行的，最关注的是革命路线的问题，目的是为了革命党的长远发展。 如今期望革命的人，不要在无穷无尽的现象当中试图“找出重点”进行调查研究，我们可以想象，毛主席调查农民运动时，重点就在于党的革命路线是否要以农民革命作为同盟——重点在于党组织的需要。在一个革命党真正建立之前，我们无论是走马观花的调研，还是深入扎根的调研，都只能成为个人、个别人的成果，能用上的方面，除去用于广而告之的宣传、经济斗争的罢工，其它功能几乎微乎其微。这些收获只有在全国统一性的组织下才有可能得到革命性的利用，成为一厂一地夺厂革命的材料、成为推广开来的经验。
“四一二”之后的各方路线
后来李立三路线和瞿秋白路线
即使有了正确的理论和正确的路线，形成的文章报告也不足以化作物质力量把错误的思想路线替代，必须实际地通过斗争把机会主义者斗下去，才有条件践行适合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 接下来我们简单看一下“四一二”之后国内一些机会主义路线。
文章开头提到瞿秋白对毛泽东的帮助，然而他并非一直正确，革命路线上常常摇摆不定。瞿秋白曾和陈独秀一道攻击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鼓吹议会斗争，陈独秀路线破产后，又摇身变成了“左”倾，在八七会议时对陈独秀进行假批判真包庇，造成了党内严重的极端民主化（明明作为中央领导却对路线批判放任自流，反而削弱了教训的深度）。又在1927年革命低潮时期却认为革命形式不断高涨，仍寄希望于大城市武装起义，盲目地命令党员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逼着组织去冲塔，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损失，直到28年4月才彻底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了这次左倾路线的统治。
李立三又对党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他在1930年5月开始领导党中央政治局，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竭力夸大了当时形势的有利一面，提出了一条同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完全对立的路线，即“立三路线”。不承认革命需要做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否认了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觉得全国各地都具备了武装起义的条件，并以反右倾的口号打击反对自己的干部，搞宗派主义。最后在广大的干部党员和毛主席的说服下，在四个月后于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错误路线在全党的统治。
对于机会主义者和他们的主张，不去用理论和组织实践的“扫帚”去扫除，正确路线就得不到伸张。而苏共当时也在进行对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苏共内部
由于“四一二”导致中国革命情况急转直下。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各自代表的革命路线由此直接产生交锋。
斯大林代表着苏联共产党的多数派，反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耶夫是符合苏共、共产国际路线的，总不能让托派上台大搞“不断革命”、“输出革命”。斯大林代表的主张是：根据辩证法逻辑，事物的内因决定其发展，中国革命靠无产阶级革命力量，革命力量的发展需要借助可以团结的力量，要利用资产阶级革命派——所以尽量不要主动脱离国共合作——在“四一二”危急存亡的时刻，这样做显然是不对的，结果三个月后的“七一五”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把共产党踢出去，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是当时紧急的情况，这个道路长远上是相对正确的，因为从共产国际角度来说，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在于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要靠内部革命力量的决定性作用实现解放——这个主要矛盾在抗日统一战线、再后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外交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得以体现。但是这样的“放长线”确实不符合中国国情，阶级矛盾的形势变化不能用一国的社会性质代替。我们从这个问题也可以看到斯大林没有用完整的辩证法指导革命，后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和社会主义社会当中资产阶级的认识，也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
相对的，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等人提出主张，反对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 要求中共建立苏维埃、发动工农、进行武装斗争。短期上看是正确的，正好对上当时形势。可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机会主义者最大的路线是反对工农联盟、要用主观的“输出革命”代替客观的革命阶级力量增长的。
革命路线的具体方法和根本道路的关系，同它们在政策方法上的表现一样，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能因为一时方法问题否定整条道路，也不能因为理论一时有效而抛弃革命道路的性质。放到当下，最重要的教训是从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党内组织关系中得到的（就像中山舰事件当中毛泽东提议的遭遇一样），一定要建设好民主集中制，不能让几个代表、委员的决断阻滞下级意见的传递。民主集中制也是毛主席继续革命的重要经验成果，要让革命道路的正确意见得以变成主导，离不开党和群众的结合。要让革命群众通过苏维埃得到自己的代表，通过代表参与到对党和工作的监督当中。人民有渠道撤换不适合担负工作的人选，这是革命党组织健康发展、反修防修，最终结束先锋队历史使命的条件。
当今的机会主义路线
其实前面提到的差不多了，无非是当下还没有一个革命党，能让机会主义者提出他们的反革命路线。我们有用静止观点看“辩证法”的：要再来一遍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有用当下小组阶段当作永远的建党方法的；有用局部条件决定一切的“辩证法”：要求对特色国家进行冲塔，用合法条件、议会斗争方法，从而实现政治宣传影响力。再有就是接近自由派的历史终结论，类似“就该被西方再殖民两百年”这种割裂经济基础和文化现象的主张就不提了，“要发展很长时间才有素质和经济变成共产主义”就是形左实右，单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限制生产力发展就决定其不可能，从经济危机的倒牛奶到openAI的收费门槛，已经无需废话了。
所有的机会主义，都有自己的物质条件基础，可以是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生产状态、可以是革命小组、还可以是革命政党，机会主义伴随革命任何一个阶段。机会主义者也都有自己的“辩证法”。可是机会主义者们总没有一个辩证法是符合阶级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和事物运动发展变化这两大条件的，总之，机会主义没有真正的辩证法。
小结
回到标题，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后，我们看到毛主席怎样肩负革命组织工作、为革命路线提出意见的，也看到机会主义怎么通过他们的“革命路线”糟蹋革命实践、让无数劳动群众和先进分子白白牺牲的。
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最要紧的革命路线就是建立起一个有着共同工作的革命组织。无产阶级得以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夺权，面对当今机会主义的盲动，我们要求有地下状态的、组织协调下的融工工作，要有不露身份的、列宁政治报和斯大林学习会方法的政治灌输，归根结底要有机会用暴力手段保卫革命。
组织建设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而贯穿一个革命组织建设之前、当中、之后，全过程的是对机会主义和革命路线的不断清理和斗争。
材料：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从“四一二”政变到“七一五”政变（此文为“鹿克斯学者”2014年所作，内容是黑斯大林的）
（以下为布站文章）
从生产力角度看毛泽东的革命
没有强有力组织领导的实践是荒谬的－－谈谈泛左翼对所谓“社会调研”的崇拜
革命悲观主义与自我革命
回顾历史上的那些机会主义者们，教训仍然深刻
从“中山舰事件”看路线问题对革命的决定性作用
读书笔记：从革命路线的角度简论斯大林的历史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