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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本文探讨了苏联过渡时期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育改革，举了沙赫特案的例子来说明苏联发动文化革命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在教育上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建立新的教育机构。苏联的例子能给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很好的启发和经验如何更好地培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人才和如何防止文化领域的资本主义复辟。
2,社会主义时期的苏联和新中国是好标本，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积累了宝贵经验，对后来者来说，弄清楚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怎么建立的，后来又是怎样走向修正主义的很重要，对其发展历史无论怎么研究都不为过，本文介绍了苏联一五计划时期的教育斗争历史，值得一读。
本文是上文的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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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一五计划曾经有过一次文化革命，对政府和教育，工厂等机构进行了冲击，我们从一五的教育教育问题上可以研究从过渡时期到社会主义时期这个阶段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进行教育革命的，以文化革命为代表的种种矛盾贯穿于其中，马克思理论中的教育问题如何和实际相结合。
首先，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期间，共产党的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和解的，但共产党的情绪往往是敌对的。
1928年，苏联发生了沙赫特案，煤矿工程师和帝国主义以及前矿主勾结，进行有系统的生产破坏，审判是在政府启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工业化进程的时候进行的，因此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越来越重要。沙赫特审判的明确含义是，在旧政权精神下培养起来的技术人员，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一样的，对苏联的建设同样不可靠。苏联的建设需要新的技术人员——大量的新技术人员，他们的忠诚是可以信赖的。苏维埃政权认为它可以依靠的阶级是无产阶级;由沙赫特审判发起的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运动将伴随着大规模的工人和共产党员接受高等教育。
斯大林的同僚们有理由对他新的全面政策感到震惊;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有异议的理由：大多数领导人都是旧知识分子的赞助者和支持者，并且大多数部门都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剥夺知识分子对于这些领导人产生了政治上的威胁。启蒙委员会就在其中，不但过去它保护知识分子的政策将要被打破，它也因为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将受到直接政治打击。
国家计划委员会
很快其它机构就试图抢夺启蒙委员会的权利，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试图将一些技术学校纳入他的管辖，因为他富有政治权威和财政资源，可以提供这种领导，而很明显连个中学生都培养不好的启蒙委员会失去了这种权威。
十月革命后，启蒙委员会不无困难地成功地将除军事学校以外的所有教育机构集中在自己的控制之下。许多直接与技术教育有关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倒退;这种态度很快就传达给了苏联工业领域的主要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它开始扮演旧财政部、贸易和工业部的角色，保护技术和贸易学校的利益，反对教育官员的业余干预。
国家计划委员会认为，在现有的工程学院中，有许多技术升级，学术水平较低。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学校培养的工程师比例过高，而技术人员比例过低，但事实证明，将低质量的工程学院转化为技术学院是不可能的。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允许他们培养“狭义的工程师“： 某一具体而有限的工业部门的专家。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立场是：工业只需要少量的“宽”工程师来规划和高级管理职位。大多数工程师应该接受“狭义”的培训，而让老的高质量的技术人员在更广泛的课程和更长的学习过程中培养出真正的工程师。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家计划委员会得到了支持，他得到了全面的反对，虽然国家计划委员会更懂经济，他是他忽略了无产阶级向上流动的需求，要使工人成为主人而不成为工具，普通教育和通识教育是必要的。
而共青团（一五计划期间另一个对教育改革的团体，主要由年轻工人和学生构成）的结论是，转移学校的管辖权是一个“官僚主义”的解决方案。即使是激进的学生会(无产阶级)也决定反对国家计划委员会，尽管学生们也对启蒙委员会持极端批评态度。
托姆斯基领导的工会倒是支持国家计划委员会，但此时工会比启蒙委员部还要脆弱，托姆斯基在1928年五月就将去除工会职务（在政治上被斯大林集团打倒）。
国家委员会的想法同时也是斯大林集团的想法，工人才是生产的主力。20世纪20年代，在苏联的工厂里，几乎有40%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是晋升的工人和领班。是基层工人在维持生产，而不是那些在车间很少见到的拥有学位的“资产阶级”高级工程师，降低专家标准意味着提供最适合工人的培训。
莫洛托夫本人显然支持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张:他指出问题在于为国民经济培养专家，并问道:“毕竟，谁更了解经济，是启蒙委员会还是国家计划委员会?”
对斯大林来说，学校转移到国家计划委员会还是启蒙委员会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工人和共产党员应该被送到工程学校，课程应该根据他们的经验和需求进行调整。党在1928年4月的决议上说:“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必须提出红色无产阶级专家，以取代同社会主义建设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专家环境中的分子。”
出于发展的需求，这些学校逐渐向国家计划委员会转移。1928年3月，学徒学校（一种技术人才培养模式，其基本特征就是企业培训与学校教育有机结合，学徒既是学生，又是企业员工，可获企业发放的津贴）被悄悄地转移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控制之下，1928年7月的全会只把一小部分工程学院转移到国家计划委员会，但他们的质量是最高的。
启蒙委员会的改革
1929年9月12日，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任命了新的教育委员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布诺夫(Andrei Sergeevich Bubnov)。他是党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取代启蒙委员会领导人卢纳恰尔斯基，他之前曾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在过去的五年里担任红军政治管理(PUR)部长。与启蒙委员会的领导人卢纳恰尔斯基相反，他被认为是一个严厉、严肃的行政官员，他被期望在人民委员部建立秩序和纪律。启蒙委员会领导层被指责有“右派”和“官僚主义”倾向，最主要的表现是对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新口号缺乏反应。而布布诺夫必须在文化战线上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激进革命者，这意味着他自己与各种激进团体结盟，这些团体在过去两年中一直在批评卢纳恰尔斯基的“官僚保守主义”。布布诺夫是中央委员会的一员，中央委员会授权建立教育苏维埃，利用“工人、教师活动家和共青团人员”的倡议，并打算重新建立他们所在教育部门的工作。
1929年的夏天，在卢纳查尔斯基离开和布布诺夫到来之间，启蒙委员会处于一段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启蒙委员会自己的激进力量似乎取得了主导地位，因为7月，人民委员部向教育部门发出通告，紧急呼吁革命重生和抛弃旧的官僚习惯。它宣称，一场文化大革命已经由群众发起，并由诸如“扫盲”之类的运动进行下去。教育管理者必须赶紧加入，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完全多余的人。
“同志们，去工作吧!文件总结道。我们不能再拖延了。“此后不久，《真理报》呼吁教育部门从官僚机构转变为“文革的战斗总参谋部”。
在布布诺夫来的的头几个月和来之前的一段实践，启蒙委员部内部的气氛被一位观察者描述为“知识分子集体的自我鞭笞”在这个时期，整个政府官僚机构由于脱离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精神而受到抨击。
为了反驳这种批评，卢纳恰尔斯基领导下的委员会已经开始了一场公共关系运动，包括更多地招募工人干部，并参观工厂。布布诺夫继续这一运动，在10月初宣布，将成立一个由主要工业和铁路部门的50名工人组成的行动小组，监督启蒙委员会的工作，并确保它对工人阶级的意见作出反应。工人大队也被动员起来，帮助工农监察委员部进行1930年1月1日开始的启蒙委员部的清洗，布布诺夫已经解雇了大约10%的工作人员，而工农监察委员部的清洗又删除了14%，主要是基于社会和政治背景。
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号召来自上层，但它不仅在年轻的共产党员中，而且在所有对“资产阶级”文化体制不满的人中引起了真正热情的回应。激进派在教育方法论上掀起了一场真正的革命，他们几乎推翻了整个教育管理的官僚结构。
在地方层面上，文革的激进分子想要走得更远。他们不满足于称自己的运动组织为“教育苏维埃”，并将其置于教育部门的控制之下。他们希望这些部门被完全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基于民众自愿参与和由地方党委指导的永久性运动型组织。在一些地区，包括萨拉托夫，教育部门实际上在1930年春天就被废除了;1930年4月举行的关于教育问题的全盟党的会议表明，要求进行真正彻底的行政改组。
在党的教育工作会议之后，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决议，明确表示教育部门(在新的名称“教育机关”下)将继续存在。但是，自愿参与和运动组织的原则将得到建立“文化建设苏维埃”的支持，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几个月后，布布诺夫在第十六次党代会上表示，利用地方资源和年轻志愿者的热情，在大众教育方面取得突破是可能的。
启蒙委员会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教育改革人物是教育理论家舒尔金：“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孩子习惯于建设和斗争，这不是指精致的、人为的斗争，而是非常真实的斗争和非常真实的社会建设。这是社会中心的工作。”舒尔金和他的支持者也被学校中“资产阶级”影响力日益增强的迹象所困扰。因此舒尔金迫切要破坏教育的旧结构（比如学校），建立新的结构，教育过程将与生产过程密切相关显然是不够的，儿童必须参与成人集体生活的各个方面，舒尔金认为，苏联新一代人的性格是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
这个概念和与之相关的活动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学生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但他们主要是在共青团和先锋队运动的背景下熟悉的（这我们会在下一章讲到）。
根据学校集体生活，舒尔金坚持学校必须实行“项目法”（ 项目教学法就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将一个相对独立的项目交由学生自己处理，信息的收集、方案的设计、项目实施及最终评价,都由学生自己负责,学生通过该项目的进行,了解并把握整个过程及每一个环节中的基本要求。），而且，对所有学校和所有年龄段的人来说，项目必须是一样的。
1929年末，启蒙委员会建议以“对社会有益的工作”来解决现有的复杂的教育问题，但在1930年2月举行的启蒙委员会讨论中，主张完全转向项目方法的辩论没有成功。
早在1927年，启蒙委员会就接到指示，要“稳定”或停止不断修订推荐给学校的教科书。
但在文革期间，教科书立即受到攻击，既因为政治错误，缺乏当代相关性，也因为它们不适合项目法。
从1930/31学年开始，一种新的“期刊教科书”也可以订阅。这本书一年出版十次，包括各种各样的信息材料，中间穿插着空白页，供学生们自己记笔记。这种教科书难以推广，正常的趋势是学校使用已有的课本，直到绝对被迫购买新的。
这两个机构作为国家机构主导着教育，但是还有一个组织主导着教育的社会运动，下一期我们将讲述共青团和文化革命是如何对教育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