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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文革在今日的宣传中被视为噩梦，因为它推翻了旧的统治者的秩序，让穷人掌了权。既然是噩梦，那就和爱国者们所幻想的、被宣传到，种种违反社会道德的事情全部被夹杂起来，混合起来，融成了一种伤痕文学，将文革描述为了人间地狱。这样的反动宣传，想要破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对文革历史重新整理，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当群众们再次认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真正的革命也就不远了。
2.过去几千年的阶级社会就是一句话：压迫有理，造反有罪。而在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下发动的文革开天辟地的提出了新的一句话：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这里造反的目标是很明确的，是要造压迫阶级的反，要造资产阶级的反。走资派害怕被打倒，就要把水搅混遮掩自身，把目标明确的造反变成乱遭遭的骚乱，挑动群众斗群众。在未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党内走资派也必然会使出类似招式，所以总结吸取文革中武斗问题的经验是很有必要的。
右派分子总是假借文革武斗一事大肆抹黑毛主席、江青、张春桥等革命派同志。事实怎样呢？右派分子们对此是无脸面对的。武斗恰恰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挑动起来的，而毛主席、江青、张春桥等同志在制止武斗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日以武斗之事来抹黑文化大革命的，和旧日挑起武斗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本质上正是同一类人。
在1966年8月8日颁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就首次提出了“用文斗，不用武斗”这一文化大革命的总体方针。提出“用文斗，不用武斗”并不是宣扬改良主义或者迷信政治影响力，而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同以往的革命不同，它重点是要解决人们思想上的问题，如马克思和列宁所说，要使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要使他们掌握用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一切社会问题的能力，从而能够掌稳政权。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
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所谓人们的灵魂，就是说的思想，说的意识形态，说的社会风行的文化，说的同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相联系的种种风俗、种种习惯。这些，都是人们头脑里的问题。
……
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倡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充分利用大字报，进行大辩论，大鸣大放。这些都要动笔，动口。
动口，动笔，就必须动脑筋，让群众去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天才。
用武斗的简单办法，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不能在群众面前充分暴露那些牛鬼蛇神的丑恶面貌，不能肃清那些牛鬼蛇神的反动毒素。（人民日报1966年9月5日《用文斗，不用武斗》）
这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武斗产生的历史。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派奉行形“左”实右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正是武斗的起源。 他们首先派出工作组，打着“主持文革工作”的旗号，把群众划分为左派和右派，大量革命群众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加以迫害。以师大一附中为例，1966年6月17日新工作组进校，这个工作组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又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另一方面，这些走资派放出未改造好的高干子弟，组成保皇派红卫兵，在社会上大搞打砸抢，并且围攻革命派组织。 以北京“西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为例，其司令为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孔丹，副司令为开国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董必武之子董良翮，宣传部长为中科院党组副书记秦力生之子秦晓，除此以外主要活跃成员还包括刘少奇之子刘源、刘少奇之女刘亭、邓小平之子邓榕、薄一波之子薄熙永、薄熙来、徐向前之子徐小岩、李先念之女李紫阳等等。西纠在中央周恩来、叶剑英、陶铸等人支持下活动，镇压地质学院“东方红”、北航“红旗”等造反派组织，还肆意迫害群众（往老人头上泼开水、用皮带抽打、还专门设立了“劳改所”处刑所谓“敌人”），打死了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迫害老舍致其自杀。在“西纠”被中央文革小组遣散以后，其成员又联合“东纠”“海纠”“宣纠”成立了“联动”（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公开喊出“刘少奇万岁！”“踢开中央文革！”“江青不要太狂了！”甚至有人说“是毛主席犯了错误”。“联动”先后六次冲击公安部，在公安部抢掠公共财产、白吃白喝。而这样的组织，在改革开放后1984年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共青团联合下发的《关于“联动”“西纠”彻底平反的通知》，还得到了所谓“平反昭雪”！
毛主席、江青、张春桥等同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展开文革工作，排除走资派干扰，制止武斗的。毛主席1966年7月首先发难：“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8月4日在中央扩大会议上怒斥了刘邓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的行为：“在治安时代以后的北洋军阀，后来的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的。现在的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何区别？”8月21日，中央出台文件《关于绝对不允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8月22日，又出台了《中央同意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同邓小平“六四”清场一对比真是黑色幽默！）。在1966年底，毛主席专门写信给周恩来交待：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 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1966年12月27日《给周总理的亲笔信》）
1967年7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毛主席又补充论述道：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 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
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 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
（1967年7月18日《视察武汉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这两段话鲜明地点出了武斗的根源以及解决办法，如今我们可以说它们就是关于武斗问题的纲领。武斗的根源就是阶级敌人利用群众组织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分裂活动，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敌人。 正如列宁所说：“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武斗问题中，存在一个敌我矛盾和一个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是存在阶级敌人从中作梗，人民内部矛盾就是群众组织中还存在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而前者是主要矛盾。 要制止武斗，就要实现大联合，要最多的力量来对付最少的一批敌人。在1968年1月10日文汇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份调查报告中，抓了李顺之、戚拯小集团这个典型案例，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这个小集团的头头李顺之，在抗战时期钻进革命队伍，一九四〇年，因为他同一个匪特案件直接有关，开除党籍，后又混入党内，曾窃据江阴县副县长、常州地委委员等职务，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清洗出党。又一个头头戚拯，先后窃据高邮县某局局长，上海市某局科长等职，是原上海市某局局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的亲信，因为触犯国法，判了长期徒刑，是这个姓黄的把他减刑释放出来的。……
这一伙政治骗子，在苏南采用的手法，更加卑鄙可耻。他们竟敢冒充和盗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常委”和“顾问”等名义，到处招摇撞骗。他们就是靠这一套，在沪宁线上的常州、无锡、镇江、江阴等地，骗取了一部分群众的信任，有的当上这个组织的“参谋”，有的担任那个组织的“顾问”，有的充任“总指挥”，有的甚至同时操纵了两派革命组织。在常州，他们曾经冒充“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的名义，“支持”某个组织去夺旧常州市委的权；不久，又“支持”同这个组织对立的另外一些组织去夺旧常州市委的权。他们就是用这一套手法，到处煽阴风，点鬼火，极力煽动某些人的派性，制造大分裂，挑动大武斗，阴谋用这个革命组织去攻打另一个革命组织，等到两败俱伤的时候，好实现他们的反革命复辟计划。 沪宁线上和苏南地区的大规模武斗，同这伙反革命分子是密切相关的。一九六七年七月，常州发生严重武斗，戚拯就守在上海铁路分局水电段的铁路专线电话机旁三天三夜，进行“遥控指挥”，并且多次召集同伙在上海开会，拟定“作战”方案。一九六七年九月，常州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时，戚拯又通宵达旦地守在镇江火车站的专线电话机旁，对着地图进行指挥。戚拯一面和守候在上海某单位的李顺之、胡汉等保持密切联系，一面同来自常州的他的同伙召开紧急会议，想方设法搞到武器，派出“增援部队”，并且在镇江成立后勤指挥部，挑拨离间，加深某些革命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挑动两派继续武斗。
这伙坏蛋，挑动武斗的手段是十分狠毒的。他们唯恐两派打不起来，唯恐群众不上他们的当，竟自煽动“先放第一枪”，煽动不要“单纯的军事防御”。李顺之在给常州一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信中说：“这样的武斗，用不着怕犯‘先放第一枪’的错误。”“单纯的军事防御是不行的，现在看来应当进攻，可以进攻了。”这伙坏蛋就是这样煽动群众向自己的阶级兄弟开枪！
……
我们工人阶级内部，既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有些地方两个革命群众组织不能联合起来？为什么有的地方接二连三地出现武斗，发生流血冲突？当有人煽动我们伸出拳头打自己阶级弟兄的时候，应该多想一下，究竟为什么要打？这是谁的主意？他是个什么人？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敌人？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
要知道，李顺之、戚拯之类的坏人，是一伙反动的实用主义者。他们今天可以支持这个组织，明天又可以反对这个组织。他们所以支持或反对这个组织，完全是出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一旦他们实现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狂妄计划，他们是会对所有的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的。问题在于，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会上他们的当呢？原因可以找到好多条，但是，应当坦率地说，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是毒蛇，就是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社会上的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利用革命造反派中某些人所受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的影响，当作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特别是当着阶级敌人末日来临，一切镇压、欺骗手段失灵以后，他们象抓住稻草一样，拼命地利用我们革命队伍里面某些人的私心，恶毒地灌输派性。你要搞实力，拉队伍，树山头嘛，他就竭力为你发展人马，扩展山头，骗得你的信任。李顺之、戚拯之流，就是化装成“老造反”的毒蛇，就是用这种手段缠住了某些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针对这个问题在各地组织两派群众组织谈判，促成大联合，为制止武斗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在上海，“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在实现大联合上走在了全国前列。据“工总司”成员黄金海在其回忆录《十年非梦》中的描述，1966年11月6日在讨论“工总司”名字的会议上，王洪文同志首先提出：“上海工人组织起来后别像北京红卫兵那样，出现三个司令部，应该加个总字，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全市的各造反组织通过“工总司”民主集中进行决策，决策一经通过，各造反组织就统一行动。大联合的实现，一来使革命力量有了质的提升，二来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武斗、内斗，三来把混入群众中的敌人暴露出来了，四来还促进了群众破“私”立“公”观念的形成。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来看看中央文革小组的各名成员的论述：
张春桥1967年3月26日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上的讲话：
对于革命群众内部的问题，当然革命群众里边有坏人，而且常常是发生在武斗事件上。如果同志们出去看一看，这个地方不说十个（事件）有十个，总有七、八个是有坏人挑动。我们革命委员会从成立以来，没有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没有挑动过武斗。什么人在挑动呢？在工人与工人之间非要武斗不行，工人同志能接受这个意见吗？总是有人在挑动的，有人利用的。看来想搞他自己小团体的利益，有人想达到他自己的个人的某种目地。姚文元1967年3月26日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上的讲话：
有的革命造反派为了自己这一派单独掌权，为了保持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任意把别的革命组织打成反革命，就是你反对我就是反革命，甚至用武斗、扣押等等非法的手段，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夺权以后用这种办法来压制群众，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江青1967年8月11日对北京学生代表的讲话：
现在还有一小撮人背后操纵武斗，搞有组织的、有训练的专门杀害革命派的武斗，他们是强呢？还是弱呢？是弱了。武斗总是少数人挑起的。党中央、毛主席一再号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他们挑起武斗是弱的表现。
一小撮人没办法调动我们的正规军，军队有命令，不准开枪。他们就只好在幕后组织一些人搞武斗。搞武斗总是有人操纵的，你们想一想。
他们操纵的一些人也不是真心要搞武斗的，有个人写了一封信，说他现在已经杀了四个阶级兄弟，现在不愿再干下去了，跑出来了，他要投案。我们相信这是真的。
使广大群众识破是一小撮人破坏他们，使他们孤立起来，就是要提高人们的认识。谢富治1967年9月1日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为什么武斗？就是坏人——一条利用小团体主义、派别斗争，另一条利用四大民主，地富反坏右没改造好的都出来了。我们要有敌情观念。王洪文1967年9月20日人民日报文章《来一个革命大联合的新飞跃》：
我们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闹分裂，搞武斗，这决不是什么“革命行动”，而是上了阶级敌人的当。阶级敌人在制造工人之间的对立，在混水摸鱼。我们千万不要上当。我们只要实现革命大联合，就会把敌人暴露出来。王洪文1968年6月24日在上海市“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大会”上的讲话：
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搞右倾分裂，策划武斗，两派没有联合或者联合不巩固的单位，敌人就充分利用了一些人的资产阶级派性，搞幕后操纵，制造分裂、策划武斗。
比如最近益民食品厂，他们单位揪出了一批特务，其中有的是国民党特务，有的是日本特务，有的是一些汉奸走狗。他们这个单位，同志们不知道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武斗，但是他们最近两派的头头通过了坐下来学习，他们揪出了一批敌人，各自首先把自己这派的坏人揪出来了。从这一些例子当中就证明了敌人是千方百计地利用一些同志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派性来制造武斗，挑动分裂，来破坏当前的运动。
现在还有一部分单位两大派的联合还不是那么巩固，有的还在打内战，搞武斗，我们说这一些单位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在对敌斗争中来巩固大联合。现在有的单位各自用资产阶级派性来对待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有一些同志对于对立的一派，即使是人民内部矛盾，也要无限上纲，而对自己的一派里面的一些坏人，即使是敌我矛盾也是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不揪不斗，这样就给一小撮阶级敌人钻了空子。有一些同志被资产阶级派性蒙住了眼睛，因此就掩护了阶级敌人，敌人也还是利用了他们的资产阶级派性，制造武斗，挑动武斗，来保护自己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各单位的造反派头头的高度警惕。
可见，改革开放以后走资派口中这些“挑起武斗的反革命分子”不仅不是挑起武斗的元凶，而且是坚决反对武斗的！这样，我们就明确了武斗问题的根源，主要矛盾和敌我关系。那么怎样解决武斗问题呢？在下篇中我们就从（1）大联合，（2）发动群众制止武斗，（3）革命派整风运动，（4）文攻武卫这四个方面来总结其中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