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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由演习场内存在小贩，来说明当今中修当局的军民关系是利润和市场决定的，不太妥当。如今军民之间其实交流很少，导致军队内部和高层其实已经脱离群众。但是偶尔的军队和群众接触，往往是在救灾时刻，这种情况下军民关系肯定还是融洽的。但是出来干救灾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的，都是基层的普通军官，影响军民关系的，是军官和军队高层完全堕落为资产阶级镇压群众，维持秩序的暴力机器，腐败横生，关系户直接一步登天，往往是基层战士可能抱有单纯的阶级感情。
2.中修军队的救灾和古代的施粥没什么本质区别，为了防止自然灾害引起暴动，中修的军队就是雇佣军队，从长远看是没什么战斗力的，修正主义一怕马列毛、二怕人民群众、三怕美帝一直未变！
浅析特色的军队建设（二）——薪金制还是供给制
浅析特色的军队建设（三）——军队职业化
浅析特色的军队建设（四） ——什么是无产阶级军队
前言
常刷抖音的人，可能都刷到过“强军战车”的梗，说的是在中国，有一种神秘的军队编外人员，他们被称为“津贴收割机”、“大院扫地僧”、“军演万事通”“拥军代表”等，但被叫的最多的，还是“强军战车”。最近经常在视频网站刷到“强军战车”这个梗，不由得和特色的军队建设关联起来看待。本文将从强军战车为切入点，浅析特色的军队建设。
一、军民关系
1.资产阶级由利润和市场决定的军民关系
关于什么是强军战车，就是以前驻地或演习场附近的农村村民开的三轮车或者面包车而已。一般来说，这种“强军战车”分为四种。第一种是正常农户，因为官兵不方便外出，有时候会代替官兵们买点东西送过来，或者充当出租车，然后收点跑腿钱。第二种是村里开小超市的，提供送货上门服务。第三种是村里开小饭馆的，提供外卖送达。第四种，也是最多的，就是职业流动小商贩，专门吃服务部队这碗饭的，几乎能满足你一切需求。他们主要承担一些“编外后勤”的任务，满足部队正常保障之外的需要。不难看出，这些所谓的“强军战车”类似于国外的军事外包商PMC（Private Military Contractor）和社会化承包，以解决军队后勤保障的额外部分。这些专门做军队的生意的村民、小贩，凭借其生产资料，出售商品和服务，为部队提供饮食、运输、信息等资源，已经成为特色军队编外后勤补给实质上的军事承包商。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 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
要看到这些所谓的由村民和商人组成的军事外包商的商（资本）的属性。无一例外，这些资源都是要靠买，军民之间的关系因为改开之后三大差别的加剧，一部分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化和军队职业化的脱产属性，已经演变由市场供需决定，纯粹的商品关系和利益关系。例如以军事信息要挟士兵购买商品，剥削士兵的津贴，强买强卖，如多买几瓶告诉蓝军坐标，不买就告诉你的坐标。
所谓无利不起早，为了利润，这些承包商不仅会凭借商品在军队与社会市场之间稀缺程度进行低买高卖这种有成本的牟利行为，其中不乏以次充好的现象；也会进行收集回收炮弹破片、金属废弃材料，对其进行倒卖的近乎无成本（甚至付出生命）的牟利行为，更有甚者会冒着犯法的行为倒买倒卖军事情报。这样的纯粹由利益和市场供需的军民关系，在历史上的淮海战役时期已有体现。邓小平在淮海战役期间用经济利益收买群众为其运输军用物资，结果不仅导致运输队秩序混乱和运输延误，运输量也远达不到部队的需求，还导致信息情报泄露遭受国民党军队阻截和军队与群众关系恶化的现象。最终淮海战役是靠几百万山东根据地群众的小推车推出来的，而不是靠邓小平用经济手段组织的群众运输队。
因此类似于“强军战车”这种将军民关系市场化和以利益驱动的军事外包商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更是如今特色官僚资产阶级复辟以来鼓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一切由市场决定（看不见的手）的必然产物。
2.无产阶级的军民鱼水情
反观改开以前的军民关系，远不是邓小平的经济收买乃至如今的利益驱动、市场供需关系所能比对的。贵州省黎平县的老人任时若回忆说，“我见过红军。那是冬天，虽然他们很苦，但他们对老百姓都很好。老百姓第一次接触红军心情复杂，但当看着平时祸害百姓的坏蛋被枪毙、恶霸被杀头……老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直到80年后的今天，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至今仍流传着许多关于“红军豆”“红军桥”“红军井”“红军树”“红军楼”“红军村”“红军学校”等历史故事，这些历史故事正是红军爱民助民的历史见证，是红军与沿途劳苦百姓的无产阶级军民鱼水情的体现，反观国民党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统治者们，只在当地留下了白色恐怖，抓壮丁等恶行的历史。
红军的长征是面临着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以及补给匮乏的艰难处境，但红军最终一步步走出封锁最终实现战略转移，靠的正是无产阶级的军民鱼水情，正如老红军钟明说到的：“人民是革命的母亲，在沿途群众无私的帮助下，红军才得以克服重重困难，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长征途中，红军极度缺乏的是最起码的生活和医药保障，是人民群众募捐钱物、粮食、食盐、衣物、药品等，为红军提供了生活方面的基本支持。据有关资料显示，仅在藏区征战的16个月中，各族人民支援红军粮食约1000万斤，牛、羊、马等各类牲畜总数约20万头。长征途中，敌军的围追堵截和险恶的自然环境一起，数度置红军几近绝境，是沿途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的无私帮助，使红军一次次化险为夷：是安顺场的那8位连姓名都未留下的船工与红军17勇士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孤舟强渡大渡河，惊醒了蒋介石企图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黄粱美梦。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是当地群众协助红军找到了木船，36名汉、彝、傣族的船工，连续7天7夜，将几万将士迅速渡过天险。当茫茫松潘大草地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时候，是当地一位60多岁的藏族通司（向导）带领红军在水草地行军4天4夜，终于开辟了一条可以让红军大部队通过的生命线。长征途中，饥饿、寒冷、疾病时刻威胁着红军将士的生命，每前进一公里，就有3到4人牺牲，是沿途人民群众源源不断加入红军，才使红军队伍不断有人倒下减员又不断补充壮大成为可能。
这种军民休戚与共的无产阶级军民鱼水情，是如何形成的？难道是通过经济收买，利益诱惑？为什么沿途群众冒着杀头的风险也要保护红军战士，将其掩护在家中？为什么沿途群众要主动让自家的孩子参加红军？为什么群众要十送红军？
亲不亲，阶级分，这种无产阶级的军民关系是由于阶级立场决定的。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主体是由工人与农民即无产阶级构成，与沿途广大饱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受压迫的群众和少数民族同胞并无二致，很多红军战士以前正是饱受压迫的一员。红军在长征过程中积极开展打地主豪绅行动，杀恶霸斗地主，真正让百姓从反动军阀和官僚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走到哪对群众进行政治揭露和革命灌输，没有什么是比劳苦大众受到的压迫更能体现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的反动本性并进行广泛的政治揭露，没有什么是比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更能进行革命灌输宣传，因此才有一批批的新鲜血液注入红军之中，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真正为老百姓的队伍。
同时红军坚持严格的革命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坚持阶级路线，这与国民党军队的匪徒行径形成了鲜明对比。1935年2月，红军长征到达四川古蔺县境时，朱德向毛泽东讲起两件红军遵纪的事例：一是红军路过该地桔林时秋毫无犯，一是红军战士挖了群众萝卜后塞进铜元为酬金。毛泽东感慨地说：“宋史言，岳飞军‘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我们朱毛红军在井冈山是这样，到了总司令的四川家乡也是这样。对此，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1935年3月6日，蒋介石致电四川军阀刘湘、潘文华：“据报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
因此正是工农红军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和严肃的革命纪律，以及走到哪打到哪宣传到哪的革命实践与革命宣传，真正让老百姓认识到这是一支人民的军队，一支代表了贫苦大众的军队，真正发挥了革命力量人民性的优势，造就了红军与沿途劳苦大众之间无产阶级的军民鱼水情，将人民群众革命的潜力化作了现实力量，因此劳苦群众才会踊跃募捐钱物、粮食、食盐、衣物、药品等，为处于困境中的红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补给支援，让革命的星星之火得以保存并最终成燎原之势。“人民是革命的母亲”正是这种无产阶级军民关系的例证。
以前的人民军队早已在特色官僚资产阶级的一系列改造下成为了职业化的资产阶级军队，成为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机器，无产阶级的军民关系演变为了这种由市场和利润驱动的资产阶级的军民关系，特色的反动统治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民看清它的真面目，为此特色将红军的长征说成是为了北上抗日，代表了民族解放的前进方向，人民群众是为了实现民族解放而团结在红军周边。特色对红军的污名化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再一次掩盖在民族矛盾之下，抹杀了革命先烈的付出，妄图用民族主义再一次将无产阶级民众和其资产军队捆绑起来，一致对外，以转移国内愈演愈烈的阶级矛盾，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这正是特色官僚资产阶级反动阶级本性的体现。
正如《论持久战》中所揭示的，虽然敌强我弱但是敌衰我兴，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兴盛和特色资产阶级衰亡的关键正在于前者的人民性和后者的反人民性，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只有在新的革命形势下通过政治揭露和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重新建设并发扬这种无产阶级的军民鱼水情，发挥革命力量人民性的优势，让人民成为革命的母亲，将人民的潜力转化为革命的现实力量，才能实现敌我力量对比反转，逐步击败资产阶级军队并解放被资产阶级纪律所裹挟的无产阶级战士，直到推翻特色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再造无产阶级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