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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电影看似巧合离奇，实际上是将平日里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这一事实浓缩到剧目当中，很容易引发观众的共鸣。从中也能看出创作者的阶级立场，由于小资习气的存在，虽然感到愤懑与不满，但是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对此作者给出了解答。
编者按：和历史上的诸多文艺作者一样，本文所说的这位电影创作者，虽然能够看见社会压迫，但却由于缺乏马列毛主义思想引导，从而只能在作品内用个人主义的复仇来解决矛盾，然而在现实中做不到这样，要解决压迫就必须团结其所有无产阶级，一同去对抗并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够做到。
电影《何种谋杀》上映于2015年，用夸张戏剧的情节浓墨重彩地呈现出韩国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但却止步于此，在如何解决问题上交出了一份零分答卷。
一、遭欺辱报案求助又遇难，法律不为无产者发声
女主蔡持言是工厂的女工，曾经被一场车祸损害了声带，所以平时她沉默寡言，朋友很少。一天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在昏暗的小巷里遭到了三个地痞流氓的侵犯，还被抢走了钱包。身心遭到巨大创伤的她选择到警察局报警，但警察见她衣着朴素、身无分文，更兼说话口齿不清，而表现出十分的不耐烦，不仅没有理会她的冤情把她赶了出去，甚至后来在街上遇见蔡持言时对她敲诈勒索，扬言不给他封口费就用假报案的理由逮捕她。
该警察的形象不能单纯理解为少数警务人员的贪污腐败，也不单是韩国一国的国情，而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普遍的现象，这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把持暴力机器，对无产阶级人民进行专政而出现的必然现象。
为何？一字曰之利。 蔡持言报案没有得到重视，是因为她没钱；而后她反杀了潜入家中试图再度施暴的地痞，却不敢报案了，因为她知道法律不站在贫穷的自己这边。资产阶级的法律、资产阶级的暴力机器（警察），不是为“正义”发声、不会为穷苦的无产者行动。就如“女神探”聂海芬为政绩办下冤假错案，冤枉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杀人，屈打成招使二人入狱数十年，反倒成了杭州警务系统的“标杆”！2024年妇女节前后的富士康女工遭侵犯事件却早已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了。读者朋友们，我们不难发现受苦受难的总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受益的总是资产阶级！聂海芳逍遥自在不正因为她是资产阶级忠实的走狗乃至其中一份子吗？张高平叔侄含冤难雪、富士康女工事件后续无音不正撕开了资产阶级法律的遮羞布吗？只有一个血淋淋的事实：法律是统治阶级制定以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资产阶级法律以及它们用于维护并行使法律的暴力机器绝不会站在无产阶级一方。
二、还我权力与尊严，无产阶级翻身要靠暴力革命
之所以说电影《何种谋杀》在如何解决问题上交出了一份零分答卷，是因为剧情的发展走向离奇而夸张。蔡持言冤屈难明，求诸法律途径又遭碰壁与勒索，只好偷偷将家中藏起的地痞尸体分尸丢弃，偏偏又碰上警察的敲诈勒索，纠缠之下尸体被发现，缠斗中绝望的她捡起警察掉落的配枪，枪杀了面前的黑皮狗。走投无路、自知必死的蔡持言就此走上了杀死仇人报仇雪恨的道路。
可以说编剧是为了寻求戏剧冲突而编排了一出“哈姆雷特”，但又何尝不是限于思想、没有理论指导的小资产阶级狂热臆想？工人阶级长期处于被资本家压榨的处境，其中无产阶级女性相较于男性而言，还更多地还要遭到身体上的侵害——剧中的女工仅因为拒绝潜规则就丢了工作，还被打得遍体鳞伤，这种悲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现实情况，而究其根本原因并非是某个资本家个体导致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以及其代言人——资产阶级，才是万恶之源。而无产阶级要从中解脱，实现自我的解放，不是消灭资产阶级个体就能实现的，不要说只是杀了一两个资产阶级个体，即便是将整个资产阶级杀光，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在，只有资产阶级法权还在，新的资产阶级就仍会产生出来。
而电影中的情节所体现的，毫无疑问是如列宁所说的：
“不善于或者没有可能把革命工作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知识分子的最狂热的愤懑情绪的自发性 。”
资产阶级社会中孕育诞生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斗争并消灭资产阶级，即事物的正面消灭反面以到达自我的解放，这是唯物辩证法。具体到当下而言，就是无产阶级要团结一致改变极度无权的现状，发动暴力革命夺取资产阶级的权力，建立起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无产阶级政权，最终在继续革命中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旧残留，实现共产主义。这才是无产阶级的斗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