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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支教行业越是兴盛,越能反映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天壤之别。小资产阶级带着“菩萨心肠”跑去支教,感动于自己给穷苦孩子的人生带来光亮,这是米粒之光,这光从不考虑驱散背景的黑暗,反而拿这漆黑为自己的荧光做点缀。武训式的改良人物就是这类玩弄“希望”的卑劣之人,假慈悲,他们同情无产阶级的苦难,但不允许其真正改变苦难。帮山区孩子读书识字有错吗?没有。错的是改良人物通过孜孜不倦的支教、公益,来消解、否定暴力革命。到工厂融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有错吗?没有。错的是机会主义者通过孜孜不倦地重复过去的半吊子工程,鼓励自杀式冲锋消磨青年热情,来消解、否定组织建设。“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2.支教谈的也依旧是生意,正如善意捐款到最后都变成了给资产阶级捐款。这样的支教有没有作用呢?有,但是有限,或者说是正好在挣钱的过程中办到了一点教育,造成的恶劣影响却是远超过好处的。主办方三方挣钱,受援助要交钱,参加支教要交钱,正好乘上政策的东风还能捞一点油水。并且这些钱最后都不会变成缓解城乡教育不平衡局面的资金,私有制仍然存在,不平衡只会加剧。没有什么善意,只有利益。
支教,即支援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作为弥补城乡教育资源差距的公益活动,一直被广泛认为是“扶贫”的重要一环而备受推崇和尊重。支教旅行也应运而生,花费三千五千到一万不等,以及7天时间,带着基础学历以及“一颗菩萨心”,去贫困的山区帮助孩子们。旅行商在宣传的时候大肆渲染乡村的贫穷,把山区孩子塑造成“贫穷却渴望知识”的形象,然而到了目的地后,却是有着“传统古镇”美名的旅游度假村!旅游商真是了解顾客,毕竟小资产阶级只有散布“嗟来之食”的伪善,他们是来体验无产阶级生活的!
食宿条件是支点重点推荐的部分之一。招募官称,2019年,广南村被列为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支教团曾经的住宿地为镇上条件相对完善的旅馆和民宿,往返广南村小都有专车接送,近两年的住宿则大多选在广南村内的民宿,一般为2~3人间,有Wi-Fi、独卫等完善的设施。每日三餐能够保证“一般饭店水准”,食宿交通皆由当地村委负责提供和协调。
不少组织方在向家长推荐项目时往往会采用“提升软实力”“拉高综合成绩”等语焉不详的话语,误导家长认为参加这些项目能对报考国内外知名高校加分。学员在项目结束之后能收获官方3张证书以及公益时长40小时,可以用于提升孩子背景,对参与国内大学的‘强基计划’、国外大学申请都有帮助。
由此可见,支教旅游完全是打着公益旗号,实则谋取利益。参与“十年树木,七天树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慈悲心,满足自己的赎罪感;或是为自己留学、求职的履历上镀金,与此相照应的,真正困于偏远地区、贫困山区的孩子却无人帮助,教师长期稀缺。
支教旅行固然丑恶,然而整个支教事业作为改良主义行为,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并无法改变无产阶级受压迫的处境。山区孩子“刚出虎穴,又入狼窝”,进入资产阶级的工厂和办公室中作为劳动力为金山添砖加瓦。 衡水中学也好,高考制度也好,支教行业也罢,从未给无产阶级子弟带来翻身的权力。
一.围困山区孩子的不是高山,而是资本主义
无论是号召义工的专业支教机构,还是招揽顾客的支教旅行行业,都会大力渲染山区发展的极度落后,可难道就应如此吗?为何政府不去大力帮扶而是组织义工去带着高尚情操吃苦呢?
回看共和国发展史,就会发现答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文革时期,教育事业快速发展,1975年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6.8%的历史高点;而在1978年“伟大转折”后却连年停顿在这一水平线以下,一直到1987年,才恢复到97.2%。初中教育也是如此,初中毕业升学率在1975年为60.4%从此再没有达到过这一数据。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要原始积累,教育资源早就被拿去搞“经济建设为纲”了,而在如今的帝国主义争霸时期,教育考核也只是为了制造出成批合格劳动力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已。对于地处偏远、人口稀少、交通极不发达的偏远地区,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自然不会在意。换而言之,城乡巨大的发展差距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恶果,是走资派篡夺政权后的倒行逆施!
乡村支教总是被拿来与文革时期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作比较,然而二者是不同的质。文革时期能做到把农业大学开到农村去,把教育内容结合到实践中去,培养出色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文革时期教育革命详见:https://longlivemarxleninmaoism.online/t/topic/31986) ;而资产阶级的支教只是去到乡村发掘劳动力,此过程中还充斥着巨量的形式主义和走马观花式的小资旅行。
让本就很困苦的山区儿童拼命学与生产生活毫无关联的知识,拼命地把城市无产阶级子弟拉下去几个以求考上大学,而后成为资本家的奴隶加班加点的工作…与其是拯救,不如说是在残酷剥削下的一点“嗟来之食”罢了。
由此可见,围困山区儿童的不是高山,而是资本主义。
二.从张桂梅讲起——批判支教行为本身
张桂梅是中修曾大肆吹捧与歌颂的人物,特色政府吹捧她“吃苦耐劳,坚守党员初心,将贫困地区的女生送出大山…”中修的确竭力想将她塑造成一个人民英雄的模样,然而,英雄也是有阶级性的,张桂梅是资产阶级为了续命而推出的英雄,是新时代武训式的人物,唯独不是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英雄!
毛主席就于1951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对《武训传》的批判: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武训是在剥削压迫下向着统治阶级奴颜婢膝乞讨兴学的人,张桂梅也是在官僚资产阶级压迫下对其不闻不问而受到中修嘉奖与推崇的人。
张桂梅究竟做了什么?褪去伟大无私的光环,所做之事无非就是让山区贫困的无产阶级子女卷入残酷的资本主义教育竞争中去,在竞争与灌输中把学生塑造成一个合格的劳动力,加入城市的无产阶级大军中被资产阶级剥削而已。 客观上来说张桂梅式的扶贫支教确实帮助许多山区贫困儿童改善生活状况,但扶贫支教根本不去触碰资本主义下腐朽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而是“去更差的环境生产合格劳动力” ,这对官僚资产阶级老爷以及一众簇拥着的小资产阶级来说喜闻乐见,而对无产阶级来说地位不会改变分毫,甚至教育竞争会更残酷。
而被“天使”救起来的贫困山区学生,也只不过是从农村困苦环境转移到了城市的资本主义剥削中去了而已。说他们“才出虎穴,又入狼窝”实在是很恰当。由此可见中修塑造出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无法成为无产阶级的救星。
总结——最终出路唯有革命
支教最好的结果也只是在深山中为资本主义发掘更多劳动力罢了,况且其中还夹杂着大量“假公益,真利益”的支教旅行。改良主义只会越改越凉,资产阶级在分食完剩余价值后施以小恩小惠,竟还要无产阶级感恩戴德!
和由小资产阶级为主要参与者的支教旅行很相似的,是小资革命者——泛左翼大力推崇的“融工”。 走马观花式的合法斗争只能满足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赎罪感,难以为工人阶级争取实际利益,更别提翻身做主了。脱离先锋队建设,崇尚个人单打独斗的机会主义路线必然失败。
无产阶级从来都有能力推翻资产阶级,如今无产阶级受到压迫,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不是小资产阶级认为的“支教不够多”,“融工”做的不够多,而是没有一条马列毛主义与中修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革命路线,也就是没有能创造这个路线并扎根于社会一切阶级中去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要做带领无产阶级掀翻资产阶级教育的先锋,绝不做从事龌龊支教产业的资本主义糊裱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