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革命时局和无产阶级阶级任务的估计
标题上的这个问题被列为代表大会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报告人是马尔丁诺夫和我。马尔丁诺夫同志在报告中并没有替刊载在《党内消息报》第2号上的孟什维克决议草案本身辩护。他选择了另外一种做法，就是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一个“概括的叙述”，并对孟什维克所说的布尔什维克观点进行了概括性的批评。
他谈到了杜马这个政治中心，谈到了夺取政权思想的危害性，谈到了革命时期宪政建设的重要性。他批评十二月起义，号召公开承认我们的失败，指责我们的决议是“技术性地”提出了罢工和起义的问题。他说：“立宪民主党人虽然是反对革命的，却在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作准备。”（我们问，为什么在你们的决议中没有谈这一点呢？）他说：“我们正处在革命爆发的前夜。”［注：放在引号里的是我记在笔记中的话。］（我们又问，为什么在你们的决议中没有这一点呢？）他又说：“客观上立宪民主党人要比社会革命党人起的作用更大。”把夺取政权同特卡乔夫思想相提并论，把杜马当作“宪政建设”的起点和“代议制度”的基石而放在首要地位，这就是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报告的基本思想。象所有的孟什维克一样，他使我们的策略消极地迁就事变进程中的最微小的曲折，使它服从当前的利益、暂时的需要（或者说似是而非的需要），不自觉地降低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先进战士的主要的、根本的任务。
我的报告是在精确地比较了向代表大会提出的两个决议的基础上拟定的。我说，两个决议都承认革命正趋向新的高涨，都承认我们的任务是努力把这一革命进行到底，都承认只有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农民一起才能完成这一任务。有了这三条前提，策略路线似乎应该完全一致了。然而我们且看看，哪一个决议更彻底地贯彻了这个基本观点？哪一个决议更正确地论证了这个观点和更确切地指明了从这个观点得出的结论？
接下去我指出，孟什维克的决议所作的论证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完全是空话而不是论证（“斗争不允许政府有其他的选择。”[35]这就是一句典型的空话！这正是应该加以证明的，而且话也不能这么说。孟什维克是从没有被证明的和不能被证明的前提出发的）。我说，谁真正承认革命的高涨是不可避免的，谁就应该作出关于运动主要形式的相应结论。这正是我们在学术上和政治上应该解决的根本问题，而孟什维克却回避这个问题，他们说：有杜马的时候，我们就支持杜马，有罢工和起义的时候，我们就支持罢工和起义，至于这种还是那种运动形式是必然的，他们是不愿意或者不会考虑的。他们不敢对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说，哪种运动形式是主要的。既然这样，那么关于革命高涨和把革命进行到底（孟什维克说了一句非常不妥当的话：从逻辑上进行到底）的言论就都是十足的空话。这就是说，不是把无产阶级提高到革命的先进领袖的地位，使他们能更深更广地认识革命的意义，根据民主的总的和根本的利益来理解自己的策略，而是把无产阶级降低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消极参加者和卑微的“粗工”。
我说，孟什维克只用了黑格尔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东西都是现实的”这个有名的原理的前一半。杜马是现实的，因此杜马是合理的。他们经常这样说，而且满足于这种说法。我们回答说，杜马外面的斗争是“合理的”。这个斗争是由于当前的整个形势而客观地、必然地产生的。也就是说这一斗争是“现实的”，尽管它在目前遭到了镇压。我们不应该盲目地适应时局，这将是机会主义。我们应该周密考虑事变的更深的原因和我们的策略的更远的后果。
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决议中承认，革命正趋向高涨，承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一起应该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是，谁要是认真地这样想，谁就应该会作出结论。既然说和农民一起，那就是说你们认为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等等）是不可靠的。那么，为什么你们不象我们的决议那样说明这一点呢？为什么你们一字不提必须同立宪幻想即相信旧专制政府的诺言和法律进行斗争呢？立宪民主党人惯于忘记这一斗争；立宪民主党人自己就在散布立宪幻想。而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在革命时期忘记反对立宪幻想的任务，那就是在政治上把自己同立宪民主党人等同起来。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不以实际行动揭露人民中存在的立宪幻想，那么所有关于“革命高涨”、关于“把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新的革命爆发”的言论又有什么价值呢？
关于立宪幻想的问题，现在恰恰是一个能够最容易、最可靠地把机会主义者和主张进一步发展革命的人区别开来的问题。机会主义者避而不揭露这些幻想，主张革命的人无情地指出这些幻想的虚假性。而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竟闭口不谈这样一个问题！
孟什维克不敢公开地、直截了当地说10—12月的斗争形式是不适用的和不妥当的，而是用最坏的、隐蔽的、间接的、转弯抹角的方式说出这个意思。这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非常不体面的。
这就是我的报告的基本论点。
在就这些报告进行的辩论中，应该提到以下这样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件。有一位在代表大会上叫作波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的同志使我在我的总结发言中不能不惊呼：寻找的东西有时也会自己送上门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38页。——编者注］。他的言论可以说是汇集了孟什维主义的“精华”，在这一方面很难找到比他做得更突出的了。他说，“可笑”的是，布尔什维克认为“运动的主要形式”不是合法的和立宪的形式，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这是“可笑的”，因为这种运动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杜马是实际存在的。关于无产阶级作为“首领”或者“领袖”的作用，关于无产阶级可能成为“尾巴”等等这些话，都是“形而上学”，是“漂亮的空话”。
我对这位彻底的孟什维克回答说，摘下你的立宪民主党人的眼镜吧！这样你就会看到俄国的农民运动，看到军队中的动荡，看到失业者的运动，你就会看到现在“隐藏起来”的、但是连温和的资产者也不敢否认的那些斗争形式。他们直截了当地说，这些斗争形式是有害的或者说是不必要的。而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则对这些斗争形式加以嘲笑。这就是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区别。这同过去的伯恩施坦，即德国的孟什维克，德国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情况一模一样。资产阶级曾经认为并且公开宣布19世纪末叶德国的革命斗争形式是有害的。伯恩施坦则对它们加以嘲笑。
由于在代表大会上提到了伯恩施坦问题，自然引起了这样一个问题：资产阶级为什么称赞普列汉诺夫？俄国大量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报纸和出版物，甚至包括十月党人的《言论报》[36]在内，都对普列汉诺夫赞扬备至，这是事实，代表大会不能不注意到这个事实。
普列汉诺夫决定应战。他说，资产阶级称赞伯恩施坦同称赞我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他们称赞伯恩施坦是因为他向资产阶级交出了我们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他们称赞我是因为我的策略。情况不一样。
对于这一点，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和我向普列汉诺夫作了回答。我们两个人都指出普列汉诺夫说的不对。资产阶级称赞伯恩施坦不仅是因为理论，甚至完全不是因为理论。资产阶级唾弃任何理论。资产阶级称赞德国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是因为他们主张另一种策略。称赞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策略。是因为他们和革命策略不同的改良主义者的策略。是因为他们把合法的、议会的、改良主义的斗争看作是主要的或者几乎是唯一的斗争。是因为他们力图把社会民主党变成搞民主的社会改良的党。就是因为这些伯恩施坦才受到称赞。资产者称赞伯恩施坦是因为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缓和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称赞普列汉诺夫是因为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缓和革命人民和专制制度之间的矛盾。他们称赞普列汉诺夫是因为他把“议会”斗争看作是主要的斗争形式，是因为他指责10—12月斗争，特别是指责武装起义。他们称赞普列汉诺夫是因为他在当前的策略问题上已经成了社会民主党右翼的领袖。
我忘记了补充说明，孟什维克在讨论立宪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怎样表现的。他们没有什么稳定的立场。其中一些人说反对立宪幻想是社会民主党的经常任务，根本不是当前的特别任务。另外一些人（例如普列汉诺夫）声称反对立宪幻想是无政府主义。孟什维克在立宪幻想问题上的这两种各走极端、针锋相对的意见，非常突出地暴露了他们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到了立宪制度已经确立，立宪斗争在一定时期成为阶级斗争和一切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的时候，揭露立宪幻想就不是社会民主党的特别任务、当前任务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立宪国家中的一切事情就是完全按照议会的决定去处理的。立宪幻想是对宪法的一种虚幻的信仰。立宪幻想在宪法貌似存在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时候，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一切事情并不按照议会的决定去处理的时候，才会占据首要地位。当实际政治生活同议会斗争中所反映的政治生活不一致的时候，这时，只有这时，反对立宪幻想才是先进的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当前任务。自由派资产者害怕议会外面的斗争，在议会还软弱无力的时候就散布立宪幻想。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参加议会。社会民主党人则主张利用议会斗争，主张参加议会斗争，但是他们又无情地揭露“议会迷”，即把议会斗争奉为唯一的或者说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要的政治斗争形式。
俄国的政治现实是不是同杜马的决议和演说一致呢？我们国家的事情是不是按杜马的决定去处理的呢？“杜马”的政党是不是多少真实地反映了当前革命时期的实际政治力量呢？提出这些问题就足以了解孟什维克在立宪幻想问题上是多么茫然失措了。
这种茫然失措在代表大会上最突出的表现是，孟什维克尽管占多数，却不敢把自己关于对时局的估计的决议提付表决。他们收回了自己的决议！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曾大大地嘲笑这一件事。胜利者收回了自己的胜利的决议，——人们是这样议论孟什维克所采取的这种在历届代表大会的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异常举动的。人们要求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记名投票，而且确实进行了记名投票，尽管孟什维克对这一点非常生气，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了书面声明，说“列宁在收集反对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鼓动材料”。似乎这种收集材料的权利不是任何反对派的权利和义务！似乎我们的胜利者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懊丧而突出地暴露了他们由于收回自己的决议而陷入十分难堪的处境！战败者坚决要求胜利者通过他们自己的胜利的决议。我们实在不能希望得到比这更明显的道义上的胜利了。
当然，孟什维克说，他们不想把我们不同意的东西强加于我们，不想使用暴力等等。人们对这一类的遁词理所当然地报以嘲笑，并且再一次要求进行记名投票。要知道孟什维克在他们深信自己是正确的那些问题上，已经毫不客气地把他们的意见“强加于”我们，毫不客气地使用了“暴力”（为什么要用这个可怕的字眼呢？）等等。关于对时局的估计的决议并没有号召党采取任何行动。但是没有它，党就不可能了解代表大会的全部策略的原则根据和理由。
所以，在这方面收回决议是实践上的机会主义的最高表现。我们的任务是在有杜马存在的时候就参加杜马。至于任何一般的议论，任何一般的估计，任何深思熟虑的策略，我们可不想操这份儿心。这就是孟什维克通过收回决议的行动告诉无产阶级的。
毫无疑问，孟什维克深知他们的决议是不中用的，是不正确的。深信自己的观点正确却不肯直截了当地、明确地把这些观点讲出来，这种事是不会有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孟什维克对他们自己的决议甚至不能作任何修正。因此，在对时局的估计和对无产阶级整个阶级任务的估计方面，在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上，他们都没有能够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只能一致作出一个消极的决定：根本收回决议。孟什维克模糊地感觉到，如果通过自己的原则决议，他们就会破坏自己的那些实践决议。可是他们这样做也无济于事。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对时局估计的决议可以而且应当由全党，由所有党组织加以讨论和对比。这个问题还悬而未决，应该加以解决。把这两个决议同政治生活的实际经验加以对照，例如同立宪民主党杜马的教训加以对照，就会很明显地证明布尔什维克对俄国革命时局的看法和对无产阶级阶级任务的看法是正确的。
五、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
在代表大会上占优势的派别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报告人，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他的长篇发言也没有把两个决议（委员会提出了两个决议，因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没有达成协议）进行比较，作出评价，没有确切说明少数派对这一问题的全部观点，而是“概括的叙述”议会制的意义。报告人高谈阔论，大讲其历史，描述了什么是议会制，它的意义，它在发展无产阶级组织、进行鼓动和唤醒无产阶级觉悟方面的作用等等。报告人一再含沙射影地说到“无政府主义密谋分子的”观点，他完全翱翔于抽象的领域之中，高飞在九霄云外，抛出一连串的陈词滥调和美妙的历史见解，这些东西对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历史时期全都适用，但由于这些东西本身的抽象性，唯独对于掌握我们面临的具体问题的具体特点没有用处。关于阿克雪里罗得这样极其抽象地、空洞地、泛泛地谈论问题的做法，我还记得下面这样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在发言中两次（我作了记录）提到社会民主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搞交易或者说取得协议的问题。有一次他顺便谈到这个问题，他以不屑一谈的口吻，三言两语地表示反对取得任何协议。另一次他谈得比较详细，他说：一般地讲，取得协议是可以允许的，但是不能在某个委员会里偷偷摸摸地干，而必须是公开地、让全体工人群众都知道和都清楚的情况下取得协议，它们应当成为重大的政治步骤或行动。这种协议会提高作为政治力量的无产阶级的作用，更清楚更明显地向他们显示政治结构的情况，显示各个阶级的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利益。它们会把无产阶级卷入一定的政治关系，教会他们辨认出敌人和怀敌意者，等等。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大“报告”就正是用这一类的议论拼凑成的，——这些议论无法重述，只能举出个别例子来加以说明。
我在答复的报告中首先声明，阿克雪里罗得描绘了一幅十分美丽的、可以说是绝妙的图画。他热情地、熟练地画了这幅画，涂了鲜明的颜色，画了细致的线条。只可惜这幅图画不真实。画是一幅好画，没有说的，只是图画的主题是幻想的。这是一幅以一般议会制的意义为题的美妙的习作，一篇谈论代表机关的作用的生动的通俗演讲。只可惜关于现存的俄国“议会”（如果可以用这样一个词的话）的具体历史条件一点没有谈到，在这方面什么也没有说明。我说，阿克雪里罗得关于同立宪民主党人取得协议的议论充分暴露了自己。他承认，这种在真正的议会制存在的情况下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协议，其意义取决于能否公开地诉诸群众，取决于能否排除旧的“偷偷摸摸”的方式，代之以在群众中进行鼓动，由群众自己作主，诉诸群众。
毫无疑问，这些东西都是很美妙的。可是，在俄国“议会”制度下可不可能有这些东西呢？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根据我国现实（而不是图画上的）情况的客观条件，俄国的真正群众性的行动是以这种形式进行的吗？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你们所希望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诉诸群众只能是通过秘密传单，而立宪民主党人却拥有发行千百万份的报纸，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吗？不要毫无用处地叙述议会制的美妙之处了（谁也不否认它们），描绘一下社会民主党的报纸、集会、俱乐部、工会的现实情况岂不更好吗？其实您关于议会制的一般议论是默认要以报纸、集会、俱乐部、工会这一切为前提的，因为这一切都是议会制度的一部分，这一点难道还要我来向你这位欧洲人证明吗？
为什么阿克雪里罗得在他的报告中只限于一些陈词滥调和抽象的原理呢？因为他要掩盖俄国1906年2—4月这一时期的政治上的具体的实际情况。这一实际情况表明专制制度同受压迫的愤怒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矛盾非常尖锐。为了用一般议会制的图画吸引听众，就必须把这些矛盾说得不那么尖锐，缓和这些矛盾，描绘一幅同立宪民主党人取得理想的公开的协议的“理想的”蓝图，而最主要的是必须把这些尖锐的矛盾抽象化，忘掉这些矛盾，避而不谈这些矛盾。
为了对实际的意见分歧作出估计而不致陷入漫无边际的空谈，我在报告中比较了并且详细地分析了这两个决议［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43—347页。——编者注］。经过比较和分析，我认为孟什维克关于杜马的决议和布尔什维克关于杜马的决议之间有四个基本差别。
第一，孟什维克对于选举没有作出任何评价。在代表大会进行期间，俄国9/10的地区的选举已经结束。无疑，这些选举提供了大量的政治材料，这些材料把实际情形而不是我们幻想的那种情形描绘出来了。我们直接地、确切地估计了这些材料，我们认为，这些材料证明：在俄国绝大多数地方，参加选举就等于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这实际上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孟什维克关于这一点一声不吭。他们不敢这样在具体的基础上提出问题。他们不敢正视实际情形，不敢根据处在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之间的这种地位作出必要的结论。他们没有对实际的选举作出评价，没有对整个选举的结果作出评价，因为这种评价是对他们不利的。
第二，孟什维克的整个决议只把杜马当作或者看成是一个法律机关，而没有看作是表明一定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意志（或者说意志薄弱）的机关，是为一定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利益服务的机关。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决议里一般地谈论杜马，说杜马是一种“设制”，是一种“纯粹的”人民代表机关。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谈论问题的方法，而是纯粹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方法；这不是唯物主义方法，而是最坏的意义上的唯心主义方法；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是小市民的含糊不清的方法。
我在代表大会上说，就拿孟什维克决议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段话来看看吧：“……（4）这些冲突〈同反动派的冲突〉迫使国家杜马在广大群众中寻找支持……”（我引自孟什维克向代表大会提出的草案）。说杜马能够而且一定会在广大群众中寻找支持，这话说得对吗？什么样的杜马？是十月党人的杜马吗？大概不是。是工人和农民代表的杜马吗？它不必寻找支持，因为它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得到支持。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吗？是的，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也只有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这话才说对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确实需要在广大群众中寻找支持。但是，只要你给孟什维克的抽象的、唯心主义的、一般的说法注入具体的阶级内容，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说法是不完全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立宪民主党人希望依靠人民。这是事实。我们（布尔什维克）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正是这样谈到立宪民主党人的。但是我们的决议还补充说：立宪民主党人摇摆不定，一方面希望依靠人民，另一方面又害怕人民的革命自主精神。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敢否认这里加着重标记的话是正确的。那么，在大家都已经清楚杜马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的时候，为什么孟什维克在关于杜马的决议中只谈出一半真理呢？为什么他们只指出立宪民主党人光明的一面，而闭口不谈另一面呢？
我们的杜马并不是人民代表机关这个“纯粹的观念”的体现者。只有立宪民主党教授中的资产阶级庸人才会这样想。呆在我们的杜马里的一定阶级和一定政党的代表决定着杜马的性质。我们的杜马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如果我们只说杜马希望依靠人民，而不补充说它害怕人民的革命主动精神，那我们就是公然撒谎，就是把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引入迷途，就是最不可饶恕地迁就一时的情绪，就是被摇摆于自由和君主制之间的政党的胜利所迷惑，就是不善于估价这个政党的真正实质。对于你们的这种沉默，立宪民主党人当然会加以称赞，可是觉悟的工人会称赞你们吗？
再举一个例子。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决议中写道：“沙皇政府力求遏止革命的高涨。”这是对的。但是，是不是只有沙皇政府想这样做呢？立宪民主党人不是无数次地证明了，他们既希望依靠人民，又力求遏止人民革命的高涨吗？社会民主党人这样给立宪民主党人涂脂抹粉是不是合适呢？
于是我作出下面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决议说，杜马可以间接地促进革命。只有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在革命和反动之间摇摆不定。我们的决议在谈到杜马的时候直接、明确地说，必须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动摇性。在关于杜马的决议中对这一点闭口不谈，就意味着陷入了资产阶级的“纯粹的人民代表机关”的理想。
实际经验已经开始推翻孟什维克的幻想。你们已经可以在《涅瓦报》[37]上找到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指出（遗憾的是不够系统）：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的所作所为是不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允许“米留可夫之流的先生们同旧制度搞交易”。孟什维克这样说，就完全证实了我在代表大会上对他们决议的批评是正确的。孟什维克这样说，就是在跟上革命发展的浪潮，尽管这种发展还比较软弱，但是已经开始暴露立宪民主党人的本性，已经开始表明布尔什维克对问题的提法是正确的。
第三，我说，孟什维克的决议没有根据无产阶级策略的观点把资产阶级民主派清楚地加以区分。无产阶级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前进，或者说“分进合击”[38]。可是在目前杜马的时代，无产阶级究竟应该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哪一部分“合击”呢？孟什维克同志们，你们自己也明白，杜马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可是你们却回避这个问题。而我们直接地、明确地说：同农民的或者说革命的民主派一起，要通过我们同他们的团结一致使立宪民主党人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起不了作用。
孟什维克（特别是普列汉诺夫，我再说一遍，他是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的真正的思想领袖）企图通过把自己的立场“深刻化”来回答这种批评。他们喊道：不错，你们要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可是我们是在揭露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请看一看我们决议的最后一段吧：“向群众揭露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彻底性”等等。于是普列汉诺夫傲慢地补充说，只有资产阶级激进派才专门强调立宪民主党人，而我们社会党人要揭露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
在似乎是把问题“深刻化”的后面隐藏着的这样一种诡辩，在代表大会上多次被使用，现在也经常被使用，因此值得谈一谈。
我们所说的这个决议要谈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呢？是谈社会党人要揭露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呢，还是要确定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哪个阶层现在能够帮助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革命推向前进呢？
很明显，不是前者，而是后者。
既然这一点很明显，那就没有理由用前者来代替后者。布尔什维克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清楚地说明，社会党人要揭露所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其中也包括革命的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然而，关于无产阶级当前策略的问题要谈的，不是社会党人的批评，而是政治上的互相支援。
资产阶级革命愈向前发展，无产阶级就愈要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左翼中寻找自己的同盟者，愈要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上层深入到它的下层中去。有一个时期，贵族代表和提出（在1901年）希波夫式的“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的口号[39]的司徒卢威先生，也能够支持革命。后来革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上层开始脱离革命。下层开始觉醒。无产阶级开始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下层中（为资产阶级革命）寻找同盟者。现在无产阶级在这一方面的策略的唯一正确的规定应该是：同农民的（要知道农民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同志们，请不要忘记这一点！）和革命的民主派在一起，使立宪民主党人的动摇性起不了作用。
再说一次。立宪民主党杜马的最初一些步骤证明哪一个路线是正确的呢？实际生活已经走在我们的争论前面。实际生活迫使《涅瓦报》也把农民团（“劳动团”[40]）划分出来，选择了劳动团而不要立宪民主党人，同劳动团接近，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实际生活已经使人们懂得了我们的口号：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的和革命的民主派。
第四，我批评了孟什维克决议的最后一条，也就是关于杜马中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那一条。我指出，大批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没有参加选举。在这种条件下，把党的正式代表强加给这些工人群众是不是合适呢？党能不能担保这些候选人真正是党所要选择的呢？社会民主党的第一批杜马候选人预料将来自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选民团，这会不会造成某种危险和反常情况呢？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批杜马候选人竟不是由工人组织选出，不受工人组织的监督……纳扎尔同志要求社会民主党杜马候选人由地方工人组织提名，他的这个修正案被孟什维克否决了。我们要求进行记名投票，并且把我们的不同意见记录在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50—351页。——编者注］
我们投票赞成高加索人的修正案（在一些还没有举行选举的地方参加选举，但是不同其他党派结成联盟），因为禁止同其他党派结成联盟和取得协议，对党无疑有巨大的政治意义。
我还要指出，代表大会否决了叶尔曼斯基同志（自认为是个调和派的孟什维克）的修正案，他要求只有在能够对群众进行鼓动和广泛地组织群众的条件下，才准许参加选举。
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包括波兰人，崩得，记得还有拉脱维亚人，都在这个问题上发了言，他们坚决主张抵制，同时强调要考虑地方的具体条件，反对根据抽象的考虑决定这样的问题。
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问题上，代表大会也通过了一个给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这一指示（可惜它没有收入中央委员会出版的代表大会决议里面）委托中央委员会通知所有的党组织：（1）谁，（2）在什么时候，（3）在什么条件下被中央委员会指定为党的议会党团的代表了。其次要定期通报关于这些党代表的活动的报告。该决议委托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所属的地方工人组织监督自己的这些在杜马中的“全权代表”。［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68页。——编者注］这里我要附带指出，这个重要决议由于表明了社会民主党人不象资产阶级政客那样看待议会制，而遭到了司徒卢威先生的《杜马报》[41]和《新时报》[42]一致的不满和嘲笑。
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讨论情形就要讲完了，最后我还要谈两个插曲。第一个，是阿基莫夫同志的发言，他是被邀请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我要对不熟悉我党历史的同志们说，阿基莫夫同志自90年代末起就是党内最彻底的机会主义者，或者说是最彻底的机会主义者之一。甚至新《火星报》[43]也得承认这一点。阿基莫夫在1899年及以后的年代里是一个“经济派”[44]，并且始终如一。司徒卢威先生在《解放》杂志[45]上一再称赞过他的“现实主义”和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识。阿基莫夫同志与《无题》周刊[46]中的伯恩施坦派（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等）很难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社会民主党右翼同左翼展开斗争的情况下，这样一个同志的出席当然不能不在代表大会上引起重视。
阿基莫夫同志是紧接在几位报告人之后第一个就国家杜马问题发言的人。他声明，他有很多地方不同意孟什维克的意见，但是他完全同意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意见。他不仅赞成参加杜马，而且还主张支持立宪民主党人。阿基莫夫同志公开地维护立宪民主党人（而不是用隐蔽的形式，例如说什么立宪民主党人比社会革命党人重要等等），在这一方面他是唯一的一位彻底的孟什维克。他公开地反对我在《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中对立宪民主党人的评价。用他的话说，立宪民主党“确实是争取人民自由的党，但是比较温和”。立宪民主党人是“孤苦伶仃的民主派”——我们这位孤苦伶仃的社会民主党人说。“孟什维克必须人为地设置障碍，以免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帮手。”
正象读者所看到的，阿基莫夫同志的发言又一次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的孟什维克同志们倒向哪一边。
第二个插曲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一点。事情是这样的。委员会提出的孟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最初决议草案的第五条（关于军队问题）有这样的话：“……在俄国土地上将第一次看到由沙皇亲自促成的、为法律所承认的、从民族内部产生的新政权”等等。在批评孟什维克决议对国家杜马的不慎重和乐观的（说得温和一些）态度时，我也批评了加了着重标记的这些词句，我开玩笑地说：也许还要加上“上帝恩赐的”（政权？）。委员会的委员普列汉诺夫同志对于我开这个玩笑非常生气。他发言时喊道：怎么！说我有“机会主义的嫌疑”（这是我记下来的他的原话）吗？我是军人，我知道军人怎样对待政权，也知道沙皇承认的政权在军人眼中有什么意义等等。普列汉诺夫同志生气，正暴露了他的弱点，更明显地表明他做得“过火”了。我在自己的总结发言中回答说，问题根本不在于“嫌疑”，说这些抱怨的话是可笑的。谁也不会责备普列汉诺夫信仰沙皇。但是决议不是为普列汉诺夫写的，而是为人民写的。对人民说这些只有维特之流的先生们才能说出的模棱两可的道理是不适当的。这些道理会转过来反对我们，因为如果强调国家杜马是“政权”（？？这个词就足以表明我们的孟什维克太乐观了），而且是沙皇促成的政权，从这里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合法的政权应该合法地进行活动，应该听从“促成”它的人的话。
孟什维克自己也看出普列汉诺夫做得过火了。根据他们自己人的建议，这些加着重标记的词句从决议中删掉了。
六、武装起义
代表大会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土地问题和国家杜马问题这两个主要问题上以及对时局估计的讨论上。我们在这些问题上花费了多少天，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很多出席会议的代表都疲倦了，不仅是疲倦，他们好象还希望撤销议程上的一些问题。大会通过了一个加速大会工作的建议，因此，关于武装起义问题的报告人的报告时间减少为15分钟（前面一些问题的报告人曾经不止一次地超过规定的半小时）。这样就开始把一些问题匆忙地加以结束。
在代表大会上占优势的“少数派”关于武装起义问题的报告人切列万宁同志，果然不出所料，正象布尔什维克屡次预言的那样，“滚到普列汉诺夫那一边去了”，也就是说，实质上站到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很多孟什维克所不同意的《日志》的观点上去了。我的笔记本里记下了他的这样一些话：“十二月起义只不过是绝望的产物”；“十二月起义的失败在最初几天就已经注定了”。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句话象一根红线贯穿在他的叙述中，同时照例搀杂着一些对于“密谋分子”、对于“夸大技术问题”的攻击。
我们的报告人文特尔同志枉然地试图用简短的发言促使代表大会对这两个决议的原文加以评价。有一次他甚至不得不拒绝继续报告下去。这是在他发言的中途，在他宣读孟什维克决议的第一条“斗争提出了从专制政府手中争取政权的直接任务”的时候发生的。原来，我们的报告人虽然是武装起义决议起草委员会的一员，但不知道该委员会在最后时刻在提交代表大会的胶版印的决议草案中作了新的修改。该委员会中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建议，以“用强力争取权利”的字样来代替“争取政权”的字样。
修改提交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不通知报告人，起草委员会的委员，这种做法粗暴地破坏了代表大会工作的一切惯例，使我们的报告人非常气愤，他拒绝继续报告下去。只是在孟什维克作了很久的“解释”之后，他才同意说几句话作为结束。
这样的修改的确是令人吃惊的。关于起义的决议中竟不谈争取政权，而谈争取权利！请想想看，这种机会主义的说法会在群众的思想中引起多么大的混乱，这种用伟大手段（起义）达到渺小目的（争取权利，也就是说从旧政权手中争取权利，要它让步，而不是推翻它）的极不相称的做法会是多么荒唐。
当然，布尔什维克对这个修正进行了最有力的抨击。孟什维克的队伍动摇了。看来，他们感到：普列汉诺夫又一次做得过火了；对起义的任务作如此温和谨慎[47]的估计，在实际工作中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普列汉诺夫只好打退堂鼓。他收回了他的修正案，并说他认为没有什么重大差别，其实不过是“修辞”上的问题。这当然是把苦药丸包上一层糖衣。大家都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修辞上的问题。
普列汉诺夫的修正明显地暴露了孟什维克在起义问题上的基本意图：想出一些借口来反对起义，否定十二月起义，劝止再次起义，使起义的任务化为乌有，或者把这些任务确定得根本不再需要通过起义来完成。但是孟什维克不敢直接而果断地、公开而明确地说出来。他们的态度是十分虚伪的，他们用一种隐蔽的形式和半暗示的手法来表达他们的内心思想。无产阶级的代表可以而且应该公开地批评无产阶级的错误，而采用隐蔽的、模棱两可的、含糊不清的形式，则是和社会民主党完全不相称的。孟什维克的决议正是不自觉地反映了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一方面找一些借口来反对起义，同时又说什么“人民”承认起义。
谈论技术问题和密谋活动，这是十分明显地转移人们的视线，是十分粗暴地掩盖在对起义的政治估价上的分歧。为了避免作这种估价，为了避免直接说出十二月起义是不是一个前进的步骤和运动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就需要转变话题，撇开政治问题而谈论技术问题，撇开对1905年12月事件的具体估价而一般地谈论密谋活动。把莫斯科十二月斗争这样的人民运动说成是密谋活动，说出这种话实在是社会民主党的莫大的耻辱！
我们对孟什维克同志们说，你们想展开争论，你们想“刺一下”布尔什维克，你们关于起义的决议满篇都是对看法和你们不一致的人的攻击。那就尽情地争论吧。这是你们的权利，也是你们的义务。但是不要把估价这段历史性事件的大问题变成琐碎无聊的争论。不要损害党的尊严，让它在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十二月斗争这个问题上，除了对另一派别挖苦中伤以外，别的什么话也不会说。请你们再稍微提高一步，如果愿意的话，你们可以专门草拟一个反驳布尔什维克的论战性的决议，但是对于起义问题，你们要给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一个直接明了的而不是口是心非的答案。
你们大叫什么夸大技术问题和密谋活动。可是，请你们看看这两个决议草案吧。你们会看到，写在我们的决议中的恰巧不是技术性的材料，而是历史性的和政治性的材料。你们会看到，我们的根据恰巧不是来自毫无内容和无法检验的陈词滥调（“争取政权的斗争任务”），而是来自运动的历史，来自1905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政治经验。你们是在委过于人，因为正是你们的决议非常缺乏历史性的和政治性的材料。你们的决议是谈起义的，可是却没有一句话谈到罢工同起义的关系，没有一句话谈到10月以后的斗争怎样必不可免地导致起义，没有一句话直接明了地谈到十二月事件。正是在我们的决议里，起义不是被当作密谋家的号召，不是被当作技术问题，而是当作由十月罢工、关于自由的许诺、取消自由的企图以及维护自由的斗争所造成的十分具体的历史情况的政治结果。
关于技术问题和关于密谋活动的词句，不过是你们回避起义问题的遁词罢了。
孟什维克关于起义问题的决议，在代表大会上就被称为“反对武装起义的决议”。任何人，只要稍微仔细地阅读过提交代表大会的两个决议，恐怕都不敢否认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注：为了帮助读者以自觉的批判的态度分析代表大会上的争论，我把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最初的决议草案以及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都收在附录里。只有对这些文本进行仔细研究和比较，才能在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问题上独立地作出判断。］
我们的论点只有一部分对孟什维克产生了影响。谁要是把他们的决议草案同他们最后通过的决议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去掉了不少实在琐碎的攻击和观点。但是总的精神当然还是依然如故。孟什维克的代表大会在俄国第一次武装起义以后表现出茫然失措，避开直接回答问题，不敢直接向无产阶级说明这次起义是个错误还是前进一步，需要不需要第二次起义，第二次起义同第一次起义在历史上的联系是怎样的，这是历史事实。
孟什维克想从议程上撤销起义问题，他们很想这样做，但是又不敢承认这一点，这种支吾搪塞的做法使这个问题实际上悬而未决。十二月起义还需要党作出评价，所有的组织也都应该严肃地注意这个问题。
起义的实践问题也悬而未决。以代表大会的名义确认了运动的直接（请注意这一点！）任务是“争取政权”。要知道这可以说是最最布尔什维克的说法，可是人们责备我们说，正是这种说法使问题流于空谈。但是既然代表大会这样说了，我们就应该以此为准绳，我们就应该根据这一点对那些可能忘记了这一直接任务的党的地方和中央的机关和组织进行最坚决的批评。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一定的政治时期把这一直接任务放到首位。谁也没有权利阻止我们这样做，这样做完全符合代表大会的指示，因为我们已经删去了“争取权利”的字样，已经迫使代表大会承认“争取政权的直接任务”。
我们劝各个党组织不要忘记这一点，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声名狼藉的杜马挨了专制政府的耳光的时候。
沃伊诺夫同志在讨论武装起义的时候非常中肯地指出了孟什维克已经陷入了怎样的窘境。说“争取权利”，这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的说法。说“争取政权”，那就等于丢掉自己手中的一切攻击布尔什维克的武器。沃伊诺夫讽刺说，现在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密谋分子的邪说。“争取政权”是正统，“夺取政权”是密谋活动……
这位演讲人还描述了孟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般特征。他说孟什维克是印象派，是情绪不定的人，是见异思迁的人。在涨潮的时候，在1905年10—11月，你看吧，《开端报》拼命地疾驰狂奔，它表现得甚至比布尔什维克更布尔什维克。它已经从民主专政跳到社会主义专政去了。退潮了，情绪低落了，立宪民主党人行时了，孟什维克又赶忙适应这种低落的情绪，跑跑颠颠地跟在立宪民主党人屁股后面，对10—12月的斗争形式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气。
孟什维克拉林在代表大会上的书面声明非常有趣地证实了上述情况。他把这份声明交给了常务委员会，因此，声明一定全部记录在案了。拉林在声明中说，孟什维克在10—12月间犯了错误，因为他们采取了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我在代表大会上听到一些孟什维克口头上对这一“宝贵的招供”表示了个人的异议，但这种异议是否在发言或者声明中吐露过，这一点我不能肯定。
普列汉诺夫的发言也是大有教益的。他谈到了夺取政权（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不过他在这里非常奇怪地说漏了嘴。他喊道：我反对象密谋分子那样夺取政权，但是我完全赞成象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48]那样夺取政权。
普列汉诺夫的这句话被我们抓住了。我对他说，妙极了，普列汉诺夫同志，把你说过的话写到决议中去吧。随便你们怎样激烈地谴责密谋活动，我们布尔什维克还是会完全一致地投票赞成这样一项认可并且向无产阶级建议按照国民公会的方式夺取政权的决议。你们可以谴责密谋活动，不过要在决议中认可国民公会式的专政，那样，我们就会完全地、无条件地同意你们的。不仅如此，我还向你们担保，在你们签署这个决议以后，立宪民主党人就不会再称赞你们了！
沃伊诺夫同志也指出普列汉诺夫由于无意中“说漏了嘴”，讲到国民公会，从而陷入极大的矛盾。国民公会就是下层的专政，即城市和农村最下层的贫民的专政。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国民公会就是不由大资产阶级或者中等资产阶级而由普通人、贫民即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其中完全独占统治地位的权力机关。肯定国民公会而又反对夺取政权，这等于玩弄词句。肯定国民公会而又竭力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等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布尔什维克一向都是讲由人民群众，由无产阶级和农民夺取政权，而绝不是由什么“觉悟的少数”夺取政权。所谓密谋活动和布朗基主义[49]云云，不过是一种天真无邪的装腔作势，一提到国民公会，它们就碰得粉碎了。
八、代表大会的总结
整个地看一下代表大会的工作和代表大会的工作所造成的我们党的形势，我们得出下面一些主要的结论。
代表大会的一个重大的实际成果就是确定了（部分已经实现了）同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的合并。这次合并巩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它将有助于消灭小组习气的最后痕迹。它将给党的工作带来新的生气。它将大大加强俄国所有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力量。
少数派和多数派的合并也是一个重大的实际成果。分裂中止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应该是团结一致的。组织上的意见分歧几乎完全消除了。现在留下的是一项重大的、严肃的和非常重要的任务：在党组织中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进行顽强不懈的努力，使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而不是在口头上成为党的基本组织细胞，使所有的高级机关都成为真正选举产生的、要汇报工作的、可以撤换的机关。要进行顽强不懈的努力来建立一个包括全体觉悟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独立进行政治活动的组织。应该实现直到现在还多半是在纸上承认的所有党组织的自治权。应该彻底消除争地盘的斗争、畏惧其他“派别”的心理。但愿我们能真正有团结一致的党组织，而在这些组织内部，各个不同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派别之间只能进行纯粹的思想斗争。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我们也不可能马上做到。但是道路已经确定，原则已经宣布，我们现在应该力求完全地、彻底地实现这个组织上的理想。
我们认为代表大会的一个重大的思想成果是更明确地划清了社会民主党右翼和左翼的界限。欧洲所有的社会民主党都有这两派，我们党内也早就形成了这两派。更清楚地划分他们的界限，更明确地判明争论的起因，这是促进党的健康发展、加强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制止一切使社会民主党严重脱离正确道路的倾向所必要的。
统一代表大会提供了大量实际的文件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十分确切地、无可争辩地判明，在哪些问题上我们的意见一致，在哪些问题上我们的意见有分歧，分歧究竟有多大。应该研究这些文件材料，应该了解确切地表明了分歧的内容和程度的那些事实，应该抛弃旧的小组习气：一味地大叫大嚷，危言耸听，咄咄逼人，而不对某个某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某点某点分歧进行实际的分析。因此我们认为在这本小册子的附录中，必须包括尽可能完整的有关统一代表大会的文件材料，使党员能够真正独立地研究分歧，而不是重复那些不假思索地接受来的老调子。这些文件材料当然是枯燥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阅读那些决议草案，拿草案和通过的决议比较，考虑每一条每一句的不同的措辞的意义。但是不做这种严肃认真的工作，就不可能自觉地对待代表大会的决议。
这样，把我上面所谈的代表大会的争论归纳起来，把代表大会没有研究的（或者说搁下来的）决议草案的不同倾向归纳起来，我得出的结论是：代表大会大大帮助了我们更清楚地划分社会民主党右翼和左翼的界限。
我们的右翼不相信俄国目前的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会取得完全胜利，害怕这个胜利，没有坚决地、明确地向人民提出争取这个胜利的口号。它一直纠缠在一个根本错误的、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思想上：似乎资产阶级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独立地“干”，或者说资产阶级革命应该仅仅由资产阶级进行。对于无产阶级作为争取资产阶级革命的完全彻底胜利的先进战士的作用，社会民主党右翼是不清楚的。
例如他们提出（至少是代表大会的右翼发言人有几位在发言中提出）农民革命的口号，但是并没有把这个口号贯彻到底。他们没有在纲领中规定明确的革命路线（由革命农民委员会夺取土地，直到召开全民立宪会议），以便在人民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他们不敢在农民革命的纲领中表达由革命农民夺取政权的思想。他们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恰巧没有“从逻辑上”把农业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进行到底，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逻辑上”（和从经济上）把这种改革进行到底，那就只有实行消灭绝对地租的土地国有化。他们杜撰出一条十分勉强的中间路线，主张由各地区各自分散地实行土地国有化，在不民主的中央政权下维持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他们用复辟的幽灵来吓唬无产阶级，而没有注意到他们是抓起了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武器，他们是在给君主派资产阶级帮忙。
我们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整个策略路线过高地估计动摇不定的君主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等等）的意义和作用，而过低地估计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农民协会”[56]，杜马中的“劳动团”，社会革命党人，人数众多的半政治性半工会性的组织等等）的意义。这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过高估计和对革命民主派“下层”的过低估计，同上面指出的对资产阶级革命的不正确看法有极其密切的联系。立宪民主党人的表面成就，他们的轰动一时的“议会”胜利，他们的装腔作势的“立宪”演说，把我们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弄得眼花缭乱。这些人迷恋于权宜之计，而忘记了民主派的更根本的和更重要的利益，忘记了那些力量，那些很少在特列波夫和杜巴索夫之流所允许的“立宪制度”的表面上“喧嚷”，却在革命民主派的下层进行着更深刻的尽管不太显眼的工作，酝酿着一些不完全是议会性质的冲突的力量。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对起义持怀疑的（说得温和一点）态度，他们力图丢掉10月和12月的经验和当时所制定的斗争形式。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中，在这个在任何真正革命时期都处于首要地位的斗争中，表现了动摇和消极。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抵制杜马的历史作用毫不理解，竭力想用“无政府主义”这种尖刻的字眼来回避对一定时期的运动的具体条件作出估计［注：我刚刚收到卡尔·考茨基的新的小册子《国家杜马》。他对抵制问题的提法同孟什维克的提法有天壤之别。我们的可怜的社会民主党人，例如《涅瓦报》的涅哥列夫，胡说什么抵制是无政府主义！考茨基却不然，他对具体条件进行分析之后写道：“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大多数俄国同志认为用这种方法召集的杜马只不过是令人极端愤慨的伪造的人民代表机关，并且决定对它进行抵制，这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的大多数俄国同志认为，与其参加选举运动然后进入杜马，不如进行斗争以便搞垮这届杜马、争取召集立宪会议更为恰当，这也是毫不奇怪的。”
我们多么希望阿克雪里罗得的关于议会制的好处和无政府主义的害处的空洞词句能够尽快公之于世，好跟考茨基的这种历史的具体评价作一番对照！
顺便说一说。考茨基在他这本小册子里是这样谈到革命的胜利的：“农民和无产阶级将愈来愈坚决地和不客气地迫使杜马的代表向左转〈用《涅瓦报》的轻蔑的说法，是“赤裸裸地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在他们还没有完全战胜自己的对手以前……日益削弱和钳制自己的对手。”总之，农民和无产阶级将战胜“他们”，也就是把政府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全都战胜。可怜的考茨基！他不懂得，资产阶级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进行。他陷入了“布朗基主义”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胜利（“专政”）的邪说。］，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参加假立宪机关，过高估计这个机关的积极作用。
我们应该同我们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这些倾向进行最坚决的、公开的、无情的思想斗争。应该努力做到对代表大会的决定进行最广泛的讨论，应该要求全体党员以十分自觉的、批判的态度对待这些决定。应该使所有的工人组织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说明自己赞成哪些决定，不赞成哪些决定。如果我们是真正地、严肃地决定在我们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如果我们决定吸引工人群众自觉地解决党的问题，那就应该在报刊、集会、小组和团体中进行这样的讨论。
但是，在统一的党内进行的这种思想斗争，不应该分裂组织，不应该破坏无产阶级行动的一致。这在我们党的实践上还是一个新的原则，因此，要正确地加以贯彻还要做很多工作。
讨论自由，行动一致，这就是我们应该努力做到的。在这一方面，统一代表大会的决定给全体社会民主党人留下了足够的活动余地。现在还远远谈不上按“地方公有”的精神采取实际行动，而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批判小资产阶级的空想，这却是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同意的。因此我们应该讨论地方公有，谴责地方公有，不要担心这样会破坏无产阶级的行动的一致。
关于杜马的问题，情形有些不同。在进行选举的时候行动必须完全一致。代表大会决定，在所有将要举行选举的地方我们都参加选举。在选举期间，不得对参加选举进行任何批评。无产阶级的行动应该是一致的。将来只要有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我们都将随时承认它是我们党的党团。
但是，除了行动的一致之外，还必须最广泛地、自由地讨论和谴责我们认为有害的措施、决定和倾向。只有这样进行讨论，通过决议，提出异议，才能形成我们党的真正的公众舆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会成为一个善于随时表明自己的意见，用正确的方法把已经确定的意见变成下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的真正的党。
现在我们看一看引起意见分歧的第三项决议，即关于起义的决议。在这里，在进行斗争期间这个问题上行动一致是绝对必要的。在进行这样激烈的斗争期间，全力以赴的无产阶级大军的内部不允许进行任何批评。而在还没有号召采取行动的时候，可以对决议及其根据和各条规定进行最广泛的、自由的讨论和评价。
因此，活动范围是很广阔的。代表大会的决议提供了很多的余地。不管怎样迷恋于假立宪制度，不管有人怎样夸大杜马的“积极”作用，不管社会民主党的极右派怎样号召温和谨慎，我们手中有对付这一切的最有力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代表大会关于起义的决议的第一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确认运动的直接任务是从专制政府手中争取政权。谁忘记了这个直接任务，谁把它放在次要地位，谁就是违背代表大会的意志，我们就要同这些违背代表大会意志的人进行最尖锐的斗争。
我再说一遍：余地是很多的，从议会党团到争取政权的直接任务。在这样广阔的范围内进行思想斗争，可以也应该不致引起分裂，不致影响无产阶级行动的一致。
因此我们号召所有不愿让我们党过于右倾的社会民主党人进行这样的思想斗争。
1906年6月在莫斯科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1—66页
注释：
[35]引自孟什维克《关于目前革命形势和无产阶级任务的决议草案》。原话是：“在10月17日以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不允许政府和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寄生分子有其他的选择：他们或者完全彻底地实行民主自由，或者返回到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绝对不相容的专制国家制度那里去。”——30。
[36]《言论报》（《Слово》）是俄国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903—1909年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是右翼地方自治人士的报纸，1905年11月起是十月党的机关报。1906年7月起停刊。1906年11月19日（12月2日）复刊后，是同十月党无实质区别的和平革新党的机关报。——33。
[37]《涅瓦报》（《Невск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机关报（日报），1906年5月2—13日（15—26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0号。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维·伊·查苏利奇、尔·马尔托夫、格·瓦·普列汉诺夫等。——41。
[38]分进合击是军事术语，是普鲁士和德国统帅、军事理论家老毛奇的一条重要军事思想。他对这一思想的具体表述是：“从各个方向向一点运动，协同一致，出其不意围歼敌人。”此处是把这个军事术语应用于政治方面。——41。
[39]彼·伯·司徒卢威是在给他自己出版的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秘密记事《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写的序言中提出“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这一希波夫式的口号的。他在那里说：“即使彼得堡的官僚们为人民建造起维特先生答应建造的最好的、甚至是镀金的营房，伟大的人民仍然不堪忍受这种营房中的生活。他们需要的是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全俄地方自治机关。”列宁在《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中批评了这个口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8—64页）。——43。
[40]劳动团（劳动派）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容许赎买土地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43。
[41]《杜马报》（《Дума》）是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报（每天出版的晚报），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6月13日（26日）在彼得堡出版。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参加者有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弗·伊·维尔纳茨基、谢·安·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帕·伊·诺夫哥罗德采夫、伊·伊·彼特龙凯维奇、费·伊·罗季切夫、列·尼·雅斯诺波尔斯基等。——44。
[42]《新时报》（《Hoboe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44。
[43]指第52号以后被孟什维克篡夺了的《火星报》。《火星报》第52号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的。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1905年5月《火星报》第100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1905年10月，《火星报》停刊，最后一号是第112号。关于《火星报》，见注192。——45。
[44]经济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主义的拥护者。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的主要报刊是《工人思想报》（1897—1902年）和《工人事业》杂志（1899—1902年）。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一书，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45。
[45]《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45。
[46]《无题》周刊（《Без Заглавия》）是俄国政治性刊物，1906年1月24日（2月6日）—5月14日（27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6期。该杂志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刊物。参加编辑部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主编）、叶·德·库斯柯娃（出版者）、瓦·雅·鲍古查尔斯基、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45。
[47]温和谨慎一语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是该剧主人公莫尔恰林自诩的长处。莫尔恰林热中于功名利禄，一心依附权贵，为了得到赏识和提拔，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寡言少语。——48。
[48]国民公会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于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建立。国民公会的代表由年满21岁的全体男性公民普遍选举产生。——52。
[49]布朗基主义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冒险主义的思潮，以路·奥·布朗基为代表。布朗基主义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而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列宁对布朗基主义的评论，见本卷第75—76页。——53。
[50]指列宁的《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49—157页）。这篇文章和费·伊·唐恩的《国家杜马和无产阶级》一文一起载于1906年2月在彼得堡出版的小册子《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55。
[51]《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56。
[52]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6名编辑（包括主编库·艾斯纳）辞职的事件。《前进报》编辑部倾向机会主义，引起了党内的不满。1905年6月17日，该党柏林组织的积极分子、出版事务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合召开会议讨论《前进报》问题。奥·倍倍尔在会上作报告指责该报的立场，要求该报改变路线。10月22日，该报6名编辑提出了辞呈。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接受了他们的辞呈，并于10月23日发出了改组《前进报》编辑部的通告（载于1905年10月24日《前进报》第249号），任命了新的编辑。这些被免职的编辑于10月26日在《前进报》上发表宣言，把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路线说成是“对党报自由和独立的威胁，甚至是毁灭”。机会主义者还企图发动一场为这些编辑辩护的运动。——56。
[53]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即1904年8月14—20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各国社会党代表476人。大会讨论了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党的统一、总罢工、殖民政策等问题。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是在《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这一决议中说明的。决议禁止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谴责掩盖现存的阶级矛盾从而促成同资产阶级政党接近的任何尝试。——56。
[54]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该党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俄国自由派的右翼。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57。
[55]“真正的社会主义”亦称“德国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代表人物有莫·赫斯、卡·格律恩、奥·吕宁、赫·克利盖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基础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德国哲学发展的逻辑结论；他们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一些范畴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进行唯心主义的改造，把社会主义归结为实现真正的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他们还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拒绝进行政治活动，从小市民的利益出发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反对在德国争取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而用超阶级的“博爱”和“人性”等道德说教来代替革命的阶级斗争。——58。
[56]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1905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组织，于1905年7月31日—8月1日（8月13—1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1905年10—12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470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20万人。根据协会成立大会和1905年11月6—10日（19—23日）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1907年初被解散。——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