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葵:主观能动性与主动阶级

主动即主观能动性,这篇短札都会围绕这个关键词展开。

墙内泛左翼喜欢用一些抽象的空洞无物的概念来掩饰他们操作上的无能。他们总把国家和政府想象成可以供他们“推”、“促”、“挤”的公器,他们完全无视列宁的教导,不能理解:在阶级社会里,国家只能是统治阶级的“私物”。卧榻之处岂容他人酣睡?!所以要么起而打倒它砸碎它,要么恭顺地做它的奴仆。除此以外没有第三条道路。

因为站在“推”、“促”、“挤”的立场上,所以往往就被动,往往要观风向,而“被动”就只能吃残羹冷炙,“被动”就赢不了基本面。殊不知剥削阶级在争取“主动”方面,从来就是挖空心思的。他们在镇压人民、分化人民、瓦解人民方面,从来就是积极主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从下岗到改制,从 MBO 到私有化,哪样不是他们“主动”的产物?哪样不是他们“主动”按照自身阶级意志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结果?

马克思说得好: 第二帝国(按:指波拿巴政权) 就是在统治阶级依靠农民的被动的支持同无产者进行的主动的斗争中产生的。它是国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最后形式,同时又是最低贱的形式,它取代了中世纪的教会。第二帝国在反对无产者的斗争中诞生。(《法兰西内战》)

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主动阶级不但支配着社会的物质生产, 而且也支配着社会的精神生产。 某些泛左翼的理论大家们, 炮制出一套套理论体系,这些体系的发明家固然看到了一些阶级对立的苗头, 也能揭示出旧制度旧社会在瓦解的某些因素。 但是, 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 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

马列毛主义者必须看到这些主动性,否则就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就像马克思欢呼巴黎公社一般: 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也正是我们英勇的巴黎党内同志们的尝试。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以上谈的是原则。下面说说操作。无产阶级革命就是需要革命党把无产阶级从被动状态引导到主动状态上来, 把他们从受剥削受奴役的被动阶级转变成 “什么都敢想, 什么都敢干”的主动阶级,这个主动阶级将能移山倒海改天换地。

电影《红色娘子军》里有个片段,把这个主动性演绎得很好:

苦大仇深的吴琼花想要参加娘子军,一路上跟着连队到了训练场。
连长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吴琼花答:来当娘子兵的。
连长说:队伍在检阅,你们就闯了进来,可挺勇敢的。
吴琼花答:敢哪,我什么都敢。
连长问:无产阶级吗?
吴琼花不明白啥是“无产阶级”,周围的女战士提示她:家里有地吗?
吴琼花答:我是给人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连长说:好,你行了。不过去办一下手续。
吴琼花说:你不是连长吗?那你说了算。
连长说: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吴琼花情绪很激动,喃喃自语“为什么要来”,然后在大家面前撕开了衣领,说:还问为什么?
吴琼花指着身上被地主老财鞭打留下的伤痕说:
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扒他们的狗皮!

可见群众中间蕴藏着无穷无尽的主动性,革命党如果不能激发这种主动性,那么势必是少数几个人在那里空忙。

革命党自己也要发挥主动性,不能事事都推诿给“形势”,说什么“现在不具备这个条件,等有了条件,自然……”这些同志不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现在我们不把事事纳入革命的逻辑,那么革命的形势决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决不会眷恋那些只会背马克思本本的书呆子。

马列毛主义的革命学说就是一门主动的学说。物理公式再完美,如果不去做试验,那就等于是无。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 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 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论持久战》)

什么叫纳入革命的逻辑?就是一切行动围绕着革命的目的,实际推进的革命的展开。逻辑这个东西是很好的,就像地图一样,但是地图错了,往往路就走错了。摆在自己面前的这张地图究竟是革命的路线图还是改良的先遣图呢?这是每一个革命青年需要认真考虑的。

主动性还意味着要有创造力。有的同志心里想着主动,实际做的时候却很被动,一般这种情况是因为局限在别人游戏规则的缘故。革命党不需要什么既定的游戏规则,也不认可既定的游戏规则,革命党要自己创造游戏规则,也即“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意味着我们伟大的事业需要拥有足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只有这样,对于颠覆反动派才能做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我们的主动性。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敢想敢干,一切让实践去检验吧。我们要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和无产阶级一道成为主动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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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的攻击和胆怯的防御

(1906年7月5日〔18日〕)

大家早就知道,反动派是好汉,而自由派是懦夫。
立宪民主党就土地问题而写的国家杜马告人民书草案,又给这个老的真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很遗憾,劳动派的草案也不比立宪民主党的好,这一次劳动派完全束手无策地做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尾巴。但是在杜马中有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不会出来搭救吗?
请回忆一下,关于这篇国家杜马告人民书的整个问题是怎样发生的。国家杜马在对沙皇演说的答词中表示赞成有利于农民的强制转让私有土地。哥列梅金内阁简短、明确、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准”。
但是,内阁并不满足于作这种粗暴的警察式的拒绝。不,革命已教会了大臣们一些东西。大臣们不想把自己的职责局限于对杜马的形式上的询问作出形式上的答复。反动派不是形式主义者,而是讲究实际的人。他们知道,真正的力量不在杜马中,而在人民中。他们要在人民中进行鼓动。他们抓紧宝贵时间,毫不迟缓地拟就了告人民书。这份政府通报(6月20日)引起了拟定杜马告人民书的想法。政府指了路。杜马跟在政府的后面,而不能先走上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应走的道路。
政府通报究竟写得怎样呢?这是一篇反动的君主主义政党的真正战斗宣言。啊,反动派一点不客气!他们懂得怎样用战斗的语言来写。他们在自己的“通报”中直截了当地以政府的名义说话。确实,这里有什么好客气的呢?这些自由派教授们硬要人们相信,我们在立宪制度下生活,杜马也是政府的一部分。让这些教授们去胡言乱语吧!让他们用立宪游戏去麻醉人民吧!我们反动派是讲究实际的人。我们知道,政府实际上就是我们。我们就是这样说的,而对这些自由派学究的吹毛求疵和形式主义我们只能嗤之以鼻。我们直截了当地公开说:农民们,你们不明白什么对自己有好处。强制转让对你们没有好处,而且我们政府也不准这样做。农民中所有关于土地的谈论都是谣言和欺骗。最关心农民的是政府。政府就是现在也还愿意作些施舍。而农民们应当知道,他们不应当“靠骚动和暴力”来求得改善,而应当靠“和平的劳动”(应当补充说:为地主劳动),靠我们专制政府对农民的不断关怀。
这就是政府通报的要点。这是对革命的真正宣战。这是反动的专制制度对人民的真正宣言:不容许!要毁坏!
现在立宪民主党和这次完全被立宪民主党俘虏的劳动派准备回答政府的挑战。今天发表了立宪民主党的草案和劳动派的草案。这两个草案给人造成一种多么可怜而又可鄙的印象啊!
反动的宫廷奸党肆无忌惮地撕毁法律,把形式上只是政府的一小部分宣布为真正的和整个的政府。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就象谢德林笔下的绝顶聪明的鮈鱼那样躲在法律的牛蒡下面[156]。这些“人民”代表——请原谅我这样说——哭诉说,有人以违法来攻击我们,而我们则用法律维护自己!杜马是按照法律行动的,它表示赞成强制转让土地。按照法律,没有得到杜马的同意,“政府的任何计划都不能生效”。按照法律,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委员会,由99人组成……[157]这个委员会要制定出“经过周密考虑、正确编写的法律”……愿人民“安安静静地等待最后颁布这种法律”(劳动派删掉了末尾这种满脸无耻的奴才相的语句!良心受到了谴责。但是,他们加进了一段成立“地方土地机关”的话,同时却又狡猾地避而不谈以下事实:杜马,即杜马中占多数的立宪民主党人,显然要使这些机关成为地主官吏的组织)。
人民代表先生们,这真是太不光彩,太可耻了!现在连最偏僻的地方的俄国农夫也懂得:在俄国,纸上的法律同实际的生活大相径庭,用所谓立宪的、严格奉公守法的活动这种和平方法事实上不可能使全部土地转归农民所有并为全体人民争得完全的自由。对于这些,你们都假装不懂,这是不光彩的。如果你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决心这样果断地写出并这样公开地说出自己的革命真理以回答宫廷奸党的反动真理,那就用不着去答复内阁。有关杜马的法律并没有规定一定要求助于人民,因此绝顶聪明的恪守法律者们,你们还是老实地守住自己的那些“质问”,不要插足你们既没有勇气,没有直爽精神,也没有本领同反动派这些讲究实际、会斗争的人作较量的那个领域吧!
如果要写告人民书,那就应当把真相,把全部真相都写出来,把最痛苦的、毫不掩饰的真相都写出来。必须对人民说:
农民们!内阁向你们发布了文告。大臣们既不打算给你们土地,也不打算给你们自由。大臣们毫不客气地代表整个政府说话,反对杜马,虽然在纸面上杜马被认为是政府的一部分。
农民们!大臣们实际上就是俄国的专制政府。他们不拿你们在杜马中的人民代表当一回事,他们嘲弄这些代表,用警察式法律的刁难来拖延一切。他们戏弄人民的要求,若无其事地继续推行残杀、暴力、掠夺和制造大暴行的旧政策。
农民们!要知道,杜马是没有能力给你们土地和自由的。杜马的手脚被警察政府的法律牢牢捆住。必须使人民代表掌握全部权力,掌握全部国家政权。你们要土地和自由吗?那你们就要争取召开全民立宪会议,争取在全国各地完全扫除旧政权,争取选举的完全自由!
农民们!要知道,如果你们不自己解放自己,那么谁也不能解放你们。工人们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用自己的斗争取得了10月17日的让步。你们也应当懂得这一点。只有这样,你们才会成为革命的人民,即懂得要为什么目标而斗争的人民,善于斗争的人民,善于战胜压迫者的人民。要利用你们在杜马中的代表,利用你们派到杜马中去的代理人,要在全俄各地更紧密更齐心地团结起来,准备迎接伟大的斗争。不进行斗争就不会有土地和自由。不进行斗争,别人就会用暴力强迫你们接受招致破产的赎买,就会强迫你们接受地主和官吏的土地委员会,这些地主和官吏就会象1861年那样再哄骗和掠夺你们。
农民们!我们在杜马中为你们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可是,如果你们确实希望在俄国不再有象目前在杜马建立以后还存在的制度,那你们就得自己去完成自己的事业。
※ ※ ※

但是,在杜马中提出这样的告人民书是可笑的。
确实是这样吗?然而,用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让他们感到羞愧吧)所用的那种固守陋习的俄国辩护士的刻板语言来写“告人民书”难道不可笑吗?人民为杜马呢,还是杜马为人民?自由为杜马呢,还是杜马为自由?
※ ※ ※

让人们在任何一次农民大会上宣读立宪民主党的告人民书、劳动派的告人民书和我们的告人民书吧!看看农民对真理在哪一边这个问题会怎样说吧!

载于1906年7月5日《回声报》第1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293—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