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节选）
（1910年11月16日〔29日〕）
历史真会捉弄人，德国的统治阶级在19世纪下半叶建立了最强大的国家，加强了最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和建立最牢固的立宪法制的条件，而现在，他们十分明显地正在走向事情的反面：为了保存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不得不毁掉他们的这种法制了。
近半个世纪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出色地利用了资产阶级的法制，建立了最优秀的无产阶级组织，创办了卓越的刊物，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程度和团结精神提到了最高的水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现在，德国历史上的这半个世纪的时代，由于客观原因很快就不得不被另外一个时代所代替。利用资产阶级建立的法制的时代正在被伟大的革命战斗的时代所代替，并且这些革命战斗将在实质上摧毁全部资产阶级法制，摧毁整个资产阶级制度，而在形式上必将是资产阶级为摆脱它所建立的、如今成了它不能忍受的法制而进行垂死挣扎的开始（现在已经开始）。“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1894年恩格斯用这句话说明了形势的特点和革命的无产阶级策略任务的特点[17]。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时时刻刻都要记住，它所面临的、必然会面临的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斗争，这场斗争将摧毁注定要灭亡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法制。党过去极好地利用了资产阶级的半个世纪的法制来反对资产阶级，现在，当敌人被自己的法制束缚住，不得不“先开枪”，不得不破坏自己的法制的时候，党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斗争中的这种便利条件，放弃搏斗中的这种有利地位。
这就是现时德国革命前的形势的特点。这就是老倍倍尔如此慎重的原因。他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行将到来的伟大斗争上，他用自己的巨大天才、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威信的全部力量来抨击近视的、无气节的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不了解这场斗争的意义，他们不适合当这场革命斗争的领袖，看来他们在革命期间将不得不由领袖变为被领导者，否则就会被抛弃。
在马格德堡，人们曾经同这班领袖进行争论，谴责他们，向他们提出正式的最后通牒，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伟大革命队伍里的一切不可靠的软弱分子，这些人深受资产阶级法制的熏染，他们由于迷信这种法制，崇拜一个奴隶占有制时代即一个资产阶级统治时代的整个局限性而麻木不仁。德国无产阶级谴责了机会主义者，并以开除相警告，从而也就谴责了自己强大组织中的一切停滞不前、丧失信心、萎靡不振以及不能与垂死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心理决裂的人。先进阶级谴责了自己队伍中的不好的革命者，在踏上社会革命之路以前，最后一次检阅了自己的力量。
致全体社会民主党护党派的公开信
（1910年11月22日〔12月5日〕以后）
在1910年中央一月全会[24]上，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解散了我们的派别，并把属于我们这个派别的款项和其他财产都交给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三个著名活动家。交出财产和解散派别这两个步骤当时都是有条件的。我们采取这些步骤的条件，大家从我们在那次全会上的声明中可以看到，这个声明曾由全会通过，并且发表在全会闭幕后出版的中央机关报第1号上。
简单地说，这些条件是要求其他派别（首先是呼声派，即出版和支持《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孟什维克）忠诚地，即诚心诚意地和彻底地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1）同被全会一致通过的决议中确认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表现的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25]作斗争；（2）解散自己的派别。
根据一年来的经验，在等待了一年之后，现在我们终于完全确信，无论哪一个条件呼声派和前进派[26]都没有履行。
由于确信这一点，我们这方面作了两件事，第一是出版了《工人报》[27]，第二是现在申请发还款项和财产，这项申请我们几天前即1910年12月5日已交给中央委员会。
这项申请提出以后，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情况还是这样：我们有条件地交出了全部财产并全力支持反取消派和反召回派的工作，以求党的恢复和完全统一。由于呼声派和前进派违背了他们所接受的条件，这就破坏了我们的协定。我们虽然废除了这个已为取消派和召回派所破坏的协定，但是仍将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以求党的恢复和完全统一，贯彻反取消派和反召回派的路线，不过我们将不同那些曾经被全会允许（由于相信他们的诺言）参加党的中央机关的同盟者一起干这项工作。既然在全会上，在党的其他会议上，在代表会议等等上都公认，而且各民族组织的代表也屡次声称，我们布尔什维克派始终对党内状况负有最大的责任，所以我们认为有责任公开说明我们对党内状况和我们所采取的步骤的意义的看法。
1910年一月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次全会把1908年12月的决议[28]加以发展，认定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都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表现，从而最终地确定了党在反革命时期的策略路线。其次，全会联系党对当前历史时期所规定的思想政治任务，进而提出了消除我们党内派别的问题，即必须使社会民主工党达到真正统一的问题。
我们确信，1910年一月全会所作的这两件事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它们的成果要比肤浅的旁观者所感觉到的重大得多、切实得多和牢靠得多。
然而，这些成果被围绕着它们的一片空谈严重地破坏了。没有什么比空谈对社会民主党的精神更不相容，更为有害的了，而“调和主义的”空谈也同召回派和取消派的空谈同样有害，同样使人思想混乱。这种“调和主义的”空谈模糊了问题的实质，用感叹和善良祝愿来代替对党内的实际趋向和实际力量对比的估计，企图玩弄联合的把戏，同那些现在不愿意而且不可能联合的人搞联合，从而妨害那些可以而且应当接近的人接近。
一月全会闭幕后这一年间，这种空谈已经说尽了，并且显示了它的效果。如果党现在能够从空谈“调和主义”的英雄们的痛苦经验中体会到，为什么不应该承担起“调和”和消除派别的工作，那么全会后的这一年便不算白过了。
空谈的主要论调是：只要取得消除派别的“诺言”，只要把各种各样的人凑合成中央机关，只要使互相对立的人“保持均势”，那就是向消除派别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
一年的经验已经表明而且也不能不表明，空谈家的办法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依靠“诺言”是根本办不了事情的，依靠那些各不相同和无法联合的人的联合来办事是可笑的。全会的决定和措施中凡是建筑在空谈上的东西，第二天就都化为泡影。无论是决定、决议或是勉强凑合起来的机关，实际上都已成为一纸空文或者根本不起作用的机关。而全会工作中凡是切合实际的东西，则都得到发展和巩固，在工作上显示了效果，撇开决议，在决议之外找到了新的存在形式。
很难想象再有什么别的教训能够比全会后一年中所发生的事件的这种教训更明显、更有教益的了，这是给那些崇尚空谈、一味作空洞的善良祝愿、热中于玩弄分配机关职位等等把戏的人的教训。
在全会的工作中，究竟哪些是切合实际的呢？指出党的工作的思想政治内容同消除派别之间的联系是切合实际的。一些派别或思潮的接近是切合实际的，因为这些派别或思潮不是在廉价的调和主义空谈上，在诺言和许愿上，在玩弄分配中央机关职位的把戏上相一致，而是在工作上，在对当前思想政治任务的认识上，在实际地提出这些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上相一致。
有些人，他们既不了解产生意见分歧的客观根源，又不了解使某些著作家集团（如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集团或马赫主义者[29]和召回派的著作家集团）能够实际上离开党而独立的现实环境，只要这些人还在唱关于消除派别的廉价的高调，那么这种高调就仍然是无聊和无用的空谈。但是，随着两个基本的和主要的派别（它们对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甚至对俄国革命的全部历史都有过很大的影响）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在工作上日益接近，在对这些客观条件的认识上日益接近，无论那些企图破坏这种接近或者散播对这种接近的怀疑的阴谋家怎样不遗余力，都阻挡不了这个业已开始的进程。
全会后形成的党内实际状况一年来已经十分清楚了。事实就是：呼声派和前进派签署了关于同取消派和召回派作斗争的决议，而实际上他们过去和现在所进行的全部宣传鼓动，全部实际工作一直都是在支持和维护取消派和召回派。
这个事实使每个有眼可看的人都能看到，满足于一纸决议的政策多么站不住脚，脱离实际的空谈多么有害。
其次，另一个事实就是：无论是呼声派或是前进派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派别独立活动。这两个派别和以往一样实际上完全离开党而独立，有自己的会计处，自己的机关报，自己的代办机构。召回派的派别组织形式是国外的所谓“党校”（实际上这是一个系统地挑选代办人员、有计划地撇开党进行反对党的组织工作的机关）。[30]除“党校”外还有单独的出版社和交通联络。呼声派的派别组织比较松散（比较“自由”，形式比较不固定），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完全离开党而独立的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集团，16人集团，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及其同伙的集团。[31]呼声派积极参加这些集团，他们一方面将全部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都用来反对党，另一方面又不拒绝参加党的中央机关，以便不断地破坏它们的作用，从内部来瓦解它们。
每一个护党派社会民主党人都不会看不到，这种状况会造成什么后果。
在书刊工作方面，这一年的经验表明，中央机关报实际上是由布尔什维克加上普列汉诺夫派[32]在主办，同盘踞在编辑部的呼声派是针锋相对的。现实冲破了调和主义空谈制造的框子。那些许下诺言的“调和派”，担任职务的“调和派”，受取消派中央机关委托的“调和派”都成了不折不扣的工作上的绊脚石；而在全会上没有许下任何诺言，也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普列汉诺夫及其同志，实际上却成了党的路线的执行者。
在形式与实质之间，在空谈与行动之间，在所谓的党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显然名不符实的存在与中央机关报撇开这个委员会所做的实际工作之间，存在着非常突出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党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陷于瓦解。为了制止这种瓦解，为了使正式的党的机关不再遭到党的敌人的嘲笑并不使他们高兴，就必须戳穿这种假象，公开说出实际情况，公开承认有两个派别在进行党的工作。
在国外组织的联合方面，一年来根本没有做出任何事情。以前各个集团四分五裂的地方，现在仍然是四分五裂。孟什维克取消派集团公开变成支持《呼声报》的集团。只有在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之间才有接近的迹象并且实际上已经开始接近。负责联合国外社会民主党人工作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33]，变成了前进派和呼声派理所当然的嘲笑对象，他们正在非常得意地看着党的一个中央机关怎样起着挑拨是非和拖拖拉拉处理谁都不需要的公务的委员会的作用。
在最重要的方面，即俄国各地的组织工作方面，一年来根本没有做出任何有利于党的事情。根据对全会许下的“诺言”，中央委员会应当邀请米哈伊尔之流、罗曼之流、尤里之流参加工作，它热心地进行了这项会有成效的、不愧为革命者做的工作——邀请那些嘲笑党并且继续危害党的人参加党，但是一年来却没有“邀请到”任何人。与此同时，反党派别却加强了自己的组织来反对党：前进派的代办机构加强了，派别组织扩大了，波特列索夫先生的集团和其他的取消派组织都加强了，这些取消派组织继续在许多俱乐部和合作社等等中进行反党说教，继续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中进行反党的阴谋活动。中央委员会在这期间忙于“邀请”取消派，或者忙于批复呼声派和前进派制造的“扯皮”事件，这种作用简直有失体面。我们不能允许党的敌人把中央委员会的作用降低到这种地步。
只有那些完全丧失思考能力或者乐于搞小阴谋的人才会看不到，党的中央机关的这种状态要是继续下去，必然会使取消派和召回派得逞。他们正在非常得意地看着中央委员会不但过去纠缠于调和主义空谈，纠缠于同那些不愿与党和解的人讲调和的把戏，而且现在还在继续纠缠下去。
取消派和召回派出色地理解这种调和主义空谈，并且也出色地利用这种空谈来反对党。这样的空谈英雄托洛茨基，十分自然地成了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英雄和辩护人；他在理论上同取消派和召回派没有什么一致的地方，但在实践上却完全一致。
于是，取消派和前进派就在这位辩护人的好心帮助下，出色地掌握了一项策略：只管赌咒发誓，说自己是护党派。《呼声报》以及“前进”集团的纲领都一再这样说，而实际上却继续在瓦解党，继续进行各种反党的工作。“调和主义”的形式和词句，已经成为《呼声报》的取消派以及前进派手中的工具了。
显然，我们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不能扮演这类被愚弄的角色。我们等待了整整一年，尽了一切力量在中央机关报上说明前进派、呼声派和托洛茨基的反党性质，因此，在那些忙于“邀请”取消派和批复前进派“事件”的机关的所作所为上，我们对党不能负任何责任。我们所希望的是工作，不是扯皮。
我们愿意同那些愿意工作而且实际上证明自己能够以护党精神工作的人协力工作，就是说首先同护党派孟什维克和真正非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协力工作。我们不愿意对那些不愿与党协力工作却愿与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召回派一起工作的人制造的扯皮负责。
俄国局势迫切要求党的国外各组织同心协力，加紧工作。反革命势力的三年黄金时期（1908—1910年）看来就要结束，代替它的是正在开始的革命高涨时期。今年的夏季罢工和追悼托尔斯泰的游行示威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国内的党的组织工作已被削弱到极点，而前进派和呼声派却恬不知耻地利用这个弱点，在国内和国外各派别中心的协助下加紧进行自己的反党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玩弄同这些派别中心搞调和的把戏，假装看不到它们的独立存在，“邀请”它们的代表来一起同它们自己的政策作斗争，用吸收它们的成员参加中央机关的做法向党掩盖它们的存在，如果这样做，就是使自己陷入无穷无尽扯皮的境地。这样做就是阻挠国外中央机关的工作，而它们的工作本来就已受到重重阻挠，以致在俄国一年当中竟没有举行过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不仅没有举行过一次代表会议，就连党的地方工作人员的非正式会议也未能举行（而召回派的“党校”和取消派的各种合法机关报却不止一次召开了各种会议、杂志代办员和通讯员会议等等来反对党）。
纠缠于玩弄同呼声派搞调和的把戏的中央机关使工作完全陷于停滞，我们对此概不负责，并且立即开始用全副精力主动进行工作，把正统派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孟什维克和非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团结起来举行各种会议，举行代表会议，建立区域局，建立党的出版物联系小组等等。我们号召全体护党派社会民主党人都来进行这项工作，因为只有这项工作才能实际上使党摆脱困境，使中央机关不再去“讨好”呼声派。
早在全会以前，1909年春天，我们就以布尔什维克派的名义宣布了同护党派孟什维克接近的政策，并且从那时起，这一政策就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这与那种相信呼声派的“诺言”并把他们看作护党派的未能奏效的做法是相违背的。从那时起，我们为真正加强党的路线（而不是加强前进派的说教和呼声派为取消派的辩护），为两个主要派别的基本核心的真正接近所做的一切，都与这些要同呼声派搞调和的未能奏效的做法毫不相干。所以我们决不对今后的这些做法负责，我们坚信，通过《工人报》，通过合法出版物，通过《工人报》拥护者集团和普列汉诺夫拥护者集团在国外的活动，我们一定能在工作上取得更多的接近。
全会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关于派别和消除派别的问题，使这个问题第一次同这些派别本身的思想政治路线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第一次使这个问题有了现实的基础，考虑到真正的接近要表现在工作上，而不是表现在空洞的许愿和形式上作出诺言等等空谈上，因此，在全会之后，在全会的成果受到一年来的检验之后，不能再继续玩弄那种伪善的捉迷藏的老把戏了。
应当开诚布公，应当有勇气说出实际情况。如果中央委员会愿意直截了当地、开诚布公地向党说出实际情况，那么仅仅这一项声明就将成为中央委员会手中的强大的工具，比任何决议、愿望、谴责、开除等等都有力百倍。
说出实际情况，就是说要承认：消除所有派别的尝试不幸已被呼声派和前进派破坏，但是基本核心的接近，两个主要派别中的真正护党派的接近，他们同民族代表中和非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护党派的接近，都有了进展。如果托洛茨基以及托洛茨基之流的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辩护人声称这种接近“在政治上是空洞的”，那么，这些话只能证明托洛茨基毫无原则，证明他的政策实际上是同真正（而不只是许诺）消除派别的政策完全敌对的。在全会的成果受到一年来的检验之后还只是许诺消除派别，这简直是欺骗。但是，如果说消除派别只是空谈，那么两个主要派别中的基本流派的接近却是事实。在这个事实里，找不到任何“联盟”，找不到任何花言巧语的保证，找不到任何消除意见分歧的诺言，但是却存在着依靠部分孟什维克和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合作来实际上建设党的现实可能。
如果中央委员会愿意彻底地承认这种情况，全力贯彻这项工作，如果中央委员会愿意把所有中央机关变成促成这种接近的机构，使它们完全不再干那种不体面的有害的“讨好”呼声派或“邀请”呼声派的事情，使大家能够工作，不再扯皮，那么我们一定全心全力地支持这项政策。实际上我们从1909年春天起就在执行这项政策，就是说我们执行了差不多已经整整两年了。
如果中央委员会不愿意从全会及其成果的教训中作出这个必然的结论，那么它尽可以把党的工作［注：手稿上接下去被勾掉的一行无法辨认。——俄文版编者注］和恢复统一的工作交给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的联盟去做。这样更干脆些，更诚实些，不过我们是不会参加这个实际上已被证明为反党的联盟的。
我们当然一点也不会看错，对于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有些人（其中一定会有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老练的辩护人）是会大叫大嚷“分裂”的。不管这类叫嚷多么荒唐，多么伪善，但是为了告诫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还必须谈谈这些可能产生的反对意见。
从形式方面看，我们的步骤（申请发还款项，废除我们根据非常明确的条件签订的协定）是绝对合理的。我们同中央委员会签订的协定的条件曾公开宣布过，在中央机关报上刊登过，并且由中央委员会在全会上一致接受。中央委员会既然代表全党接受这些条件，把它们刊登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就是十分明确地承认，只有在切实履行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它才能要求我们采取一定的行动。谁也不能否认，呼声派和前进派违背他们自己签署的决议，没有履行这些条件。因此，我们有废除这个协定的合法权利是不容争议的。我们废除这个协定是为了主动进行护党斗争，主动进行建党工作，撇开那些一年来实践证明不愿意进行这种工作的人，联合那些证明愿意这样做的孟什维克和非派别组织分子一起进行这种工作。既然这个直截了当和明确地以呼声派和前进派转到护党立场为条件的协定已经被他们撕毁，那么废除同那些嘲弄党的人签订的协定，寻求一切可行的形式来接近维护党的人，就是我们的充分权利和我们的责任。
但是实际情况比问题的形式方面更重要得多。从这方面看，那些在全会上、全会后一直在报刊上声明自己是维护党的呼声派和前进派的伪善面目就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类人的这类誓言显然是伪善的，他们关于分裂的叫嚷显然纯属捏造，因此，用不着多费口舌来证明这一点了。正是呼声派和前进派在全会之后立即制造（确切些说：他们违背自己在全会上许下的诺言，没有停止制造）实际的分裂，正是他们在整整一年中继续进行这种分裂，加剧这种分裂，支持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伙的集团和开办“马赫主义”党校的著作家集团以及诸如此类的集团离开党而独立。如果再让这些分裂分子继续盘踞在党的各中央机关里，那就会彻底毁灭党的事业。如果维持原状，也就是让这些分裂分子利用自己盘踞在党的各中央机关的机会来阻挠各项工作，从内部瓦解党，以讨好波特列索夫先生或者“马赫主义”党校的领袖们，那就会使党的联合事业受到巨大的和不可弥补的损失。
常言道，不是每一个满口“上帝，上帝”的人都能进天国。而我们有了全会的经验之后也可以跟着说：不是每一个满口护党的廉价空谈的人都是实际上的护党派。呼声派和前进派在全会之后分裂了党，这是事实。托洛茨基在这方面是他们的辩护人，这也是事实。
为了制止分裂，不使分裂扩大，除了加强、巩固那些在全会之后实际上进行护党工作的人，即护党派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接近，并从形式上把这种接近固定下来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把自己对党的状况的看法通知所有护党派孟什维克、非派别的护党派社会民主党人和布尔什维克，以及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所有组织，我们号召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立即团结在《工人报》周围，着手筹备召开各种会议和代表会议，这些会议是恢复党所必需的；这些会议由于目前情况，开始时不可避免地要以非常小型的、非正式的、非正规的形式召开。关于召开这些会议的性质，就不便在报刊上细谈了。
我们号召国外布尔什维克组织这样调整工作：同完全证明自己是反党的前进派断绝一切联系；排除这些召回派卫士制造的障碍，开始进行有步骤的工作来巩固党，接近其他派别的护党派，共同举办俱乐部、讲演会、报告会等等；为把国外一切不跟《前进》文集和《呼声报》跑的人真正联合起来开始作准备。既然凡是有呼声派的地方就一定有两个平行的集团，那么布尔什维克再容忍反党的前进派留在布尔什维克组织里就很不体面了。他们可以在呼声派那里找到栖身之所。
《工人报》编辑部
载于1932年1月21日《真理报》第2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25—37页a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的信
（不晚于1910年12月15日〔28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生活中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清楚地表明，党的“统一危机”的结局即将到来。因此我认为我有义务告诉你们（仅仅是为了通报），最近的事件具有什么意义，即将到来的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就整个事态发展来看），正统派布尔什维克正在采取什么立场。
马尔托夫在《呼声报》第23号上的一篇《到了什么地步？》的文章中嘲笑中央全会，嘲笑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37]一年来一次会也没有开成，没有为贯彻决定做过任何事情。显然他“忘记”补充说，正是波特列索夫先生们的取消派集团把俄国的中央委员会搞垮了，因为米哈伊尔、罗曼、尤里拒绝出席俄国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他们声明说中央委员会的存在本身是有害的，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俄国中央委员会被搞垮了。马尔托夫因此欢天喜地。至于前进派也欢天喜地，那就不用说了（《前进》文集第1集已经令人感到这种欢天喜地的心情了）。马尔托夫在欢天喜地的同时，却过分匆忙地说漏了嘴。他兴高采烈地叫喊道，“合法性把他们〈布尔什维克或“波兰人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置于死地了”。他这句话是说，由于取消派把中央委员会搞垮了，党摆脱现在处境的合法出路就没有了。对于取消派来说，自然没有比使党处于毫无出路的境地更痛快的事情了。
但是马尔托夫过分匆忙了。布尔什维克手中还掌握着全会专门规定的、中央机关报第11号（以全会的名义）曾经报道过的一种完全合法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我们因呼声派和前进派公然不履行解散派别组织、不履行同取消派和召回派进行斗争等条件可以提出发还款项的申请。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预先明确规定的条件，布尔什维克才把自己的财产交给中央委员会的。
请看，在全会上签订上述条件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在1910年12月5日（公历）提出了发还款项的申请。按规定，只要提出这一申请，就要召开中央全会。全会的决定规定，如果在提出申请后3个月内“不能”（原文如此！）召开中央全会，就要召开由5名中央委员（3名民族代表、1名布尔什维克、1名孟什维克）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会议。［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309—310页。——编者注］
这时呼声派一下子就露出了马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委员呼声派分子伊哥尔对国内取消派的政策心领神会，他声明反对召开全会。他说，他主张召开特别委员会会议。在这一点上，呼声派破坏合法性是很明显的，因为在3个月之内是可以把全会召开起来的。在申请提出之后，就不应该再提召开特别委员会的问题了。
取消派分子伊哥尔是叛党分子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忠实奴仆，他的打算很简单：全会拥有最高权力，因此召开全会就有可能摆脱党的整个危机。特别委员会则没有这种最高权力，它除了审查申请中提出的要求（裁决这种要求的是3个德国人），没有任何权力。这就是说，取消派（以及他们的国外奴仆——呼声派）在搞垮了国内的中央委员会之后，现在又在搞垮一切中央。这第二次的破坏活动能否得逞，我们且等着瞧吧。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中的波兰人[38]是主张召开全会的。现在，问题取决于还没有作出答复的拉脱维亚人和崩得分子[39]。我们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代表[40]提交并散发了坚决反对伊哥尔的抗议书（伊哥尔的声明和我们的抗议书的副本都随信附上）。
问题已经很清楚。主张召开全会就是维护合法性，就是维护党。呼声派反对召开全会，就是反对党摆脱危机，就是反对合法性。
我们把我们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通知了普列汉诺夫和他的朋友们，他们完全同意我们关于必须召开全会的意见。他们也主张召开全会；现在正在讨论我们在这方面的共同表态的草稿。最近，或者我们同普列汉诺夫派一起发表一个声明，或者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
其次，1910年11月26日（公历），托洛茨基在所谓维也纳党的俱乐部（一伙侨居国外的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手下的一批走卒）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他已印成了单页。现将该单页随信附上。
这个决议向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的机关报《工人报》公开宣战。论据并不新鲜。说什么现在没有同呼声派和前进派进行斗争的“原则基础”——这种说法是极其滑稽极其伪善的。大家知道，呼声派和前进派根本不想解散自己的派别组织，呼声派实际上完全支持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伙这些取消派分子，前进派在国外用众所周知的那笔钱办了一所派别党校来讲授马赫主义，宣扬召回派是“一种合理的色彩”（他们纲领中的原话），等等，等等。
托洛茨基发出的要求党同呼声派和前进派“同心协力地”工作的号召，是令人愤慨的伪善和空谈。大家知道，在全会后的整整一年中，呼声派和前进派（在托洛茨基的秘密支持下）是在“同心协力地”反党。在整整一年中，真正同心协力地一起进行党的工作的只有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无论在中央机关报，也无论在《工人报》，无论在哥本哈根[41]，也无论在俄国各合法机关报刊，都是如此。
托洛茨基对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联盟的攻击并不新鲜，新鲜的倒是他的决议的结尾部分：维也纳俱乐部（即托洛茨基）筹集了一笔“用作筹备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的全党基金”。
真是新鲜。这是公开主张分裂。这是公然破坏党内合法性，这是托洛茨基将因此碰得头破血流的冒险行为的开始。很明显，这就是搞分裂。托洛茨基采取的步骤，托洛茨基的“基金”，只得到呼声派和前进派的支持。至于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则根本不会参与这件事。苏黎世的取消派（呼声派）已经支持托洛茨基了，——这很容易理解。前进派的“众所周知的”那笔“基金”很可能为托洛茨基大开方便之门。你们都明白，这样做，只会使托洛茨基的阴谋具有更大的冒险性。
很清楚，这个阴谋正在破坏党内合法性，因为这里没有一个字提到中央委员会。而能够召开代表会议的只有中央委员会。不仅如此，托洛茨基于1910年8月赶走了驻《真理报》[42]的中央委员会代表之后，把《真理报》从中央委员会代表支持的机关报变成了纯粹派别组织的机关报，他本人也就丧失了一切合法性。
总之，问题已经清楚，情况已经明白。前进派筹集了“众所周知的”那笔“基金”来同党进行斗争，来保护“一种合理的色彩”（召回派〉。托洛茨基在最近一号《真理报》上（并在苏黎世的专题报告中）拼命向前进派卖弄风情。国内的取消派已经搞垮了国内的中央委员会。国外的取消派又想搞垮国外的全会，即搞垮一切中央。托洛茨基利用这种“合法性被破坏”的时机，进行组织上的分裂活动，筹集用作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的“自己的”基金。
他们是分了工的。呼声派把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伙当作“一种合理的色彩”加以保护。前进派把召回派当作“一种合理的色彩”加以保护。托洛茨基则想“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对两者都加以保护，并想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大概是用前进派的钱）。三角联盟（波特列索夫＋托洛茨基＋马克西莫夫）反对双边联盟（布尔什维克加普列汉诺夫派）。部署就绪。斗争开始。
你们都明白，为什么我把托洛茨基采取的步骤叫作冒险行为。从各方面讲，它都是冒险行为。
这是思想方面的冒险行为。托洛茨基联合波特列索夫和马克西莫夫这些仇视“列宁—普列汉诺夫”（用他们喜爱的说法）联盟的分子，纠集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切敌人。托洛茨基联合一切酷爱在思想上搞分裂的人；联合一切对捍卫马克思主义毫不关心的人；联合一切不知道为什么进行斗争，不愿意学习、思考并探索产生分歧的思想根源的庸人。在涣散、分裂和动摇的今天，托洛茨基可能很容易成为“一时的英雄”，把一切下流货色都纠集在自己的周围。但是这种尝试愈露骨，它就愈将遭到惨败。
这是党内政治方面的冒险行为。现在一切迹象表明，只有真诚地、坚决地屏弃取消派和召回派，才能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真正的联合。很清楚，波特列索夫（和呼声派）以及前进派既没有屏弃前者，也没有屏弃后者。托洛茨基则把这两者纠集在一起，用欺诈的手段欺骗自己，欺骗党，欺骗无产阶级。实际上，托洛茨基除了加强波特列索夫和马克西莫夫这两个反党集团以外，什么结果也得不到。这种冒险行为遭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这是组织方面的冒险行为。撇开中央而用托洛茨基的“基金”来召开代表会议，这就是搞分裂。让托洛茨基去倡议召开代表会议吧。让他承担责任吧。
下面三个口号概括了目前党内状况的实质：
（1）巩固并用一切办法支持普列汉诺夫派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和结合，以捍卫马克思主义，抵制思想上的分裂，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
（2）争取召开全会，以便通过合法途径使党摆脱危机。
（3）同联合波特列索夫和马克西莫夫来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托洛茨基的无原则的分裂冒险行为进行斗争。
载于1941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1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42—46页
论党内状况
（不晚于1910年12月15日〔28日〕）
我们党内的危机问题又被国外的社会民主党报刊提到了首要地位，从而使广大党员群众更加议论纷纷、困惑不解和动摇不定。因此，党的中央机关报有必要全面地阐明这一问题。马尔托夫在《呼声报》第23号上发表的文章和托洛茨基的印成单页的、以1910年11月26日“维也纳俱乐部”“决议”的形式发表的言论，向读者提出了这个危机问题，并且完全歪曲了问题的实质。
在马尔托夫的文章和托洛茨基的决议后面，既隐藏着某种实际活动，也隐藏着反党活动。马尔托夫的文章只是一种文字形式，它掩盖着呼声派为搞垮我党中央而从事的活动。托洛茨基的决议号召各地方组织撇开中央来筹备反对中央的“全党代表会议”，这个决议所表明的也正是呼声派所要达到的目的：破坏取消派所仇视的中央机关，同时也破坏作为组织的党。对呼声派和托洛茨基的这些反党活动，光揭露是不够的，还要与之斗争。凡是珍视党、珍视恢复党的工作的同志，都应该最坚决地反对一切纯粹从派别组织、小集团的角度和利益出发而竭力破坏党的人。
马尔托夫的《到了什么地步？》一文是掩饰得并不高明的对全会决定的嘲笑和取消派因党遭受挫折而欢天喜地的表现。“在俄国，人数不多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连一次会也没有开成”，马尔托夫就是这样写的，黑体也是他用的，好象他抑制不住在向全体取消派宣布这个事实时的得意心情。
遗憾的是，马尔托夫说得对。俄国中央委员会的会议确实没有开成。不过马尔托夫企图回避是谁搞垮了俄国中央委员会这样一个问题是毫无道理的。使中央委员会会议没有开成的原因，除了警察的阻挠，还有一种不是警察的而是政治上的阻挠。这就是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拒绝出席即使只为增补委员而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这个人所共知的事实，这就是这些人发表的“认为中央委员会的存在本身是有害的”声明。
毫无疑问，即使拒绝出席一次增补委员的会议，拒绝那些在警察的重重阻挠下进行工作的人的邀请，都是搞垮中央。毫无疑问，这种持有原则理由的政治行动，是那些加入《呼声报》“最知名的”俄国撰稿人集团的人（《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上的16人的信）、加入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合法的取消派集团的人干出来的。所有这些都是事实。独立合法派集团即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就是搞垮俄国中央委员会的人。
阿克雪里罗得硬说（见《呼声报》第23号）取消派分子这个“绰号”现在正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乱用；他甚至大放厥词，说我们会把那些为了一块面包而疲于奔命或者因此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个人叫作取消派分子；而他在讲这种故作天真的荒唐话的时候，却避而不谈被党中央机关报一一点了名的取消派分子的各个集团，既然如此，这种遁词的毫无诚意也就无须证明了。既然马尔托夫和其他呼声派分子在《呼声报》上似乎同俄国的取消派“进行争论”，说他们的行为是“轻举妄动”（！！），“规劝”他们再等一等（马尔托夫在《呼声报》第23号上谈到列维茨基的时候说的），而同时又完全同他们一起进行工作，齐心协力地在国外建立单独的派别组织，以便反对党，支持党的敌人，即支持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只能认为这是许多种政治伪善表现中的一种表现。当米留可夫先生同路标派“进行争论”，说他们“轻举妄动”，同时又在政治上同他们齐心协力地进行工作时，任何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说，米留可夫先生是在认真地反对路标派；大家都会认为，米留可夫先生的这种做法只能表明他的伪善，决不能推翻他在政治上同路标派勾搭在一起的事实。当斯托雷平先生同黑帮“进行争论”（在《俄国报》上），责备黑帮“轻举妄动”，同时又同它齐心协力地进行工作时，任何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说，斯托雷平先生和他的政府是在认真地反对黑帮；大家都会认为，斯托雷平先生和沙皇政府的这种做法只能表明他们的伪善，决不能推翻他们在政治上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勾搭在一起的事实。
如果说大家对于《呼声报》政治上的伪善还能看得清楚的话，那么对于马尔托夫所说的“合法性”正在把党的正式代表“置于死地”这种暗示，1000个读者中有999个搞不清楚，因为这种暗示是故意放烟幕。
中央机关报的责任就是驱散在党内状况方面放的烟幕，使所有的人都了解分歧实质的所在。
马尔托夫说的是，除了中央的决定，党没有任何摆脱危机的合法出路。因此，既然俄国的取消派已经搞垮了国内的中央委员会（既然国外的取消派就连在国外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也能破坏），那么，现状就将是没有合法的出路了。于是马尔托夫就预先欢呼起来，说什么中央被彻底搞垮了，合法的出路没有了，取消派赢了。
马尔托夫太性急了。他过早地讲出了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党的其他敌人所想的东西。
是的，马尔托夫说得对！只有中央委员会才能找到摆脱党的危机的唯一出路。因此，如果警察的阻挠和上面所说的政治上的阻挠使中央委员会不能在俄国召开会议，那就应当在国外召开。这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办法。在最近一次中央全会上，党内各派别签订了一个超越派别组织共同进行党的工作的协定，布尔什维克也是签订协定的一个派别，他们曾经采取措施来加速找到这条摆脱党的危机的唯一出路。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把自己派别组织的财产交给党支配，条件是在撤销布尔什维克派别组织的中央的同时，孟什维克（呼声派）和召回派（“前进派”）等派别组织的中央也要撤销。这个条件没有履行。不仅如此，呼声派的指导性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还公开包庇和掩护党内那些敌人，而中央全会曾经一致责成我们同这些敌人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就象同离开社会民主党、仇视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倾向进行斗争那样。由于党内各派别各集团在全会上签订的协定遭到公然破坏，由于签订协定的一方实行明显的反党政策，所以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要求把他们在一年前有条件地交给党的那笔款项发还他们。关于这一点，他们在1910年12月5日向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提出了相应的申请。布尔什维克在这一点上做得对不对，这要由全会规定的机构来判断。问题的实质是，现在，即从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提出申请的时候起，在国外召开中央全会已经不仅对找到摆脱党内危机的出路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1910年1月6日签订协定的所有派别和集团来说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它们责无旁贷的义务，是它们自己一致通过的决议［注：事情是这样的：中央委员会同布尔什维克派的某些代表关于布尔什维克派有条件地把自己的财产交给党的协定，是在中央全会上签订的，已被承认为党的规定、党内合法性的基础。这个协定公布在中央机关报第11号上，同时还公布了全会规定的与该协定有关的全部程序。主要的规定是：如果布尔什维克提出呼声派和前进派破坏联合条件的声明，就要召开全会（在国外）。中央机关报第11号上所登载的全会的决定还说：“如果在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提出自己的要求以后的3个月内，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召开全会，就要召开特别委员会会议。”］。召开中央全会不仅是党的需要，而且成为法律上的义务了。我们再次看到，除了召开中央全会，不可能有摆脱现状的其他合法出路……
在这里，呼声派的政策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
根据中央委员会清清楚楚、毫不含糊的决定，既然布尔什维克提出了申请，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除了召开全会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召开全会的尝试在三个月内不能成功的时候，才能采取中央委员会规定的另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呼声派的做法却不是这样。
12月12日，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委员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提出书面声明说，他反对召开全会，他只同意召开特别委员会会议！
这句话的用意是很清楚的：全会拥有最高权力，如果召开全会，就能找到摆脱危机、摆脱俄国难堪的现状的合法出路。特别委员会则没有这种最高权力，它除了审查布尔什维克提出收回那笔款项的要求，没有任何权力，不可能找到摆脱危机的任何合法出路。
结果正象一句谚语所说的：莫给他人挖陷阱，当心自己掉进去！
马尔托夫还没有来得及殷勤地向党指点那个取消派非常乐意看到正式的党掉进去的似乎毫无合法出路的“陷阱”，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就已经掉进这个陷阱了！
俄国的取消派搞垮了国内的中央委员会。现在国外的取消派又在破坏在国外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了。取消派欢天喜地，预感到极大的愉快（对于斯托雷平和取消派说来）：一切中央都不存在了。这对于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对于“前进派”的派别组织真是太美满了！
我们在这里不准备谈论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的遁词和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一位布尔什维克委员［注：这位同志写信给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请求我们帮助他把呼声派破坏全会的企图告诉党。］在反声明中对这些遁词的驳斥。我们只想指出，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考虑得很周到，他竟直接声明他反对召开全会，不仅反对在提出申请的情况下根据专门决定召开的全会，甚至反对根据总的党章召开的全会（为此需要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一致同意）。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认为召开全会是件“麻烦的”事情，如此等等。很明显，在取消派看来，就连我们秘密党的存在本身也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全会将主要由侨居国外的人组成，这是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的第二个“理由”。但是这并不妨碍呼声派全力支持那个纯粹侨居国外的人的计划，即托洛茨基撇开中央召开反对中央的“全党”代表会议的计划……呼声派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搞垮一切中央！
其次，我们应当请党员们注意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状况的问题。我们的党也同一切革命政党一样，只有革命者在进行共同工作的时候至少具有起码的相互帮助的愿望，才能存在和发展。
如果党章和党的决定（党内的“合法性”）不是促进这种共同的工作，而是为从党的一些最重要的委员会内部来阻碍这种工作制造困难，那党的工作就变成毫无价值的滑稽可笑的事情了。在任何别的政党内，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有困难，马上就会想出几十种躲避警察阻挠的方式和方法，并找到许多新的工作方法。可是我们党内的派别分子却有的为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效劳，有的为公开的召回派和党外的半无政府主义者效劳。在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这些人的手里，“合法性”正在变成从党内来危害党、阻碍工作、帮助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破坏党的一种手段。［注：马尔托夫在嘲笑党的正式机关时说，“合法性把他们置于死地了”。仅就下面一点而论，他这样说是对的：这些机关的某些“合法的”。（即根据党章或全会的决定而产生的）形式使米哈伊尔、罗曼、尤里和呼声派（通过伊哥列夫）等等可以阻碍工作，从而把卓有成效的工作“置于死地了”。］这样的情况是不能容忍的。“充满善良愿望的决议”无济于事，那位马尔托夫理所当然地嘲笑了这些决议。要对事情有帮助，首先应当懂得它。应当懂得，为什么制定同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进行共同工作的那些充满善良愿望的决议是荒谬的，可笑的，不足取的。一旦党懂得这里是两种互不相容的政策，这里的问题是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问题，党就会很快找到出路。那时我们就能树立起一种不会被取消派变成阻挠党前进的绊脚石的“合法性”了。
必须承认，应当感谢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朋友们和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及其朋友们，因为他们有效地帮助党懂得了这一点。
托洛茨基的言论尽管表面上同马尔托夫嘲笑党遭受挫折、同呼声派搞垮中央没有什么联系，实际上却同这两者有密切的联系，有“利害”关系。党内许多人还不懂得这种联系在什么地方。1910年11月26日维也纳的决议大概会帮助他们懂得问题的实质。
这个决议包括三部分：（1）向《工人报》宣战（号召对该报“给以坚决的反击”，因为用托洛茨基的说法，这家报纸是一家“新的派别的小组的企业”）；（2）抨击布尔什维克—普列汉诺夫“联盟”的路线；（3）宣布“维也纳俱乐部〈即托洛茨基及其小组〉会议决定：筹集一笔用作筹备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的全党基金”。
对于第一部分我们根本不准备谈。托洛茨基说得完全对：《工人报》是一家“私人企业”，它“无权代表全党讲话”。
不过，托洛茨基忘记了他和他的《真理报》也无权这样做，却是毫无道理的。他在谈到全会承认《真理报》的工作是有益的时候，避而不谈全会曾经委任了一名驻《真理报》编辑部的中央代表这件事实，也是毫无道理的。在提到全会关于《真理报》的决定的时候，避而不谈这一点，这只能说是对工人进行欺骗。托洛茨基的这种欺骗行为尤其恶毒的是，他已经在1910年8月赶走了驻《真理报》的中央代表。在这个事件之后，在《真理报》断绝了同中央的联系之后，托洛茨基的报纸只是一家“私人企业”，再不能履行它所承担的义务了。在下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还未召开的情况下，只有全会委任的中央代表才能评判《真理报》对中央的态度，而中央代表认为托洛茨基的行为是反党的。
这就是从托洛茨基非常适时地提出的关于谁“有权代表全党讲话”的问题得出的结论。
不仅如此。既然取消派－独立合法派在搞垮国内的中央委员会，既然呼声派在搞垮国外的中央委员会，只要他们还在那样做，那么只有中央机关报才是唯一有权“代表全党讲话”的机关。
因此，我们代表全党声明：托洛茨基在执行反党的政策，他在破坏党内合法性，他走上了冒险和分裂的道路，因为他在自己的决议中只字不提中央（好象他同呼声派已经商量好了，中央将被搞垮！），而以一个国外集团的名义宣布要“筹集一笔用作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的基金”。如果取消派拼命搞垮中央的活动得逞，那么我们这个唯一有权代表全党讲话的机关就要立即宣布：我们决不参与托洛茨基的“基金”和阴谋，我们认为，可以称作全党代表会议的只能是中央机关报所召开的代表会议，而不是托洛茨基的小组所召开的代表会议。［注：必须尽快地由党中央召开真正全党代表会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现在事态尚未最终表明中央已被搞垮，还有希望使党找到完全合法的出路。
我们要号召党员为了使党找到合法的出路而进行坚决斗争，同时要弄清分歧的“原则基础”。呼声派和托洛茨基却急于要把这种分歧弄成分裂：呼声派要搞垮中央，托洛茨基则无视中央的存在，并且要“筹集一笔基金”由他的小组来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会议”（别当是玩笑！）。
托洛茨基在他的决议中写道：“列宁派和普列汉诺夫派”（托洛茨基用个人来代替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这两个派别的称呼，想以此表示自己对这两派的蔑视，可是他只表明了自己的无知）所进行的斗争“现在没有任何原则基础”。
中央机关报号召全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来弄清这些原则基础时说：当由于召开全会而引起的这个“毫无意义的”斗争还在进行时，让我们正好来研究一下这个颇有意义的问题。
现在我们把托洛茨基宣布中央机关报进行的斗争没有任何原则基础时所持的那些理由，全部摘录如下：
“……党内所有的〈黑体是托洛茨基用的〉派别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必须恢复秘密组织，必须把合法工作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必须执行彻底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这些基本方针是最近一次全会一致拟定的。
现在，在全会闭幕一年以后，困难不在于宣布这些人所共知的道理，而在于加以贯彻。贯彻的方法就是党的各个部分，即‘呼声派’、‘普列汉诺夫派’、‘列宁派’、‘前进派’以及非派别组织分子同心协力地进行共同的工作，因为党在精神上已经度过了童年时代，现在全体党员应该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应该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忠诚于自己党的党员身分从事活动，不要再有什么派别的名称。这种合作应该在全党的范围内进行，而不应该围绕着各派别组织的机关报进行。”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如果好话是掩盖弥天大谎，是掩盖对陶醉于说空话的人本身、对全党的极大的欺骗，这种好话就会被糟蹋成空话。
说党内所有的派别都有必须恢复秘密组织的根深蒂固的信念，这简直是弥天大谎。每一号《呼声报》都表明，呼声派认为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集团是党内的一个派别，他们不仅这样“认为”，而且还经常参加这个集团的“工作”。现在，在全会一年以后，当问题在于“贯彻”而不在于空谈的时候，还在玩捉迷藏，既欺骗自己，又欺骗工人，用各种遁词来支吾搪塞，这不是可笑而又可耻吗？
是不是这样呢？托洛茨基认为中央机关报点了名的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是“党内的一个派别”呢，或者不是一个派别？这个问题正是“贯彻”全会决定的问题，这个问题，中央机关报提出来已经一年了，而且提得明确尖锐，毫不含糊，用任何遁词都无法推托！
托洛茨基一再企图用沉默或空谈敷衍过去，因为他要向读者、向党隐瞒这样一个真相：波特列索夫先生的集团和16人集团等等是绝对离开党而独立的集团，是完全独立的派别组织，他们不仅不恢复秘密组织，反而破坏恢复秘密组织的工作，他们根本不执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托洛茨基要向党隐瞒这样一个真相：呼声派是同样离开党而独立的、实际上为俄国取消派效劳的国外派别组织。
那么“前进派”呢？托洛茨基很清楚，在全会之后，“前进派”也加强和发展了自己的独立的派别组织，他们有不受党支配的经费，有独立的派别党校；这个党校根本不讲授“彻底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而讲授“召回派是一种合理的色彩”，讲授召回派对第三届杜马作用的看法，即“前进派”派别组织的纲领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看法。
托洛茨基对这个不容争辩的真相之所以默不作声，是因为这个真相同他的政策的实际目的不相容。而这些实际目的愈来愈明显，甚至连那些最没有远见的护党派分子都看清楚了。这些实际目的就是托洛茨基所支持和组织的波特列索夫之流同前进派结成的反党联盟。呼声派接受托洛茨基的决议（如“维也纳”决议）。《真理报》向前进派卖弄风情，胡说什么在俄国各地活动的只有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替前进派的派别党校吹嘘，以及托洛茨基公然支持这个党校——所有这一切事实，长期隐瞒下去是办不到的。口袋里藏不住锥子。
托洛茨基政策的内容就是《真理报》同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和前进派的派别组织“同心协力地进行工作”。这个联盟有明确的分工：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继续离开党独立地进行他们的合法工作，继续破坏社会民主党；“呼声派”构成这个派别组织的国外分部；而托洛茨基自己担任辩护人的角色，硬要天真的公众相信，“彻底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在党内所有的派别中都是根深蒂固的”。前进派得到的也是这位辩护人，他为他们派别党校的自由进行辩护，用伪善的陈词滥调为他们的政策打掩护。这个联盟当然要支持托洛茨基的“基金”和他要召开的反党的代表会议，因为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和前进派从这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的派别组织的活动自由，派别组织的神圣化，对派别组织的活动的掩护，在工人面前为这种活动所作的辩护。
正是从“原则基础”的观点来看，我们不能不认为这个联盟是千真万确的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不敢说他认为波特列索夫和召回派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社会民主主义原则性的真正维护者。冒险主义者的立场实质也就在于他不得不经常躲躲闪闪。这是因为任何人都看到也都知道，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和召回派都有自己的路线（反社会民主党的路线），并且在执行这条路线，而《呼声报》的外交家和《前进》文集只不过起了打掩护的作用。
不管新联盟在庸人中取得的成绩多么巨大，不管托洛茨基依靠前进派和波特列索夫之流这两个“来源”能筹集多少“基金”，这个新联盟是注定要垮台的，其最深刻的原因就在于这个联盟没有原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的整个世界观以及我党的全部纲领和策略的“原则基础”现在被提到党的整个生活的首要地位，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在革命遭到挫折之后，社会的所有阶级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整个世界观（直到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直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原则）的深刻基础都发生了兴趣，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被革命卷入由策略问题引起的尖锐斗争中来的群众，在缺乏公开言论的时代，提出了对一般理论知识的要求，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应当重新对这些群众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又提到日程上来了。托洛茨基宣称护党派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的接近“在政治上是空洞的”和“不稳固的”，这只能表明他自己极其无知，只能说明他自己十分空洞。在布尔什维克同“前进派的”非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在护党派孟什维克同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和呼声派的斗争中，获得胜利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基础。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基础问题上的这种接近，才是全会后整整一年来护党派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真正同心协力地工作的实际基础。这是事实，不是空话，不是诺言，不是“充满善良愿望的决议”。不管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过去和将来有什么分歧（只有冒险主义者才会用分歧不存在了，分歧被某项决议“消除了”等诺言来吸引公众），这个历史事实总是抹杀不了的。只有那些主要派别组织本身的内部发展，只有它们自己的思想演进，才能保证通过它们的相互接近和它们在共同工作中的考验来在实际上消除派别组织。这种情形在全会后已经开始了。至于波特列索夫同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同心协力地工作，我们还没有看到，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小组的外交手腕、文字游戏和串通一气的支吾搪塞。一年来护党派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同心协力地工作，党是看到了的。任何一个能够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人，任何一个珍惜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基础”的人都丝毫不会怀疑，这两个派别的十分之九的工人将拥护这种接近。
正是从“原则基础”的观点来看，托洛茨基同波特列索夫和前进派的联盟是一种冒险行为。从党内政治任务的观点来看，这样说也同样是对的。这些任务确实是全会一致指出的，但决不能把它们归结为这样一句陈腐的空话：把合法工作同秘密工作统一起来（要知道，连立宪民主党人也是把合法的《言语报》同秘密的“立宪民主党”中央“统一”起来的）。托洛茨基故意挑出这句话来，是为了讨好根本不反对陈腐空话的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和前进派。
全会的决议说：“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资产阶级反革命时代所处的历史环境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两种表现：一方面是否认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贬低它的作用和意义，企图削减革命社会民主党在纲领和策略方面的任务和口号等等；另一方面是否认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进行工作和利用合法的机会，不懂得这两种工作的重要性，不善于使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去适应当前时局的特殊历史条件等等。”
有了这一年的经验，再不能避不直接回答关于这些指示的现实意义的问题了。不能忘记，在全会上所有民族代表（总是向任何时候的任何多数靠拢的托洛茨基当时是靠拢他们的）曾经提出书面声明说：“实质上是完全可以把决议中所指出的、必须与之斗争的那个思潮叫作取消主义的”。
全会后一年来的经验用事实表明：体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这种影响的正是波特列索夫集团，正是前进派这一派别组织。回避这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冒险主义，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敢公然说：波特列索夫之流及其同伙的路线不是取消主义的路线，承认召回派是“一种合理的色彩”的看法是符合党的路线的。我们没有虚度全会后的这一年。我们有了更丰富的经验。我们在实际上看到了当时指出的那些倾向的表现。我们看到了体现这些倾向的派别组织。用这些反党的派别以所谓的“党的”精神进行“同心协力的工作”这种空话来欺骗比较广泛的工人阶层，现在已经办不到了。
最后，第三，托洛茨基的政策是组织上的冒险行为，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它破坏党内合法性，而且以一个国外集团的名义（或者以呼声派和前进派这两个反党的派别组织的联盟的名义）筹备代表会议，直接走上分裂的道路。我们既然有权代表全党讲话，就有责任坚决捍卫党内合法性。但是我们决不希望我们的党员只看到“合法性”的形式而看不到问题的实质。相反，我们正是要社会民主党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问题的实质上来，而问题的实质就是呼声派和前进派的联盟保护了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进行取消派活动的充分自由和召回派破坏党的充分自由。
我们号召全体社会民主党人为党内合法性进行坚决斗争，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基础，为清除社会民主主义中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而同反党联盟进行斗争。
附言：上面这篇文章印成抽印本发表（这样做是根据编辑部多数——两名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和一名波兰组织的代表——的表决），引起了另外两名编委（呼声派分子）的抗议，他们把自己的抗议书也印成了单页。该抗议书的作者们在这个单页中并没有谈到《论党内状况》一文的内容，而是指责编辑部的多数：（1）侵犯了他们这两名编委的合法权利；（2）进行“警察性的告密”。既然争论的不是原则和策略，而是涉及组织纠纷和人身攻击，我们认为最正确的做法就是把这样的争论完全交给中央委员会处理。我们认为，不等到中央委员会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全体护党派同志就会对这两位编委——马尔托夫和唐恩的“论战”方法作出应有的评价。
载于1910年12月23日或24日（1911年1月5日或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号抽印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47—61页
“有保留”的英雄们（节选）
（1910年12月）
不过涅韦多姆斯基先生无意中漏出了一个好字眼。这个字眼——有保留——很恰当地评价了《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先生们，就象上面引用的弗·巴扎罗夫对知识分子特征的分析恰当地评价了他们一样。在我们面前完完全全是些“有保留”的英雄们。波特列索夫有保留地说，他不同意马赫主义者，虽然他在替他们辩护。编辑部有保留地说，他们不同意巴扎罗夫的“个别论点”，虽然谁都明白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个别论点。波特列索夫有保留地说，伊茲哥耶夫诽谤了他。马尔托夫有保留地说，他不完全同意波特列索夫和列维茨基，虽然他在政治上正是为他们忠实地服务。他们都一起有保留地说，他们不同意切列万宁，虽然他们对他的深入发挥了自己第一部著作的“精神”的第二部取消主义著作更加赞赏。切列万宁有保留地说，他不同意马斯洛夫。马斯洛夫有保留地说，他不同意考茨基。
他们大家都同意的只有一点，就是他们不同意普列汉诺夫，说他诬蔑他们搞取消主义，而且仿佛普列汉诺夫自己也不能解释现在他为什么同他昨天的对手接近起来。
解释有保留的人们所不了解的这种接近，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在我们有了机车的时候，引起我们最大的意见分歧的就是：这个机车的强度、储煤量等等，是否适应每小时比如说25俄里或者50俄里的速度。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象关于别的令人激动的问题的争论一样，是很热烈的，而且有时争论得怒火中烧。这场争论——包括引起争论的每一个问题在内——是大家都看到的，是公开在大家面前的，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没用什么“有保留”来掩饰。而且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要收回什么，或是因为“争论得怒火中烧”而抽泣。但是当机车遭到毁坏，躺在泥潭里的时候，“有保留的”知识分子围在四周，卑鄙地窃笑，他们说：“没有什么可取消的了”，因为机车已经没有了。这时候，共同的事业使我们这些昨天的“怒火中烧的争论者”接近起来了。我们什么也不否认，什么也不忘记，也不作什么许诺说不会再有意见分歧，而是一起来进行共同的事业。我们把全部注意力和全部精力用来扶起机车，把它修复，加固和加强，再把它放到轨道上——至于运行速度以及在这个道岔还是在那个道岔上转弯，我们到了适当的时候再来争论。在我们困难的时期，当前的任务是创造一种东西，它要能够反击那些直接或者间接支持遍地“烂泥”的“有保留的”人们和“精神沮丧的知识分子”。当前的任务是，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要挖矿石，炼生铁，铸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及与这一世界观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纯钢。
载于1910年12月《思想》杂志第1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90—95页
犹杜什卡·托洛茨基羞红了脸
（1911年1月2日〔15日〕以后）
犹杜什卡·托洛茨基[51]在全会上竭力表白自己是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他赌咒发誓，说自己是护党的。他得到了资助。
全会闭幕后，中央委员会削弱了，前进派加强了，他们搞到了钱。取消派也巩固了，他们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唾骂秘密党，以取悦于斯托雷平。
犹杜什卡把中央代表赶出了《真理报》，而且在《前进报》[52]上写了一些取消主义的文章。由全会任命的党校委员会[53]作出明确的决定：任何党员讲师都不得到前进派的派别党校去。而犹杜什卡·托洛茨基却违反这个决定，不但到那里去了，而且还同前进派讨论了召开代表会议的计划。现在“前进”集团已经用传单公布了这个计划。
现在这个犹杜什卡又在捶胸大叫，说自己是护党的，要人相信他决没有向前进派和取消派卑躬屈膝。
犹杜什卡·托洛茨基就是这样羞红了脸。
载于1932年1月21日《真理报》第2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96页
注释：
[51]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戈洛夫廖夫的绰号。谢德林笔下的犹杜什卡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列宁在这里用犹杜什卡这一文学形象来比喻列·达·托洛茨基。——[96]。
[52]《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96]。
[53]指1910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一月全会任命的党校委员会，其任务是在国外筹建党校。该委员会由9人组成，其中布尔什维克2人，孟什维克2人，前进派2人，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各1人。——[96]。
俄国恐怖主义者飞黄腾达的一生（节选）
（1911年1月13日〔26日〕）
奇怪的是，社会革命党的代表人物鲁巴诺维奇先生居然会在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上写出这样的活：“这位投奔温和派阵营的过去的社会革命党人，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拨动了最动听的琴弦”（这是指在一次杜马会议上，当右派称卡拉乌洛夫是一个苦役犯的时候，他回答说，这正是他引为骄傲的地方）。
由于一句装腔作势的空话而“原谅”叛徒的飞黄腾达的一生，这是合乎社会革命党人的精神的。在各个革命政党和各个国家里，总有叛徒，而在这些叛徒中，总有一些装腔作势的能手。但是，革命者、“革命”政党的代表人物居然公开宣称：这个叛徒“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喊的一句话很机智，——这倒是少有的事。除非在所谓的“革命”政党内有大量的拿炸弹的自由派。除非这些不再拿炸弹的自由派能够安然呆在根本不关心坚持革命原则、革命传统、革命荣誉和义务的“革命”政党内。
从“俄国恐怖主义者飞黄腾达的一生”中可以吸取另一个更深刻的教训。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教训，这个实例说明，现在在俄国只有革命的阶级才能成为哪怕多少是真正革命的政党的支柱。现在离开民主派和离开革命向后倒退的，不是卡拉乌洛夫一个人，而是大批不久前还是民主派甚至是革命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俄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俄国资产阶级根据经验已经看出，君主派“阵营”和革命阵营互相交锋的时刻即将到来，——根据经验已经看出，它这个资产阶级这时应当作出什么样的抉择。
谁要是想从俄国革命的伟大教训学到东西，谁就应当了解，只有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只有把这个阶级组织起来，只有把无产阶级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清洗出去，清除他们特有的无原则性、动摇性和软弱性，才能而且一定能重新引导人民去战胜罗曼诺夫王朝。
载于1911年1月13日（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20号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97—99页
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曙光》杂志（节选）
（1911年1月22日〔2月4日〕以后）
举个例子来说，巴扎罗夫先生有一个时期曾是布尔什维克，他现在也许还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如今，什么样的怪事都有。…… 巴扎罗夫先生说，在城乡小资产阶级“满怀反对政治特权的激进情绪，”等等，“但又充满激烈的民族主义精神”的情况下，“是谈不上领导权问题的”（第88页）。我们要指出，巴扎罗夫先生的这种说法事实上是完全不懂领导权思想，是否认领导权思想。“领导者”的事情正是要反对“民族主义”，正是要从中清除巴扎罗夫所假设的那种“情绪”。这件事的成效不能用今天立即获得的直接成果来衡量。常有这样的情况：反击民族主义、反击泥潭精神、反击取消主义（顺便提一下，取消主义象有时吸引了一部分工人的民族主义一样，也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一种表现）的成果，往往只有经过几年，有时要经过许多年，才能看出来。也常有这样的情况：一点火星阴燃了几年，而小资产阶级却认为、声称、宣布这点火星已不存在，已经熄灭，已经消失，等等，事实上这点火星还在燃烧，还在反击颓丧精神和脱离革命的思想，它经过很长时期以后还会显现出来。机会主义总是只会抓住瞬间，抓住当前，抓住今天，而不善于了解“昨天”和“明天”之间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则要求明确地认识到这种联系，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认识到这种联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就同取消主义流派，尤其同否认领导权的思想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我们的取消派（节选）
（关于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弗·巴札罗夫）
（1911年1—2月）
波特列索夫先生，你没有看到哲学争论同马克思主义派别之间的生动的现实的联系吗？那就让我这个昨天的政治家恭恭敬敬地至少向你指出下面几种情况和看法：（1）什么是哲学唯物主义，为什么离开它是错误的、危险的、反动的，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总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流派”有“生动的现实的联系”，否则这个流派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不是社会政治的，也就不成其为流派了。只有改良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那些目光短浅的“现实的政治家”才会否认这种联系的“现实性”。（2）既然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那么在俄国也同在其他国家一样，不同的历史时期时而特别突出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时而特别突出马克思主义的那一方面，那就不足为奇了。在德国，在1848年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在1848年，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在50年代和60年代，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俄国，在革命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我国实际中的运用；在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在革命以后，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并不是说，在任何时候可以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这只是说，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并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总的历史条件。（3）社会政治反动时期，“消化”丰富的革命教训的时期，对于每个生气蓬勃的派别说来，是把包括哲学问题在内的基本理论问题放在一个首要地位的时期，这并不是偶然的。（4）在俄国先进的思想流派中，没有象法国那种同18世纪的百科全书派有联系的或者德国那种同从康德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古典哲学时期有联系的伟大的哲学传统。因此，正是对俄国的先进阶级来说，这种哲学上的“清理”是必不可少的，至于这种稍晚了些的“清理”，是在这个先进阶级完全成熟到在不久前的伟大事件中起了自己独立的历史作用之后才开始进行，那是不足为奇的。（5）世界其他国家早就为进行这种哲学上的“清理”做好了准备，因为例如新物理学提出了许多应由辩证唯物主义“处理”的新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照波特列索夫的说法）哲学争论就不仅具有一定的即俄国的意义。欧洲为“更新”哲学思想提供了材料，而落后的俄国在1908—1910年这个被迫沉寂的时期，特别“渴望”求助于这种材料。（6）不久前，别洛乌索夫把第三届杜马称为拜神杜马。他正确地抓住了第三届杜马在这方面的阶级特点，公正地痛斥了立宪民主党人的伪善。
我们的一切反动派，特别是自由派的（路标派的，立宪民主党的）反动派，“求助于”宗教并非偶然，而是出于必然。单靠棍棒和鞭子是不够的；棍棒毕竟已被折裂。路标派帮助先进的资产阶级搞到一种最新式的思想棍棒即精神棍棒。马赫主义这个唯心主义的变种在客观上是反动派的工具，反动派的宣传手段。因此，在1908—1910年这个历史时期，既然我们看到“在上面”不仅有十月党人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拜神杜马”，而且还有拜神的立宪民主党人、拜神的自由派资产阶级，那么“在下面”进行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就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
波特列索夫先生“附带说明”，他“现在没有涉及到”“造神说”。这就是无原则的庸俗的政论家波特列索夫不同于考茨基的地方。考茨基既不了解马赫主义者的造神说，也不了解拜神的路标派，因此他可以说不是任何马赫主义都是唯心主义。而波特列索夫是了解这些的，他“没有涉及到”主要的东西（对用狭隘的“政论家”的眼光观察问题的人来说是主要的），那就是伪善了。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把同马赫主义的斗争说成是“私事”，那就在“社会政治”方面成了路标派的帮凶。
保尔·辛格尔
1911年1月18日（31日）逝世
（1911年2月8日〔21日〕）
今年2月5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安葬了自己最老一辈领袖之一的保尔·辛格尔。柏林全体劳动居民有几十万人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送葬游行，悼念这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整个一生献给了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人。300万人口的柏林，从来没有这样多的人聚集在一起：不下100万人参加或观看了送葬游行。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一个权势显赫的人物有幸举行过这样的葬礼。为了护送某个国王的灵柩或者某个因残杀国内外敌人而闻名的将军的灵柩，可以命令几万名士兵列队街道两旁，但是，如果在成百万的劳动群众的心里没有热爱自己的领袖的感情，没有热爱他们自己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压迫的革命斗争事业的感情，是不能把偌大一个城市的居民发动起来的。
保尔·辛格尔本人是资产阶级的一员，他出身于商人家庭，当了相当长时间的富有的厂主。他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初期参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但是，辛格尔不同于许多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自由派，这些人因工人运动取得胜利就惊恐害怕，很快忘却了自己对自由的热爱，而辛格尔则是一个热情、真诚、彻底和无畏的民主派。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怯懦和背叛没有使他迷惑，反而引起了他的反抗，使他更加坚信：只有革命工人阶级的政党才能把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在上世纪60年代，德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怯懦地离开了德国正在发展的革命，同地主政府搞交易，同国王的无限权力搞调和，而这个时候，辛格尔却坚定地转向了社会主义。在1870年，整个资产阶级沉醉于对法国的胜利，广大人民群众迷恋于卑鄙的、仇恨人类的、“自由派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说教，而这个时候，辛格尔却在反对强占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抗议书上签了名。在1878年，资产阶级帮助反动的地主的（德国人叫作“容克的”）大臣俾斯麦执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解散工会，封闭工人报纸，千百次疯狂地迫害觉悟的无产阶级，而这个时候，辛格尔却最终地加入了社会民主党。
从那时起，辛格尔的生活经历就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历史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他全心全意地献身于艰巨的革命建设事业。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财产、全部杰出的组织才能、全部从事实际工作和领导工作的才干都献给了党。在出身于资产阶级的人当中，经历过自由派的漫长的历史，经历过资产阶级政客的叛变、怯懦、同政府勾结、阿谀逢迎的历史，没有因此变得软弱、堕落，而是从中得到锻炼，成为彻底革命家的，为数不多，可以说为数甚少，辛格尔就是其中的一个。这种出身于资产阶级而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人是少有的，而无产阶级如果想锻炼出一个能够推翻现代资产阶级奴役制度的工人政党，应当信赖的就正是这些少有的、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人。辛格尔无情地反对德国工人政党队伍中的机会主义，他直到逝世前始终坚定不移地忠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不调和政策。
辛格尔既不是理论家，也不是政论家，也不是出色的演说家。他首先是和主要是实行非常法时期的秘密党的实践家和组织者，在这项法令废除后，是柏林市议会议员和国会议员。这位实践家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处理细小的、日常的、国会技术性的以及各种各样“事务性”工作上，但他的伟大之处，却在于他并没有完全陷入细小事务，没有屈从于极端平常、极端庸俗的倾向，即没有借口这种所谓“事务性”工作或“正常”工作而回避尖锐的原则斗争。相反，毕生献身于这一工作的辛格尔，每当出现关于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根本性质、这个政党的最终目的、同资产阶级建立联盟（联合）、向君主制让步等等问题的时候，他总是站在同机会主义各种表现进行最坚定最坚决斗争的前列。在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间，辛格尔同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一起，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否认议会斗争的半无政府主义者“青年派”，又反对温和的“顽固不化的合法派”。后来，辛格尔同修正主义者也进行了同样坚决的斗争。
资产阶级对他的仇恨不共戴天。仇恨辛格尔的资产阶级分子（德国的自由派和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幸灾乐祸地说，随着他的去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英雄”时期的，即领导人对革命具有非常强烈的鲜明的直接的信心并坚持原则的革命政策的时期的最后几个代表人物中的一个进入了坟墓。这些自由派说，代替辛格尔的将是一些温和谨慎的领导人——“修正主义者”，将是一些要求不高的爱打小算盘的人物。当然，工人政党的发展往往把许多机会主义者吸引到自己队伍中来。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出身于资产阶级的人带给无产阶级的多半是畏缩不前、思想狭隘或爱说空话，而不是坚定的革命信念。但是，敌人不要高兴得太早！无论是德国还是其他国家的工人群众，现在都愈来愈团结成为一支革命大军；这支大军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显示自己的力量，因为无论在德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革命都在发展。
老一辈的革命领袖逝世，年轻的革命无产阶级大军在成长壮大。
载于1911年2月8日（21日）《工人报》第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143—146页
致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
（1911年2月）
鉴于国内可能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我们认为有义务对涉及我们党的负责人员的情况的一些重要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1．在1910年1月的全会上，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派的负责代表同中央委员会签订了协定，这个协定发表在中央机关报第11号上。由于呼声派和前进派没有遵守这个协定明确规定的条件，我们的三个负责代表（并受梅什科夫斯基委托）提出了一项申请，正式废除这个协定。显然，由于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已不存在并在国外开始分裂，我们不得不提出这项申请，如果中央委员会能够召开会议，恢复被上述派别破坏的党的工作和党的路线，我们当然愿意撤回这个声明，或同意重新审查这个协定。
2．党的这条路线是全会明确规定了的，呼声派、托洛茨基及其同伙企图把它搞得模糊不清是徒劳的。这条路线认为，无论取消主义还是召回主义，都是对无产阶级产生有害影响的资产阶级理论。全会后，这两种思潮为了破坏全会的决定，发展和形成了两个反党派别：一方面是波特列索夫派和呼声派，另一方面是前进派。孟什维克中间只有所谓护党派或普列汉诺夫派，即一贯坚决反对波特列索夫派和呼声派的人，走上了全会指出的护党道路。
3．因此，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坚决反对呼声派对英诺森的攻击，他们攻击英诺森，是因为英诺森在1910年夏季拒绝承认那些仍然是呼声派或者没有用行动充分证明自己的护党立场的孟什维克为增补候选人。英诺森这位布尔什维克中间的一个与我们不同色彩的主要代表的做法是正确的；我们有文件证明，他正是作为特别色彩的代表，用上述办法确定了联合一切布尔什维克的护党原则（波兰社会民主党可以作证）。
4．国外的呼声派企图以国外进行分裂活动的派别的名义提出增补“自己的”候选人进中央委员会，这是极大的嘲弄。如果说，在全会上，有人还真挚地相信孟什维克要同取消派进行斗争的诺言，那么过了一年就非常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相信呼声派的。我们坚决反对把国外取消派的候选资格提付表决，并要求向无疑会从孟什维克护党派中提出候选人的国内普列汉诺夫派征求意见。
5．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进行的是分裂活动，这一点现在不仅布尔什维克派和波兰人[91]（中央机关报的）完全承认，而且普列汉诺夫派也完全承认（见巴黎普列汉诺夫派的决议）。我们确认，导致分裂的决定性的第一步，是托洛茨基1910年11月26日所作的撇开中央委员会召开代表会议和为代表会议筹集“基金”的声明。我们1910年12月5日的申请是对此所作的迫不得已的答复。前进派的党校成了这种分裂活动的一个中心，因为托洛茨基违反党校委员会的直接决定加入了这个党校。呼声派在报刊上指责我们“瓦解了”这个党校。而我们认为瓦解国外反党派别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我们要求委派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这个党校的“基金”和托洛茨基与呼声派支援这个党校的情况。呼声派大肆宣扬我们在全会上已经完全取消了的剥夺办法，这不仅是进行讹诈，而且是用这种宣扬来掩饰自己在精神上（不仅是精神上）支持破坏全会决议的人的行为。
6．普列汉诺夫派奥尔金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唐恩公开解释说，呼声派之想把中央委员会迁回俄国，是因为中央委员会可能（或一定）瓦解。党的法庭必定要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谁留意了呼声派一年来的政策，谁就不会怀疑，他们实际上在不断破坏和阻挠中央的工作。伦敦选出的呼声派候选人不但活着，而且都在工会和报刊上进行反党的政治活动。他们不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以此证实了自己的取消派立场。因此，我们应当提醒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国内的中央委员同志（因为他们全都是警察熟知的），在党内还有内部敌人在威胁着他们。不能没有那么一个国外基地，否则就要冒风险，只要遭到一次破坏，进行分裂活动的波特列索夫分子就会为所欲为。不能让现在正在执行帮助前进派、呼声派和托洛茨基的政策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在国外继续存在下去。不能凭空相信诺言或在决议上的“签字”，如果想成为现实的政治家和不一味受形式主义的诱惑，就应当看看从工人运动中以及从对工人运动的反革命影响中成长起来的思想政治流派。
这些流派从1908年起成长壮大起来了，从而使普列汉诺夫派同布尔什维克接近起来，使拥护和掩盖分裂的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结成了联盟。我们党的最近前途（对这一点，闭眼不看是不行的）必然取决于这方面的斗争，引起这场斗争的不是个人和集团的意志，而是全会决议所指出的时代的客观条件。
1910年1月同中央签订协定的布尔什维克派代表（三名代表，并受第四名代表梅什科夫斯基的委托）［注：接下去是列宁、列·波·加米涅夫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签名。——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157—160页
党的破坏者扮演着“传说的破坏者”角色
（1911年3月19日〔4月1日〕）
整整一年以前，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公布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下面一封极其重要的信：
“……我们〈即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曾经向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同志提出建议，希望他们参加工作，但他们回答说，他们不仅认为全会的决定是有害的，而且认为中央委员会的存在本身也是有害的。根据这个理由，他们甚至拒绝出席一次增补委员的会议。”［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07页。——编者注］
事情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我们是在同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这伙公开的叛徒打交道，他们认为象《呼声报》那样采取“外交手腕”和支吾搪塞是多余的，并直言不讳地声称自己要同我们党决裂。于是两种“策略”发生了冲突：一种是马尔托夫、唐恩及其同伙的策略，另一种是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米哈伊尔、罗曼、尤里及其同伙的策略；前者是从内部瓦解“旧”党，使旧党处于不健康的状态，以便使斯托雷平的“社会民主党人”即取消派巩固起来；后者的出发点是：从内部暗害旧党是得不偿失的，必须立即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公开决裂。
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等先生发表的声明大大搅乱了他们《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中的朋友们和庇护者的把戏。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唐恩、马尔托夫及其同伙只得继续消痕灭迹，“一方面”对上面提到的三个叛徒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又稍稍同他们“划清界限”。马尔托夫甚至有勇气在他的三位朋友声明同党脱离关系（《呼声报》前一号即第23号上）以后过了10个月来责备三位先生“轻率”……
但是“历史”（取消派的历史）车轮又转了一圈。许多情况——主要是一些在公开场所进行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团体对取消派的反击——迫使波特列索夫之流、列维茨基之流、米哈伊尔之流、罗曼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减慢速度，迫使他们采取近似唐恩和马尔托夫的“英明的”和比较慎重的消痕灭迹的“策略”。这就成了能够出现——经过一年以后！——对上面引用的文件进行“反驳”的原因。
不用说，在《呼声报》上出现的“反驳”（用了引人注目的标题：《被破坏了的传说》），是彻头彻尾虚伪的。原来，上面提到的三个叛徒只是“由于个人原因”“正式”拒绝加入中央委员会，或者拒绝参加哪怕是一次增补委员的会议。而只是“后来在私人的〈当然完全是“私人的”〉谈话中向他〈即中央委员会代表〉[95]说出了迫使我们〈即罗曼、米哈伊尔和尤里〉对向我们提出的建议持否定态度的一些看法〈已经是政治性的看法〉”。
总之，“反驳”的第一点是：中央机关报所引用的声明只是在非正式的“私人谈话”中作出的。这种大大“减轻罪过的情节”正在根本改变事情的本来面目，难道不是这样吗？……
可是根据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等先生自己的说法，他们在这次“私人谈话”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他们并没有说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有害的，他们只是不揣冒昧地指出“全会所指明的道路不是加强而是削弱中央委员会的立场”，中央委员会向党推荐的那个利用合法机会的办法“已经和正在破坏合法的工人组织”，中央委员会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公布关于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就已经是“掩护政府”来破坏工人组织。这和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说法完全不同，据中央委员会代表说，伦敦选出的候选人中的三位取消派“认为，中央委员会对目前合法组织中社会民主党力量的自发组合过程进行干预，就好象硬要把两个月的胎儿从娘肚子里拖出来一样”，难道不是这样吗？这真是“驳倒了”！
其次，他们根本没有说过中央委员会的存在是有害的，决没有说过！他们只是提出意见（当然完全是以“私人的”方式），认为要是以“发起小组”取代中央委员会，那就好得多。“谁也不会向”这个小组“要求出示身分证”（即党证），正象过去谁也没有向《火星报》和《曙光》杂志[96]集团要求出示它（即“身分证”）一样［注：见《呼声报》第24号附刊第3版。］。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对主要责难所作的“反驳”，几乎象他们的同事伊哥列夫不久前在孟什维克护党派同志普列汉诺夫和阿·莫斯科夫斯基责难这位伊哥列夫从事反对中央委员会和党的阴谋活动时所作的“反驳”一样成功……请看，需要的不是中央委员会，而是象“《火星报》和《曙光》杂志集团”这样的“发起小组”。可是很明显，《火星报》和《曙光》杂志集团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集团，而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这班先生所需要的却是取消派的发起小组。但是现在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马尔托夫和唐恩的三个同盟者——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建议以私人的发起小组取代中央委员会，谁也不会向这个小组要求出示可鄙的“身分证”，这个小组就可以在“取消活动”方面为所欲为了。真是“驳倒了”！……
罗曼、米哈伊尔和尤里的“反驳”的一个“关键”就是还有这样的话：中央委员会代表在邀请他们出席“即使是一次”委员会的“会议”时，诱惑他们说，他（即中央委员会代表）和其他“国内布尔什维克”深切希望“摆脱列宁小组的领导影响”。《呼声报》编辑部特别欣赏这个由三个取消派转述的国内布尔什维克的声明，希望以此为某人和某事辩解。然而，“呼声派”先生们显然是搞糊涂了，他们说的话是自己在反对自己。请原谅，尊敬的《呼声报》编辑们。假定代表中央委员会到你们朋友那里去的布尔什维克，是反对你们所说的“列宁小组”的，那对你们就更不妙了，因为正是这位布尔什维克写信说你们的三位朋友同党脱离了关系，这封信我们已在中央机关报第12号上发表了。要是这位布尔什维克不拥护你们所说的“列宁小组”，那他的证词在你们眼里应该更为公正了。假定邀请你们的中央委员们是反对“列宁小组”的［注：呼声派对另一位“国内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责难说：请看，他“阻碍增补呼声派进中央委员会，他声明说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们……只允许增补那些预先签字同‘取消派’脱离关系的候选人”。被呼声派如此横加责难的这位中央委员[97]，现在不能自己回答取消派先生们。因此我们要代他说话：要是你们所说的关于他的那些话是事实，那从党的观点来看，他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根据全会的精神办事的。］，那么从你们的观点看来就更应该是三位取消派的过错了，因为他们甚至在对他们如此有利的情况下都不愿加入中央委员会。“呼声派”先生们怎么啦？他们通常消痕灭迹……是比较巧妙的。先生们，你们这次根本不能自圆其说！这次甚至比斯托雷平的“情报局”的“反驳”还要拙劣。
“呼声派”先生们，你们的“反驳”也象你们最近发出的“扯皮的”传单一样不走运。你们想“证明的东西太多了”——想证明似乎社会民主党人都是护党派——因而什么也没有证明。你们可以稍微想一想：你们昨天发出了58人的传单（58人中有多少是伪善者和受愚弄者呢？），在传单上把自己的对手（“列宁小组”）描绘成万恶的魔鬼、“匪帮”等等。而明天你们（《呼声报》编辑部）又会发出载有“改良纲领”的传单，声称要是我们（即呼声派）能在党的一切中央机关里同这些魔鬼，同这些“罪行”累累的人处于平等地位，如此等等，那就一切都好了。先生们，你们究竟什么时候“为党的利益”工作，什么时候使劲为自己工作呢？——是在前一种情况还是在后一种情况？关于《呼声报》这些……芬芳吐香的传单以及它的“一切手段都用上了”的附刊，直到自命为“布尔什维克思想小组”的日内瓦召回派，如果它们不是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呼声派的全部政策……都是不值一提的。
使劲吧，“传说的破坏者”先生们，再使点劲吧！你们的确在帮助我们破坏一种关于你们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似乎还有什么共同之处的传说。
载于1911年3月19日（4月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1—22号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181—185页
关于政权的社会结构、关于前景和取消主义
（1911年3月）
标题中所指出的问题，就重要性来说，在一个愿意研究周围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整套观点中即使不占首要地位，也占首要地位之一。1908—1910年这个时期，无疑是一个特殊时期。社会的和政权的社会结构的特征就是变化，不弄清这些变化，在社会活动的任何方面都寸步难行。弄清这些变化，就能了解前景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前景当然不是指那些谁也不懂的凭空猜测，而是指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向，——这些趋向的合力决定着国家最近将来的前途，这些趋向决定着每一个自觉的社会活动家的任务、活动方向和性质。但是后面这个问题，即关于任务、活动方向和性质的问题，又同取消主义问题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因此，毫不奇怪，在1908年，当时一经弄清楚或者开始弄清楚我们面临着俄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就恰恰已经把关于政权的社会结构、关于前景和取消主义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指出了这些问题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其次，他们不仅仅限于讨论，——如果仅仅限于讨论，这就是糟糕的文人习气，这只可能在认识不到自己的责任和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的辩论小组中发生，——不，他们还对讨论的结果作出了确切的表述，使它成为不仅这个著作家小组的成员、不仅同某一类知识界有某种联系的人可以遵循的指南，而且任何一个、每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自觉的阶级代表也可以遵循的指南。到1908年年底，这种必要的工作已经完成。
这种工作的主要结果如何，我已经在我们的杂志[98]第2期上说过了。我现在从中引用几行文字，以便使后面的叙述好懂一些。
“俄国国家制度最近三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向我们表明，这个制度已经在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改变自己的阶级性质。17世纪的贵族杜马君主制不同于18世纪的官僚贵族君主制。19世纪上半叶的君主制不是1861—1904年的君主制。1908—1910年又明显地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标志朝着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君主制的那个方向又迈了一步。第三届杜马和我国当前的土地政策都与这一步有密切联系。这样看来，这个新阶段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我国资本主义演进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个新阶段没有解决老问题，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因而也没有消除这些问题，于是就要求采取新的准备手段，以便用老办法解决老问题。”（第2期第43页）再过几行又说：“那些否认（或不了解）……我们面临的是老问题，否认我们准备用老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实际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实际上成了自由派的俘虏（象波特列索夫先生、列维茨基先生等人那样）。”（第44页）［注：见本卷第122—123页。——编者注］
不管谁怎样对待上述论点中所表明的一些想法，然而对于这个时期所作的这种估计中各个部分的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依赖性，却是未必可以否认的。比如，就拿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1910年6月14日的法律）来说：毫无疑义，这个法令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它标志着“上层人士”对村社和份地占有制所早已采取的那个土地政策中发生的原则性的转变。但是直到现在，就连诸如立宪民主党人这样一些最无原则的、随风倒的人也不敢断定：这个原则性的转变是否已经解决了问题，是否已经建立了资本主义农民经济的新基础，是否已经消除了老问题。1910年6月14日的法律同第三届杜马选举办法及其社会构成之间的联系是非常明显的，因为除非中央政权同封建（我们现在采用这个不完全确切的、全欧洲通用的说法）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结成联盟，否则就不可能实现这个法律，就不可能采用种种办法来施行这个法律。这就是说，我们所面临的，是我国整个资本主义演进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个阶段是不是排除封建式土地占有者保持“政权和收入”（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呢？不，并不排除。就是在这一方面，也如同在其他各方面一样，已经发生的那些变化并不排除旧制度的基本特点，并不排除各种社会力量旧的相互关系的基本特点。因此，自觉的社会活动家的根本任务也就清楚了：要估计到这些新的变化，“利用”它们，把握住它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同时不要随波逐流，不要抛弃旧有的东西，要保存基本的东西，这不仅在理论方面、在纲领方面、在政治原则方面要这样做，就是在活动形式方面也要这样做。
试问，那些集结在《复兴》杂志、《生活》杂志、《生活事业》杂志、《我们的曙光》杂志等等这类刊物周围的“思想领导者”波特列索夫和马尔托夫、唐恩和阿克雪里罗得、列维茨基和马尔丁诺夫先生，他们对于这种对“该死的问题”作肯定回答，对于这种对一定观点作直接明白的叙述，采取什么态度呢？他们采取的态度，恰恰不象政治家，不象“思想领导者”，不象负责任的政论家。而象著作界，象知识分子小集团，象自由作家团体的自由射手。他们这些善于估计自由派沙龙中形成的时髦风尚和时代精神的人，故作宽容地讥笑这种爱对该死的问题作出肯定回答的陈旧过时的怪癖。既然不论在哪里，无论什么事，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可以写；既然米留可夫之流先生们和司徒卢威之流先生们作出卓越的榜样表明，只要回避直接回答问题，回避确切地叙述观点和肯定的纲领等等，就可以得到一切利益、方便和好处；既然健忘的伊万[99]之流（尤其是不爱回忆过去肯定过的东西的伊万之流）在最广大的“社会”人士中受到推崇和敬重；还要这样去肯定又是干什么呢？
这样，在整整三年中，我们没有看见这整个著作界稍微尝试对“该死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肯定的回答。转弯抹角的说法和空洞的假设不可胜数，可是直接的回答一个也没有。这整个著作界的特点就是爱好不定形，也就是爱好这样一种特征，这种特征正是在对该死的问题作出直接回答的时候，被人们最明确、最确切、最肯定地公认为取消主义这一概念的组成部分。不定形地随波逐流，欣赏自己的不定形，“否定”与不定形的现状相反的东西，——这也就是取消主义的基本特点之一。机会主义者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消极地随波逐流，满足于“敷衍了事”的回答，从一个代表大会（禁酒的）跑到另一个代表大会（工厂的）[100]，满足于从一个“团体”（虽然是最值得尊敬的和最有益的，如工会，消费合作社，文化团体，戒酒协会等）联合到另一个团体等等。取消主义是一切机会主义所固有的、在俄国历史的一个时期内在我国一个社会政治派别中以一定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倾向的总和。
在历史上，取消派对上述的“直接回答”（对该死的问题的回答）只有过两个确切的意见。第一个意见是：应当用“财阀的”这个形容词来代替“资产阶级的”这个形容词。可是这种代替是完全不对的。1861—1904年这个时期向我们表明，在生活的各方面，财阀统治制的影响在增大，而且这种影响往往占优势。在1908—1910年这个时期，我们看到不同于“财阀统治制”的另一种情形：资产阶级由于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考虑到过去三年对它的阶级自觉所给予的教训，正在建立一种原则上既仇视社会主义（不是全欧洲的社会主义，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而正是俄国的社会主义）、又仇视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不仅如此，资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了，就是说，它成为一个阶级了，它的某一部分在第三届杜马中有经常的代表（并且是很有势力的代表）。最后，在1908—1910年的土地政策中，已有一套实行资产阶级土地制度的一定计划的办法。这个计划至今“没有成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失败是一套资产阶级办法的失败，同时财阀统治制在农村中却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成功”：就是说，农村财阀统治制从1908—1910年的土地政策中肯定得到了好处，但是，资产阶级制度尽管造成了很大牺牲，还是不能“确立”。总之，提出用“财阀的”这个术语的建议，在各方面都是十分不妥当的，以至大概连取消派本身也宁愿忘掉这个建议了。
另一个意见是：上述回答之所以不正确，是因为这个回答等于叫人“钻到……”失败过“一次的地方去”[101]。这个简短有力的意见很值得重视，因为它清楚地概括了取消派的一切著作的内容，从波特列索夫的《社会运动》一书，到列维茨基先生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这个意见的内容完全是否定的；它只是斥责“钻到……地方去”的意图，而对于应当“钻到”哪里去，并没有作出任何肯定的指示。它只是说，你们漂吧，怎么漂都行，“大家”怎么漂你们就怎么漂吧；至于漂的结果怎样，应当怎样漂，是不值得去总结的。
但是，不管机会主义者多想安安稳稳地不作任何总结，避开关于对“该死的问题”作直接回答这一“不愉快的”谈话，这毕竟是办不到的。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102]历史的讽刺在于，正是那些爱把自己称作与“保守主义”格格不入的“先进”人物、在1908年对必须作出直接回答问题的指示嗤之以鼻的取消派，过了差不多一年半以后，在1910年夏天，却不得不对这些指示加以考虑了。而他们自己阵营中的事件，也迫使他们这样做。取消派过去根本回避直接回答，认为这不知是从什么可鄙的、陈腐的、毫无生机的、无用的、有害的“鬼地方”提出来的要求；可是，过了一年半之后，突然在他们中间产生一种也要求直接回答、并且大胆地作出直接回答的“思潮”！
正如所意料的那样，尤·拉林来扮演“大胆者”的角色了，但是这一次已经不单是他一个人了。大家知道，拉林是机会主义者中的一个不知进退的孩子。在机会主义者看来，拉林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他认真地、真诚地、深思熟虑地去领会他们中间出现的倾向，努力把这些倾向联结成一个整体，追根究底，作出直接的回答，得出实际的结论。读过拉林著的关于广泛的工人政党一书（该书在三四年前出版了）的人，大概会记得拉林是怎样用他的热烈的拥抱扼杀了阿克雪里罗得臭名远扬的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的。
从1910年3月起，拉林开始在《复兴》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正是关于政权的社会结构、关于前景和取消主义问题的文章。附和拉林的有皮列茨基先生。这两位作家以一种新信徒的热忱研讨这些问题，他们徒劳地在自己的取消主义阵营中寻找对这些问题的直接答案，草率从事，不加思索。他们说当前的俄国根本谈不到什么农奴制度，政权已经变为资产阶级的了。拉林撇开著名的“第三种分子” [103]说道：“第一种分子和第二种分子都可以高枕无忧，因为1905年10月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复兴》杂志第9—10期合刊第20页）“如果杜马被取消，它的恢复就会比革命后的奥地利还要快；奥地利曾于1851年废除宪法，而在1860年，即过了9年以后，宪法就重新得到了承认，当时并没有经过任何革命，这样做只是出于统治阶级中那部分最有势力的、已经把自己的经济改造成资本主义的人的利益。将来，在资产阶级关系的社会制度扎根以后，统治阶级各阶层之间的斗争就会迫使这些阶层（在俄国也象其他各国一样）去扩大选举权的范围……”（同上，第26页）“俄国加入资本主义世界的过程……在政治方面也正在完成。这种完成说明，在目前这个阶段，不可能发生1905年那样的全国革命运动。”（第27页）
“可见，既然政权〈按照拉林的结论〉根本没有‘几乎完全’掌握在土地封建主手里，那么，‘农业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反对封建主的斗争，也就不能变成反对现存政权的全国性斗争……”（第11期第9页）“靠指望即将到来的‘全国性高潮’来制定自己的策略路线，就必定要使自己陷于毫无结果的期待中。”（同上，第11页）“脚踏两只船是不行的。如果政权的社会性质没有丝毫变化，那么无论是任务还是活动形式都应该照旧不变，那么就只有‘同取消派作斗争’。如果谁想继续前进，谁想建设新事物来代替、继续和提高那个已瓦解的、已成为不中用的旧事物，那就请他彻底弄清楚建设的条件吧。”（同上，第14页）
这个拉林岂不是幼稚吗？他居然要求机会主义者“彻底”，居然要求他们“不脚踏两只船”！
《复兴》杂志编辑部弄得张皇失措。它在第9—10期合刊上声明不同意拉林的意见，它写道：“思想”（拉林的思想）“新颖”，但是“尤·拉林的文章没有说服我们”。在第11期上，弗·米罗夫大概是代表编辑部出来反对拉林的，他承认拉林和皮列茨基“代表一定的思潮，这种思潮在理论上还不成熟，可是使用的语言却很明确”（在机会主义者看来，这是最大的缺点了！）。米罗夫先生写道：“拉林顺便地而且是完全出人意料地〈原来如此！这个不安分的拉林总是使用“很明确的语言”搞得他的朋友们不痛快！〉提到了另一个关于取消主义的问题。我们认为，党的建设的形式同俄国政府的性质之间，是没有密切联系的，因此我们保留单独来谈这个问题的权利”。（1910年7月7日出版的那一期，第22页）
在《生活》杂志第1期上（1910年8月30日），尔·马尔托夫已经代表这个“我们”“单独地谈过了”，他声明说：“只能同意”（第4页）弗·米罗夫和编辑部的意见而不同意拉林的意见。这样看来，取消派中间这整个辩论的结论，已由尔·马尔托夫说出来了。
现在我们就来仔细看看取消派的这个结论吧。
马尔托夫办事，同往常一样，非常机敏，非常……“巧妙”。他一开始就说：“1907年6月3日以后，在我们这里，人们就立刻开始细心地寻找掌权的资产阶级或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六三制度是俄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统治的制度。这个公式，无论是上述的那班孟什维克作家（拉林，皮列茨基），还是他们的对立面——正统派布尔什维克，都同样接受了；正统派布尔什维克在1908年“写文章谈过“俄国资产阶级君主制的产生”。
请看，这岂不是“巧妙”之至吗？拉林责备马尔托夫，说他脚踏两只船，并且直截了当地、不支吾搪塞、不耍花招地承认，如果不重新改变“正统派”对该死的问题所作的回答，那就应当同取消派作斗争。
而马尔托夫却“巧妙地”在空中翻斤斗，企图使读者相信（这些读者在1910年8月完全没有可能听到另一方面所说的话）：“这个公式”，无论是拉林，还是“正统派”，“都同样接受了”！！
这种巧妙手段就是布勒宁式或缅施科夫式的巧妙手段[104]，因为不可能设想还有比这更无耻的……违背真理的行为了。
马尔托夫在同一个地方还写道：“在书刊上的辩论中，人们往往忘记了究竟是谁先‘开始的’。”不错，在著作家的辩论中，常有这种情形，因为那里谈不上对该死的问题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但是，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恰恰不是著作家的也不仅仅是在书刊上的“辩论”。这一点，这位把《生活》杂志的读者引入迷途的尔·马尔托夫知道得很清楚、很详细、很确实、很透彻。马尔托夫很清楚，“正统派”所作出的和拥护的肯定回答是什么。马尔托夫很清楚，拉林所反对的恰恰就是这种回答，他把这种回答称为“僵化的公式”，“建造空中楼阁”等等。马尔托夫很清楚，他自己和他的一切同道和同事都曾经驳斥“正统派”所作的肯定的回答。马尔托夫很清楚：“究竟是谁先开始的”；谁开始（和最后）作出确切的回答；谁只是讥笑和表示不同意，而没有作出并且现在还没有作任何的回答。
不能想象出有比尔·马尔托夫这个诡计更可恶更下流的诡计了！拉林以自己的直率和坦白刺痛了取消派外交家，因为他承认（虽然过了一年半才承认），没有确切的回答是不行的。真理的光芒是刺眼的。于是尔·马尔托夫企图欺骗读者，把事情说成似乎拉林和正统派接受了“同样的公式”；其实前者的公式和后者的公式是相互对立的：从拉林的公式中得出袒护取消主义的结论，而从“正统派的”公式中却得出痛斥取消主义的结论。
为了掩盖自己的诡计，马尔托夫从“公式”中抓住一个字眼，断章取义（这是布勒宁和缅施科夫的拿手好戏）。马尔托夫硬说：正统派写文章谈过“俄国资产阶级君主制的产生”；而拉林则写道：在俄国根本谈不到什么农奴制度，政权已经是资产阶级的了，“就是说”，拉林的公式和正统派的公式是“同样的”！！戏法变完了。相信马尔托夫的读者被愚弄了。
实际上，正统派的“公式”，确切些说，正统派的回答却是这样：俄国的旧政权“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而且捍卫的恰恰是这样一条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要想保持的正是封建式土地占有者的政权和收入”，——由于这种实际情况，“引起”20世纪初叶第一次危机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基本因素”，“正在继续发生作用”。
拉林说：政权已经是资产阶级的了，因此只有赞成“僵化的公式”的人，才说封建主“还保持着政权”，因此过去的高潮的“基本因素”就不继续发生作用，因此应该建设一种新事物“来代替‘已成为不中用的旧事物’”。
“正统派”说：政权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不是一般的政权，而是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而实际的政权却仍旧保持在封建主手里，所以从前的趋势、从前类型的演进的“基本因素”“正在继续发生作用”，因此，那些说什么“已成为不中用的旧事物”的人，就是取消派，他们事实上就是自由派的俘虏。
两个公式，两种回答的对立性是明显的。我们面前有两个不同的完整的回答，从中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马尔托夫象布勒宁一样在变戏法，他借口说，两种回答都“说到”什么“资产阶级君主制的产生”。同样有理由可以借口说，两种回答都承认俄国的资本主义正在继续发展！在共同承认（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愿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共同承认）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正在发生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形式、条件的争论。而马尔托夫却搅乱争论的问题，把无可争论的问题作为争论的对象！在共同承认（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愿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共同承认）旧政权正沿着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发展的基础上，正在发生关于这个转变的程度、形式、条件、进程的争论，而马尔托夫却搅乱争论的问题（过去的因素是不是在继续发生作用？是不是容许放弃旧的形式？等等），把无可争论的问题作为争论的对象！
19世纪和20世纪的俄国的政权，一般地是“沿着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发展的，这一点拉林没有否认，任何一个有责任能力的、愿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至今都没有否认过。建议用“财阀的”这个形容词来代替“资产阶级的”这个形容词，是由于不正确地估计了转变的程度，但是在原则上却不敢否认：实在的“道路”，现实演进的道路，恰恰就在于这种转变。让他去说，1861—1904年的君主制（也就是说，同当前的君主制相比，它无疑带有较少的资本主义性质），同尼古拉的农奴制时代相比，不是“沿着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迈了一步！
马尔托夫不但没有打算这样说，而是相反，他“附和”弗·米罗夫的意见，而弗·米罗夫反驳拉林时所援引的，恰恰是认为维特的改革以及60年代的改革[105]，都带有资产阶级性质！
现在让读者来判断米罗夫和马尔托夫的“巧妙手法”吧。起初，他们重复着“正统派”一年半以前用来反对马尔托夫和米罗夫的最亲近的朋友、同道和同事的理由来反对拉林；——而后，他们又硬要读者相信，拉林和“正统派”的“公式”是同样的。
这不仅是反对政治的文人习气的典型（因为政治要求肯定的直接的回答，而文人往往只是转弯抹角地说话），而且是把文风降低到布勒宁风格的典型。
马尔托夫引证了上面援引的拉林的话，即“如果……没有丝毫变化……那么就只有同取消派作斗争”，然后回答他说：
“我们至今认为：我们的任务是由我们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社会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而我们的活动形式是第一由这些任务，第二由政治条件所决定的。因此，政权的社会性质对于决定我们的任务和活动形式，并没有直接的〈黑体是马尔托夫用的〉关系。”
这不是回答，而是空洞的遁词。马尔托夫又企图搅乱问题，企图把争论引向不发生争论的地方去。问题不在于政权的社会性质同任务以及活动形式有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联系。就算这个联系是间接的，——既然承认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问题就不会因此而有丝毫改变。可是马尔托夫又不敢说一句话来否认有密切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他援引“政治条件”是为了蒙蔽读者。把“政权的社会性质”同“政治条件”对立起来，就好比我如果把人造的胶皮套鞋同雨鞋对立起来一样毫无意义！雨鞋，这也就是胶皮套鞋。除了人造的胶皮套鞋以外，就不会有其他的胶皮套鞋。政权的性质，这也就是政治条件。除了社会性质以外，政权就不会有其他性质。
结果我们看出：马尔托夫“说话”转弯抹角，避而不答拉林的问题。他所以避而不答，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回答。拉林认为，对于“政权的社会性质”（说得更确切些，对于政权的经济性质）的见解同对于“任务以及活动形式”的见解有着密切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这一点上拉林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拉林，还是“正统派”，都意识到这种关系，并对此作了阐述。而马尔托夫（及其奴仆）却没有意识到这两种见解间的联系。因此马尔托夫不得不拿“雨鞋”来支吾搪塞、敷衍了事。
请听下去吧：
“这些孟什维克〈马尔托夫援引科甘在1907年《教育》杂志上的文章做例子〉多少明显地露出了这样一种思想：工人阶级正逐渐地、可以说是有机地‘长入’那个已得到立宪制度萌芽的‘法治国’［注：这个从法语借用来的字眼也许不是所有读者都能懂得的，在我看来，这个字眼用得极不妥当。“法治国”——pays légal的直译，它是指那些在国会中有自己的代表并享有民众甩不能享有的宪法特权的阶级或者集团、居民阶层而言的。顺便说说，这对估计马尔托夫的动摇有特殊意义。他不愿承认1908－1910年的俄国，“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但是，他承认，“资产阶级”（而不是“财阀”）在1907年6月3日“已得到”“立宪制度萌芽”。谁能摸得着头脑啊！］，就是说，资产阶级〈不是“财阀”吗？啊？〉六三特权正逐渐推广到广大的民主派中来。如果当前的带引号的‘取消主义’或当前的‘合法主义’的实际的原则基础果真如此，那么，这就是真正取消我们的传统，就是真正的、奉为原则的合法主义，就是在原则上同我们过去的一切决裂。我们也就应当同这种取消主义作认真的斗争了……难道我们一定会看到爬入革新的托尔马乔夫制度的改良主义者吗？”在这个地方马尔托夫又加了注释：“我当然〈！！〉不怀疑拉林有改良主义的倾向。”
我们所以需要作这段长篇摘录，为的是使读者弄清楚马尔托夫的“手法”。他承认，科甘（经常同马尔托夫共同撰写重要“著作”的孟什维克）“多少明显地露出了”改良主义。他承认，如果改良主义真是取消主义的原则基础，那么，这就是“同过去决裂”。他喊出响亮的、引人注意的、娓娓动听的话来反对“爬入……的改良主义者”。末了，他要别人相信（你们猜他要别人相信些什么？）：他当然“不怀疑”拉林有改良主义的“倾向”！！
要知道，这和爱德华·伯恩施坦的言论，让·饶勒斯的言论，或者拉姆赛·麦克唐纳的言论如出一辙。他们都“承认”，有些“极端派”“露出”……一种不好的东西，改良主义，自由主义。他们都承认，如果自由主义真是他们的政治的“原则基础”，那么，这就是“同过去决裂”。他们都喊出响亮的、引人注意的、娓娓动听的话来反对“爬入……的自由派”。末了，他们都要别人相信：……他们“不怀疑”拉林之流……（我讲错了，请原谅），“不怀疑”他们的那些更公开的、更“右的”同志、同道、朋友、同事、同仁有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倾向。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拉林在上述论文中，叙述了最确凿、最真实的改良主义的观点“体系”！否认这一点，就等于反对明显的事实，等于抽掉改良主义这一个概念的全部含义。但是，如果你们要“驳斥”拉林，“斥责”“原则上的”改良主义，喊出响亮的话来反对“爬入……”，同时又几乎要别人相信你们“不怀疑”拉林有改良主义，那么，这样一来，你们就完全自我揭露了。这样一来，你们就完全证明，你们说你们“原则上”仇视“原则上的改良主义”，这就象小商人卖货时发誓说：“请相信吧，凭良心说，这是亏本买卖”。
请相信吧，凭良心说：我斥责原则上的改良主义，但是，我不“怀疑”拉林有改良主义（这些可疑的正统派，真是令人厌恶！），并且在取消主义的实践方面我完全同意拉林。
当代俄国机会主义的“展开的公式”就是如此。
马尔托夫至今还被幼稚的人（或者不懂新的重新组合的底蕴的人）认作是一个“毫无疑问的”非取消派，请看他本人是怎样应用这个公式的吧：
马尔托夫在第9页和第10页上写道：“在所谓的‘取消派’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策略，就是这样的‘策略’，它以公开的工人运动作为中心，力求在一切可能的方面扩大这个运动，在这个公开的工人运动内部〈黑体是马尔托夫用的〉并且只在那里〈请注意：只在那里！〉寻找恢复党的生活的因素。”
这是尔·马尔托夫说的话。而这也就是爬入革新的托尔马乔夫制度的改良主义。“爬入”这两个黑体字，我是向同一个马尔托夫借用来的，因为重要的是：在上面所引的几句话里，他马尔托夫事实上鼓吹的恰恰就是爬行。不论你在进行这种鼓吹的同时怎样发誓说你反对“原则上的改良主义”，但是，问题并不因此而改变。事实上，马尔托夫既然说过：“只在那里”，既然说过：“作为中心”，那么，他执行的恰恰就是改良主义路线（在1908—1910年的俄国的特殊环境下）；至于赌咒，许诺，担保，发誓，那就让政治上的毛孩子去相信吧。
“……19世纪50年代初期，马克思同维利希—沙佩尔的争论恰恰〈！！〉是围绕着关于秘密团体的意义和是否可能由这些团体来领导政治斗争的问题……布朗基主义者〈在60年代的法国〉‘准备’应付这些事变〈应付波拿巴主义的破产〉，建立秘密团体，把单个工人封闭在这些团体里；而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支部……却跑到工人组织中去，建立工人组织，用一切手段‘争取合法性’……”
无论前一个例子还是后一个例子，恰恰都文不对题。50年代马克思同维利希的争论，60年代布朗基主义者[106]同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完全不在于是否应当“仅仅”在“和平的和可以被容许的”（马尔托夫的文章，《生活》杂志第1期第10页）组织中寻找“恢复党的生活的因素”。这一点马尔托夫很清楚，他企图把读者引入迷途是枉费心机的。这两种争论都不涉及“恢复”工人政党的问题，因为当时不能争论关于恢复那时候还根本没有的东西。这两种争论恰恰是关于是否需要以工人运动为基础的工人政党，阶级的政党。维利希和60年代的布朗基主义者否认的恰恰是这一点，这是马尔托夫很清楚的，他企图谈论现在无可争论的问题，以此来掩盖现在正在争论的问题，这是枉费心机的。马克思不仅在50年代和60年代从来没有主张过“仅仅”在和平的和可以被容许的组织中寻找恢复或者产生党的生活的因素；而且甚至在70年代末，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发展处于更高得多的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对德国的机会主义者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因为这些机会主义者取消了德国的“党的生活”的最近的历史，他们担忧“极端行动”，谈论“更文明的”运动形式（用当前俄国取消派的话来说就是“欧化”），维护“仅仅”应当在“和平的和可以被容许的”组织中去“寻找恢复……因素”的思想。
马尔托夫写道：“我来总结一下。要给仍旧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孟什维克现在所做的事情找到理论上的根据和政治上的理由，只要指出下面这个事实就足够了：现时的制度就是专制制度同立宪制度的内部矛盾的结合；俄国的工人阶级已经成熟，它可以象西欧先进国家的工人一样，抓住这个制度中这些矛盾的阿基里斯之踵。”
马尔托夫这些话（“足够”）——足够使我们也来作出自己的总结了。马尔托夫认为“足够”的东西，无论立宪民主党人，还是一部分十月党人都是承认的。1911年1月《言语报》对问题的提法，就同1910年8月马尔托夫建议的提法一样：立宪制度同反立宪制度的矛盾的结合；两个阵营——一个拥护立宪，一个反对立宪。对于《言语报》足够的东西，对于马尔托夫也“足够了”。这里连一点点儿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这里马克思主义完全烟消云散，由自由主义代替了。我们有“矛盾的结合”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够”的。这种说法是不够的，它含有一点点真理和一大堆谬误，它掩盖了矛盾的底蕴，粉饰了现实，否认了摆脱现状的惟一可能的办法，——只有认识和了解这些以后，才算懂得了马克思主义。
旧制度同立宪制度的“矛盾的结合”，这不仅在现时的俄国存在，而且在现时的德国，甚至在现时的英国（上院；在对外政策方面国王不受国民代表的约束等等）也存在。试问，如果政治家说，一个俄国人承认对于德国和对于英国都是正确的东西就“足够了”，那么，这个政治家实际上（就是说不管有多么良好的愿望和善意的言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呢？这个政治家实际上就是站在自由派即立宪民主党人的立场上。就连我国的稍微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不能而且也没有站在这样的立场上。马尔托夫的结论，即他用以概括取消派全部辩论的总结性公式，非常确切、异常清楚、详尽无遗地表示出这是打着冒牌马克思主义旗帜偷运私货的自由派见解。
如果自由派（不仅是立宪民主党人，而且还有一部分十月党人）说：要给我们的活动进行理论上的论证和政治上的辩解，只要承认旧制度同立宪制度的内部矛盾的结合，就足够了；那么，自由派仍旧完全忠于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这些说法提出了真正确切的自由派的公式，即1908—1910年（即使不是1906—1910年）自由派政治的公式。至于马克思主义者，当他阐明这个公式由于抹杀了俄国“矛盾”同英国矛盾、德国矛盾之间的原则性的、根本性的区别而是不充分的和虚伪的，只有这个时候，也只有这样，他才表明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自由派说：“承认在我们这里有许多东西是同立宪制度相矛盾的，就足够了。”马克思主义者回答说：“这种承认是完全不够的。必须认识到，对于‘立宪制度’根本不存在起码的、基本的、重要的、本质的、必要的基础。自由主义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承认存在这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基础，这种错误说明自由主义的软弱无力，而产生这种错误则是由于资产阶级好心肠的软弱无力。”
把政治上的这种自相矛盾译成经济语言，可以表述如下。自由派认为：经济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已经提出了，确定了，完成了；问题在于扫除这条道路上的障碍和矛盾。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尽管在经济演进方面有了这些无可怀疑的资产阶级的进步，如1906年11月9日（或1910年6月14日）的法令，如第三届杜马等等，这条已经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至今还没有使人走出绝境；还有另外一条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能够把我们引上康庄大道，不管自由主义怎样动摇不定，怎样缺乏信心和怯懦畏缩，我们都要指出这条道路，都要说明、准备、坚持和实现这条道路。
马尔托夫同拉林争论，似乎他比拉林“左”得多。许多幼稚的人也就受了他的欺骗，他们说：当然，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拉林都是取消派，当然，他们都是极右派，象我们的鲁阿内之流一样，可是马尔托夫，马尔托夫嘛，却不是取消派！然而事实上，马尔托夫反对拉林、反对爬行的改良主义者的那些娓娓动听的话，只是为了转移视线，因为马尔托夫在自己的论断中，在自己的结论中，在自己的总结中，恰恰是支持拉林的。马尔托夫一点也不比拉林“左”，他只是比拉林更圆滑，更无原则，在用冒牌“马克思主义的”五花八门的陈词滥调来掩饰自己方面做得更狡猾。马尔托夫的论断是：承认矛盾的结合就“足够了”。这个结论正是拉林所需要的那种对取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确认。但是，拉林想把这个结论加以证实，加以证明，追根究底，使它成为原则性的结论。于是马尔托夫便对拉林说，正象福尔马尔、奥尔和其他机会主义的“老麻雀”对年轻的机会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施坦所说的那样：“亲爱的拉林！……不，亲爱的爱佳（爱德华的小名）！你是头笨驴！可以这样做，但不能这样说。”“亲爱的拉林！我们两个人有取消主义的实际行动就‘足够了’，我们只要以自由主义的态度来承认旧制度同立宪制度之间的矛盾就‘足够了’，但是，请你千万别再前进一步，别‘深入下去’，别去寻找原则上的明确性和完整性，别对‘目前形势’作什么估计，因为这样就把你我都揭露了。我们可以做，但不要说。”
马尔托夫在教拉林怎样做机会主义者。
拉林对马尔托夫说：脚踏两只船是不行的；他要求对他们两人都珍视的取消主义作原则上的说明和辩护。
马尔托夫回答说：好了！要是你不会脚踏两只船，那你还成什么机会主义者呢？要是你力求对实际行动作明确的、直接的、清楚的原则性辩护，那你还成什么机会主义者呢？真正的机会主义者正是应该脚踏两只船，正是应该拥护“策略－过程”[107]（请回忆一下1901年时期的马尔丁诺夫和克里切夫斯基），正是应该随波逐流，消痕灭迹，绕过任何原则性。现在伯恩施坦（在接受了福尔马尔、奥尔等人的教训以后）已经有做修正主义者的本领了，他并不建议对正统派的爱尔福特纲领[108]作任何修改。我和你也应当有做取消派的本领，不建议对正统派关于目前形势的“该死的问题”的正式回答（1908年）[109]作任何修改。亲爱的可爱的拉林！要做一个真正的机会主义者，就应当在行动上，在自己的实践中，在自己的工作性质上爬行，而在口头上，在群众面前，在发言中，在报刊上，不但不要寻找袒护爬行的理论，而且相反，要大声叫喊说反对爬行者，要热烈地赌咒发誓说，我们不是爬行者。
拉林默不作声了。他的心灵深处大概不能不承认马尔托夫是一个更老练的外交家，是一个更精明的机会主义者。
还应当从另一方面来研究马尔托夫的总结性公式：承认旧制度同立宪制度结合的矛盾就“足够了”。请把这个公式同弗·列维茨基的著名公式比较一下吧：“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我们的曙光》杂志第7期）。列维茨基（——《我们的曙光》杂志的拉林）在这个公式中，只是更直接地、更公开地、更有原则地说出了波特列索夫用矫揉造作的话语所搅乱、掩饰和遮盖了的东西，在普列汉诺夫的最后通牒的影响下把自己那篇反对领导权的文章加以整理和修改。
马尔托夫的公式和列维茨基的公式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向假装不懂得领导权思想同取消主义问题的联系的马尔托夫解释这一情况，将是下一篇文章的主题。
附言：当我们收到载有尤·拉林《向右——向后转》一文结尾部分的《生活事业》杂志第2期时，本文已经付排了。尔·马尔托夫“当然不怀疑”尤·拉林有改良主义，可是拉林却在新的取消派的杂志上照旧明确地阐述改良主义。现在，我们只能把改良主义纲领的要点摘引如下：
“当人们简直不知道明天究竟如何，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的时候，就会处于张皇失措和犹豫不定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一种犹豫不定的等待情绪，就是模模糊糊地不知是希望革命重演，还是希望‘等着瞧’。当前的任务，不是在海边白白地坐等好天气，而是向广大阶层灌输这样的指导思想：在俄国实际生活已经进入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工人阶级应当组织起来，不是‘为了革命’，不是‘等待革命’，而只是为了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坚决地和有计划地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为了通过这种多方面的复杂的活动来聚集和训练自己的力量；为了用这个方法来培养和积蓄社会主义意识；特别是为了在封建反动势力在经济上必然自取灭亡以后即将到来的俄国立宪革新时期，在俄国各社会阶级复杂的相互关系中善于确定方向〈辩明方向〉和保卫自己！”（第18页）
这一段话，确切地表达了拉林“纲领”的整个精神和整个含义，也确切地表达了《我们的曙光》杂志、《复兴》杂志、《生活事业》杂志等刊物、包括我们已经分析得“足够了”的尔·马尔托夫的一切取消主义著作的整个精神和整个含义。这一段话，就是最纯粹的、最完整的改良主义。我们现在不能来着重研究这一段话；我们在这里不能对这一段话作应有的详细分析。因此，我们只作一个简单的说明。左派立宪民主党人，非党社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人民社会党人”[110]）和那些愿意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中间的改良主义者，都向工人们鼓吹这样的纲领：聚集自己的力量，培养自己，训练自己，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只是为着在即将到来的立宪革新时期保卫自己。这样的纲领大大削减、缩小、阉割工人阶级
1908—1911年的政治任务，正如“经济派”阉割了1896—1901年的这些任务一样。旧“经济派”自欺欺人，喜欢援引比利时的例子（德·曼和布鲁凯尔的卓越著作不久以前说明了比利时人中间改良主义占优势的情况；关于这些著作，我们以后再谈）；新经济派即取消派，喜欢援引奥地利在1867年以和平方式实行立宪的例子。无论是旧“经济派”，还是我们的取消派，都从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历史中挑出这样一些由于某些原因而造成工人软弱、不觉悟、依赖于资产阶级的例子、情形、事件，——并且拿这些例子来作俄国的榜样。无论是“经济派”还是取消派，都是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
载于1911年3月《思想》杂志第4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186—207页
英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
（1911年4月16日〔29日〕）
许多欧洲的社会党都利用复活节（公历4月16日）举行自己的代表大会，如法国社会党、比利时社会党、荷兰社会党（它的机会主义部分）、英国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116]。我们想提请读者注意后两个党的代表大会所讨论的几个问题。
英国社会民主党（S．D．P．）第三十一届年会是在考文垂举行的。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关于“军备和对外政策”的问题。大家知道，近几年来英国和德国都在大大扩充军备。这两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愈演愈烈。军事冲突愈来愈迫在眉睫。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报刊对人民群众发表了无数煽动性的文章，教唆他们去反对“敌人”，号叫必不可免地要遭到“德国侵略”或者“英国进攻”的危险，大叫必须扩充军备。英国、德国以及法国（英国特别想把法国拖入战争，以便有一支大陆上的陆军去对付德国）的社会党人，非常注意战争的危险，全力反对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反对扩充军备、想方设法向无产阶级的最落后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最落后阶层说明这种完全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战争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在社会党人中间，英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杰出领袖，其中包括海德门，是可悲的例外。海德门被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关于“德国的危险”的喊声吓坏了，竟然主张英国必须扩充军备以防御敌人，声称英国需要强大的海军，认为威廉会发动进攻。
诚然，海德门在社会民主党内部遭到了反击，而且是强烈的反击。各地方小组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坚决反对他。
在考文垂举行的代表大会——或者用意义上与俄国说法不相当的英国说法“代表会议”——不得不来解决争论的问题。哈克尼（Hackney，伦敦东北部的一个区）小组的决议代表了坚决反对一切沙文主义的观点。这个决议要求坚决反对任何的扩充军备，反对一切殖民的和金融的侵略政策。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正义报》[117]在关于代表大会的报道中只引用了这个（据说是“很长的”）决议的结尾部分。拥护这个决议的泽尔达·卡恩强调指出，近40年来正是英国执行了侵略政策，德国要把英国变成自己的一个省份是无利可得的，这种危险是不存在的。“英国海军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帝国。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犯过象现在这样重大、这样严重的错误，人们现在把党同用战争吓人的沙文主义者同等看待了；卡恩说，由于犯了这种错误，英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已把自己置于国际运动之外了。”
为海德门辩护的是整个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其中也包括——这一点真是不好意思说出来——哈·奎尔奇。他提出的“修正意见”就是这样说的：“代表会议现在认为最近的目的就是维持足够的（adequate）海军来进行民族自卫”！……此外，当然也重弹了反对帝国主义政策、向资本主义宣战等等一切“动听的老调”。但是，不言而喻，这一切都被一勺焦油[118]毁坏了，即被资产阶级转弯抹角的、同时也是纯粹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那种承认必须维持“足够的”海军的论调毁坏了。这是发生在1911年，这时，英国的海军预算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一种无限增加的趋势；这又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这个国家的海军“捍卫和保护着”“帝国”，就是说其中也包括印度，可是在印度，有近3亿居民受着英国官僚的掠夺和蹂躏，在那里，诸如自由派和“激进派”莫利（Morley）之流的“有教养的”英国国家要人，以政治罪流放和鞭笞土著居民！
奎尔奇是怎样进行卑劣的诡辩的，只要看看他发言中的下面一段话就可以知道了（根据登在《正义报》上的为海德门辩护的报道）！……“既然我们承认民族自治，我们就应当有民族自卫，——而这种自卫应当是充分的，否则它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不论是英帝国主义还是德帝国主义我们都反对；普鲁士统治下的各弱小民族憎恨它的专制，而受它威胁的各弱小国家，则把英国海军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看作是自己唯一的希望……”
请看，走上机会主义斜坡的人往下滑得多快啊！帮助奴役印度（并不是很“小的”民族）的英国海军居然同保卫各族人民自由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相提并论……泽·卡恩说得对，英国社会民主党还从来没有这样丢脸出丑过。英国社会民主党的被恩格斯早就指出和指责过的宗派主义性质[119]，还从来没有暴露得这样明显，这一次甚至象奎尔奇这样的人也轻率地转到沙文主义者方面去了。
投票表决的结果相等：28票赞同“执行委员会”，28票反对。为了取得不光彩的胜利，海德门和奎尔奇只得采取按小组表决的办法。表决结果是47票对33票。
社会民主党中有些人发出了最坚决的呼声，抗议自己队伍中的沙文主义；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少数派在进行严肃认真的斗争。“独立工党”的情况就要糟一些：这里的机会主义不足为奇。在这里，关于社会党人和工人是否应当拥护扩充军备的问题，人们在党的正式机关报《工人领袖》[120]（1911年4月21日第16号）上发表的“讨论”文章里，完全是心平气和地在进行讨论。
伦敦的《前进报》的记者公正地指出，登在彻头彻尾沙文主义的报纸《每日邮报》[121]上的一篇赞扬社会民主党领袖英明的文章，是对社会民主党立场的最好批评。英国沙文主义报纸上的文章开头这样写道：“令人高兴地看到，不管我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思想是多么荒谬，不管它的某些理想是怎么也不能实现，但是至少存在着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这个党所遵循的是理智，是人的健全的理性。”
在伯明翰举行的“独立工党”代表大会上，真正令人高兴的事情是：从这个党的队伍中发出了强硬的、坚决的呼声，抗议这个党特别是这个党的首领拉姆赛·麦克唐纳所采取的机会主义政策即依附于自由派的政策。当有人指责工人代表在下院很少谈论社会主义时，拉·麦克唐纳以处女般的、机会主义的天真对这种指责作了回答，他说“宣传性的讲话”在议会中是不大合适的。麦克唐纳声称：“下院的伟大作用，在于把我们在国内宣传的社会主义变成法律。”讲话人忘记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同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他准备等待资产阶级的议会带来社会主义……
伦纳德·霍尔（Hall）在自己的讲话中指出：“1892年成立独立工党时有一个特殊目的，就是要使只是自由派一翼的‘劳动选举同盟’（“Labour Electoral League”）的政策威信扫地，要同这种政策作斗争并取消它。我们埋葬了尸体（消灭了这个同盟），可是看来，它的阴魂在现代‘工党’中复活了。这个党的领袖在自己的讲话、信件、著作里宣扬的正是这个同盟的政策。”
独立工党的另一个党员，议员乔治·兰斯伯里（Lansbury），对议会的“工人”党团的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它对自由派的依赖性，指出它害怕“损害”自由派政府。兰斯伯里说：“我多次对工人代表的行动感到非常难为情，因此时时想辞去代表职务。自由派总想使议院忙于细小问题，而工人代表却不善于争取独立地位。”兰斯伯里又说：“我不知道，无论自由派还是托利党人，有什么时候不提出某个‘重要’问题来挤掉群众的穷苦、贫困问题。我呆在下院里，在我眼前呈现出在博乌和布朗利〈伦敦东部的两个贫民居住区〉贫民窟里日复一日地劳动着的男女工人的形象，是他们把我选进议会的。他们进行了工作，选我当代表，因为他们认为我不象自由派和托利党人。他们派我来，是要我再三提出贫困的问题……我向你们呼吁——讲话人对代表大会说——在下院成立坚强的政党，成立绝对不向自由派和托利党人作任何让步的政党。当自由派行为恶劣的时候，我们对他们应当象对待保守党人（托利党人）一样不加宽恕。从事劳动、受苦受穷的工人既不对自由派抱什么希望，也不对托利党人抱什么希望；他们唯一的希望，他们唯一的救星是他们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我们必须向伦敦贫民窟的工人表明，我们甚至在议会里也是忠于我们在议会外所讲的话的，这就是，自由派和托利党人是人民的敌人，社会主义是人民唯一的希望。”
兰斯伯里的讲话多次被代表大会的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讲话结束时全场对讲话人报以真正的欢呼。这种讲话在德国是司空见惯的，在英国却是新鲜事。而当开始发表这种讲话的时候，当“独立（遗憾的是，常常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派依赖）工党”代表大会上的工人代表鼓掌欢迎这种讲话的时候，我们就有权作出结论说，无产阶级的斗争精神在英国也战胜了诸如麦克唐纳这样的机会主义者议员的外交手腕。（附带说说，这个麦克唐纳不久前曾向准备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意大利改良主义者表示他完全同情他们，并表示自己嫌恶“枯燥的理论”。）
霍尔、兰斯伯里等人的讲话并没有改变“独立工党”的政策。这个党的首领还是麦克唐纳，它的政策照旧是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是强大的，特别在各民主国家中是如此。可是这些讲话并不是不留任何痕迹的，它们在消除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的影响。只有英国人创办起日报（两个党都在认真地考虑这一点），——这样的而且只有这样的讲话才会赢得工人阶级的同情。现在，包括俄国在内的各国自由派看到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都兴高采烈，笑逐颜开。但是——“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
载于1911年4月16日《明星报》第1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228—233页
注释：
[116]英国社会民主党是社会民主联盟后来的称呼。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成立。参加联盟的除改良主义者（亨·迈·海德门等）和无政府主义者外，还有一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哈·奎尔奇、汤姆·曼、爱·艾威林、爱琳娜·马克思等），他们构成了英国社会主义的左翼。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社会民主联盟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脱离英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忽视这一运动的特点。1907年，社会民主联盟改称英国社会民主党。1911年，英国社会民主党与独立工党的左派一起组成了英国社会党。1920年，社会党的大部分党员参加了创立英国共产党的工作。
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尔－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派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230。
[117]《正义报》（《Justice》）是英国一家周报，1884年1月—1925年初在伦敦出版。最初是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从1911年起成为英国社会党的机关报。自1925年2月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继续出版，1933年12月停刊。——231。
[118]一勺焦油来源于俄国俗话“一勺焦油坏了一桶蜜”，意思相当于中国俗话“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饭”。——231。
[119]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06页，第39卷第54—55、236—237、293—294页。——232。
[120]《工人领袖》（《The Labour Leader》）是英国的一家周报，1891年创刊，1893年起成为英国独立工党的机关报。1922年该报改称《新领袖》；1946年又改称《社会主义领袖》。——233。
[121]《每日邮报》（《Daily Mail》）是英国报纸（日报），1896年起在伦敦出版，反映英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极右翼的观点。——233。
合法派同反取消派的对话[122]
（1911年4月29日〔5月12日〕）
合法派 ：我觉得，社会民主党报刊上同取消派的斗争和争论的极端尖锐化，使人们感情过分激动，并且有点模糊了分歧的实质。
反取消派 ：难道不是相反吗？斗争的尖锐化不是由深刻的思想分歧引起的吗？莫非你们也转到企图用空话和冠冕堂皇的庸俗论调来填平鸿沟的“动摇分子”（也可以说是“调和分子”）的阵营里去了？
合法派 ：噢，不，我丝毫不愿意搞“调和”。恰恰相反。我的意思是说，取消派的觉悟不够，因此坚定性也不够。他们还在摸索前进，还在自发地（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成长。他们还不敢拿定自己的主意。因此，造成了他们的不彻底、自相矛盾和动摇不定，而对方则认为这是伪善，是同秘密党进行斗争的欺骗手段，等等。于是，就吵起架来了，广大群众也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尽管这场争论是为他们进行的。假如取消派中少一些老练的外交家，多一些自信心，他们就会更快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而把你们彻底击溃。
反取消派 ：梦是可怕的，但……很想听听你的论证。
合法派 ：我深信，取消派是正确的。他们应当接受给他们起的合法派的绰号。我们接受这个绰号，并且表明，正是合法派对俄国当代工人运动的该死的问题作了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是唯一正确的回答。你承认不承认，目前这个时期是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个独特阶段？
反取消派 ：承认。
合法派 ：你只是口头上承认，就象你们臭名昭著的“十二月”（1908年）决议那样。如果认真考虑一下这样的承认，那么它就意味着，第三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公开存在不是偶然的，而是“目前形势”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前政治条件的全部总和，工人运动的条件的全部总和就是：公开的合法的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是可能的、必然的，公开的合法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也是可能的、必然的。
反取消派 ：这种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跳到工人社会民主党的飞跃，不有点儿冒险吗？
合法派 ：一点儿不冒险。全部问题只是在于，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中的存在形式是外界提供我们的，我们只好接受，也可以说是走进一个现成的房间，而合法的工人党的存在形式，就要自己去寻找了。这就需要主动精神，需要为创造新的形式而斗争。你们轻蔑地称之为取消派的那些人，已开始了这个斗争，走上了新的道路，但遗憾的是，只用一条腿走。遗憾的是，他们还胆怯，总是回头张望，只采取一些不彻底的办法。在开始走上新的道路的时候，这是不可避免的，随它去好了，既然开始走了，就要继续走下去。头几步的犹豫不决就会消失，错误就会得到纠正。
反取消派 ：妙极了。是否费心说明一下，这是些什么错误，怎么个纠正法？
合法派 ：我很愿意说明。不能预料，明天的合法的工人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但是不能不看到工人运动发展的总趋向。我认为这种总趋向就是这样，我可以大胆地描绘一下合法党的情景，我也知道实际情况不会完全是这样，但大致会是这样。为了给你描绘这个情景，我根本没有必要去进行“创作”。我只要仔细看看实际生活的教训，看看在革命后的新的条件下的工作经验。我只要总结一下这个经验，去掉细枝末节，抓住基本线索就够了。杜马中有合法的工人代表。有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这个党团遭到迫害，受到密探监视，不能集会，它的有经验的人被抓走，它的成员或许明天就被投进监狱和发配流放地，——合法党决不会如你们那些目光短浅的拥护者所想的那样能排除法庭和警察的迫害。然而，尽管遭到迫害，合法党团还是存在。合法的工会、俱乐部、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杂志和周刊，都还存在，——它们受到的迫害更加厉害，屡遭查封，被罚款压得难以维持，它们的编辑做一个月的编辑工作可能要坐一个半月的牢，工会经常被解散，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存在。请深思一下这个事实吧。没有合法工会、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报刊、合法的社会民主党代表，是一回事；那是1905年以前的情况。有它们存在，尽管不断受到迫害，尽管经常遭到查封，则是另一回事；这是1907年以后的情况。这就是新情况。要善于抓住这个“新情况”，把它扩大，加强，巩固。
反取消派 ：你一开始就答应要比以前发表议论的那些合法派更勇敢、更彻底，但是，你现在还只不过在重复一切取消派早已讲过的那些话。
合法派 ：我已经说过，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实际生活的经验，自然就会很清楚彻底的、坚定的合法主义的情景。实际上，合法的工人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各个因素都已经存在。应当大声地、直截了当地说出实际存在的东西。应当无所畏惧地承认，这些分散的因素虽然不会今天明天就集合起来，但一定会集合起来，这样的党一定会出现。应当把它建立起来，它也一定会建立起来。它将遭到迫害，但它一定会存在下去，——没有合法的工人政党的年代过去之后，是合法的工人政党不稳定的存在（由于受到重重迫害而中断存在）的年代就要来到，而后，在俄国，纯欧洲式的合法的社会民主党的年代就会来到。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存在的年代已经来到了，它已经比你们百分之九十九遭到破坏的地下组织现实些。为了把合法派彻底团结起来，使他们的活动更有信心，更有秩序，更加坚定不移，应当敢于说出实际存在的东西，敢于如实地说出这个现实，敢于提出口号，举起旗帜。任凭法庭和警察把它从我们手里夺去，哪怕夺去几十次，也不能把它消灭，不能把它长期夺去，因为它概括了实际存在的、正在成长的、不能不成长的东西。
反取消派 ：别离题，别离题。不然我要提醒你注意一句俗话：唱得倒好听，可是天晓得做不做。你答应直截了当地说话。那么好吧，你就直截了当一点、具体一点地说吧：你们的旗帜上要写些什么？
合法派 ：我正要说这个。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合法的工人运动促进协会。这个协会的原则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协会的目标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改造社会生活条件，消灭阶级，消灭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等等。合法党即我们协会的最近目标，是实行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彻底民主化；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沿着民主方向促进土地问题的解决；实现最广泛的工人立法。最后，新协会的活动手段，是采取一切合法的宣传、鼓动和组织手段。
反取消派 ：你是否设想，我们的政府会准许这种协会登记吗？
合法派 ：别担心，我决不至于幼稚到去作这样的设想。当然，我们的协会是登记不上的，但也不能认为它是不合法的，我们的任务也就在这里。在每个省，工人将一个接着一个地去草拟这种协会的章程并呈请当局批准。这将是为争取合法地位进行的彻底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不能因为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党的纲领中的“可怕”条文而去迫害这种协会的创办人和成员，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目前只是所谓的党，它纲领中的诸如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等“可怕”条文（更不用说许多决议中的关于武装起义等等的“可怕”条文）吓不倒任何人，没有任何意义，不起任何作用，如果说起了什么“作用”，那就只是起了使一些实际上没有做任何违法事情的人去服苦役的“作用”。这就是问题关键之所在，这就是目前党内状况的悲喜剧。僵死的东西抓住活的东西。各种决议和旧党纲中陈旧的、实际上被生活否定的、不再使用的和事实上已经送到档案馆里去的“条文”，只是为我们的敌人服务，只是有助于扼杀我们，而对目前的现实运动、对现在正在进行的，即在第三届杜马中，在合法的报刊上，在合法的工会、合法的代表大会等等上进行的真正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却根本没有任何好处，绝对没有任何好处。正因为如此，我们合法派认为，问题的实质决不在于摆脱最可怕的迫害和惩治（就象你们的——请原谅我这样说——在迫害取消派方面训练有素的拥护者所要断定的那样），而在于第一是公开的工人运动的原则意义，第二是利用现存制度的矛盾的原则意义。是的，旧教徒先生，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决不在于背诵词句的多少，不在于必须永远遵守“正统的”公式，而在于促进广泛的工人运动，促进群众的组织和主动性。即使有些话“没有全说出来”，但我很清楚，你和你的拥护者们是会专门把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合法杂志等等没有全说出来的话“全说出来的”，——即使有些话“没有全说出来”，但事业将会向前发展。更广泛的工人阶层将被卷入运动。对于总结公开行动，将会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每个觉悟的工人将会抓住恰恰是压迫他们的制度所固有的、当前对它最突出的那个矛盾，即在形式上承认法制和实际上否认法制之间、在“准”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存在和“不准”社会民主党存在的尝试之间、在正式声明中承认工会和在实际生活中迫害工会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抓住压迫无产阶级的这个制度的矛盾，而不在于僵化了的公式。这也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我甚至可以说是基本原因之一，即它能够随时为运动而牺牲公式。它能够在1871年以后建立一个在纲领中只承认“合法”政治活动方式的党。它能够开展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而它的社会民主党纲领比我们的要“合法”得多，因为纲领没有提并且从来没有提过共和国。而你们，你们却准备在典型激进的没有群众性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没有群众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情况下，向全世界显示“典型激进的”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样板。
反取消派 ：如果在每个省，每个觉悟工人都把你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协会”的草案抄录下来并呈请批准的话，那么，到现在为止，你的计划所产生的，实际上只是处理协会团体事务的机关里的一个收发公文的“群众运动”。既然你自己也说，这个协会不会得到批准，那么任何公开的运动，甚至任何“公开的”协会，除了只能在你们合法派的幻想中出现以外，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出现。但在详细回答你以前，我想再问一下，你是否设想这个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协会”是代替旧的即现在的党而存在，还是同它并存？
合法派 ：对，对。你涉及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这也就是取消派的正式领袖们的一个可悲的错误。他们不敢沿着绝对正确的道路迈出一大步，同时却又向机会主义方面迈出极其冒险的、对事业毫无用处的许多步。我要说：可以做合法派，不要当取消派。应当做合法派，不要当机会主义者。必须承认合法的运动形式，不是承认一半，不是只在口头上承认，而是切实地、在行动上承认，就是说，立即建立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但放弃革命是不能容忍的机会主义，而我们许许多多（即使不是大多数）取消派，却都流露出这种放弃革命的情绪。放弃领导权就是机会主义，这是我坚决斥责的。我们不需要放弃什么东西，不需要取消什么东西。新的、合法的党应当和旧的同时并存。它们将会互相补充。
你笑什么？这没有什么可笑的。你一定会说，这是“骑墙态度”。我倒要问问你：难道合法报刊和秘密报刊同时并存，不是与我的计划，确切些说，与我从目前经验的一切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完全类似的现象吗？如果说在1905年以前，侨民不能在合法报刊上发表文章，当时一些刊物由于登载了侨民即使是用笔名发表的文章而被查封，那么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侨民用自己的名字在秘密报刊和合法报刊上发表文章了，这不是很能说明我们这个矛盾的时代吗？这种“骑墙态度”你是容许的啊！这种态度不会产生任何“骚乱”。仅仅由于墨守成规，完全由于墨守成规在妨碍你懂得这种“骑墙态度”是我们时代的一切条件决定的；应当掌握时代的矛盾，应当善于站到发生目前重大事变的这个基础上来，只有站到这个基础上来。“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相结合”，你们口头上都承认。你们也要在行动上加以承认。说了一，就不要怕说二。既然在策略上和一般组织上承认基本论点，就不要怕在党的组织上承认这个论点。最后，你们要坚决地、认真地、真诚地放弃这种荒谬的、反对合法地位的无政府主义偏见。
反取消派 ：这也正就是你们不幸之所在：你们在玩弄合法地位，你们“在搞合法化”，而德国人依据的是真正存在的合法地位。合法报刊和秘密报刊的例证非常鲜明地反驳了你们。秘密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合法报刊上发表合法报刊允许发表的东西，他不是在玩弄合法地位，而是真正利用在某个狭小范围内确实存在的合法地位。而你们的合法的工人政党，或马克思主义协会（和取消派的“公开的工人政党”一样，你们实质上同取消派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是合法的幻想，因为你们自己承认，谁也不会批准这种组织，这种所谓的“合法”协会实际上是不可能合法存在的。正象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都在做“革命体操”一样，你们都在做“合法体操”。如果立宪民主党人那里合法地存在着一个并非合法存在的党，那原因并不在于立宪民主党人掌握了矛盾的形式，而在于他们的工作内容没有丝毫革命性，他们没有在群众中进行任何民主组织活动。他们的工作内容是自由主义君主派的，因此专制制度能够批准、能够容忍这种政治活动。而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阶级中间的活动，专制制度就不能容忍，企图用改头换面的手法来促进事业是天真的想法。而你们的“合法协会”也和取消派的“公开的工人政党”一样，正是冒名的协会，是玩弄化装把戏，因为实际上，你们指靠的是社会民主党人。你们为了确定你们“协会”的目标、纲领和策略而选用的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提法，是口头上的掩饰，是纸上的自卫，同样还是那种合法的体操。我们党应当在杜马中发表演说，建立合法工会，在合法的代表大会上进行活动，否定这些，就是无政府主义或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估计到新时代的新条件就要承认这种活动。但是，政治活动的合法地位还谈不到（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除外），因为还没有争得这种合法地位的条件，想“爬入”合法地位的幻想是枉费心机的。在1871年以前，德国人那里的这种合法地位已经完全形成，对国家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全部完成，直接革命运动的条件已经完全消失：正是由于这些客观条件，而不是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手腕高明，真正合法的而不是玩弄合法地位的、不是做“合法体操”的社会民主党才能建立起来。
从这种合法党的纲领、决议等等抄录这些或那些合法条文，把这种“合法地位”搬到俄国来——这是天真的幻想，无聊的游戏，因为你们不能把德国业已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德国彻底实现了的民主主义的历史、德国60年代的“来自上面的革命”[123]、德国实际上的合法地位搬到俄国来。在有些君主制国家里，共和党是合法存在的；在我们俄国，在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建成了欧洲那样的资产阶级制度以后，合法地位实际上将是个什么样子，这要在行将到来的战斗结束以后才能看得出来，这要取决于这些战斗的结果。而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是善于在六三制度时期这种特殊条件下，使自己和群众做好迎接革命的准备。
在这种条件下，合法的工人阶级政党，公开的工人政党，是句空话，这种空话的实质是机会主义合法派集团的……合法化。“人民社会党”的这种合法化是事实。我们合法的、取消派的报刊工作者集团的这种合法化是事实。抱有脱离革命、不要领导权思想的机会主义分子倾向于这些集团，不得不倾向于这些集团，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不是由于某些取消派的“错误”，而是由于所有知识分子取消派集团的社会成分。把合法派和这些人区别开来，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实际上他们是分不开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客观条件就是这样：“人民社会党”的合法化，取消派著作家集团的合法化是可能的，必然的，而工人政党的合法化只是一句空话。
工人阶级的秘密党是存在的，即使现在它遭到严重的、极其严重的削弱，它的大部分组织遭到瓦解，这也没有危及它的存在。一些小组和集团一次又一次地在把革命的地下组织恢复起来。问题在于，什么样的组织力量，什么样的思想传统，什么样的党，能够影响而且将会影响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工会工人、俱乐部工人和各种合法代表大会的工人代表的公开行动：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是机会主义的取消派著作家集团。这就是“同取消派作斗争”的现实内容，这就是在这场冲突中在双方之间形成一条鸿沟的客观基础。任何善良愿望，合法派和取消派之间的任何字面上的区别，都填不平这条鸿沟。
载于1911年4月29日（5月12日）《争论专页》第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234—244页
注释：
[122]《合法派同反取消派的对话》一文是针对尼·亚·罗日柯夫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必要的创举》一文而写的。罗日柯夫在文章中阐述了他自己的关于在斯托雷平制度下建立合法工人政党的取消主义方案。列宁曾于1911年2月23日（3月8日）在别人给罗日柯夫的信里附笔，表示希望他放弃自己的观点（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592页），可是罗日柯夫坚持发表自己的文章，因此列宁便在《社会民主党人报》附刊《争论专页》第3号上发表了自己的这篇对话体文章。——[236]。
[123]指奥·俾斯麦推行“铁血政策”，通过一系列战争实现德国的统一。——[24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文献（节选）
（1911年5—6月）
1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中央委员会议的信
（5月19日和23日〔6月1日和5日〕之间）
伊哥列夫1911年6月1日的通知，再次表明了他在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的问题上玩弄令人愤慨的把戏，即玩弄拖延和破坏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几个月来早被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揭露了。
伊哥列夫硬说，尤金和科斯特罗夫现在构成临时局[128]或者至少构成临时局的一个部分，这完全是撒谎。好几个月以来，马卡尔和林多夫（在英诺森之后）一直在组建临时局的组织，他们挑选了代办员，就中央组织的工作组织了多次巡视，同代办员和增补的候选人（马卡尔同卡察普等；同米柳亭等）举行了会议，同社会民主党杜马工作的全党中心、同选举时（莫斯科）的首都社会民主党小组进行联系，等等，等等。
无论尤金，还是科斯特罗夫都没做过任何类似的工作。他们当中无论谁都根本没有、绝对没有进行过这种活动。
关于“增补”尤金和科斯特罗夫进临时局去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外的党的正式机关（无论中央机关报，还是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都没有收到过一个正式的通知。
在马卡尔和林多夫被捕以后的两个多月以来，关于尤金和科斯特罗夫、关于他们在临时局里工作的情况，谁也没有接到过一个通知、一封信，也没有听到过什么消息。不仅没有人承认尤金和科斯特罗夫是临时局的成员（而全体一致承认马卡尔和林多夫），甚至尤金和科斯特罗夫也没有要过一个戈比的钱，甚至没有通知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而马卡尔和林多夫却通知了）关于他们组建临时局的事。
我们断言，在这种情况下，伊哥列夫说什么科斯特罗夫和尤金在组建“临时局”，就是对党的嘲弄，对党进行欺骗。我们要揭穿这一骗局。
其次，我们认为，在英诺、马卡尔等人的尝试后，在奥尔金的揭露[129]等等以后，现在一切想由原来伦敦选出的中央委员在俄国恢复中央委员会的企图，都是直接为斯托雷平效劳。我们提醒党防备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不熟悉情况的人设下圈套，派中央委员到条件不好的地方去完成实现不了的任务而直接落入警察的虎口。
最后，关于伊哥列夫向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没有提出的、但他在1911年6月1日的通知中谈到的一个月后召开全会的“计划”，我们提请党注意取消派在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方面的新阴谋。
一个月后不是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而是只能把那些徒有其名的中央委员“凑集在一起”——呼声派这个阴谋的实质就在这里！
在全会召开以后，布尔什维克在中央工作岗位上失去了四个中央委员（梅什科夫斯基＋英诺森＋马卡尔＋林多夫）。孟什维克则一个也没有失去，因为他们一个也没有进行过工作！！
而现在呼声派竟敢提出一个月的期限，打算把那些整整一年半（全会召开以后）连一次工作也没有做过、甚至连一次也没有到过临时局的诸如“彼得”之类的先生们凑集在一起。呼声派知道，在一个月的期间内要把那些被法庭或行政当局流放的布尔什维克“召集起来”是办不到的！！
他们把中央委员会移到俄国，“为的是让它在那里垮台”！
他们已经如愿以偿，看到所有布尔什维克都遭逮捕了。
他们保全了所有没做过工作的徒有其名的孟什维克中央委员。
他们想指定一个月的期限，为的是把诸如彼得之类的徒有其名的中央委员能够偷运进来，同时为的是使做过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甚至不能够得到通知！
如果以为取消派在召开全会问题上玩弄的这种把戏始终不会在党面前被揭露，那是妄想！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253—255页
2
三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向九个中央委员的非正式会议的报告提纲
（5月19日和23日〔6月1日和5日〕之间）
1．试图在俄国恢复中央委员会的经过。
两个时期：
（一）1910年1月—1910年8月（或9月）。
两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因试图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被捕。他们多次确定了召开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不论米哈伊尔＋尤里＋罗曼，任何一个孟什维克，都没有露过一次面。
（二）1910年底—1911年春天。
由两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建立起新的临时局。没有一个孟什维克参加过他们的任何工作（同代办员、同杜马党团联系、同选举时莫斯科的社会民主党人进行联系等等）。
为了“投票”，一个孟什维克（科斯特罗夫）到临时局来过一次或者两次！
两个布尔什维克被捕。
总结：所有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都为了中央的工作，并在进行这种工作时被捕了。
一部分孟什维克（米哈伊尔＋尤里＋罗曼）拒绝参加任何工作，有一个人（彼得）在一年半期间没有参加过一点工作，另外一个人（科斯特罗夫）在一年半期间到临时局来过两次（在1911年！），也丝毫没有参加过中央的工作。在两个布尔什维克被捕后的两个半月以来，这个孟什维克一点事也没有做，甚至也没有写过一封信说他在恢复中央委员会。
因此我们认为，伊哥列夫声称这个孟什维克＋崩得分子现在在组建临时局（甚至没有正式通知过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并且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承认！），这简直是一种嘲弄。
2．现在是否可能恢复国外全会[130]呢？
在法律上：15人中现在有9人。形式上他们可以（一）宣布9人会议为全会。这种做法在形式上是无可非议的，大概只要有一票的优势，就是说，在这9票中是5票对4票，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实际上，这种形式上无可非难的做法的意义是不足道的，因为不容置疑，在这种条件下是不能起到中央委员会的作用的。
（二）从形式上看，现有的这9个中央委员开始从俄国把有权的候选人都凑集来，这也是可能的。这实际上将意味着什么呢？孟什维克或者可以把自己的取消派（米哈伊尔＋尤里＋罗曼等等）“凑集来”，而在米哈伊尔＋尤里＋罗曼有名的声明以后，没有一个正直的护党派承认这些人是中央委员；孟什维克或者可以把参加过1910年一月全会并从那时起在一年半当中没有做过任何中央工作的两个中央委员“凑集在一起”。至于要多长时间可以把他们凑集在一起，这无法确定。
除现有的三个布尔什维克以外，布尔什维克也可以再凑集两个自己的候选人。要凑集这些候选人，需要进行好几个月的工作去同流放的人联系，组织逃跑，安排家属的生活费等等，等等。进行这种“工作”究竟需要几个月，很难说。
把实际上现在不能在俄国进行中央工作的“形式上的”候选人凑集来，是一种说不定要花多长时间的工作，这种工作对党的实际意义不仅等于零，甚至还不如零，因为在上面分配席位的把戏会使地方党小组看不到悲惨的、要求发挥积极的主动精神的现实。
在进行了一年半的毫无成效的恢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以后，还一再向党“空许诺言”，说明天“你们”就会有中央委员会——这是对党的嘲弄。我们不打算参与这种嘲弄。
3．不用说，只有斯托雷平的拥护者才企图现在在俄国召集候选人，在那里恢复中央委员会。警察熟悉所有的候选人，并监视着他们，英诺森和马卡尔三番两次被捕就证明了这点。这是第一点，也是主要的一点。而第二点，召集候选人的真正目的——增补国内的人，现在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现在候选人都不在（他们都在最近一次同马卡尔一起被捕了），而在增补孟什维克的时候，要取得章程所要求的一致意见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关于这一点英诺已经向斯韦尔奇科夫讲过）会同意一个取消派（呼声派同样如此）当选。
4．现在党的实际状况是：各地几乎到处都有完全非正式的、极小的、不定期开会的党的工人小组和支部。它们在工会、俱乐部等等中到处同合法取消派进行斗争。它们彼此并无联系。它们难得看到文件。它们在工人中间享有威信。在这些小组中，布尔什维克＋普列汉诺夫派，以及“前进派”中一部分读过“前进派的”著作或听过前进派的演说、但还没有加入在国外建立的独立的前进派派别的人，团结起来了。
在一部分彼得堡工人中间，这个反党派别的影响虽然不大，但无疑是有某些影响的。已经完全证明，它不服从任何中央委员会，并竭力妨碍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直到目前，它没有公开号召参加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并在继续同召回派调情）。
独立合法派这一派别（《我们的曙光》杂志＋《生活事业》杂志＋《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是严重得多的反党的和反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已经完全证明，它们不服从任何中央委员会，公开嘲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他们不能执行全会的决议（“不贬低”秘密党的意义等等），因为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不能不执行相反的路线。
任何一个诚实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不会怀疑，“独立合法派”正在进行第四届杜马选举的准备工作，他们将撇开党进行这次反对党的选举。
护党派的任务是明确的：要对独立合法派采取直接行动，不容许再有丝毫拖延，一天也不能拖延；要公开地、坚决地号召国内的党的工人小组开始准备选举，并且警告工人在选举中要反对“独立合法派”，同他们进行斗争，只选举那些认识到这一派别的危险性的人、只选举那些真正的护党派工人。
这就是我们党当前的任务。对生活（和独立合法派）实际地提出的问题采取任何回避态度、作任何支吾搪塞、拖延、以及想重复合法派玩弄“诺言”和“保证”的把戏的企图，对党都是极其危险的。
5．我们的实际结论是：9人会议应当建议一定立即向党发出号召，如实地、充分地说明在国内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已遭失败，号召各地方小组发挥主动精神并建立省的委员会，然后建立中央组织委员会，并坚决地、直接地、不屈不挠地同“独立合法派”进行斗争。
只应当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通过中央全会的正式表决来加强这个号召，即不是9个中央委员中的5个人，而是9个中央委员中的绝大多数都同意承认9人会议是全会，并起来同独立合法派集团（派别）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言而喻，要进行这种斗争，就不能让这些合法派参加中央机关，因为一年半以来他们破坏了中央机关，干扰了它们的工作，使它们软弱无力，“处于不健康的状态”。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256—261页
3
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131]
（5月19日和23日〔6月1日和5日〕之间）
1910年1月中央全会以后，布尔什维克曾竭尽全力来补充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和恢复中央委员会的活动。中央委员马卡尔和英诺森同各地方党组织和护党派——公开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取得了联系，同他们一起商定了增补候选人进中央委员会等等。可是，这两位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的这些尝试因他俩的被捕而告终。在国内工作中，他们没有得到过呼声派的任何帮助。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当选的孟什维克代表米哈伊尔、尤里、罗曼现在已经转入独立合法派的行列，他们不仅拒绝在中央工作，而且声明说，他们认为中央委员会的存在本身对工人运动是有害的。
间断了几个月之后，在1910年，为了召开中央委员会，从流放地逃出来的马卡尔同志和维亚泽姆斯基同志重新组建临时局［注：这个临时局不仅得到各民族组织的承认，而且得到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和中央机关报的承认。］。临时局的委员，崩得分子尤金参加过他们的工作。在6个月内，他们重新同各地方组织进行联系，商定中央委员会候选人，派出代办员，在莫斯科举行的补选中同杜马党团一起参加选举运动的组织工作。
在孟什维克代表中，他们得以联系上的只有科斯特罗夫同志一人，而科斯特罗夫也只是当问题涉及到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为了行使自己的表决权才来过一两次。
活动6个月后，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同几个增补的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秘书同志以及与临时局的活动有某种关系的其他许多人员一起被捕了。中央委员同志们在被捕后从监狱寄出的信中断定，几个月来宪兵一直不断地监视他们，并且知道了他们的全部行动，就是说，对国内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的筹备工作肯定搞了奸细活动。临时局的两个委员（马卡尔和维亚泽姆斯基）被捕以后，未遭逮捕的中央委员尤金和科斯特罗夫在两个半月内没有进行过任何活动，甚至既没有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也没有给中央机关报寄过一封信。
在国内恢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进行了一年半，其结果是4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梅什科夫斯基、英诺森、马卡尔、维亚泽姆斯基）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投入监狱。从宪兵的侦查和一连串的拘捕中无疑可以看出，当局对在伦敦选出的所有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都了解得极为详细，并且对他们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在这种情况下，再要尝试在国内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就意味着毫无成功的希望，必然要失败。
摆脱业已形成的局面的唯一可行出路，就是召开国外全会。在国外，有权参加全会的有9人。这就超过了它的全部成员（15人）的半数。在法律上他们可以，而且实际上也应该宣布9人会议为全会。
如果建议在全会其他成员到齐之前推迟确定为全会，就等于要继续拖延几个月。
除了公开声明自己同中央委员会脱离关系并赞同取消党的米哈伊尔、尤里、罗曼以外，孟什维克可以把科斯特罗夫和彼得“凑集在一起”。布尔什维克可以把梅什科夫斯基、英诺森、罗日柯夫和萨美尔凑集在一起。做到这一点究竟需要几个月，很难说。
把形式上的候选人“凑集在一起”，是一种说不定要花多长时间的“工作”。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工作”对党的实际意义不仅等于零，甚至还不如零，因为在上面分配席位的把戏会使地方组织和小组看不到悲惨的、要求发挥积极的主动精神的现实。在进行了一年半的毫无成效的恢复中央委员会活动的尝试以后，还用新的无止境的拖延来敷衍党，这是对党的嘲弄。我们不打算参与这种嘲弄。
现在党的实际状况是：各地几乎到处都有小的、不定期开会的党的工人小组和支部。它们在工人中间到处享有很高的威信。它们在工会、俱乐部等等中到处同合法取消派进行斗争。它们彼此目前并无联系。它们难得看到文件。在这些工人小组中，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护党派和“前进派”中一部分没有加入在国外建立的独立的“前进派”派别的人，团结起来了。
“前进”集团把全会以后的所有时间都用来从国外巩固自己的派别，并在组织上使它独立。它的代表退出了《争论专页》[132]编辑部和隶属中央委员会的党校委员会。“前进”集团没有执行上次全会的决定，反而竭力妨碍社会民主党全党的工作。在党的合法的和秘密的书刊中，早已开始为行将到来的选举作准备了。然而，“前进”集团在这次对党非常重要的政治行动中不仅没有帮助党，而且甚至也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明，它究竟是主张参加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呢，还是反对参加选举？甚至“前进”集团的国外领导人最近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言论中，还在继续同召回派调情。
独立合法派这一派别（《我们的曙光》杂志、《生活事业》杂志以及为这些杂志打掩护的呼声派，如唐恩、马尔托夫及其同伙），是严重得多的反党的和反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已经完全证明，它们不服从任何中央委员会，公开嘲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执行上次全会的决议（“不贬低秘密党的意义”等等）。他们不能不执行相反的路线。
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不会怀疑，可以预料“独立合法派”将撇开党进行反对党的独立的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
社会民主党护党派的任务是明确的：必须公开地、坚决地号召国内的党的工人小组立即开始选举的准备工作。必须只提那些真正的护党派、只提那些认识到取消派的危险性的同志为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对独立合法派采取直接行动，一天也不能拖延，必须立即警告工人在选举中社会民主党有受到来自独立合法派方面的威胁的危险。
这就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对生活（和独立合法派）实际地提出的问题，采取任何回避态度、作任何拖延、以及想再搞合法派玩弄“诺言”和“保证”的把戏的尝试，对党都是极其危险的。
我们的实际结论是：9人会议应当一定立即向党发出号召，如实地、充分地说明在国内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已遭失败，号召各地方小组发挥主动精神并建立地方的和区域的委员会，建立并支持中央组织委员会，建立并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就象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参加并支持下出版的《明星报》中一样，在这些机关报中不应有取消派分子存在），号召坚决地、不屈不挠地同“独立合法派”进行斗争，使真正的护党派的代表不分派别地在工作中接近起来。如果不仅仅是9个中央委员中的5个人，而是9个中央委员中的绝大多数同意承认9人会议是中央全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这一会议就应该立即增补新成员，成立召开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并且着手第四届杜马选举的实际准备工作。应该立即吸收孟什维克护党派的代表参加组织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这次会议应该起来同独立合法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言而喻，要进行这种斗争，就不能让独立合法派参加党的中央机关，因为一年半以来他们破坏了中央机关，干扰了它们的工作，使它们软弱无力，“处于不健康的状态”。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262—266页
关于旧的但又万古常新的真理（节选）
（1911年6月11日〔24日〕）
但是这种为所有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证实了的思想是：在资产阶级改革（或者确切些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每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是这样还是那样形成的，它具有这种还是那种面貌，养成这种还是那种传统，承认这种还是那种最低程度的民主主义，这要看领导权在一国历史中决定性关头在多大程度上不是转入资产阶级手中，而是转入“下层”，即转入18世纪的“平民阶层”，19世纪和20世纪的无产阶级手中，——这种思想是同弗·列维茨基先生格格不入的。这种领导权思想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取消派同这些基本原理决裂（或者即使是对这些基本原理漠不关心），是取消派同反对取消派的人发生一连串不可调和的原则性分歧的最深刻的根源。
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要经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在这种时代，要形成这种或那种程度的民主主义，这种或那种结构的立宪制度或议会制度，这种或那种程度的“下层”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精神、爱好自由精神和首创精神，这种或那种在整个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传统。这将是什么程度的民主和什么样的传统，那就要看领导权在决定性关头是属于资产阶级还是属于它的反对者，是前者还是后者（还是在这决定性关头）将成为“吸引民主派农民”和所有民主主义中间集团和阶层的“中心”。
弗·列维茨基先生是一个制造出色的公式的能手，他的公式一下子就尖锐而鲜明地揭示了取消派的思想基础。他的有名公式是：“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译成俄语的意思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布伦坦诺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同样，在本文提到的两个公式：“应该成为吸引民主派农民的中心的是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失败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已经定形的资产阶级政党”，大概也会闻名于世的。
载于1911年6月11日《明星报》第2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279—284页
注释：
[144]这里说的是1911年4月13日（26日），在全俄工厂医生和工厂工业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前来参加大会的工人代表被捕的事件。——[281]。
[145]特里什卡的外套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同名寓言。这则寓言说，特里什卡用挖东墙补西墙的办法补缀自己的外套，结果愈弄愈糟，把外套改得比小坎肩还短一截。——[28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小组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146]
（1911年6月18日〔7月1日〕）
序言
下面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大部分是布尔什维克，少数是“前进派”和“调和派”）的决议，指出了全体布尔什维克的纲领的基本原则。在党内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候，对纲领、策略、组织方面的一些根本问题阐述实质性的看法，是特别重要的。象托洛茨基这样一些人，一面用夸张的言词谈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面奴颜婢膝地对待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毫无共同之处的取消派，这现在成为“流行病”了。他们为了飞黄腾达，廉价地宣扬同所有人，不管是谁，包括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召回派“妥协”！然而对于这个奇怪的所谓“妥协”的政治条件，又由于需要而完全保持沉默。实际上，这是些宣扬向取消派，向斯托雷平工党的创立人投降的分子。
现在，全体布尔什维克应当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巩固自己的派别，更确切清楚地规定这个派别（与千方百计掩盖自己“面目”的派别不同）的护党路线，把分散的力量聚集起来，为捍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清除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而战斗。
尼·列宁
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小组会议，讨论了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的状况，以及社会民主党人同企图自封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分子之间在国外展开激烈斗争的最近表现，认为：
首先必须重提上次中央全会（1910年1月）一致批准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规定了真正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性质。这个基本原则说明，“否定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贬低它的作用和意义，企图缩小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性和策略性任务和口号”，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影响的表现。只有认识到这种倾向的危险性，以及一切“召回主义的”，或者为召回主义辩护的思想政治流派的危险性，只有真正克服这些倾向的工作，才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作。
其次，会议确认，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及其拥护者呼声派的集团，违背全会一致通过的上述决议，违背《呼声报》代表在全会上许下的同取消派脱离关系并同它进行斗争的庄严的诺言，而在全会以后一年半多的时间里，恰恰奉行了这种取消派的资产阶级政策，支持、维护并捍卫了这样一些独立于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俄国合法派的刊物，如《我们的曙光》杂志、《复兴》杂志、《生活事业》杂志等刊物。正如党中央机关报代表党一再认定，而且以普列汉诺夫同志为首的护党派孟什维克也多次认定，这些刊物的活动家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这些刊物的活动家不但贬低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和意义，而且公然否定它，用叛徒的口吻诬蔑“地下工作”，否定俄国现代工人运动的活动的革命性质和这个运动的革命任务，散布自由派资产阶级关于日渐成熟的危机是“立宪”性质的主张来欺骗工人，抛弃（不只是压缩）例如承认工人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和民主革命的斗争中的领导权这种历来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口号。这些人在宣扬和建立他们所谓的合法的或“公开的”工人政党，实质上是在建立斯托雷平“工”党，是在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的影响，因为他们宣扬的实际上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内容，而在斯托雷平时代，建立“公开的”工人政党，无非是表明那些背弃同沙皇专制制度、同第三届杜马和整个斯托雷平政策进行群众革命斗争的任务的人的公开叛变。
会议确认，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技术机关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完全处于取消派的影响之下。［注：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受到了护党派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的充分揭露和斥责）和公开为波特列索夫先生和斯托雷平工党的其他活动家辩护的崩得分子李伯尔，都是这个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领导者。］
一年半以来，国外局没有完成中央委员会交给它的任何一项任务（如使各国外集团在承认和执行全会决定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或者帮助各地方组织，或者争取停办《呼声报》和制止“前进”集团的独立的派别活动），也就直接帮助了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取消派。
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多数派为了嘲弄党，从1910年12月起，就不断破坏全会的召开（按照党章必须召开）。在布尔什维克第一次要求召开这次全会以后，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竟花了7个星期来专门“表决”是否召开全会的问题。经过7个星期的表决，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才承认布尔什维克要求召开全会是“合法的”，但实际上它却又破坏了全会的召开，正象1911年5月底第二次破坏全会的召开一样。这样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实际起的作用，是从国外和从党中央机关内部来帮助米哈伊尔、尤里和罗曼这样一些宣布中央委员会存在本身是有害的合法派首领和斯托雷平工党活动家（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2号和第21—22号合刊［注：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207—208页和本卷第182—186页。——编者注］）。会议确认，让取消派担任党的职务，简直是欺骗党，因为全会的决定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指出，只有那些认真履行自己许下的同取消主义断绝关系并同它进行斗争的诺言的孟什维克，才能担负这些职务。［注：至于说到国外取消派在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方面所采取的政治讹诈、给保安处提供情报这样一些手法，即马尔托夫先生在《呼声报》编辑部帮助下所采取的手法[147]，会议对此十分鄙视，这种手法只要一经指出，就足以引起一切正派人的厌恶。］
因此，会议认为：布尔什维克同中央国外局这个置规定于不顾、置党于不顾的机关彻底决裂是绝对必要的，代表大多数在俄国真正进行工作的护党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团体和小组的中央委员会议（见会议《通告》）认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采取了反党的派别政策，从而破坏了1910年全会的明确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会议决定同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断绝一切关系，支持中央委员会议的决定，这些决定制定了一些最必要的措施来使取消派阻挠全党工作的活动失去作用，来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和依靠地方工作人员的力量恢复党的秘密组织和支部。会议号召各地全体护党派同志立即（按照会议的决定）进行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和代表的选举工作，为此，必须同组织委员会、同中央机关报和《工人报》建立经常的联系。
二
会议提请社会民主党各派工人注意，“前进”集团的国外的首领们和《真理报》的编辑托洛茨基正采取支持取消派并同他们结成联盟反对党和党的决定的政策。这种政策一定会受到更坚决的反击，因为它大大损害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同那些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秘密团体的活动完全背道而驰，这些团体虽然同《真理报》或“前进”集团有联系，但对党的决定却绝对忠诚，并且坚决反对取消派，随时随地捍卫具有革命纲领的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会议特别提醒社会民主党工人警惕呼声派一贯施展的骗人手法，他们把所有的合法运动的活动家都说成是老党的反对者，是新的波特列索夫式的“公开”党的拥护者。例如，在6月25日《呼声报》出版的最近一号单页上（载有合法运动活动家“会议”的消息），《呼声报》编辑部就隐瞒了那次会议曾经否决了取消派提出的抵制一家因有反取消派倾向的合法报纸[148]的建议这一事实。又如，《呼声报》编辑部隐瞒了那次会议曾经否决了《呼声报》拥护者提出的公开合法派的、明显是背叛性的决议这一事实。连参加那次会议的一个崩得分子也不得不承认“波特列索夫分子”提出的建议的反党性质。许多公开运动的活动家都已经走上同斯托雷平“工”党进行坚决斗争的道路。只要所有的护党派同心协力，这样的活动家的人数一定会增多。
三
当社会民主党人同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的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候，所有的无原则的人总是竭力用廉价的轰动一时的事件和丑闻来掩盖重大的原则问题，而国外呼声派现在卖力地把这种事件和丑闻提供给酷爱腐朽的精神食粮的取消派会议的听众。
这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比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提醒大家注意被取消派遗忘的、作为我们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基础的旧真理。
因此，会议提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回忆一下我们党的纲领。在国际机会主义日益嚣张和它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决斗日益迫近的时期，这个纲领确切地、清楚地、坚定不移地表述了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革命目标，表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近革命目标——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民主共和国。我们的合法派和我们的呼声派的全部宣传表明，他们实际上不但不同意、不执行我们的纲领，而且公然维护改良主义，——这是护党派孟什维克也承认的（见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党人日志》[149]和《争论专页》第3号），——公开背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近革命目标。
会议提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注意，要成为真正的护党派，只这样称呼自己还不够，只“按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精神”进行宣传还不够，还必须根据党的策略决定来进行全部实际工作。在我国反革命时期，在人们（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纷纷背叛、脱离革命、消沉的时期，只有党的策略决定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出发，对当前形势作出了估计，对实际行动路线作出了估计。真正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不是呼声派借以掩盖取消主义的那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除了1908年12月的策略决议，再也没有对社会民主党的当前时期的任务作出过另外的党的决定。
取消派，也包括一部分“前进派”，之所以闭口不谈这些决议，或者只是简略地提几点意见，大喊几声，表示反对这些决议，正是因为他们感到，这些决议规定的工作路线根本屏弃了机会主义的和半无政府主义的动摇性，不顾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思潮而举起了革命的旗帜，说明了当前这个俄国资产阶级发展中的新时期的，即引向必须完成旧任务的革命的时期的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真正执行党的策略路线的人，才是护党派。而党的策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策略，就是而且仅仅是既忠诚于革命旗帜又考虑到当前新情况的1908年12月决议所阐述的策略。1908年12月决议谴责了取消派、无条件地要求承认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活动以及要求利用合法机会，1910年一月全会通过的决议反对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后一个决议是前一个决议的直接结论、必然的继续和终结。在目前这个瓦解和崩溃的时期，往往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借口统一无产阶级大军这一伟大原则，来为同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联合”或“接近”这种无原则的或者是卑劣外交式的尝试辩护。会议最坚决地谴责了和驳斥了所有这些尝试（不管是什么人的尝试），而且声明说，如果不同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彻底划清界限、进行无情的斗争，那么，联合和巩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大军这个伟大事业，就不可能实现。
真正帮助建立符合社会民主党原则的组织的人，才是护党派。除了1908年12月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1910年一月全会关于同一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央委员会在全会后立即印发的信[150]以外，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再也没有对组织工作的性质和任务作出过另外的、党的决定。只有全面协助秘密组织的重建和巩固，才是护党的工作，而且只有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能而且应当在自己的周围建立起合法组织网，利用各种各样的合法组织，根据我们的革命原则来指导这些组织的全部工作。凡是不真正进行这种工作的人，凡是和反革命特别是自由派一起攻击“地下活动”、攻击秘密工作的人，要说自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那就是在欺骗工人。
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临近了。国外的党的上层的危机愈尖锐，就愈迫切需要社会民主党的地方工作人员发挥主动性，就愈要他们严格坚持并坚决做到由工人的每个团体、每个支部、每个小组真正按照党的方式来进行选举工作。谁到现在还认为“召回主义”是“我们党内的一种合理的思潮”，谁就徒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的虚名。不同这些人最坚决地划清界限，就无法进行党的第四届杜马选举工作。谁到现在还说只利用“合法组织”的人力和物力，利用“公开的工人政党”的人力和物力来进行第四届杜马的选举，谁不真正考虑、贯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党的决议中所阐述的关于秘密组织、关于策略的决定，谁就徒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的虚名。谁在进行选举工作的时候，不遵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定，而去依据《我们的曙光》杂志、《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生活事业》杂志上的文章，谁就是建立斯托雷平“工”党的人，而不是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人。
在即将到来的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中，我们党的任务首先是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党的利益首先是开展群众性的鼓动，以便依靠无产阶级和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首先是革命农民）的力量来实现革命的民主主义变革。
为了进行这种宣传鼓动，我们党在选举中必须组织社会民主党的独立行动，不仅在工人选民团、而且在各地的城乡选民当中提出我们党的候选人。
党在选举中的全部鼓动应当分两条战线进行，就是说，既反对政府和公开支持政府的政党，也反对反革命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
只有真正彻底贯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政策、不仅忠于党的纲领和党的策略决议、并且反对新的斯托雷平“工”党的人，才能成为党的候选人。
在订立选举协议问题上，党的伦敦代表大会和1907年7月的党的代表会议[151]的原则指示应当仍然有效。
第四届杜马选举必须通过党的工人团体进行，必须遵循党的决定的精神和严格遵照这些决定进行。
1911年7月印成单页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285—293页a
注释：
[146]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于1911年6月18日（7月1日）在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主持下举行会议，讨论了党内状况问题，以27票的多数通过了列宁起草的这个决议。会上有10票赞成小组中少数提出的调和主义决议。列宁于1911年7月3日写信给阿·伊·柳比莫夫和米·康·弗拉基米罗夫，对他们在会上的调和主义发言作了尖锐的批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于1908年11月5日（18日）成立。它是布尔什维克从与孟什维克合组的巴黎小组退出后组成的，后来孟什维克护党派和前进派分子也加入了这个小组。1911年参加巴黎第二协助小组的有：布尔什维克列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尼·亚·谢马什柯、弗拉基米尔斯基、伊·费·阿尔曼德、柳·尼·斯塔尔、谢·伊·霍普纳尔、维·康·塔拉图塔、尼·瓦·库茲涅佐夫、亚·西·沙波瓦洛夫等；调和派柳比莫夫、弗拉基米罗夫等以及一些前进派分子。全组共有40余人。它同俄国的党组织发生联系，协助其工作，同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斗争，并在俄国侨民工人中开展工作。——[286]。
[147]这里说的是尔·马尔托夫写的一本小册子：《拯救者还是破坏者？（谁毁坏了又是怎样毁坏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由《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于1911年春在巴黎出版。小册子大谈布尔什维克同乌拉尔“尔博夫分子”战斗队以及1907年梯弗利斯剥夺国库事件组织者的组织关系，并且提出一系列无中生有的指责，来证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所谓“涅恰耶夫主义”。小册子还带有明显的政治讹诈性质。
同乌拉尔“尔博夫分子”战斗队有联系的是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这些战斗队进行了多次剥夺，同时把剥夺得来的钱寄到国外，交给以亚·亚·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分裂派支配。前进派的第二所学校，主要就是使用这种剥夺来的资金办的。——[290]。
[148]这里说的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明星报》（见注62）。——[291]。
[149]《社会民主党人日志》（《Дневник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创办的不定期刊物，1905年3月—1912年4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期。1916年在彼得格勒复刊，仅出了1期。在第1—8期（1905—1906年）中，普列汉诺夫宣扬极右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拥护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谴责十二月武装起义。在第9—16期（1909—1912年）中，普列汉诺夫反对主张取消秘密党组织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但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仍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1916年该杂志出版的第1期里则明显地表达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292]。
[150]指《给各个党组织的信》，发表于1910年2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号。——[294]。
[15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1907年4月30日—5月19日（5月13日—6月1日））在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同民粹派政党的共同行动，“决不应当违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而只服务于向反动势力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叛卖性策略进行总攻击的目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1907年7月21—23日（8月3—5日））通过了和其他政党达成选举协议的下列方案：
“1．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应独立活动，在第一阶段不参加任何选举协议。
2．在决选时，允许同一切比立宪民主党左的政党达成协议。
3．在第二阶段和以后各阶段，允许同一切革命政党与反对党直至立宪民主党（以及与之相类似的集团，如穆斯林集团、哥萨克集团等等）达成协议。
4．在达成协议时，社会民主党应当按照非社会主义政党的民主主义程度加以区别，其顺序为：（1）社会革命党，（2）人民社会党，（3）劳动派，（4）立宪民主党。
5．在工人选民团里，除了同未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某些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和波兰社会党达成协议外，不得同其他政党和组织达成任何协议。
6．协议的性质只能是技术性的。”——[295]。
重要摘录： 在订立选举协议问题上，党的伦敦代表大会和1907年7月的党的代表会议的原则指示应当仍然有效。
1908年12月决议谴责了取消派、无条件地要求承认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活动以及要求利用合法机会，1910年一月全会通过的决议反对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后一个决议是前一个决议的直接结论、必然的继续和终结。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节选）
（1911年9月1日〔14日〕）
列维茨基先生声称俄国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他的这个著名公式是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的公式。不仅如此，而且是十足背叛行为的公式。说“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就等于投到资产阶级方面，投到自由派方面去，因为自由派正是向现代的奴隶即雇佣工人说，你可以为改善自己的奴隶地位斗争，但要把推翻奴隶制的想法看作是有害的空想！把伯恩施坦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个有名公式同列维茨基的公式对照一下，就会看到，这是同一种思想的两种说法。两种说法都是只承认改良，而否认革命。伯恩施坦的公式要广一些，因为它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民主党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政党的最终目的）。列维茨基的公式要窄一些，因为它在脱离革命的同时，特别要脱离自由派在1905—1907年间最仇恨的东西，即无产阶级从自由派手里夺去的那个在争取彻底的民主主义变革的斗争中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领导权。
向工人鼓吹他们需要的“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就是把无产阶级事业出卖给自由派，就是鼓吹用自由派的工人政策来代替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策。
放弃领导权思想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的最露骨的表现，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取消派都敢用这样明确的方式公开表露自己的思想的。其中有些人（如马尔托夫先生）为了嘲弄真相，甚至企图否认放弃领导权和取消主义之间的联系。
为改良主义观点“找根据”的一个更“精巧”的企图是这样一种论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1905年以后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即第二次争取民主主义变革的全民斗争是不会发生的；因此，俄国行将到来的不是革命危机，而是“立宪”危机，工人阶级只要在这个“立宪危机”的基础上，设法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就行了。取消派尤·拉林在《生活事业》杂志上（先前还在《复兴》杂志上），就是这样说的。
拉林先生写道：“当前不会发生1905年十月事件。谁解散杜马，他就要比革命后的奥地利更快地恢复杜马；奥地利曾于1851年废除宪法，而到1860年，即过了9年以后，没有经过任何革命〈请注意这一点！〉，只是为了统治阶级中最有权势的、已经把自己的经济改造成资本主义的那部分人的利益，便重新承认了宪法。”“在目前这个阶段上，不可能发生1905年那样的全国性革命运动。”
拉林先生的所有这些议论，不过是在冗长地复述唐恩先生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当有人提出一个决议说，“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曾经引起了1905年革命的那些基本因素仍然在起作用”，又在日渐成熟的危机正是革命危机，而不是“立宪”危机，那时，取消派的《呼声报》编辑就反对这个决议，大叫大喊说：“他们〈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竟想钻到已被打垮过一次的地方去。”
又“钻到”革命里去，在形势已经改变的情况下始终不倦地鼓吹革命，使工人阶级的力量为进行革命作好准备，——这在改良主义者看来，竟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罪行，成了革命无产阶级的过错。不要“钻到已被打垮过一次的地方去”，——这就是叛徒和每遭失败以后就灰心丧气的一些人的明智之处。
但是，那些比俄国更老、更“有经验的”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就善于两次、三次以至四次地“钻到已被打垮过一次的地方去”，善于（例如在法国）在1789—1871年间举行四次革命，遭受惨败以后一次又一次掀起斗争并建立共和国，在这种共和国中，革命无产阶级同它的最后一个敌人——先进资产阶级相对峙；也只有这种共和国才能成为与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最后斗争的条件相适应的国家形式。
这就是社会党人同自由派即维护资产阶级的人的不同之处。社会党人教导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应该利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矛盾，利用它的敌人或中间阶层的一切弱点来为新的革命斗争作准备，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在人民更加觉悟的条件下，重新举行革命。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则教导说，革命是工人所不需要的，是对工人有害的，工人不应当“钻到”革命里去，而应当象好孩子那样乖乖地搞改良。
因此，改良主义者这些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为了使俄国工人离开社会主义，总是拿19世纪60年代的奥地利（以及普鲁士）来做例子。为什么他们喜欢举这些例子呢？尤·拉林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因为这些国家在1848年革命“没有成功”之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改革“没有经过任何革命”就完成了。
关键就在这里！这就是他们内心充满了喜悦的原因。你看，资产阶级改革没有经过革命也可以实现！！既然这样，那我们俄国人为什么自找麻烦要想搞什么革命呢？为什么我们不让地主和厂主也对俄国进行这种“没有经过任何革命”的资产阶级改革呢！？
由于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无产阶级的软弱，因此它没有能够阻止地主和资产阶级不顾工人利益、以最不利于工人的形式、在保存君主制度和贵族特权、保存农村的无权状况和其他许多中世纪残余的条件下实现改革。
我国无产阶级在1905年已经显示出西方任何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中空前未有的力量以后，俄国的改良主义者竟然还拿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四五十年以前力量薄弱的例子来为自己的背叛行为辩护，为自己的背叛的说教“找根据”！
我们的改良主义者喜欢拿60年代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做例子，就最好地证明了他们的议论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他们在政治实践上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事实上，既然奥地利恢复了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废除的宪法，既然普鲁士在60年代进入了“危机时代”，那么这证明了什么呢？首先证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改革并未完成。一方面说俄国政权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政权（象拉林说的那样），目前我国政权已经谈不上什么农奴制性质（见同一个拉林说的话），同时，又拿普鲁士和奥地利来做例子，这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一般说来，否认俄国的资产阶级改革并未完成，是可笑的：就连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这些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都再明显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拉林本人（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到）也放弃了自己的立场。毫无疑问，君主制度在适应资产阶级发展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这是我们已经说过，并由党的决议（1908年12月）承认了的，但更无疑问的是：就连这种适应，就连资产阶级的反动，无论是第三届杜马，还是1906年11月9日（以及1910年6月14日）的土地法，都不能完成俄国资产阶级改革的任务。
关于选举运动和选举纲领(节选)
（1911年10月18日〔31日〕）
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来表明社会民主党选举纲领的实质和真髓，这就是：干革命！列夫·托尔斯泰在逝世前不久曾经说过，而且是以一种表现出“托尔斯泰主义”最糟糕的特色的遗憾口吻说过，俄国人民快得出奇地“学会了搞革命”。我们遗憾的只是，俄国人民还没有把这门学问学到手，没有这门学问，他们还会世世代代当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奴隶。然而，俄国无产阶级由于渴望对社会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确实把这门学问中必不可少的功课教给了全体俄国人民，特别是俄国的农民。不管斯托雷平用什么样的绞架，不管“路标派”怎样费尽心机，都不能强迫他们忘掉这些功课。功课已经教了，功课正在学，功课还要复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