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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从当代马列毛主义者的视角解读了《牛虻》这本书。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表明，上帝救不了我们，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而要夺取革命的胜利，靠的不是冒险主义的振臂一呼，而是长期的扎根和群众工作，这样才能真正地发动人民，打倒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
主人公从资产阶级的左翼青年转变为真正坚毅的革命领袖，是从长期艰苦的社会实践中完成的；人民群众对他的信赖，是他长久扎根在群众中的对革命的毅力与忠诚的结果。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还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还有他身后的革命组织与革命路线，我们需要的这样的革命者与组织。打造出它们的办法早在列宁的《怎么办》中，就向我们指出了培养这样扎实的地下组织与刚毅革命家的政治报路线。
《牛虻》是爱尔兰左翼作家伏尼契于1897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故事情节以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意大利人民反对奥地利统治者的斗争为背景，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者牛虻的形象。《牛虻》曾作为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同级别的革命经典文学作品，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作者伏尼契曾于1887年前往俄国参与反抗沙皇统治的民主革命运动，还认识了恩格斯、赫尔岑、普列汉诺夫等革命家，这段经历为她写下《牛虻》奠定了思想基础。
对主人公亚瑟的阶级分析
故事的主人公牛虻原名亚瑟，出身于佛罗伦萨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是神甫蒙泰尼里的私生子。亚瑟在大学读哲学，对神学很感兴趣，对神甫蒙泰尼里信任有加。亚瑟在同学的引荐下加入了秘密革命组织意大利青年党，出于对蒙泰尼里的信任，亚瑟并没有向蒙泰尼里隐瞒自己参加秘密革命组织的事情，蒙泰尼里得知此事后十分不安，担心亚瑟会陷入到危险之中。
后来蒙泰尼里赴罗马任主教之职，卡尔狄神甫接任神学院院长。出于对神甫和上帝的信任，亚瑟在一次忏悔中受骗，说出组织的秘密计划，从而导致一批党内同志被捕，出狱后原先的同志对他嗤之以鼻。恰在此时，亚瑟又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之谜。认识到蒙泰尼里神甫和上帝对他的欺骗后，他砸碎神像，留下字条伪装自尽，偷渡到了南美隐姓埋名，试图离开眼前的“地狱”。
亚瑟虽然是意大利青年党的成员，却总是以一种超阶级的视角看待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总是希望能找到革命和宗教的同一性。他把自己的革命热情理解为某种更新鲜的宗教理想的觉醒，“教士教导人们信仰基督教，而耶稣基督正是一切革命者中最伟大的革命者。”这是亚瑟为教士们辩护的话语，在他看来，革命追求的仅仅是信仰和理念方面的东西。
亚瑟对于革命的天真而粗浅的认识，源自于其资产阶级出身所带来的优渥的生活条件，这种把革命当成儿戏的想法，就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正如毛主席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阶级斗争可不是过家家，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较量。革命所要推翻和建立的，也绝不仅仅是虚无缥缈的信仰和理念，一切社会革命都是围绕社会关系的变革展开的，只有先破除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代表新事物的思想和理念才能占据统治地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
亚瑟天真地认为：“如果人人都成为合格的、自由而有责任心的公民，那就谁也不能奴役他们了”，现在很多人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中修社会中的诸多问题，是国民素质低下造成的，他们认为现在的社会物质条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精神文明建设却极度匮乏，只有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才能适应更为先进的生产关系，这种观点说得简单直白一点就是自由派的口头禅“思想配得上苦难”。这是一种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体现，敢于斗争、敢于反抗、追求自由的先进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导致群众思想落后的原因本就是统治阶级的各种愚民政策，在统治阶级的欺骗下，仍有不少群众认清了统治阶级的黑暗与反动，自发反抗统治阶级的行动在阶级社会始终是常有的事情。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社会实践对牛虻的改造
《牛虻》从第二卷开始，不再以亚瑟称呼主人公，而是使用牛虻。文章没有关于牛虻在南美生活的经历的直接描绘，但是从小说情节中牛虻与他人的交谈中可以了解到他所经历的捶打。在南美，他陷入了“真正的地狱之中”。他漂泊流浪，做过杂工和赌窑仆人，被一名水手打成残疾，伤愈后到戏班子里当小丑，受尽耻笑和侮辱。非人的遭际极大地改变了他的样貌，以致十三年后他当年的恋人和父亲面对他竟完全认不出来。
长期的底层生活，使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转变，底层人民生活的种种苦难他都有切身体会，他从前信任的上帝非但不能帮他摆脱困难，反而是给他带来这些灾难的元凶，他终于认识到要想实现意大利的民族独立，要想将奥地利统治者驱逐出去，要想解放意大利的劳动群众，就必须要彻底清除宗教对人民的欺骗与麻痹。
于是在十三年后，牛虻回到意大利，作为一名资产阶级革命者，参与到了反对教会与国王的革命斗争中。牛虻——费利斯·列瓦雷士，这是他的新名字，明面上，他是一个文笔尖锐的讽刺家，是一个来自南美的新闻记者，他以这样的身份参加意大利青年党的委员会中，背地里，他在意大利的山村里广泛地发展着地下群众组织，拥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一边在公开领域发表针对教会的政治讽刺文章，扩大宣传效果，一边在山里秘密地开展暴力革命的各种准备工作。
从亚瑟到牛虻，经历了巨大的思想转变，他从原来的天真无邪的改良派变成了成熟老练的革命派，这样的转变离不开南美的底层生活与回到意大利后参与的革命实践。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社会实践中得来的，亚瑟的思想转变生动地体现了这样的道理。
亚平宁山区里的熟人网络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详细描述了牛虻开展地下斗争，在暗探和警察的追剿下秘密运送武装的过程，牛虻在一次运输军火的行动中被捕，越狱过程中由于旧伤复发没能成功逃离，最终被军事法庭处死。在这个过程中，小说的情节一次又一次地向读者揭示出了牛虻所建立起的稳固的熟人网络与组织基础。
从小说的一系列侧面描写中，可以了解到牛虻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革命领袖，他曾经领导过萨维尼奥的农民起义，对亚平宁山区的情况了如指掌，整个亚平宁地区的走私贩子都服从他的领导。“从穆拉多里和柴姆贝卡里，到最粗鲁的山民，都对他极为崇敬。”在牛虻被捕入狱期间，他的组织曾买通守卫打开地道铁门，监狱的士兵们也对牛虻非常崇敬，在牛虻被处刑的时候，士兵们统统故意打偏，暗自希望那致命的一枪不是由自己开出。
牛虻是慷慨赴死的，他在临终前留给琼玛的信件中这样写道：“那些陷进泥沼里的家伙如此迫不及待地恢复了秘密审判和秘密处决，这实际上是帮了我们的忙，而害了他们自己。我还知道，如果你们留下来的人坚定地团结一致，狠狠打击敌人，你们就会看到伟大的胜利。至于我，我将带着学童回家过假期的愉快心情走到院子里去。我已经做完了我那一份工作，这一死刑判决即是我恪尽职守的明证。他们要杀死我，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一个人倘能如此，还有什么别的心愿呢？”
小说中还贯穿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自上而下的路线对应着资产阶级改良派、自由主义者等派别的斗争路线，他们虽然对封建阶级的统治深感不满，却始终反对暴力革命起义造反的路线，他们主张用温和的手段和平地实现政治目标，这是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的表现。而主人公牛虻所执行的，则是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路线，他在农民阶级中扎根，建立起了可靠的地下革命网络，领导了萨维尼奥起义。在自上而下的主张者看来，牛虻的路线简直就是流氓土匪的暴动，他们瞧不起人民群众的力量，迷信宣传的作用，在他们看来，革命无非是到处发发传单，最后振臂一呼就把统治阶级推翻的简单差事。自上而下的路线生动地体现了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对此有深刻的评析：“小资产阶级擅长于吹牛，在行动上却十分无能，而且不敢做任何冒险。这个阶级的商业交易和信贷业务的小本经营，很容易给它的性格打上缺乏魄力和进取心的烙印，因此它的政治活动也自然具有同样的特点。所以小资产阶级是用漂亮的言词和吹嘘它要完成什么功绩来鼓动起义的；一当完全违背它的愿望而爆发了起义，它就迫不及待地攫取权力；但它使用这种权力只是为了毁灭起义的成果。”
虽然在历史上，意大利的独立战争最终由自由派所主张的自上而下的路线领导，但是意大利的独立战争的胜利仍然离不开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在自上而下的斗争路线领导下，取得独立后的意大利仍然保留有大量的封建残余——这也是由资产阶级斗争的妥协性与不彻底性所导致的。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自下而上的革命路线的正确性，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有了广泛的熟人网络和组织基础，农民起义才能更成功、更彻底，才能把旧社会施加给人民的各种枷锁——宗教、等级、王权等彻底斩断。
这样的经验放在如今的无产阶级革命中也是值得参考的，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等由资产阶级主导的斗争路线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得阶段性的胜利，但是在帝国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一切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行动，都是痴心妄想。无论是未明子的“大三权”改良主义路线，还是乌有之乡等老左派的促左转路线，不仅不能给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带来任何的提高，反而会将大量不明情况的左翼青年引上歧途，从而延缓革命的到来。只有在列宁的政治报路线的领导下，依靠革命脚手架搭建起一个集中的、地下的、严密的革命家组织，通过扎根融工发展熟人网络的方式建立起广泛的工人组织，把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带给工人群众，让马列毛主义者与工人群众充分结合，发展出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并且在先锋队的领导下开展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才有胜利的希望，工人阶级才能摆脱资本主义和私有制带给他们的剥削和压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