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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正如文中所言，64事件中学生组织内部分化严重，且大有修正政府官僚主义风味，加之关键在于其对于工人并非联合，而是主动有意与工人进行了切割，不得不承认学生在许多社会运动起初往往都起带头作用，但要使运动本身得以更进一步，那么就必须同直面社会矛盾更深的工人群体联合起来，但在64事件中却并非如此，以至于最终以悲剧收场，这正说明没有明确的路线，没有明确的领导组织，最终运动本身多是走向失败的。
2. 六四事件的前后经过再次证明了坚定执行正确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先锋队对于革命运动的关键作用，正如文中所说，六四事件前期是自发运动，在镇压群众经验丰富的资产阶级面前力量弱小，而后期更是被自由派裹挟篡夺了领导权。 群众的革命潜力是巨大的，但没有先锋队的正确领导难免被资产阶级分化瓦解或是被自由资产阶级篡夺领导权让群众付出惨重代价。 马列毛主义者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尽快组织起纪律严明路线正确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下一次革命形势爆发之时将其转化为真正能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
“1989 年的“六四”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道分水岭。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显示“改革”时代的 独一无二了：向天安门进军的人民解放军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它像一道闪电照亮夜空，揭示出中国当前统治集团的反动本质。”——威廉韩丁
书接上回，在分析完六四的起因之后，让笔者带大家一起回顾分析在这场运动期间，这场运动是如何开始的，工人和学生分别做了什么，这场运动又是为何走向如此残酷的结局。
不过需要大家注意的是，虽然64期间工人和学生的运动发生在重叠的时间和空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两方却难以汇合到一起（其中原因会在下文细讲）。甚至可以说，1989 年所发生的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两场运动。而且五月前的运动主力是学生群体，而在五月中旬后，则是以工人为主不过双方的故事最终会在五月底至六月四日这个时间段重合，当然笔者还会穿插讲解64期间的一些著名事件。那么，我们就先从胡耀邦的逝世，学生方面的运动开始讲起。
学生运动
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突发心脏病逝世，嗅觉敏锐的学生迅速意识到，在真诚悼念之外，正是“批判生者”前所未有的良机。
4 月17日，下午5 时，500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共同抵达靠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东门，表达哀悼胡耀邦之意。学生们为了纪念胡耀邦而制做了大型花圈，在部分大学生主导下，原本单纯悼念的活动转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贪腐、政府问责、新闻自由、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等。当日晚上，3,000 多名北京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学校学生的游行活动，很快地近千名来自清华大学的大学学生也参加游行。两队学生抵达天安门广场后，很快就与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会合。
4 月 18 日上午，学生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一些群众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吟唱爱国歌曲，另外学生也在天安门广场上主办演讲活动。与此同时，数千名学生则聚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入口新华门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层和学生之间展开对话。警方随即限制学生进入中南海内部，学生则决定原地静坐示威以表达不满。这就是著名的中南海静坐事件。当天晚上，新华门前聚集了北大、人大、北师大、政法大学等校二三千名学生，围观群众六七千人。学生“会聚新华门是因为至今政府没有一个人出来表态”。学生多次齐声高呼“李鹏出来！”的口号，并六次试图冲开警戒防线而未成功。直到次日凌晨，静坐仍在持续。
4月19日4点20分，北京市政府发布通告，称有人企图制造和挑起事端，这已不是正常的悼念活动，呼吁群众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随后，大批警察抵达，开始驱散人群。在这期间政法大学学生王志勇与其他一些学生一起返回学校途中，遭遇了武警的阻拦和暴力对待。王志勇被武警用皮带抽打头部，当场晕倒，随后立即被送往医院。在同一日，北大学运活跃分子为骨干的两千人集会上，成立了“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来领导学生运动。
后来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以下简称高自联）就是在“北大团结学生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4月20日王志勇被打事件引起了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的强烈反应。政法大学的学生们在校园内张贴标语和传单，详细叙述王志勇被打的经过。学生们在校内挂出王志勇的血衣，控诉警察的暴行，号召罢课抗议。
可以说王志勇事件是64事件中的一个关键节点，此事件不仅加剧了学生与特色政府之间的对立，也进一步推动了运动的发展。
到了4月21日，政法大学校园内已经贴满“实行罢课“的传单，北大、人大等校贴出教授、学者签名的《教师紧急呼吁》呼吁政府与学生进行对话，避免暴力冲突。北京近20所高校4万余名学生开始游行，前往天安门广场，学生们通过罢课、游行和张贴大字报等方式，表达了对政府的不满和改革的强烈诉求。
4 月22 日当天，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内部举行，虽然保安人员封锁了人民大会堂的东大门，但仍有数名学生共同突破封锁线。随后有三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的阶梯上，表示要提交请愿书，并要求获得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接见。
但学生们并没有得到没有任何特色领导人的接见，这使得绝大部分学生感到失望与不满。
4 月 23 日，高自联宣告成立，选举中国政法大学周勇军担任主席，而北京大学王丹、北京师范大学吾尔开希也被推举为各自学校的学生代表。武汉市当地的大学生也组织起来，共同抗议湖北省人民政府。
高自联的成立使得学生的组织性进一步加强，4月24日，34 所学校 6 万多学生罢课，提出了言论自由等主张。特色高层也愈发紧张。
4月26日，中央基于邓小平的讲话，和李鹏的审定，在《人民日报》刊登了”著名的“426社论（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将学生的抗议活动定性为“动乱”，警告将严格禁止非法游行、禁止学生与工人农民串联。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强烈反应，更加激化了学生与政府的对立。
可笑的是，邓小平竟然将参与运动的学生和工人市民等比作造反派，称两者目的都是制造动乱。
（其实从邓小平这些话与他之后对于工人和学生的镇压行为就能发现这个人非常的害怕人民群众，国外媒体称其为邓小平政府的波兰恐惧症）
面对426社论对于学生的污蔑，学生们调整策略，从要求为胡耀邦平反、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重新定性，变成了拥护共产党，坚持四项原则，打倒腐败，打倒官倒。“拥护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得“四·二六”社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定性失去了根据，随即4月27日，北京爆发十万人规模的游行，学生组成了纠察队，手挽着手，高唱的是“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打倒腐败、打倒官倒”也让学生们的游行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支持，市民自发送水送饭、捐钱捐物。走出校园的大学生遇到的是北京百万市民的夹道欢呼和警察的不知所措。十里长安街上，旗帜飞扬横幅高举，口号声和歌声此起彼伏，声讨与欢笑交织在一起。可以说真的是一道非常美丽的风景线。4·27 大游行成为整个八九民运过程中规模最大的游行之一，也是最具庆典性质的。
当时是北大生物系三年级学生的沈彤（后成为学生领袖之一）回忆说：“26 号晚上，宿舍楼楼道里一些同学把自己的日记等物品都烧了，楼道里一堆堆的火，一些同学把头发剃光，大家准备 4 月 27 日浴血去天安门抗议”。
这次示威游行迫使政府做出部分让步，同意与学生代表会面。高自联决定组成对话团要求同政府对话，并提出 12 条对话条件。 但被政府一口回绝。
4 月29 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会见由政府批准的学生社团代表，尽管会谈中讨论了包括报刊编辑、新华门事件、民主自由等广泛议题，并获得一些实质成果，然而包括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认为政府在对话中缺乏诚意，试图利用对话进行政治宣传，是一种愚弄和欺骗，所以拒绝出席。
5 月 4 日，恰逢五四运动 70 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北京的大学生和开始不断涌入北京的外地高校的大学生汇合在一起， 再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并有 500 名新闻工作者参加。赵紫阳随后开放新闻媒体积极报导抗议活动。同一天，从朝鲜访问归来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接见亚洲银行理事会代表团时，发出了与 4·26 社论完全不同的声音。
赵紫阳认为学生“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谈到国内形势的时候说“事态将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在谈到处理方式的时候说“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赵紫阳的‘亚银讲话’第一次明确显示出中共最高层对学运的不同态度。中国社会各阶层，包括管制严厉的新闻界，开始公开表示对学生的同情甚至支持。赵的语调温和的讲话，促使许多学生认为应该“见好就收”。北京高校普遍开始复课。留在广场上的学生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犹豫不决。大部分人都回到了教室里。 然而，4·26 社论仍像一把刀悬在头上。特色惯用的“秋后算帐”的前车之鉴使学运领袖感到焦虑，他们在讨论下一步的对策。
5月11日晚，王丹、吾尔开希和其他四位学生于一家餐馆聚会，认定学运已经面临危机，在吾尔开希的建议下，决定在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之际开始绝食（因为学生领袖认为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必定安排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因此借由绝食抗议便能作为筹码来迫使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
学生领袖之一，当时北师大中文系学生程真回忆说，高自联的学运领袖们做出决定，“只能用更多的牺牲，更强烈的方式表达，才能引起全社会，引起政府对学生爱国民主心愿的重视”。
这里就展现了学生的天真，以为可以通过政治压力逼特色就范。这几位”学运领袖“能够在餐桌上竟然就能越过民主决策，敲定绝食这一激进的行为，也可以证明在那个时候，自由派就已经完全篡夺了学生们的话语权
5 月13 日由柴玲宣读《绝食书》绝食抗议正式开始（尽管[[柴玲]]不是绝食的发起者，但她在动员北大绝食学生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奠定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指挥部中的核心地位。）
13 日下午，约三百名绝食志愿者进入天安门广场，绝大多数来自北大。
这期间有部分高自联反对绝食的学生进行阻止，但徒劳无功。是的，在这里就已经能体现出学生团体的分化了，根据迈斯纳的研究，学生团体内部，本身存在着混乱的派别冲突。4 月中旬发起运动的年纪较大的研究生及其支持者，希望通过支持赵紫阳及其知识分子群体，影响政治进程。5 月4 日起日渐受到欢迎的激进领袖，如王丹、吾尔开希等，则代表着人数众多、冲动而缺乏组织的本科生。 更进一步的，学者赵鼎新将学运领袖细分为：对话团，成员正在与政府接触，知晓并期待即将开始政府对话，立场温和；高自联，如王超华和周勇军等，他们定期参加高自联会议，有时参加对话团会议，与对话团存在争端但对政府不激进；魅力领袖，如王丹和吾尔开希，他们一般不参加高自联会议，例如王丹直到绝食开始后才知道有对话团的存在，他们认为政府没有诚意。
5 月 14 日，为顺利接待戈尔巴乔夫，政府与学生对话，但谈判破裂，因为在14日和18日与以李鹏为代表的特色高层谈话时，学生都要求中央承推翻四·二六社论的定性，而社论作者是邓小平本人，这显然无法做到。学生坚持绝食，拒绝撤离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的作法很快便引起中国各地对于学生的支持和同情
在 5 月 17 日至 5 月 18 日期间数百万名居住于北京市的各行各业居民共同发起示威游行；参与者还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警察人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或者是低阶的政府官员，同时许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政府资助的工会也鼓励其成员公开参与游行活动。在其他地区，各地四百多个城市也爆发规模不一的抗议活动，其中包括中共福建省委、中共湖北省委以及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机关甚至都遭到学生示威游行的影响。
学生的绝食运动标志着工人们开始集体参与。
5 月19 日凌晨，赵紫阳在温家宝的陪同下，借由扩音器直接呼吁学生结束绝食。同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与军方领导人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内元老会面中，邓小平亲自主持会议并表示实施戒严是唯一的选择，李鹏也要求“紧急动员起来，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恢复社会正常秩序”。邓小平还宣布他“错误地”选择胡耀邦和赵紫阳担任他的继任者，并且决定从此将赵紫阳隔除在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会议外。邓小平还誓言要强硬处理赵紫阳的支持者，并且对此开始进行宣传工作。
5 月 20 日，李鹏签署务国务院命令，政府正式宣布实施戒严，并且从5 个大军区中动员了至少 30 个师的兵力，多达250,000 名士兵借由最终被送往首都北京市进行部署。
至此运动的主角正式转向工人一方，不过在这之前，笔者要讲解一下64期间著名的事件之一——毛泽东像被污损事件
毛泽东像被污损事件
5 月23 日下午两点，三位年轻人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在天安门城楼下打出一幅大横幅：“五千年专制就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此可以休矣”，随后用装上颜料的鸡蛋投掷涂污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
有许多自由派，海外民运人士借此大书特书当事学生对毛的厌恶，甚至以此证明反毛也是学运的主题，但是事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首先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得到广大学生和工人的支持，反而引起学生们诧异。
污损毛相后三人立即被广场上维持秩序的学生纠察队扣留，最后被由学生和工人们一起转交给北京市公安机关处理。
天安门广场“学运之声”广播台组建者，清华大学的高自联，常委周锋锁在纽约时报的访谈中提到
他们三…给当时广场上学生指挥组织北高联写了一份《建议书》，其中第一条建议是…宣布中共政府为非法伪政府。他们的建议书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于是，他们才决定取缔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像，象征性为共产暴政划个句号。
“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很意外…反毛不是主题，所以学生们对这个事情很意外，虽然现在看来很了不起…因此，虽然余志坚他们的行为非常了不起，但当时，学生是没有办法和他们站在一起的…”
在问到他们三人的想法是否为主流时，周锋锁也不得不承认像余志坚的主张是很难成为主流的，不过，他们的想法不是唯一的。
综上，在明显不过的答案——毛并不是学运的主题，污损毛相只是个人行为，这三人根本无法代表当时的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看法。
虽然89年之前特色官方一直对毛泽东进行疯狂的丑化，也允许很多污蔑文革的书籍出版，但学生工人仍然有高举毛主席相的，在自由派和海外民运人士眼里，这些学生的行为叫做个人行为，但而且反毛也不是学运主题，但污损毛相就三个人，就不叫个人行为了，呵呵。**
所以毛泽东相被污损只能说明特色政府在非毛化，丑化毛泽东的同时，又为了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将自己与毛泽东强行绑定所诞生的”搞笑的化学反应“。同时也表明了，自由派或海外民运派的无知现状。
即使是完全否定毛、对“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感到畏惧的人，在八九运动的开始也不认为会受到“灭顶之灾”，军队进城后，也不认为“人民子弟兵”会向学生和群众开枪。在非毛化教育和西化思潮泛滥的1989年，当局者迷正是如此真实写照。人民子弟兵不应该打击人民群众、学生运动不该被政府反对，表面上这是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崛起，然而本质上这恰恰是毛泽东提供的遗产，是被 1976 后邓小平集团丢失殆尽的合法性。
那么接下来就是工人方面的运动了。
工人运动
4 月 15 日胡耀邦去世后，在学生纪念的同时，零星的工人们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在一起，交流时事。接下来的几天里，聚集在广场上的工人越来越多，一度达到百余人。但一看是，工人只是加载在旁观者中，并未进行太多行动。
到 4 月17 日，当大学生开始在北京街头游行时工人发现，这些学生正在谴责官员的投机和腐败行为和他们一直在抱怨的事情一样，有一部分工人在_天安门观礼台听了学生的演讲，也认为自己们该组织起来。
4月 18 日，随着中南海静坐，工人们开始谈论组建自己的组织，一些人主张回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在那里开展运动。
4 月 20 日，工人们看到了被打的学生， 几个愤怒的工人决定成立一个组织，保护学生，工自联产生， 并在当天晚上进行公开演讲，题目是《就军民鱼水情谈工人对四二零事件的看法》其中一些人当天从人群中脱颖而出发表演讲，随后在该组织中发挥关键领导作用，比如韩东方。
并于当天晚上，在天安门广场西北角贴出了《告北京市民书》和《告全国同胞书》。也就是说，“工自联” 的成立还要比“高自联”早几天。当然在4 月，学生们仍然是运动的前沿和中心，当时的工人联合会只是一个由几十个人组成的非正式的、松散的网络。
4月21日众多工人加入，工自联逐步完善。
4月26日随着426社论的颁布，公安机关警告北京市民悼念胡耀邦的活动结束，不允许上街游行，甚至说上街游行是违法的。引起工自联的不满，并借由此通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达学生是爱国行为，不违法，工人向政府提建议没错，并也要求否定426社论。
5月4日开始，学生运动开始衰落，到5月13日学生的绝食运动正式开始，工人们开始集体参与。
工人们的热情不仅体现在人数上，还体现在他们开始组织自己的集会和游行， 展示自己的横幅和口号。从此，工人们成为运动中的一支主要力量。 许多工人决定参加，既出于对绝食学生的同情，也出于对自身处境和特殊官僚不作为的愤慨。随着参加运动的工人人数激增，工自联开始大规模公开招募会员。
但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工人和学生却最终没有汇合，甚至在初期就表现出了脱节。
在5月17日，工人们打着独立的单位旗帜，加入声援学生的游行队伍。但因与学生们对民主有不同的概念，遭到部分学生领袖反对。下面笔者会详细解释工人和学生为何会脱节。
不同的民主
在这场运动中，由于工人和学生所处环境，经历的不同，虽然都是追求民主，但是两派对于民主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对于绝大部分（以学运领袖为主）的学生而言，民主和市场化是相辅相成的。 市场化改革中的腐败和官场囤积，反映的不是市场化的弊端，而是市场化的不完善，反映的是民主化滞后于经济改革。因此，民主化和市场化应该齐头并进。事实上，"进一步扩大 经济自由化 "已经是学生们在1986-1987 年的抗议浪潮中提出的核心诉求。
但对工人们而言，"民主 " 首先意味着工作场所的民主。工人对于“专制”的切身体验，并非来自于在政治生活中缺少言论自由和选举权， 而是国企改制后企业中的厂长负责制。在工厂里面，厂长就是独裁者，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且绝大部分工人对于整个国家政策层面经济转型的是感到非常无力的，成大规模通货膨胀，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吃亏的总是工人。特色官员让改革为自身利益服务，贪腐成风，不顾工人的死活。所以学生们眼中的市场化在工人这是截然相反的， 在他们看来，赵紫阳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在市场化改革中，赵紫阳是一个独断专行的官僚，在市场化改革中，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家族赚取了几百万的财富。在他们看来，温和派和强硬派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工自联认为，如果运动寻求与党的官僚合作，结果只 有一个：运动最终会被党的官僚们侵占，以推进自己的利益，市场化使那些已经垄断了政治权力的官僚们更加胆大包天。由于官僚主义和市场化是相互构成的，所以它们必须一起被推翻。但是在面对各自对于民主理念的不同时，学生并没有想方设法与工人达成一致，或者说学生们因为与社会的脱节，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泛滥，根本上无法理解甚至抵触工人的民主。学生们把运动视为“自己的”，并试图维护运动的“纯洁性”。
因为被学生排除在外，很多工人开始对他们失去信心。
工人对学生的失望
魏昂德和龚小夏的研究指出：在五月底之前，学生们一直排斥工人组织进驻天安门广场设立大本营（因此工人只好在长安大街广场对面设营）。学生们甚至不愿和工人组织沟通，尤其是不待见建筑工人的组织（当时的建筑工人主要都是北京周边郊区的农民）。
迈斯纳的研究也表明，在学生 组织的几次大游行中，学生们手挽着手、在道路两侧搭起人墙纠察线，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 免市民“混入”游行队伍当中。也有运动亲历者表示，学生们在调配香港和海外捐赠的补给物资时，特别注意不让这些物资落入工人手中。
而且工人们所憎恨的官僚制精英做派，开始在学生身上出现。学生的组织中充斥着各种“主席”、“总 指挥”的名头，而且内部权力斗争不断。更让工人们难以忍受的是，学生领袖所享受的物质福利。根据 Walder 和 Gong, 广场上的工友们普遍传言，学生抗议者中的两个头目（他们已经结婚了），不仅拥有 任何人中最大的帐篷，而且还睡在席梦思床垫上；帐篷和睡垫的大小和质量是按照学生头 目的相对等级来分配的；很多学生头目的帐篷里有电风扇。
学生们给工人们的印象是自我感觉过于优越、不尊重人，官僚做派，只会空谈大词而不解决实际问题，由此工人对学生的行为感到失望，也对学生失去信心。
运动策略层面也存在分歧
学生和工人在运动策略层面也存在分歧，从运动刚开始时，学生就摆出恳求 当局的姿态，寄希望于能感化当局、使得当局让步，从而实现改革。为了争取当局信任，学生在游行示威中还特意打出“拥护共产党”的标语。相比之下，工人们就没那么客气了，工自联的传单中一直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压迫。
以上就是工人组织同学生组织主要分歧，因为这些分歧，直到五月底形式愈发紧张的态势下（许多学生领袖工人领袖被抓或者遭到跟踪），学生指挥部才让工自联进入广场内以保安全，但为时已晚。
在这里就显示出1989 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与1919 年五四运动的鲜明的对比。在五四运动中，许多学生在经历了最初的五月份的学生抗议浪潮后，转而把重点放 在了宣传、组织和煽动工人和普通居民，最终导致了 6 月份的上海大罢工，在对迫使北平政府屈服于学生的要求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五四运动的意义在于，学生们从大罢工中了解到工人可能拥有的力量。 这些学生后来致力于组织工人，动员工人行动。这些学生与工人的联系后来为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基础。 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是如此， 在北京的造反派红卫兵通过大串联成功联合起来并且对保皇派红卫兵形成 局部优势后，大量的红卫兵开始“南下”进入各个城市的工厂之中，与工人群众合流，为各个城市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兴起打下了基础。 然而，在六四民运中，学生群体似乎完全丢掉了这一七十年前和二十年 前帮助他们胜利的宝贵历史经验，学生领袖们一再表示要用自己的行动来 “唤醒”群众。但实际上，相当一部分群众已经“觉醒”了，积极参加了运动，但学生们却没有什么兴趣和他们交谈。学生们膨胀的优越感和自尊心，其根本就是受到中国顶尖大学的精英主义的滋养，所导致的英雄史观的泛滥，认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是所谓的精英，而不是广大人民群众。另一方面，也让人联想到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他们把自己看成是社会的道德中流砥柱（即社会精英），是人民的良知，有责任代表群众阐述是非。社会学家赵鼎新曾指出，学生运动中的学生们使用的是西方自由主义词汇和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语言的结合。
让我回归学运主线，5 月 20 日宣布戒严，使工人们的参与度进一步提高，当军团从四面八方向北京进军时，大批工人和工人阶级居民自发地走上北京郊区的街头，试图阻挠军队。 工人们竖起了路障，筑起了人墙。他们给士兵们带来水和食物，与士兵们进行友好交流，说服他们放弃武器，停止游行。令人唏嘘的是，一批进驻的年轻士兵，与他们预定的镇压对象达成了友好关系，一些军人还与学生一起演唱革命歌曲。当然后期这批士兵遭到了撤换。
在阻挠军队的斗争中，工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发组织和行动的力量。[[所以真实情况是工人，而不是学生，直接面对 国家最强大的镇压机器]]。
历史学者吴仁华在《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中也回忆说：“在八九民主运动中，最具有 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不是学生，更不是知识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为 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他们一直在用血肉之躯阻挡着武装 到牙齿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浴血奋战，奋不顾身。”
5月24日工自联工自联在公开言论中指出，学生运动没错，我们（工自联）也没错，我们有权打到一切独裁的统治阶级，我们进行的是民主爱国运动，我们要的是清官，而不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和人民血吃人民肉的官老爷…
5月25日更多省外工人要求加入工自联但被婉拒（可见工自联影响愈发巨大）
5月26日工自联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提出三项诉求即——
肯定我们这次运动是正确的
解除戒严令
把被抓的学生放出来
在当天，陈云主持召开中顾委党委会议，表达支持李鹏。同日，彭真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外副委员长座谈会上表示对戒严的支持
5月27日，李先念在政协主席会议上讲话，表达支持李鹏，至此，老人们达成一致。
5月30日数名工人领袖被逮捕，工自联得到市民报告后立即组织去警察局洽谈并去新华门进行示威。
5月31日迫于工自联的压力，数名工人领袖被释放。
纵观工自联，我们能发现，他是一个工人自发组成的组织，这个反官僚主义为基础组织，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工人造反运动，工人们对于民主的追求，比如对于工厂里一长制的反对，本质上是攻击的官僚专制和资本主义复辟。但是工自联终究是一个自发性极强的组织，在事后对于工自联成员的采访中，我们能发现，工自联部分工人由于政府十几年的非毛化宣传和对社会主义的歪曲，使得工人们认为当时的特色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任何民主的国家，吸引他们更多的也是民主，这就是可悲之处。
让特色官僚真正恐惧的是广大工人阶级
《李鹏六四日记》显示，到五月底，传出谣言，首都钢铁厂的十万工人正在筹备罢工，令中共高层震动。首钢是当时北京规模最大、最具标志性的工业企业之一，一旦首钢工人罢工，很可能引起特大规模的罢工潮。工自联已经明确提出“筹备发起总罢工”的口号，不少工人着力在各个工厂之间建立联系，为总罢工做准备。
简言之，到五月底，绝食带来的刺激性已经消退，学生运动陷入瓶颈与内斗；工人运动在自我动员中持续发展。
因此更加合理的猜测是，让以邓小平为首的特色当局恐惧的不是已经颓废的学生运动（学生群体最迟预计于 6 月 20 日左右撤离），而是快速升级的工人总罢工。
李鹏在当时表示，如果按照学生的要求把高自联合法化，那么工人也可能要求合法化一个团结工会呢？”清场当天的暴力与清场之后的肃反表明，邓小平政府对工人的烈度远远大于对学生的镇压。
在事件结束后的全国范围搜捕浪潮中，据估算到7月底约有40000人被逮捕，数千人被判有期徒刑，数百人判处死刑。被捕工人的数量远超学生，在同一罪名下工人刑期比学生更长；许多“暴乱分子”经短暂审讯就判处死刑；学生（其中一些人的亲友身居高位，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除领袖被通缉外基本受到宽大处理，学生领袖如王丹判处四年有期徒刑，但如韩东方，这一类工人领袖就不一样了，6 月韩被捕入狱时官方没有提起任何指控。1991 年因担心韩东方在狱中病死，转而释放。韩东方说：“如果中国现在允许这些资本主义组织迅速发展，为什么不能允许成立自由工会以保护工人的利益？”1992 年因国际舆论批评，官方允许韩以留学形式前往美国。1993年韩东方回国时被拒绝入境，达成了事实上的流放。其他的工人领袖有的被判刑高达15年。
这就是多数外媒所提到的特色政府的”波兰恐惧症“——特色对于工人和学生联合起来可能会形成类似于波兰团结工会的运动感到极度恐惧。波兰团结工会是在1980年代波兰共产主义统治下，由工人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的独立工会组织，对波兰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虽然当时的工人们与学生远远没有那么团结，但作为搞革命出生的邓小平以及陈云一行人，他们非常清楚让如果工人们真的发起总罢工的后果，自己”辛辛苦苦“篡夺的政权可能面临的巨大威胁。所以，老人们达成了一致，血腥的镇压开始了。
屠杀开始
6 月 3 日下午一时许，在西长安街六部口，一辆公交大客车被群众截住，车内满载了枪支弹药。一挺机枪被抽出架在了客车顶棚上。几名青年人站在车顶上，用从车里拿出来的带刺刀的步枪挑着钢盔向人们展示。
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的张华杰是站在车棚顶上的学生之一：“我站在公共汽车顶棚上演讲，讲了十几分钟左右后，就看从新华门（中南海面对长安街的正门）里冲出了一百多名防暴警察，到了六部口后开始扔催泪瓦斯，群众四下散开。从车头车尾上来两个军人，一言未发抬腿一脚踢在我的腰上，我就从车顶摔下去了。很多人围着踢我。等我站起来的时候，满脸满身都是血。我当时的反应是，他们开始使用暴力。我跑回广场报警，我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今天他们要杀人的。
但在广场上，学生、市民却不相信政府会用军队真刀真枪真子弹的镇压。 当时在广场的“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发言人韩东方，虽然自己曾是军人，也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他仍然认为解放军不会开枪：“我自己曾当过兵。我觉得，除了发生一群人冲入了新华门会开枪之外，我绝不相信，军人开进北京城，在大马路上会朝老百姓开枪。如果我是军人，我会拒绝执行这种命令。”
后来军队对于人民群众的残酷屠杀，充分证明了中共的阶级性质早已转变为资产阶级，而作为国家暴力机器的军队警察当然如此，都成为了人民群众最凶恶的敌人。**
6 月 3 日晚 6 点 30 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的《紧急通告》，通过电台、电视台和广场上的高音喇叭一遍遍的播出：“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戒严部队、公 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
好一个“有权采取一切手段”这其实就是给予了军队杀人令牌！
戒严令颁布后，在军队不断开拔进城的时候，无数工人和市民自发在城市外围的各个地方阻拦军队进城。他们排成人墙、堆起路障，试图像过去十多天来一样，再次把军队堵回去。但这一次，军队没有停下来。
约晚上 10 时，第 38 集团军军车顶架着机枪的军车在坦克、装甲车和车队两边平端着冲锋枪徒步行进的士兵的掩护下，沿长安街东西两侧向天安门广场突进。遇到阻拦，士兵则开枪还击。特别是西长安街一线，公主坟、木樨地立交桥和西单路口，成为流血最多的地方。阻拦军车的群众、围观的市民、甚至两边居民楼里，都有人中弹倒下。32 岁的航天技术人员宋晓明成为首位经证实的死者。
方励之1999 年在美国接受BBC 中文记者专访时回忆说，当晚将近 10 点的时候，有一个学生打电话到他在北京的家里：“他说，方老师，你听。这是在木樨地打的。枪声在电话里听得很清楚。”
当时在北京的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首席记者洛里回忆说：“听到军队进城，在木樨地一带开枪的消息后，我没有到广场去，我本能地想到，要赶快到医院去。我带着摄制组到了城西的北京儿童医院，那个情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医院里一片混乱，死伤者被一个个抬进来，医生护士不知所措，他们从来没有处理过枪伤。医院里满地是血。我是个老记者，曾报道过越战，血没少见。但那一天，我又目睹了另一场屠杀”。
坦克、装甲车在天安门城楼下的金水桥前一线排开，等待开进广场的命令。
焚烧军车
有一些粉红或者保皇左总提攻击士兵，甚至纵火焚烧军车。但实际这是在戒严部队开枪屠杀后，部分市民被彻底激怒，在街头与军队发生冲突。
吴仁华的研究指出在 6 月3 日晚上10 时军方开枪屠杀后，群众出于自卫才开始向部队做出反击。而且就算是在反击过程中，亦有学生和居民试图保护遭攻击的士兵，
就说这张焚烧军车的照片，实际情况是其中一辆装甲运兵车突然发生故障而无法移动， 示威群众便用棍棒破坏车辆并且以浇上汽油的棉被放火焚烧。而因为车辆遭到焚烧而紧急逃出的 3 名军人则被示威群众殴打，但学生则组织警戒线并且护送3人到位于广场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急救站医治。
就算是一度使用扩音器煽动学生的柴玲，最后她和李录同意继续维持和平手段的做法，并且没收学生所持有的棍棒、石块和玻璃瓶等可能被视为武器的物品。但面对已经手无寸铁的群众，刽子手们依旧展开着屠杀！
血色曙光
1 点 30 分左右，戒严部队播出的《紧急通告》更是充满杀气：“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天安门广场的照明系统被切断，诺大的广场显得空荡阴森。侯德建借着手电筒的光，为围坐在纪念碑周围的几千名学生弹着吉它，唱起《龙的传人》。在这同时，凌晨约1时30分，第38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的队伍前沿分别到达天安门广场的南北两侧。他们开始封锁天安门广场四周并且将里面的示威学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隔开离，而在过程中也杀死数名示威群众。广场北面也是屠杀最为激烈的地方因为那是工自联的总部所在点。 同时第27集团军与第65集团军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出现，而第24集团军也于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始进行部署。在遭到军队包围之后，数千名仍然留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则开始往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聚集。凌晨2时后，部队开始尝试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旁的示威群众施加压力；而学生广播则不断呼吁军队放弃使用武力，并且提到：“我们是和平请愿，是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请你们顺从人民的意愿，不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采取武力……”
大约凌晨2时30分，几名工人则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架设其从装甲运兵车上拆解的机枪，并且发誓要向杀害许多示威群众的部队报仇。之后在侯德健劝说下工人们选择放弃武器，而刘晓波则在纪念碑的栏杆公开砸坏另外一枝没有子弹的步枪以重申非暴力运动的立场。
凌晨4点30分时，天安门广场重新开启照明并发射一连串的红色信号弹。与此同时，部队开始从四面八方逼近纪念碑，随后部队在聚集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示威群众周围10 米处重新部署。大约在4时 40 分时，穿着迷彩服的士兵冲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且破坏学生的广播设施；而其他部队则殴打数十名在纪念碑旁的学生，并且扣押或者破坏他们的相机和录音设备。随后士兵开始强制驱散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的群众，之后也有学生和教授尝试说服仍然坚持坐在纪念碑底层的学生离开。
大约早晨 5 时 10 分学生们开始离开纪念碑，示威群众们手牵着手往广场东南角安排的通道撤离，不过由于当时坐在广场北部的学生颇多，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从广场北侧离去。而这时军方则要求那些拒绝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必须加入撤离行列，除了以对空开枪的方式要求剩下的群众撤出广场外，并且还调动59式战车部队封锁前往广场的道路。而据从北侧撤离的学生所说，军队在纪念碑北面架起机枪向学生扫射。在确认所有示威群众都离开广场后，军方派遣军用直升机运送大型塑料袋并且命令士兵开始清理广场。北京医护人员对香港记者说，军队将广场的尸体装进塑料袋，由军用直升机运走。而6月4日早上6时，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在沿着西长安街自行车车道上准备走回校园时，西单邮电局方向有3辆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的坦克发射催泪弹并且冲撞人群，造成11 名学生受伤。6月4日上午数千名先前撤离的示威群众、清场行动中伤亡者的父母以及被政府举动激怒的工人尝试从东长安街重新回到天安门广场，但是当人群靠近部队时士兵则随即往群众处开枪射击作为警告。然而由于有数人因而遭到部队枪击，之后暂时撤离该处的不满群众便又会尝试重新前往占领广场空地。之后群众多次尝试进入天安门广场内，但是军队则持续负责管理广场并且持续两周都不向大众开放。
这便是六四的经过，当然，笔者能力有限，可能内容上有其他资料相似的地方甚至是错误的地方，也欢迎指正。同时对于一些运动期间的著名人物如韩东方，柴玲，刘晓波，甚至是赵紫阳等等因为篇幅限制，笔者无法做详细介绍，如果有机会，笔者会单独写一篇64著名人物介绍，介绍一些笔者个人认为重要的运动期间的人物。
全国规模的群众自发性革命运动
如果要笔者为64定性，我想，首先简单的用”左“”右“来定性都是不准确的，在整场运动中，学生和工人的运动都存在明显的分裂，甚至是学生，都不能用右派草草定性，这场运动中的学生们，有污损毛泽东像的，也有高举毛泽东旗帜的，如果因为几个自由派”学运领袖“的篡权，而将所有学生定性为自由派，反而如了他们意。甚至用学潮，学运都是错误的，虽然整场六四运动中，主要的镜头似乎都在学生群体上，他们成了这场运动的主角，一些公共话语和国际媒体的关注基本上被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所垄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精通媒体，会说英语。但是正如前文，真实的情况是工自联的成立实际上都要早于高自联，而且五月中旬后，大量的工人、市民都参与到了运动之中，到了六月更是有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同数量的工人市民组织起来，相继进入北京市串联，声援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运动，而因此，单纯的说六四运动是“学潮”还是 “工运”都是不妥当的，六四运动真正的性质是一场波及全国范围，影响力极度广泛的“民运”，是一场全国规模的牵连了学生、工人、市民的大规模群众自发性革命运动。
当然，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在6月4日之后，特色政府又对全国民运参加者进行了残酷的搜捕，以及他又对我们未来的革命有何启示？笔者将在最后一期进行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