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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很喜欢用他们看待对待市场经济的眼光来看待计划经济，这本身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服务的对象不同，市场经济是为资产阶级剥削更大利润服务，而计划经济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让生产回归生产本身。如果计划经济的服务对象被走资派夺取，那么必然会出现“缝合怪”的怪相，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不会考虑到计划经济究竟为谁服务，只会在意资产阶级的利益如何。
2.本文详细的谈明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服务于所有制的，脱离阶级斗争的经济形式是不存在的。苏修也有计划经济，但苏修依旧是资产阶级专政，但市场经济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只有彻底的破除这种专政，才能解放在市场下被奴役的人和生产力。
改革开放以来，修正主义走资派定下“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标准，这是经典的唯生产力论错误。但是我们很多人对其批判却仅仅局限于此，并且形成一种不约而同的默认：好像改革开放真的能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却没有充分的意识到：既然改革开放扭曲了一切，经济又怎么能独善其身？难道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殊死斗争中，竟然对经济有着共同的认识？不，恰恰相反，作为两个阶级斗争的最基础也最根本的领域，“经济”这个概念想要不因斗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是不可能的。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是一个腐朽的群体，他们和他们19世纪的先辈们别无二致（他们或许会视此为赞誉），只有无耻和傲慢随他们所附庸的那个阶级共同发展了。这个群体最热衷的行为，就是使用消费型市场经济的衡量标准去攻击生产型的计划经济。这里我提到了一组对立的概念，即消费型的市场经济和生产型的计划经济，这也是我在这篇文章中所主要想讲的的东西。
庸俗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们将计划经济简单的定性为：依靠计划来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 多么高明的办法，一下子使得计划经济成了市场经济的附庸！因为既然计划是来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那么是否解决了问题，当然要按市场经济的标准来衡量。因此继而得出结论，计划经济不能修补市场经济，所以计划经济是失败的。何其诡辩，计划经济当然不能修补市场经济，它本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的，它是完全独立的、连价值衡量标准都不一样的体系。怎能拿一件衣服修补一件衣服？
首先，社会范围的计划经济施行的基础是公有制，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生产和分配的目的是全社会绝大多数无产阶级长远和短期的生产生活需要，在调节中追求的是生产力的提升和生产关系的进步，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而市场经济施行的基础是私有制，是生产资料的个人私有，生产和消费的目的是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在制定生产计划和定价中考虑的是私人长远和短期利益，是以追求行业垄断、资本集中为目的的。
在消费型的市场经济下，一个东西能不能用、好不好用并不要紧，关键在于能不能挣钱，也就是说能不能进行交易，并从中获得交换价值以促进资本集聚，继而追求垄断。而在生产型的计划经济下，如果一个东西不能用、不好用，那这个东西就不被认为有意义和价值，因为它既不满足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也不能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步。
仅在这一条中，我们就可以发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成本核算、价值判断、最终目的是完全不同的。用市场经济的标准来衡量计划经济，并要求计划经济符合这个标准，不就像要求男人天生子宫，女人不来月经一样荒诞滑稽吗？
我们接下来说，在市场经济的刻板印象中，计划经济是按照数据统计和数学计算进行的，是高度集中，并完全依赖政府的决策水平的。在这里，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们完成了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封建返祖的工作，使得他们得以施行他们拿手的对封建独裁的批判，并重新回到民主—威权二元对立论当中去。
指责计划经济依赖数据统计和数学计算就像指责一个人竟然喝水吃饭一样，我反过来请问什么经济不依赖数据统计和数学计算？计划经济有国民经济收支平衡表，市场经济就没有账单，不计算GDP了吗？的确，苏联后期计划经济的确是高度依赖数据统计和数学计算的，这恰恰是苏联陷入机械唯物主义，并且沦为了机械唯生产力论。而讽刺的是过去在苏联计委任职的计划经济专家们很快的在解体后摇身一变为市场经济大师和新自由主义的皮条客，这就是包办代替的结果。
而中国的情况和苏联完全不同。苏联是生产挂帅，技术导向的机械计划经济，中国施行的则是政治挂帅、劳动导向的计划经济。夏尔·贝特兰在他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一书中描述了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其中写道：“国家分配部门控制省级产品的分配，但并不规定每个省或地区 怎样使用分配到的原材料。每个省也遵循同样的过程。各个地区收到的 指示被视作它对其他地区的承诺。不同的水平是按弹性规则配置的，而不是抽象的、刚性的和官僚的。”我们可以看到，指责计划经济都是高度集中的，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在华北地区的确产生了一些按刘少奇指示建立的托拉斯，但在文革中被完全取消了。被高度集中起来的不是国企经营利润，只是政府税金，而政府税收是很正常的事情。而改革开放后税制改革，下放了部分税权，结果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几乎退化成了最原始的包税制度。
至于所谓“依赖政府决策水平”的指控，我们则必须与上文提到的劳动导向联系起来理解。中国没有资本，中国工业化是在严重缺乏资本积累的条件下进行的，不要认为工农剪刀差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本，农业利润率低下，不足以供给工业化才是实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唯一的优势就是劳动力众多，而超乎很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想象的是，劳动力竟然是人！摆脱劳动力商品化的异化，人可以像资本一样被投入到各种地方，通过把抽象的劳动力解放为具体的人，用文化革命的方式直接赋予无产阶级政治权利，无产阶级的生产力被极大释放了。这也就是劳动力导向型计划经济和资本导向型市场经济的另一种差别。
在直接依赖绝大多数人的劳动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必然要建立符合他们期待的生产关系和组织方式，而他们也因为这种期待而反过来更积极的参与。继而私有制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被废除并扬弃，公有制不得不建立并得到落实。绝大多数无产阶级以自我为主体参与其中的经济不得不和政治高度耦合，因为只有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广泛参与、具有广泛政治公信力的政治组织（苏维埃、公社、革委会或者将来的一些什么政治组织）才有可能去组织这些劳动力。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