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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在ts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之下，教育体系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领域，事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不容质疑的。在修正分子复辟资本主义之后，教育路线就彻底向着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倾斜，学生和教师一同在这个大的意识形态灌输系统中被异化、被压迫。而要摆脱这种境地，只能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政权，打碎旧有的迫害人的教育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向着社会主义的教育前进！
2.本文在展望未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教育制度和批判当今修正主义教育制度上都很细致，是值得同志们仔细阅读的长文！
前言
教育，“教育”是一个伟大的词汇，它代表着人在社会生活中所被教授知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学习过程。
学校作为学生“教育”的场所和载体，并不是“超阶级”的，也并不是“全民”的。而学校也是“为一定的阶级政治服务”，也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剥削阶级为了掩盖和压迫劳动阶级，要使学校变成“资产阶级统治”、用于“渗透资产阶级思想”的工具。
所以无产阶级就必须牢牢把握住学校，要“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俄共(布)纲领草案》1919年2月,列宁）如果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丢失这一重要阵地，那么学校以及其附属的教育者则会全然转向资产阶级，为资产阶级服务，没有任何“中间立场”可言。
一、无产阶级的教育是怎么样的
1.“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1958年的一次讲话》毛泽东）
学生作为新生的“小知识分子”脱离了生产就容易轻浮，“摆小资产阶级架势”。脱离了工农群众就很难改造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可能会导致“学生与工农群众相对”的情况。这种状况下，残余的资产阶级势力就会趁虚而入，长久以往，就有“资产阶级复辟”的趋势。
让学生亲自参与劳动，去亲身实践，在同工人与农民的共同生产中改造自己，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五四运动》1939年5月,毛泽东）
无产阶级教育不要把学校建在城市中，不要把学生禁锢在狭窄的方正教室中；而是把大部分学校建在田间地头、工厂旁，要让学生去劳动生产，给他们大量的参与劳动生产的时间。
“离开工作，离开斗争，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因为这种书本知识依然保持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令人厌恶的特征，即理论与实践脱节。”（《共青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
农村学校要自设“附属农场”，或者与农业合作社签订合同；而且要让学生利用假期空余时间返回各村内参与生产。
有的同志要问，“在大城市的学校怎么办？没有办法让他们参与农业生产啊！”这一点完全不需要焦虑。
城市学校在条件充足的情况下设立“联合附属工厂”；没有办厂条件的学校可以与当地“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签订参与劳动的合同。”（《工作方法(草案)》1958年7月,毛泽东）
必须要让学生们参与劳动生产，钝钝“小资产阶级锐气”；到了大一点，就可以实行半工半读了。在“田间”学习，同农民在一起；在“车间”学习，同工人在一起。使劳动生产成为学习必要的一部分，工作以后也要使学习成为劳动生产的一部分。
同时，必须让学生们学习“阶级斗争”，学习马列主义，对抗资产阶级的复辟与反攻。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与毛远新谈话纪要》1964年9月5日,毛泽东）
2.“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 （《对“北京一个中学校长提出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的批示》1964年3月10日,毛泽东）
学生们的学习压力大，必然会使学生们对学习产生厌恶感，对于无产阶级教育来说，是绝对不能对学生施加课程压力，考试也是如此。臃肿的课程会耽搁学生参与劳动生产，也会滋生“懒惰”的反面情绪，这非常得不偿失。
要尽可能的减免学生身上的学习负担，“宁可少些，也要好些”，让学生有大量时间参与劳动生产以及从事自身的兴趣爱好。
可能有的同志提出疑惑，“学习课程太少，学生会认真听课吗？”这一点也不需要担心。学习不认真听课的前提是受到了“资产阶级入注教育法”，以及“过多的学习压力”所导致的；在无产阶级教育中，学习反而是一项生动且“短暂”的日常，学生们会向学习投入极高的热情，会将学习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来看待。学生们不仅要参与生产，也要多玩儿，多活动，多见识世面，要培养自身的兴趣爱好。
还有考试，不妨让我们看一看毛主席的原话是怎么样的: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来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个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就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谈话》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教育拒绝任何死板的“应试教育考试”，考试制度要创新，要检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成度，而且答题方式也不能受到束缚，也要敢于创新。而不是空取一个“分数”。只看“分数”，不看学生知识成熟度，是错误的“资产阶级应试教育观”，是坚决不可取的。
3.“中国历史上凡是重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儿真才实学。”（《与毛远新谈话纪要》1964年7月5日,毛泽东）
在上文，我们提出了“考试是为了检验学生对知识的熟练，而不是空取一个‘分数’”的教育方法。那么所谓的“学历论”也是我们要大力反对的方向。
只看“学历”是旧教育的体制，是统治阶级为了筛选“为我所用的奴隶”而建立起来的；这种观念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化，滋生出新一代“资产阶级”。而这种选拔方式不知埋没了多少“真正的实际人才”，让多少本能成为“大文学家”、“大数学家”和“大化学家”的学生丧失“发光发热”的机会？而这种“学历论”的教育方式必定会脱离工农群众，加强学生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更有甚者尝试变成“公开蔑视工农群众”的“资产阶级专家”。
无产阶级教育体制让学生投入劳动生产之中，半工半读，使学生最近距离接近工农群众，并由工厂或劳动合作社推选进入“高等学校”。
有的同志又要担忧的提出，“那么剩下的学生无法接受‘高等教育’了吗？唉，要是有‘托关系走后门’的情况发生怎么办呢？”这种担忧是必要的，但也是极易解决的。
对于“高等教育”，我们已经废止了“学历论”，那么所谓“专科”与“本科”之间的差别就只剩一名之别。在“专科学校”，我们依然能够享受极好的“高等教育”；学生们也不必为“学分”与“格及毕业”而担忧，他们可以从事学习自己最喜欢的科目，竭尽全力的投入“深陷其中”了。
对于“托关系走后门”这一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破坏，最好的方法就是告知在同一工厂中工作的工人，让工人们一起反抗这么“可耻龌龊”的错误行为。工人群众不屑于与这种“人”为伍！
有些不太清楚的同志可能要问了，“那么‘考试应试’也要废除吗？”这是肯定的。现代的各个职位已经被资产阶级细致的简化为只需要“统计计算”的地步，任何工农群众都能胜任的地步，就像列宁同志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及的那样。各个小职员要从工农群众中直接选举产生，是遵守“巴黎公社”原则的。不过我们是谈论“教育”，关于“政策”问题就不过多展开叙述了。
4.“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的问题。教员就那么点儿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 （《与毛远新谈话纪要》1964年7月5日,毛泽东）
在文章开篇前言，我们提到过，“学校及附属教育者，要么服从无产阶级，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要么成为资产阶级，没有中间立场”。那么对于教育者及老师、教授等，也要进行无产阶级教育改造，也要投入生产劳动当中，不能“天天待在洋楼”，要与学生同乐同生产。
同样的，教育者也应该拒绝“入注法教学”，“学历论”歧视分化学生；要用生动的语言去向学生讲解，亲自带头参加劳动生产或实验考察；不能摆“专家架势”，而是要亲近学生，等等。
由于篇幅原因，关于教育者具体如何行使育人权力，就不过多展开赘述，引用毛主席的话来简单的概括一下:
“教授法
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2.由近及远；
3.由浅入深；
4.说话通俗话；
5.说话要明白；
6.说话要有趣味；
7.以姿势助说话；
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9.要提纲；
10.干部班儿要用讨论式。”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毛泽东）
这些“教授法”适用于工农兵群众，也适用于学生群体。
让我们总结一下：
(1)无产阶级教育要让学生参与劳动生产，接触工农群众，半工半读。
(2)无产阶级教育要让学生学会“阶级斗争”，学习马列主义。
(3)无产阶级教育拒绝“注入式”教育，不得束缚学生，不得将“书本”看的太重。
(4)无产阶级教育要减少课程，让学生有大量时间投身劳动生产，以及发展兴趣爱好。
(5)无产阶级教育拒绝“学历论”，不能只看“分数”，而是在意学生知识的掌握。
(6)教育者也要做到同学生共同生产，实验考察；不可“高学生一等”。
二、当代中修教育的罪恶性
同志们，在我们讨论之前先看一段文字:
几十年之后，列宁主义的故乡，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的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今日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下的学校，又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苏修头目勃列日倪夫亲自出马，拚命兜售“天才教育”、“读书做官”的黑货，鼓吹“一定要选拔真正有天赋的人入学，以造成高材生”，“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政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公开教峻青年学生走资本主义道路，成为精神贵族。他们还把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塞进文化教育领域，公开宣杨掌握知识是“产生高颜利润的贮钱匣”，“要用卢布教育人”。而那些待权阶层的子女则拚命抢登高等学校这个升官发财的阶样，为了上大学，他们可以花钱雇人，代行考试，贿赂上词，换取“鉴定书”，取得“专家”的头衔，以至高价买卖“毕业文凭”。
（《苏联教育的转变》,“列宁为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斗争”,史謝佐）
多么刻骨铭心，多么令人似曾相识！字字诛心！现在毛主席的故乡，也蜕变为“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再次爬到了工农群众的头上！而中修的“教育制度”以及学校早已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且通过“教育”来异化社会中每一个新生的少年、青少年以及青年。
中修的“学历论”是极其可怕的，也是极其可恨的。考入高中的学生会歧视初中毕业的学生，而后者往往是中修内部无产阶级的最重要，也是数量最多的组成部分；他们一般从事于“最底层的”体力劳动。则考入大学的学生会歧视高中毕业的学生，而后者也大多成为“技术工人”，也是无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学以上的各个学历也会形成歧视链，其中也会诞生“脑力劳动无产者”；但“体力劳动无产者”则是被踏在这个“学历链条”的最底层。再加上中修刻意宣传灌输，造成脑力与体力无产者之间出现了差别，出现分化。这也造成“脑力无产者歧视体力无产者”，无产阶级之间出现分裂，无法团结，甚至会“阶级内斗”。这正是中修所想看到的。
中修通过“教育”分化了社会所有阶级，每个人都被打上“学历”烙印，每个人都被“筛选”到社会各岗位，但这是极其不公的！那么整个教育体制就成为“资产阶级的筛选机器”。资产阶级需要“创新人才”，就去找“高学历”；需要“技术人才”，就去找“中等学历”；需要“体力劳动”，就去找“低等学历”。所有人都因“学历”不同而工作不同，都被打上“三六九等”的印记。同样也不知埋没不了多少“瓦特”、“高斯”。
而绝大多数考上“高等院校”的学生，则是将“考试”作为改变自身受压迫的唯一途径，通过“学历”来改变自身的“阶级”。这也导致了“资产阶级精英史观”的蔓延，以及学生“阶级斗争”意识的淡化。但这些“高学历者”往往只是“最高统治阶层”的“知识奴隶”。因为“上层社会”的名额是最有限，他们不会让“底层人”跻身他们其中，他们已经完成了垄断；但他们会放出“骗局”，告诉学生们要“努力学习，改变自己”，这样“知识奴隶”就会越来越多，“知识含金量”也越来越多。
这是因为学生们为了争夺那所谓“有限的名额”，为了成为他们眼中的“社会精英”就愈发的竞争。学生学习压力也会逐渐变，“挤得头破血流”，竞争学习时间越来越长，分数要求越来越高，学历要求也越来越高。但可悲的是，最后依然是“上层社会”的“知识奴隶”，为他们创造、更多更优质的“剩余价值”。这就是“内卷”。这正是中修希望学生越来越“内卷”，而反对学生们“摆烂躺平”的原因；因为学生们“摆烂”后，他们无法获得更多、更优质的利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气急败坏的发表对年轻人“摆烂”的“发言批讨”。
而这样的“教育观”所培育出来的学生也拥有相同的“社会观”，即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使“上一环剥削下一环”(也就是阶级剥削)成为常态。在这种“环环剥削”下。无产者以及农民成为了社会的最底层的一环。
这必然导致“资产阶级精英史观”的再滋生和泛滥，最大化的淡化了“阶级斗争”，而且更加可怕的是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脉脉相传”的。无产阶级的斗争意识将弱化到一个最低阶段（但社会阶级矛盾的愈演愈烈，又会将工人阶级的自发意识推上一个高潮，但没有先进的社会主义者进行“灌输”，也只能产生改良的“工联主义”）。
而工农成了最底层，学生也更不屑于接触工农群众，我们前文中所提到的那些“学生不参与生产”的后果“病症”，会更加强烈起来。而部分学生则彻底陷入“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起来”（这也是中修特意为了淡化“阶级斗争”意识而做的“文化宣传”，使学生以及受压迫群众溺死在“娱乐”的幻想之中），或者浑浑噩噩的“得过且过”。更可悲的是，为了生存被迫沦为“流氓无产者”，但这也是中修“社会分化”和“资本异化”的结果，他们也是中修“教育”的受害者。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组“权威数据”，看一看学生在中修“教育体制”下的生活多么“精神焕发”、“多姿多彩”。
“上午安排:早晨5点起床，5:50到操场跑场，7:05下早读吃早饭到7:30；8:05上课四节到11:50或12点。
中午安排:12:25上床睡觉，1:45到教室。
下午安排:下午2:05上课四节到下午5:30或5:40。
晚上安排:吃饭到下午5:55，晚上6:30上四节课到晚上10点高一二放学，高三晚上10:30放学。
寝室安排:高一二10:25关灯上床，高三10:55关灯上床。”
（来自山东省某市某县二中作息时间表）
像这样的作息时间，在整个中修“遍地开花”。学生们休息不够，上课必然打瞌睡，老师们还要“抖三抖，蹲三蹲”，用恶毒的语言批评学生，甚至体罚。
让我们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
“王：我们班有个干部子弟，表现可不好了，上课不用心听讲，下课也不练习，专看小说，有时在宿舍睡觉，星期六下午开会有时也不参加，星期天也不按时返校，有时星期天晚上，我们班或团员开会，他也不到，大家都对他有意见。
毛：你们教员允许你们上课打瞌睡，看小说吗？
王：不允许。
毛：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作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谁让你们星期日晚上开会哪！”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同王海蓉的讲话》1964年6月24日）
学生们“朝五晚十”不正是为了那些所谓“跻身上层社会的名额”吗？普通学生们疯狂“内卷”，准备所谓“公平”的高考；而资产阶级的“高干子弟”们早已挥霍父母“来之不洁”的“工人血汗”，在国外某名牌大学“体验生活”。“高干子弟”们享受着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而底层工农的孩子们，只能使用被上层唾弃的、最破败的“残羹剩饭”。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必定导致学生成绩出现分级化，学习程度不同，所用时间不同，“高考”结果也不可能相同。有些资产阶级“高干子弟”甚至不需要参加“高考”，花重金出国留学，回国后依然是“高学历”。这就造成了资产阶级“高干子弟”永远是“上层社会精英”，而工农的孩子只能“子承父业”，继续成为“无产阶级”。这就是为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会“脉脉相传”了。
“高考”从前不是“公平公正”的，以前也不是，现在也不是，将来也不是！
这就是中修口中的“公平高考”，是看“阶级出身”的“推举制”。再想一想当初毛主席为什么要取消“高考制度”，就茅塞顿开了。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双减政策”。在大城市中“双减”可能落实了一部分，但总体还是“形式主义”的表面工作。而到了中小县城，更别提乡镇上，中修所谓的“双减”更是一门“形式主义艺术品”！学生们还是同从前一样，“精神焕发”、“多姿多彩”。而对于资产阶级“高干子弟”来说，多一点少一点学习时间根本动摇不了任何“出身”和“教育资分配不均”的根基，反而添加了他们的空余时间；而工农的孩子则还是“朝五晚十”的作息，有甚者会更加过分。这下又让人们看清了中修“教育制度”的本质了。极度的不公平，也绝不可能“公平”。而中修依然在赞扬着“教育制度”以及“中高考政策”，想极力的去掩盖这个“迷惑了大众”的事实。
中修“教育”的一大特点就是“理论学习和实践相脱离”。在大学，学农业的不去田里搞农业，学化学的不去实验室里搞化学，学土木的不去工地做考察；学生们天天在“洋楼”里“生啃”书本知识，天天听老师、教授讲“刻板”的知识；去实际操作一下竟然兴奋的了不得，仿佛“太阳西边亮”一样。
我们在前文无产阶级教育里已经谈过了，“不能把学生束缚在书本，关在教室中”。而中修这样的“教育”必然导致学生成为“秀才”、“举人”、“进士”，只会背“八股”，一到实际上，就什么也干不成了。
我们用毛主席的话来讽刺中修，“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农业大学要通通搬到农村去。”（《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的讲话》毛泽东）
在“职业学校”里的学生，因为中修“教育”的分化，他们身上对“学习”的“排斥性”是异常强烈的。但这并不能责怪于他们，他们也是中修“异化教育”的受害者。他们身上“小资产阶级娱乐幻想”为何那么重，我们前文也简略提及过。而他们未来绝大多数都会成为工人，成为无产阶级的一份子。而中修的“学历论”将他们阻挡在“高等教育”的大门之外，未来的工人接受不到“高等教育”，他们的知识相比大学以上“学历”是相差甚远的。中修正是想让无产阶级“文盲化”，将他们学习知识的机会彻底断绝，断绝他们接触“阶级斗争”观念的任何机会！
这样中修就可以更好“奴役”工人群众了。因为没有“觉悟”的工人群众对抗中修是非常困难的，中修镇压工人群众会简单了许多。工人们会被“经济主义”的“工联主义”迷了眼，会被“改良主义”的“表面”消磨斗争意识。他们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才应该是“国家的主人”，更不可能知道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了。这也是中修“学历论”的罪恶阴谋之一！
而像中修又把“封建思想文化”重新拾起来，又给学生灌输“仁义礼教”、“忠君爱国”，这说白了就是将年轻人“驯化”成“奴隶”，为中修所压迫“奴役”。把中修“弘扬”所谓的“优秀传统文化”剥开来用“阶级史观”来看，无非是鲁迅先生在那“字里行间”看出的两字，“吃人”！这些东西同志们已经做了许多论述，想必早已成为“老生常谈”，我就不再用浅薄的语言复述一遍，请同志们见谅。
中修资本罪恶的手已经伸向了学生群体，作为未来从事“工人”职业的实习生来说，“进厂实习”就是噩梦的开始。
我有两组数据，我们来看一看，对比一下:
(1).“早晨8:30打卡上班，下午5点打卡下班；上班五天，周末休息两天；早晚吃饭自己掏钱，中午管饭，两素一荤；一个月工资2800元；宿舍11人一间屋，有独立卫生间，但没有柜子、桌子来放东西。”（根据“山东省青岛某锅炉实习生文叙”整理）
(2).“一个月4000，一天12个小时，有时候加班14小时，早晨7点起；中午一个小时吃饭，然后继续，下午也一个小时吃饭；晚上有时候9点下班，但是货多能干到10点不管饭；宿舍8个人一寝室；有个周天；有时候会倒班制，半夜干活，一直到白天。”（根据“湖南省永州某刀具实习生”口述整理）
好，同志们，我们不难看出资本的“贪婪与狡猾”！
8h，2800元；12h~14h，4000元。呵！资本以“实习生”为借口与学校同流合，向学校招募“绝对不会不干”的“廉价劳动力”！因为学校的“实习”往往是强制的，“实习”推脱不开，也不可能“推脱”。因为学校往往以各种要挟强迫学生与资本签订“合同”，比如:“毕业证”或“开除”；而资本又有充分的理由尽情的剥削学生的“剩余价值”，就以“学生实习”赶不上“真正的工人”为借口！
而在资本口中，“实习生”根本不是“工人”，只有它们用金钱“雇佣”的工人，才是“真正的工人”。学校则实打实的成了资本最亲密的“帮凶”！往往“实习生”是不敢反抗的，在他们面前不只有资本“合同”的约束，还有学校的“威压”，再加上学生本身被中修“教育”与“娱乐文化”的腐蚀，他们身上的“小资产阶级娱乐气息”会更加强烈，反抗意识往往远不如资本口中“真正的工人”。
但是自从他们踏入工厂开始“实习”时，他们已经投入到了无产阶级的行列之中。只是因为资本和学校的特意掩盖，他们并没有察觉。
虽然我们是在讨论中修的“教育”。但我们也不得不来浅浅的讨论一下“学生运动”。
“学生运动”正处于一个“低潮阶段”，就是中修“教育”的恶果，这正是中修所想看到的。而现在，因为中修内部阶级矛盾愈发的强烈，愈发的“不可收拾”，工人群众的“自发斗争意识”正向一个“高潮阶段”飞速迈进。
让我们来看一组简略的数据:
“从2012年1月1日-2022年4月14日，罢工次数为14398场（不完全统计）；而2023年8月8日截止到10月19日，罢工次数为313场（不完全统计）。”（来源自其他同志们整理的罢工资料）
“工人运动”愈发的强烈了，而“学生运动”的数量还是处于劣势。
我们前文提到过，中修的“教育”以及其刻意宣传为腐化“学生和被压迫阶级”的“娱乐文化”，对学生的“自发斗争意识”起到了极大的抑制作用。有一部分学生还是“觉醒了的”，但数量过少，而且往往有很多并不情愿“融入工人群体”，这还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搞的鬼。
我们不谈如何改造学生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因为有很多比我优秀的多的同志们提出了许多“改造意见”与“改造方法”。这里就不加以论述。但我还是要提一句，“改造小资思想的最好方法就是‘融工’。”
中修害怕“工人运动”，而现在“学生运动”的影响同“五四运动”那时远不能相比。（毛主席在1939年5月4日“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中讲到:“‘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在当时旧社会的条件下青年学生的确是对抗反动势力的“领头人”，但现在中修的情况则全然不同。因为大部分群众都被中修所迷惑，比如资本为了维护再生产，做出的虚假“表面改良”，事实上这是加强剥削；再加上“信息闭塞”和“思想专制”，很难再唤醒群众一同反抗，再复刻当年“五四运动”的壮举。）
我的个人提议是，要让“学生运动”去参加“工人运动”，而不是“单打独斗”自成一体。因为“学生运动”影响力大不如从前，但对“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发动的“学生运动”打压是极强的。因为中修从本质上还是惧怕的。在“学生运动”影响力衰弱，中修打压极强的情况下，我们并不是“放弃斗争，坐地等死”，而是运用其他方式。
我们要将“学生运动”分为两种来看，一种是对“学校问题”的斗争，一种是对“社会问题”的斗争。
对待“学校问题”，我们可以选择“直接斗争”。因为学校并不会对学生“痛下杀手”，至少没有过多“生命危险”；我们也可以“合法斗争”，即“举报”。但是对于把“形式主义”玩成“艺术”的中修来说，基本无效。除非大量学生共同“举报”，或者用“官僚来战胜官僚”，但并不太提倡。
另一种情况，对待“社会问题”就全然不同了。还记得2022年的自由派“白纸运动”吗？结局如何，想必大家都清楚，当然也可想而知。“学生运动”单打独斗在中修这一阶段内是绝对不可行的，中修已经是“帝国主义列强”，他甚至比“八九”时更加猖獗，更加狂妄。再加上我们前文中所说的，“学生运动”的影响明显衰弱，工人“自发斗争意识”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学生运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投入“工人斗争”中去。在现阶段内不要急着把工人的“自发性”转变为“自觉性”，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完备的“先锋队”。而“自发性”萌芽也才刚刚“破土”不久。（但这“破土”就是“猛烈的狂风暴雨”，中修无论在无产阶级人数还是在社会阶级矛盾上，都有极其良好“开花”的条件。）我们能做的就是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以及参加“工人运动”。
怎么参加？我只能简略的提出两种:第一种，“直接参与到‘工人运动’当中”；第二种，以“‘学生运动’响应‘工人运动’”。当然，后者是要求多数学生拥有“阶级斗争意识”，否则并不太可能用“学生运动”响应“工人运动”。（除了少数自由派或民主派）
在中修这一阶段内，“学生运动”必须服从“工人运动”，必须将两者紧紧的联合在一起。（在没有“自觉性”诞生的情况下；也不要过于迷信“自发性”。）
关于具体如何响应“工人运动”，我并不在这里具体展开论述，也是限于篇幅原因。不过一些非常出色的同志们已经做过了完善总结，所以就让我们把话题重新回归到“教育”上来吧！
关于“食堂”、“校服”问题，我们用简单的语言来概括一下。“食堂饭菜”贵而且难吃，“校服”质量极差而且贵，这都是资本主义下特有的情况，无非就是资本从学生身上“薅羊毛”，剥夺一下学生身上极有限的“价值”（这提不上是“剩余价值”，因为学生没有参与生产，也不是“劳动雇佣关系”）。
这里我们要特别提一下“校服”，“校服”会把学生分割为“三六九等”。因为中修“教育体制”下，学校成绩各部相同，各学校因“学历论”的影响特别看“分数”，也必然出现“学校歧视链”。而学生也受到这种不良影响，在同一所学校内“成绩良好”的学生也难免会歧视“学习劣势”的学生，那么各个学校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打个比方，“A学校总体成绩要比B学校高，录取分数线高，那么A的学生见到B的学生就‘自认为比对方高一等’。”这无疑是在展现“小资产阶级自我优越性”，而“校服”则是助长了这种情况的“帮凶”。因为“校服”是每个学校特有的，那么穿着这一身“校服”的学生就被打上了烙印。
在无产阶级教育下，我们也许需要“校服”，但本质是绝不相同的。“校服”费用应该由学校支出，质量也会是极高的水平。但我们应该鼓励学生们穿着自己喜爱的服装，鼓励他们拥有自己的审美，不要用“单调”的、“强制统一式”的服装。
所谓担忧“学生攀比服饰”，那是资本主义特有的“金钱主义攀比”，无产阶级教育下学生是参与劳动生产的，是被工农群众改造精神的。还有什么“校服可以加强学生的集体感”，这更是一种可笑的表面“形式主义”。难道我们不应该鼓励青春期的学生们养成自己的正确审美，不应该让他们为自己“多下点功夫”吗？“爱美”是人天生的，在无产阶级教育是要得到解放的，而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更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法权”。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关于“历史虚无主义”。毫无疑问的中修“教育”课程中充斥着令人作呕的“虚无”，随便找一本初中、高中、大学的“历史教材”，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令人发笑的“荒唐”。什么“十年错误”，什么“四人谋反”，什么“改开必然”，什么“新时代‘真好’”，比比皆是，触目惊心！
中修“教育”正是想通过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在潜移默化中彻底扭曲新一代青年人的思想，把“复辟资本主义”编撰成“光荣的‘社会主义’探索”，把“十年革命”篡改为“动乱错误‘反革命’”；呵，下一步就要彻底把“剥削有功”四个大字印在“历史教材”封面上！现在年轻人对“社会主义”以及“十年革命”的定义完完全全是错误的，是大错特错！这正是中修的目的，“淡化阶级”、“娱乐腐化”、“奴役驯化”。而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在“地下”一步一步的、一个一个的去宣传和纠正年轻人错误的认知，去竭尽全力的反对中修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而且改造学生思想的前提，必然是让他们彻底认清被刻意“埋葬”抹黑的那段历史。
不只是“历史”，还有“政治”、“哲学”、甚至各种“理学科”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篡改。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竭尽全力的“斗争”，逐个击破这些“虚无的谎言”。
我相信各位同志们早已察觉到，在中修“教育”中，煽动“爱国主义”、对“修正党”的迷信，以及对“最高修正主义者”的“个人崇拜”愈发严重。没错，中修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强对学生“思想的专制”，企图用如此卑劣的方式“驯化”学生，让学生成为狂热的“奴隶信徒”。而且现在有很多没有认清中修真面目的“狭隘爱国主义者”依然为中修“太平盛世”唱赞歌。这些“狭隘爱国主义者”的出现，中修的“思想专制”功不可没！
因为中修信息的闭塞，学生们无法从“常规途径”获得任何与中修相关的“负面信息”，这也是“狭隘爱国主义者”诞生的一大原因。不过中修内部社会阶级矛盾愈演愈烈，一些“狭隘爱国主义者”也遭受到了“社会的铁拳”，一些人也渐渐看清了中修的本质，而我们再去改造这些学生就非常容易。
还有一些人为“应试教育”洗白，说这种教育方式可以培育大量“自然科学人才”，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前文中已经说过，“应试教育”注重“分数”，很容易埋没一些真正有真才实学的学生。而且这些“自然科学人才”只是“上层社会精英”的“知识奴隶”罢了，是没有“研究自由”的。
而无产阶级教育，并不看重“分数”，也不会束缚学生的思想以及学习知识的思维方式；反而是支持学生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在学校中学习自己喜欢的科目，而且是经过劳动生产改造的“知识分子”，是真正对无产阶级事业建设有益的“人才”。
还有关于“奖学金”问题，我对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学识浅薄，只能引用一段关于苏修教育的文章原文，让大家看一看了:
(三)大搞物质刺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苏修的物质刺激原则在苏联教育中越来越起支配作用。苏修叛徒集团公开扬言：“教育是最有效的投资部门”，“干部质量(教育、熟练技能、工作经验)的提高，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小学可以使毕业生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四十三，中学可以提高百分之一百零八，大学则可以提高三倍”。宣扬“知识越多，身价越高”，完全把学生“商品化”。一九六五年苏修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斯捷帕科夫说，“需要，而且非常需要用卢布来教育人们”。苏修报刊还刊登过一幅题为《卢布是强有力的火车头》的宣传画，火车头正面写上俄文字“一卢布”，意思是“卢布是带动一切的火车头”，大肆渲染卢布的妙用，灌输列宁曾经痛斥过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做事为了拿钱”。为了保证物质刺激原则在教育上的贯彻，他们除增设新的奖金(“乌申斯基奖金”、“克鲁普斯卡娅奖金”等)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制订新的奖学金(助学金)发放条例。一九七一年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抛出《关于进一步改善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的物质条件与日常居住条件的措施》，宣布“提高奖学金数额和扩大奖学金领取者范围”。根据奖学金(助学金)使用条例的新规定，强调要以分数作为发放的依据。卢布成了刺激学生努力学习的动力。规定首先要发给学业成绩“优”的学生。不仅如此，苏修还仿照工资制，把助学金分为“基本助学金”和奖学金两种。其中奖学金竟多达五十五种之多。一个大学生的基本助学金定额为每月四十至六十卢布，差不多相等于工人的最低工资。而全五分的优等生增发基本助学金的百分之二十五的奖学金。如果是从单位保送来的优等生，又比他们同年级优等生的助学金还要提高百分之十五。对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停发助学金。据统计，大约有百分之八至十二的学生因为至少有一门“不及格”，而被取消了助学金。卢布也作为调剂学生报考专业或毕业分配的“法码”。例如，为了保证某些“冷门”学科的人数，就用高额助学金来刺激学生 报考。为了吸引更多的考生升入数学、工程和医学专业，这些专业的助学金数额也要比其他专业的多些。研究生的奖学金(助学金)要比本科生的高一倍。
(2).从法律上保障享受“优待和特权”。苏修《教育法立法原则》草案里专门规定了给予“国民教育工作者的优待和特权”。如：“根据法律，国民教育工作人员享受由国家照付工资的延长的假期，在农村地区免费享有取暖和照明设备的住房，享受领优抚金特权和其他优待和特权”。又如：对“培养专家方面有特殊功绩”的国民教育工作人员，授予苏联勋章和奖章，以及各种荣誉称号等等。
在苏修社会里，文凭成了定职定级定薪的重要依据。在赫鲁晓夫时期，大学毕业后每月工资为九十卢布，研究生毕业一百二十卢布，得到副博士学位后，工资为二百四十卢布，通过博士学位后，工资为四百八十卢布。一个院士的工资为二千至七千卢布，而学校中一个扫地工人的每月工资为三十卢布(大学生在学期间劳动一天可挣一至五个卢布，就是说，一个大学生劳动六天便可抵得上一个清洁工劳动一个月)。这些精神贵族还从其他途径捞取社会财富。如奖金报酬、技术津贴、学位津贴、职务津贴、稿费、外语知识津贴等等。实际工资远远超过他们的名义工资。至于其他特权，如小汽车、别墅、旅游、子女可自由地进入各类高校等等，更是劳动人民无法问津的。
（《苏联教育的演变》,“苏联学校教育的演变”,原载《教育实践》1975年第一期,上海师大教育系外国教育研究室）
只有解放无产阶级，让广大工农群众掌握国家机器，实行真正的“无产专政”，才能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进行到底！
“新的斗争已经开始”，中修的“教育”不是为“育人子弟”，而是中修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用来束缚和腐化新一代年轻人，把他们异化成中修所用的“奴隶”，无限的淡化学生们的“斗争意识”。无论是“内卷”，还是“学历论”，都是中修为了控制广大工农子女的“思想专制手段”。中修“教育”是最反动的“封建式”的“资本主义异化教育”，是我们坚决要反对的打倒对象！
让我们用毛主席的话作为结束语: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在莫斯科对中国青年留学生的讲话”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