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年前，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正发展到巅峰，侵略军疯狂进攻、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当时向敌后发展不久，仍旧是弱小的。可在那个时候，毛主席就通过《论持久战》这篇光辉的著作，预见到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全过程，预言了在持久战中日本帝国主义必然由盛转衰、人民武装必然由弱变强、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指出了持久战中人民武装所应采取的战略战术。《论持久战》是马克思主义之科学性的一个杰出证明，是唯物辩证法的一座伟大丰碑！
当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正处于低潮，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所面临的都是敌强我弱的严峻局面。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似乎是那么强大、那么不可动摇。在这样的形势下，《论持久战》的伟大意义就更加凸显。可以说，《论持久战》正是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由弱变强、最终取得胜利的普遍规律。当今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都必须自觉运用《论持久战》的光辉思想来指导革命斗争:通过“持久战”、通过运用毛主席所指出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来实现发展自己、削弱敌人，实现“由弱变强”，最终扭转敌我力量对比，取得最后胜利。
本文正是笔者学习《论持久战》的札记，希望能为同志们提供启发，能有助于同志们更好领会并运用《论持久战》中所揭示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普遍规律。
一、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所面临的基本局面是敌强我弱、但同时敌衰我兴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的开始，就首先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分析了决定战争全过程的几大基本矛盾，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
毛主席指出日本方面的四个基本特点是：“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第三，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 ”“最后，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
而中国方面的四个特点是：“第一，我们是一个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我们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第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内外反对力量虽给了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 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最后， 第四，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 ”
毛主席指出：“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 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
正是通过把握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毛主席做出了“持久战”的科学结论、预见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全过程、指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这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光辉典范。
在今天，马列毛主义者要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也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方法，要对革命力量和革命对象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有客观的、全面的、透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制定革命的路线及策略。
而且，舍掉抗日战争的具体特点，其实毛主席对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的分析是有普遍意义的，可以说毛主席的分析已经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和革命对象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基本特点。
首先，革命对象——反动统治阶级的基本特点是：第一，它是强大的。它占有着主要的生产资料，掌握着政权、军权、财权、法权，控制着宣传、舆论、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有着强大的经济力、组织力、军事力、影响力；第二，它是反动、反人民的。它剥削、压迫着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阻碍着劳动者的解放、生产力的发展，它的统治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必然引起劳动人民不断的、愈演愈烈的反抗；第三，它的力量又是有限的。从人数对比上来说，反动统治阶级始终只是一小撮，而被劳动人民的汪洋大海所包围。反动统治阶级只能依靠收买、欺骗及粗暴野蛮的“纪律“来维持“强大”的镇压力量。而且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反动性、反人民性，也必然导致其统治是越来越腐朽的，内部必然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腐化堕落、离心离德、矛盾重重，从而严重削弱它的力量。第四，它是失道寡助的。尽管全世界反动统治阶级存在相互勾结的一面，但同时也在进行着激烈的争夺。尤其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超额利润和世界霸权，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会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也由此造成了附属国统治阶级之间及内部的斗争。而这就会削弱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为革命力量创造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倒行逆施没有任何道义优势，决不能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同情，而会遭到全世界人民、全世界进步和革命力量的反对。全世界无产者和革命人民互相支援、互相配合，共同对全世界反动统治阶级进行打击、使其陷于包围中——第一波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浪潮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可能性。尽管目前世界人民的力量还是弱小的，但随着世界革命的复兴，必然使得反动统治阶级再次陷于全世界人民的包围中。
而革命力量的基本特点是：第一，革命力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相对于统治阶级的力量，将是弱小的。除了革命的高潮时期、决战时期，革命力量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占有生产资料、不掌握政权、军权、财权、法权，不控制上层建筑各领域（或者在持久的人民战争中，革命力量虽能在根据地掌权，但仍在长时期内相对于统治阶级的力量是弱小的，不具有全国性的统治力量），在经济力、组织力、军事力、影响力上都远逊于统治阶级。革命力量的群众基础：广大劳动人民，在反动统治下，在相当长时期内，将是缺乏组织、缺乏觉悟的，从而总体上会处于“自在”而非“自为”的状态。使得革命力量所动员的群众在相当长时期内将处于“少数”的地位。第二，革命力量是进步的、正义的，代表了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正因为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着广大劳动人民、阻碍着历史的前进，所以劳动群众和革命者造反有理！也必然引起劳动人民和进步力量的反抗。而马列毛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力量正是造反的先锋队。革命力量有着马列毛主义的理论武器，自觉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一边，依靠并发动劳动群众；能够科学地认识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结构，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能够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和战略战术，能够有效地动员、组织广大劳动群众，把劳动群众从“自在”转化为“自为”、形成改天换地的力量。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斗争的历史，造就了马列毛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这一进步的、正义的核心。在这一核心中，孕育着由其进步性、正义性及科学性所决定的，能够发展壮大、由弱变强、最终战胜反动统治阶级的必然性。 第三、革命力量的潜力是无穷的。正因为反动统治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对立，因此代表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革命力量就具有无穷的潜力。占人口绝大多数、实际从事生产劳动、一线工作的汪洋大海一般的劳动人民，都是革命力量可以依靠、可以动员的力量。只要革命力量有着正确的路线和战略战术，劳动人民就能为革命力量提供无穷无尽的人力和物质支援。而统治阶级只是一小撮，他们脱离人民、脱离生产和一切具体工作，而只能依靠欺骗、收买和强制来动员力量，这样的力量和劳动人民自觉提供的力量相比，必然是不能匹敌的，从根本的前途上来说是必然要被压倒和消灭的。第四，革命力量是得道多助的。革命力量的进步性、正义性，必然引起全世界人民和进步力量的同情。全世界人民和进步力量的一切反抗斗争都是对革命力量的有力支持。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面对着共同的敌人、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内部没有重大的利益冲突，因此能够紧密地联合起来，成为改变世界的战斗大军。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占人类的绝大多数，他们一旦联合起来，反动统治阶级就要陷于灭顶之灾！此外反动统治阶级由其本性决定而必然产生的内部的倾轧、斗争，包括各国统治阶级之间、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争夺、争霸，都会给革命力量提供可以利用的机会。
总结起来，革命力量和革命对象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一是敌强我弱。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强于革命力量；二是敌衰我兴，反动统治阶级由其根本性质决定是有着若干重大弱点的，这些弱点决定其必然走向衰败、走向灭亡。而革命力量也由其根本性质决定有着若干重大的优点，这些优点决定其必然走向兴盛、走向胜利。
正像毛主席根据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来得出抗日战争的正确路线和战略战术一样，我们必须根据革命力量和革命对象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来制定革命的正确路线和战略战术。
也就是说，必须在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下，用最适宜的办法，充分地发挥革命力量的优点、充分利用反动统治阶级的弱点，使革命力量的优点从隐到显、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形成伟大的现实力量；使反动统治阶级的弱点逐步发展，削弱其力量、吞噬其“强大”——从而实现“敌衰我兴”，逐步扭转力量对比、把敌强我弱变为我强敌弱，最终战胜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
而所有离开上述基本特点的路线和战略战术，都必然把革命引向挫折、引向失败。
凡是没有认识到“敌强我弱”，没有以此为前提制定路线和战略战术的，必然导致“左”倾冒险主义、盲动主义。
凡是只认识到“敌强我弱”、而没有认识到“敌衰我兴”的，没有根据“敌衰我兴”来制定路线和战略战术的，必然导致右倾投降主义、改良主义。
只有全面考虑“敌强我弱”、“敌衰我兴”这两个基本特点，根据这两个基本特点来制定路线和战略战术，才可能避免“左”、右倾的错误。
也正是由“敌强我弱”、“敌衰我兴”这两个基本特点，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抗日战争一样，必定是持久战。无产阶级革命绝不只是革命高潮时期的暴风骤雨、狂飙突进，而必然要经过漫长的、在曲折中前进的革命准备期。正是因为敌强我弱，敌我力量对比一开始非常悬殊，敌虽有重大弱点，但一时之间仍旧未充分发展、暴露，不能改变敌之“强”，而我虽有重大优点，一时之间也无法充分发挥，不能改变我之“弱”，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决不可能一战而胜。决不能指望统治阶级一朝自己崩溃、无产阶级革命能在一个早上自动取得胜利。而只有通过持久战，通过逐步将我之优点发挥出来，积累壮大革命力量，通过利用并推动敌之弱点的发展，以削弱敌之力量，从而使力量对比发生“我长敌消”的量变。只有通过长时间“量变”的积累，才能最终迎来“质变”的飞跃！没有布尔什维克党近20年的长期的革命准备工作（建立和发展革命先锋队、向群众灌输革命思想、发动、组织、领导革命群众运动），没有通过这长期的革命准备工作所奠定的干部基础和群众基础，就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更是典型的“持久战”，通过20多年持久的人民战争才得以扭转力量对比、最终战胜敌人。
否认无产阶级革命是持久战，反对进行长期的、艰苦细致的革命准备工作，指望短期内就能与敌人决战、或者指望少数人的冒险行动、或者指望革命奇迹（一夜之间劳动群众就能大规模自发动员起来实现革命），实质上就是没有认清“敌强我弱”这一革命的基本特点，从而沦为机会主义。
而只看到因敌强我弱而导致的“持久”的一面，而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能够“战而胜之”的前途，从而只从事琐碎改良的工作，而不真正从事革命的准备工作、不向群众灌输革命的思想、不发动革命的群众运动、不敢与敌人开展斗争，实质上就是没有认清“敌衰我兴”这一革命的基本特点。没有认识到我之优点和敌之弱点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是可以领导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是可以通过一个个局部的胜利来积累力量、削弱敌人，实现力量对比的量变的，是可以通过这种量变的积累最终迎来质变的。这也必然沦为机会主义。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在革命力量的优点中，哪一个是最根本的——因此是取得“持久战”的胜利的关键。
二、“兵民是胜利之本”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毛主席在这里，正是论述了革命力量战胜反动力量的关键。
在前文所述的革命力量与革命对象之间相互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中，哪一点是最根本的？或者说哪一点是革命力量最根本的优点，同时也是革命对象最根本的弱点？
那就是两者与劳动群众之截然不同的关系。革命力量的人民性——代表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是革命力量的最根本优点，是产生出革命力量其他优点的基础，也是决定革命力量之“兴”的根本原因；革命对象的反人民性——反动统治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对立，这就是革命对象的最根本弱点，是产生出革命对象其他弱点的基础，也是决定革命对象之“衰”的根本原因。
因此，要认识并应用革命的基本规律，从而自觉推动革命进程，最关键的就是要把握并运用革命力量和革命对象的这一基本矛盾。也就是说关键就在于实现“兵民是胜利之本”——发扬革命力量之“人民性”的优点，利用革命对象“反人民性”之缺点，这是实现敌衰我兴、改变敌强我弱的最根本的一环。
正是因为革命力量的人民性，决定了革命力量具有团结动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潜力，而这种潜力一旦变为现实力量，就能在力量对比上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从而就必然能够战胜反动统治阶级、取得革命胜利；而正是因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反人民性，使得他们从根本上只是孤立的一小撮。一旦劳动群众觉悟起来、团结起来，他们就必然陷于人民之汪洋大海的包围中而灭亡。这就是敌衰我兴的根本原因。
而之所以存在暂时的敌强我弱的局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劳动群众暂时的不觉悟、无组织，就在于革命力量尚未能团结动员大多数劳动群众，使得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大于劳动群众的自觉力量，从而使反动统治阶级能够以自觉的、有组织的少数去统治自在的、分散的多数。
所以革命的持久战中，最根本的工作就是要建立革命的群众基础，就是把不觉悟的、无组织的劳动群众转变为有革命觉悟的、有组织的自觉力量，这是革命的胜利之本，是实现敌衰我兴、扭转敌强我弱的根本途径。
而劳动群众的具体特点，在各个时代、各个国家都有着不同。因此，革命者必须研究当前革命中劳动群众的特殊性，以此来制定正确的群众工作的路线。
首先就要确定革命的主力军是谁，要把主要的群众工作放在发动革命的主力军上。而构成劳动群众之主体的阶级，就是当前革命的主力军。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工人阶级最先进，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但只占劳动群众的少数。劳动群众的主体是广大农民。因此农民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的主力军。革命者必须主要到农民中去，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农民群众”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之本！这已经由中国革命做出了最充分的证明。
而在已实现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毫无疑问工人阶级（暨无产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主体。工人阶级既是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也是主力军。因此革命者必须主要到工人中去，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工人群众”正是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之本。而凡是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动工人群众上、不依靠工人群众的路线（比如把主要精力放在学生、知识分子上，或者依靠各种社会少数群体、诉诸各种“非阶级”矛盾的“多元社运”等——不是说这些斗争没有意义、不应该支持，而是说这不能形成革命的主要力量，不能作为主要战线，而只能是次要战线），都是极端错误的。
其次对革命主力军中不同的阶层、集团也要有科学的认识，并采取相应的策略。
比如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农民阶级中也是分为不同阶层和集团的。革命者应该依靠受剥削压迫最深重、占农民群众主体的贫雇农及下中农，主要发动和动员他们，同时稳固地团结其余中农（他们也是劳动者，且在农民中占一定比例，但所受剥削压迫相对较轻。要发动、团结最大多数农民群众，必须要把他们争取过来。革命者应绝不损害他们利益，尽量使他们在革命运动中得利），孤立和打击作为剥削者的富农。
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也是分为不同阶层和集团的。革命者也必须对工人阶级的结构进行科学的分析，按照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来科学地划分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和集团，以此制定科学的策略。产业工人（制造业工人和运输业工人）最集中、在生产中最重要，受到的剥削压迫也最深重，是工人阶级的核心与骨干。革命者首先要依靠产业工人，要把发动产业工人作为最重要的工作；商业服务业工人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也占工人阶级相当比重，他们受到的剥削压迫也很深重，只是在集中性和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上略逊于产业工人，因此也应是重要的依靠力量，革命者也应把发动商业服务业工人作为重要的工作；脑力劳动工人（各类非管理职位的职员、工程技术人员等）也占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一定比例。他们从根本的阶级地位上来说，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但由于脑体差别的存在，总的来说他们收入相对较高、与体力劳动工人存在一定隔阂，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联系较紧密。革命者要稳固地团结他们、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在革命工人运动中注意保护并争取他们的利益），也应在他们中间开展一定群众工作，但相比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工人来说，他们只能是次要的群众工作对象。而对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工人贵族（各类“高管”、高级白领、改良主义的“工人领袖”等），则应予以孤立和打击。此外，革命者还应注意，在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中没有正式劳动关系的外包工、临时工，未被组织进改良主义工会的工人，外来、移民工人，女性工人，各类少数群体（民族、性向等）工人，总的来说受到的剥削压迫更为深重，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应是革命群众工作的重点对象。
对劳动群众的群众工作，不能理解为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工作。如果仅仅是改良主义的群众工作，那最终只能是在关键时刻瘫痪群众的战斗力量、为统治阶级“维稳”，而绝不能形成战胜统治阶级的革命力量。比如曾经很好地组织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典型的反面教员。
因此革命的群众工作，作为“敌衰我兴”的关键、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础，绝不能仅仅局限于把群众组织起来、为群众在现有体制所容忍的范围内“维权”，而关键在于使群众革命化。所谓使群众革命化，就是把群众组织为革命的力量。也就是说要培养千百万信奉马列毛主义、具有革命的觉悟、愿意献身于革命事业的革命劳动者，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群众的骨干网络；也就是说要把群众组织到革命的组织机构中去。所谓革命的组织机构，就是能够突破统治阶级的统治、破坏统治阶级的权力、实施革命权力的组织机构——一句话，就是能够“夺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最典型的，就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苏维埃，以及“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农会。当然由于斗争所面临的具体形势、具体力量对比不同，这些革命组织机构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可以是地下的、秘密的，“夺权”的程度、方式可以有不同，涉及的范围可大可小，甚至可以仅仅是一个社区或一个单位。但关键就是要通过这些革命组织机构把群众组织起来，形成真正的革命力量，能够切实地破坏、削弱剥削阶级的统治，而使群众能够得到掌握权力的利益、获得行使权力的经验，从而在一个个局部的范围内形成我强敌弱的红色支点。虽然总体上敌强我弱，劳动群众总体上缺乏觉悟和组织。但在具有有利条件的局部范围内，革命者是完全可能率先发动、团结多数劳动群众，率先发挥出革命力量“人民性”的根本优点，形成压倒敌人的力量的。而每形成一个这样的红色支点，就能改变一分敌我力量的对比，众多红色支点汇聚起来，就能实现“敌衰我兴”，最终产生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这样的革命群众工作，就要求革命者必须对群众进行革命的“灌输”。也就是说决不能到群众中去仅仅做一些经济的、生活的、文化的改良工作，而必须对群众进行政治的动员和教育，必须向群众传授马列毛主义，使其成为群众斗争的旗帜和武器。
这样的革命群众工作，必然要在革命斗争中发展。也就是说决不能把群众工作理解为脱离斗争的宣传教育活动、理解为可以不与敌人交锋、埋头发展群众组织的工作，而必须是在参与、发动及领导群众反抗压迫、争取自身权益、打击剥削阶级的斗争中，对群众进行“灌输”、把群众组织到革命组织机构中。只有通过革命的斗争，才能真正动员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只有通过螺旋式、波浪式发展的一次次斗争过程，才能培养出群众骨干，建立、巩固和发展革命组织机构。这样的革命斗争，必须有正确的战略战术，以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革命的群众工作并不拒绝做改良的工作、利用改良的组织，而关键在于改良工作及改良组织的地位——只能是作为革命群众工作的工具或掩护，而不能成为群众工作的根本目的。
掌握当前革命中劳动群众的特殊性，从而有一条正确的群众工作路线——能够把主要力量放到对革命主力军的群众工作中去，能够根据革命主力军的不同阶层和集团的特点采取正确的策略；贯彻革命的群众工作、使群众革命化——通过革命斗争来灌输马列毛主义、培养革命的群众骨干、把群众组织到革命的组织机构中，运用革命组织机构实现“夺权”。只要实现以上这两点，革命力量就能够发挥自身最根本的优点，使劳动群众成为“胜利之本”，奠定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还要有一套正确的战略战术。而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正是提出了对无产阶级革命有着普遍指导意义的一整套战略战术。下一部分，我们就将对此加以讨论。
三、无产阶级革命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思想是：在局部制造我强敌弱的局面
如前文所述，无产阶级革命所面临的基本局面是敌强我弱、但同时敌衰我兴。那么，在相当长时期内的敌强我弱的局面下，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革命力量要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才能够夺取一场场斗争的胜利，才能够“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从而逐步扭转“敌强我弱”呢？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段论述，正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扭转“敌强我弱”的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思想。
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必须基于“敌强我弱”和“敌衰我兴”的基本局面，而实现扬长避短：尽可能地避免以我之弱对敌之强，而用我之兴对敌之衰。
敌之强，是总体上强，在总的力量上，反动统治阶级在相当长时期内是强于革命力量的；我之弱，也是总体上弱，在相当长时期内，革命力量还不能团结动员大多数劳动群众，劳动群众总体上还不觉悟、不团结，劳动群众的自觉力量总体上要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因此，在相当长时期内，无产阶级革命决不能采取“正面对决”的方式，即用革命的总体力量去与反动统治阶级的总体力量进行正面交锋，而是要尽量避免反动统治阶级发挥其总体力量的优势来压倒革命力量。
敌虽然强，但又是“衰”的，也就是说是存在着重大弱点的，是与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相对立的，是反动的、腐朽的、矛盾重重的。因此其“强”必然是“不平衡”的，必然存在着众多矛盾特别尖锐、统治特别腐朽的“薄弱环节”。而我虽然弱，但却是“兴”的，也就是说代表着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历史前进方向，是进步的、新兴的、富有战斗力的。因此，虽然革命力量一时之间尚无法团结动员全体劳动群众中的大多数，无法扭转总体的力量对比，但却完全可能率先团结动员起部分劳动群众、形成自觉的力量去突破“薄弱环节”，从而首先在一个个的“局部”范围内，争取到大多数劳动群众，改变局部的力量对比，形成对反动力量的优势，即实现“我强敌弱”。通过在一个个“局部”制造我强敌弱，来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从而逐步蚕食敌人力量、发展我之力量，最终扭转总体的力量对比。
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思想：在总体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发挥我之优点、利用敌之弱点，在局部（敌之“薄弱环节”）制造我强敌弱的局面，从而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最终扭转总体力量对比。而由此基本思想出发，就产生了一整套战略战术。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对这一整套战略战术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毛主席的论述对无产阶级革命是有着普遍指导意义的。下面笔者就择其大要，谈一些个人粗浅的体会。这完全是抛砖引玉，希望能给同志们一点启发。毛主席所总结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战术，有待于广大无产阶级战士在新的实际斗争中全面学习和应用，而且也必将在与实际斗争的结合中发扬广大、取得新的发展。
犬牙交错的战争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犬牙交错的战争是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的形态”，而“这是由于日本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国的进步和土地广大这些矛盾因素产生出来的”。抗日战争中，人民武装不是与日本侵略军在固定战线上集结主力进行“堂堂正正”的“对决”，而是分散为众多游击部队，广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形成内线和外线、包围和反包围、有后方和无后方，（控制区）大块和小块之间犬牙交错的局面。使得日帝无法发挥其总体实力的优势，而不得不把军队分散开来去与人民武装进行“治安战”。这样就使人民武装有可能在局部夺取优势、战胜日军的分散部队。
舍去抗日战争的具体特点，犬牙交错也是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所应实现的斗争形态。一切反动统治阶级都一方面是强大的，一方面又是力量不足的——因为他们始终是与广大劳动群众根本对立的一小撮，只能依靠少数人来统治多数人。而革命力量正相反，虽然一时之间是弱小的，但却依靠广大劳动群众、有着无穷的潜力。因此革命力量必须要避免使自己的力量以“有形”的形式集中在“固定”的战线上——就是说不能使自己的力量集中在某个公开组织内，从而完全暴露给敌人，不能只用公开斗争的方式来与敌人“正面对决”——否则只能给敌人以聚而歼之的机会。而必须把自己的力量分散为无数的种子，到众多敌人的薄弱环节去生根开花。在一个个薄弱环节中，用灵活的方式团结动员多数劳动群众，形成局部优势，从而造成广泛的犬牙交错的局面——比如一个地区表面上敌人维持着统治，但实际上已经被革命力量广为蚕食，形成了众多革命力量占优势的红色支点；比如，一个单位、一个社区，表面上似乎还维持着旧统治形式，但实际上革命力量已经发动多数劳动群众夺取了实际控制权，使这里成为了红色堡垒。这样，就使得敌人无法发挥其总体优势、无法把力量集中起来压倒革命力量，而只能把力量分散到成千上万的局部中去与革命力量进行“治安战”。总体上要强于革命力量的反动统治力量，在不得不分散到成千上万的局部、与革命力量形成犬牙交错局面时，就充分暴露了其以一小撮人统治大多数人的弱点，使革命力量能够在局部率先战而胜之。
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抗日战争中的具体的战略方针主要的（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
毛主席论述道：“由于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日本是采取战略进攻方针的，我们则居于战略防御地位。日本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日本）形成了大范围的外线作战。我们则处于内线作战地位。所有这些，都是由敌强我弱这个特点造成的。这是一方面的情形。然而在另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敌以少兵临大国，就只能占领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由是，在其占领区域，则空出了广大地面无法占领，这就给了中国游击战争以广大活动的地盘……第二，敌以少兵临多兵，便处于多兵的包围中。敌分路向我进攻，敌处战略外线，我处战略内线，敌是战略进攻，我是战略防御，看起来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于是敌之战略作战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我之战略作战上的内线和防御，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变成了外线和进攻。……又由于敌兵虽少，乃是强兵(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我兵虽多，乃是弱兵(也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不是士气)，因此，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如果我们坚决地采取了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在战场上，因为我是进攻，敌是防御；我是多兵处外线，敌是少兵处内线；我是速决，敌虽企图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敌人方面，强者就变成了弱者，优势就变成了劣势；我军方面反之，弱者变成了强者，劣势变成了优势。在打了许多这样的胜仗之后，总的敌我形势便将引起变化。”
毛主席的精辟论述，正体现了“在局部制造我强敌弱的局面”的基本思想。“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正是在总体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制造局部我强敌弱的基本策略。这不仅在抗日战争中是适用的，而且在一切无产阶级革命中都是普遍适用的。
由于相当长时期内总体上敌强我弱，因此革命力量没有能力也不应该对反动统治阶级发动全面进攻，而只能总体上处于守势。但这绝不意味着革命力量就应该消极等待，只“隐蔽”不斗争，而是要抓住一切有利机会发动斗争。也就是说，在总体上处于守势、处于“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状态时，必须尽一切努力在局部创造有利条件，以在局部发动斗争并争取胜利，使得敌人的力量受到削弱、劳动群众得到一定果实，以此来“积小胜为大胜”。
无产阶级革命总体上是持久战，但在每一个具体斗争中，则要力争速决战。要利用有利条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快速夺取胜利。因为斗争一旦拖延僵持下去，统治阶级就能从容调动力量，发挥其总体的优势来打破革命力量局部的优势，最终把斗争镇压下去。这就要求，每一次具体斗争一是不应提出过高的、一时之间难以实现的斗争目标，而聚焦于群众要求最迫切的并且最有把握实现的目标；二是在取得一定胜利成果时（或斗争明显无法取胜时），要注意及时收兵，以保存斗争力量，以待下一回合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持久战，正是在一次次具体斗争的波浪式发展中实现的，因此除了革命的最终决战，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次斗争解决问题上，而应在每一次具体斗争达到高潮、取得一定斗争成果时，要及时收兵、撤退。当然这种收兵、撤退必须是有计划的、是保存自身力量的，而不能是溃散逃跑。通过迅猛发起斗争、提出适当斗争目标、快速夺取胜利、及时收兵撤退，使局部的敌人措手不及、无法抵抗，也使斗争不在不利的条件下升级，不给敌人调动力量发挥总体优势实施镇压的机会。
每一次具体斗争，都应该力争“不打无把握之仗”。要争取在发动大多数劳动群众、形成对敌人的压倒性优势的基础上发起斗争，使敌人陷于群众斗争的包围中，这是获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在局部发起进攻并实现速决战的根本前提。通过一次次这样的具体斗争，形成虽由于总体上敌强我弱使革命力量陷于包围中，但在众多的局部却是革命力量包围敌人、取得具体斗争胜利的局面。这就是“内线中的外线”之策略。
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人民武装在抗日战争中“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而阵地战则不能作为主要手段，只能在战役战斗中起辅助的、局部的作用。
所谓游击战和运动战，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只不过在作战规模上不同。运动战，是较大数量部队战役规模的作战，而游击战则是小部队战斗规模的作战。
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时，只能以游击战为基本的作战方式，而只在有利条件下去进行运动战。这对无产阶级革命也是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当革命力量与反动统治阶级力量对比悬殊时，只能主要采取小规模斗争的方式。也就是说只能在众多“微观”的局部（一个或几个企业、社区、学校等）去争取优势、去发动针对该“微观”局部特殊目标的小规模斗争。而只有当出现有利条件时（因为各种因素使得我之力量能在超出“微观”局部的范围内取得一定时间的优势），才发动运动战——在较大范围内（多个企业、社区、学校等，一定地区、一定行业甚至全国）发动较大规模斗争。
而阵地战，就是在固定战线上的正面对决、正面攻坚。这在总体上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是决不能成为主要作战方式的。同样，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应尽量避免以自己处于弱势的力量，去与敌人正面较量。也就是说不应在我之力量不占优势的范围内发动斗争，不能对敌之优势力量正面强攻。当我之力量在全国或在某一地区某一行业或在某一单位某一社区不占优势的时候，就不应该发动全国规模或某一地区某一行业规模或某一单位社区规模的斗争，不能在这些不占优势的范围内去与敌人优势力量正面对决（注意，有时候虽然基本的力量仍不占优势，但在一定条件下形成了对敌人的暂时的优势——比如针对某一特定目标形成了广泛的联盟，这时候也是可以发起斗争的）。而在敌人发动攻击且占明显优势的时候，革命力量一般也不应死守，而应及时撤退、转移。当然，如果在革命力量不占优势的范围内群众自发开展了斗争，那么革命力量是应该积极投入进去的，但在斗争中必须引导群众，尽量不使斗争成为不利条件下的阵地战，在斗争中努力争取优势以夺取胜利。而在面临失败的情况下，则应引导群众及时撤退，减少损失。阵地战，只能在游击战和运动战中作为辅助——在局部的我占优势的斗争中，在必要的情况下，在这一局部的某一局部，可以以我之弱势力量对敌之优势力量发动正面强攻，或以我之弱势力量在敌人进攻下死守。
消耗战，歼灭战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抗日战争的正确要求应该是：尽可能的歼灭战。在一切有利的场合，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全部也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于执行歼灭战的场合，则执行消耗战。对于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则。”
只有歼灭战，才能彻底摧毁一部分敌人的力量，使敌人“断其一指”。歼灭战是最有效的消灭敌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方式。而消耗战则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并不能有力地改变敌我力量对比。要打歼灭战，就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形成对部分敌人的包围、在局部范围内形成压倒性的力量。
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同样应该尽可能地“打歼灭战”。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在局部范围内集中所有力量，形成压倒性的优势，争取摧毁敌人在局部的部分或全部统治力量。在每一次具体斗争中，都不仅应争取一定的经济利益，而且要努力取得一定的政治成果——摧毁敌人的部分或全部统治体系、以劳动群众的革命机构取代之。在每一次具体斗争中，都要争取能够驱逐、消灭或控制一部分敌人的骨干分子，都要争取使敌人的一部分统治机构或被摧毁、或瘫痪或被我所实际控制，都要争取组织、发展劳动群众的革命机构，使革命机构能够夺取敌人的部分或全部权力。只有在一定范围内资产阶级专政被破坏、被削弱、被摧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建立起来并掌握一定权力了，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歼灭战”。否则，一切斗争都只是消耗战，都并不能有力改变敌我力量对比。
乘敌之隙的可能性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关于敌之可胜，就是在敌人的指挥方面也有其基础。自古无不犯错误的将军，敌人之有岔子可寻，正如我们自己也难免出岔子，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虽然我们不应把这点作为我之战略计划的重要基础，相反，我之计划宁可放在敌人少犯错误的假定上，才是可靠的做法。而且我乘敌隙，敌也可以乘我之隙，少授敌以可寻之隙，又是我们指挥方面的任务。然而敌之指挥错误，是事实上已经存在过，并且还要发生的，又可因我之努力制造出来的，都足供我之利用，抗日将军们应该极力地捉住它。”
反动统治阶级虽然强大，但却不是神，更可况它是反动、腐朽的，所以它绝不是“英明神武、百战百胜”的，而必然有着许多错误。革命力量应充分研究敌人的动向，抓住一切敌人的错误来为我所用，还要尽可能地诱导敌人犯错误。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中革命力量与反动派之间斗智斗勇的一个重要内容。
决战问题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抗日战争不同于其他许多战争的特点，又表现在这个决战问题上。在第一第二阶段，敌强我弱，敌之要求在于我集中主力与之决战。我之要求则相反，在选择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与之作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例如平型关、台儿庄以及许多的其他战斗；而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拚国家命运的战略的决战则根本不干……即在战略反攻阶段的决战亦然。那时虽然敌处劣势，我处优势，然而仍适用‘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直至打到鸭绿江边，都是如此。这样，我可始终立于主动。”
这一“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毫无疑问也是普遍适用于一切无产阶级革命的。所谓决战，就是敌我主力在一定范围内决定最终胜负的作战。在总体上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革命力量当然应根本避免赌上革命命运的敌我总体力量对决的决战。而在一个个局部范围内，争取有利条件下的局部决战。所谓有利条件，就是在该局部革命力量已经占据了压倒性优势，有把握一战而彻底摧毁敌人的统治力量。而凡不存在这样条件的，都应避免决战。通过局部的有利条件下的决战，革命力量逐步建立红色支点、红色区域，消灭敌人、积累力量，最终改变敌我力量对比。而在总体上取得优势后，就可以准备总体范围内的决战。但这也必须遵循“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只有总体上我方力量已占有明显优势，已有一战而胜的可靠把握时，才应发动决战去夺取最后胜利。否则，仍应继续发展力量、等待时机，以避免贸然决战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