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节选）
（1911年9月1日〔14日〕）
列维茨基先生声称俄国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他的这个著名公式是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的公式。不仅如此，而且是十足背叛行为的公式。说“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就等于投到资产阶级方面，投到自由派方面去，因为自由派正是向现代的奴隶即雇佣工人说，你可以为改善自己的奴隶地位斗争，但要把推翻奴隶制的想法看作是有害的空想！把伯恩施坦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个有名公式同列维茨基的公式对照一下，就会看到，这是同一种思想的两种说法。两种说法都是只承认改良，而否认革命。伯恩施坦的公式要广一些，因为它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民主党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政党的最终目的）。列维茨基的公式要窄一些，因为它在脱离革命的同时，特别要脱离自由派在1905—1907年间最仇恨的东西，即无产阶级从自由派手里夺去的那个在争取彻底的民主主义变革的斗争中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领导权。
向工人鼓吹他们需要的“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就是把无产阶级事业出卖给自由派，就是鼓吹用自由派的工人政策来代替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策。
放弃领导权思想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的最露骨的表现，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取消派都敢用这样明确的方式公开表露自己的思想的。其中有些人（如马尔托夫先生）为了嘲弄真相，甚至企图否认放弃领导权和取消主义之间的联系。
为改良主义观点“找根据”的一个更“精巧”的企图是这样一种论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1905年以后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即第二次争取民主主义变革的全民斗争是不会发生的；因此，俄国行将到来的不是革命危机，而是“立宪”危机，工人阶级只要在这个“立宪危机”的基础上，设法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就行了。取消派尤·拉林在《生活事业》杂志上（先前还在《复兴》杂志上），就是这样说的。
拉林先生写道：“当前不会发生1905年十月事件。谁解散杜马，他就要比革命后的奥地利更快地恢复杜马；奥地利曾于1851年废除宪法，而到1860年，即过了9年以后，没有经过任何革命〈请注意这一点！〉，只是为了统治阶级中最有权势的、已经把自己的经济改造成资本主义的那部分人的利益，便重新承认了宪法。”“在目前这个阶段上，不可能发生1905年那样的全国性革命运动。”
拉林先生的所有这些议论，不过是在冗长地复述唐恩先生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当有人提出一个决议说，“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曾经引起了1905年革命的那些基本因素仍然在起作用”，又在日渐成熟的危机正是革命危机，而不是“立宪”危机，那时，取消派的《呼声报》编辑就反对这个决议，大叫大喊说：“他们〈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竟想钻到已被打垮过一次的地方去。”
又“钻到”革命里去，在形势已经改变的情况下始终不倦地鼓吹革命，使工人阶级的力量为进行革命作好准备，——这在改良主义者看来，竟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罪行，成了革命无产阶级的过错。不要“钻到已被打垮过一次的地方去”，——这就是叛徒和每遭失败以后就灰心丧气的一些人的明智之处。
但是，那些比俄国更老、更“有经验的”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就善于两次、三次以至四次地“钻到已被打垮过一次的地方去”，善于（例如在法国）在1789—1871年间举行四次革命，遭受惨败以后一次又一次掀起斗争并建立共和国，在这种共和国中，革命无产阶级同它的最后一个敌人——先进资产阶级相对峙；也只有这种共和国才能成为与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最后斗争的条件相适应的国家形式。
这就是社会党人同自由派即维护资产阶级的人的不同之处。社会党人教导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应该利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矛盾，利用它的敌人或中间阶层的一切弱点来为新的革命斗争作准备，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在人民更加觉悟的条件下，重新举行革命。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则教导说，革命是工人所不需要的，是对工人有害的，工人不应当“钻到”革命里去，而应当象好孩子那样乖乖地搞改良。
因此，改良主义者这些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为了使俄国工人离开社会主义，总是拿19世纪60年代的奥地利（以及普鲁士）来做例子。为什么他们喜欢举这些例子呢？尤·拉林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因为这些国家在1848年革命“没有成功”之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改革“没有经过任何革命”就完成了。
关键就在这里！这就是他们内心充满了喜悦的原因。你看，资产阶级改革没有经过革命也可以实现！！既然这样，那我们俄国人为什么自找麻烦要想搞什么革命呢？为什么我们不让地主和厂主也对俄国进行这种“没有经过任何革命”的资产阶级改革呢！？
由于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无产阶级的软弱，因此它没有能够阻止地主和资产阶级不顾工人利益、以最不利于工人的形式、在保存君主制度和贵族特权、保存农村的无权状况和其他许多中世纪残余的条件下实现改革。
我国无产阶级在1905年已经显示出西方任何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中空前未有的力量以后，俄国的改良主义者竟然还拿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四五十年以前力量薄弱的例子来为自己的背叛行为辩护，为自己的背叛的说教“找根据”！
我们的改良主义者喜欢拿60年代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做例子，就最好地证明了他们的议论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他们在政治实践上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事实上，既然奥地利恢复了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废除的宪法，既然普鲁士在60年代进入了“危机时代”，那么这证明了什么呢？首先证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改革并未完成。一方面说俄国政权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政权（象拉林说的那样），目前我国政权已经谈不上什么农奴制性质（见同一个拉林说的话），同时，又拿普鲁士和奥地利来做例子，这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一般说来，否认俄国的资产阶级改革并未完成，是可笑的：就连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这些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都再明显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拉林本人（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到）也放弃了自己的立场。毫无疑问，君主制度在适应资产阶级发展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这是我们已经说过，并由党的决议（1908年12月）承认了的，但更无疑问的是：就连这种适应，就连资产阶级的反动，无论是第三届杜马，还是1906年11月9日（以及1910年6月14日）的土地法，都不能完成俄国资产阶级改革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