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资产阶级法权与三大差别
《矛盾论》指出：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这段话可以引申出一个基本观点：差别就是矛盾。
前面我们已经论证过资产阶级法权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一方面，其蕴藏着资产阶级法权两种完全不同的走向。如果我们采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社会显微镜”来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观察，首先看到三组矛盾即“三大差别”。苏联（1918-1953），中国（1957-1976），这两个社会历史阶段的标本都呈现出：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后一个标本进行了缩小三大差别的伟大实验。
第一组矛盾：工农差别
面对“工农差别”的现实政治策略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这一点在二十一世纪也仍是不变的建设策略。苏联（1918-1953）的策略是：发展集体农庄，优先发展重工业。中国（1957-1976）的策略是：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处理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重关系。
选择这一策略的理由是：搞武装斗争也好，搞生产建设也好，首先要解决粮食。工业所需要的部分原料也从农业这边出，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即工业需要“粮食”。其次农业为工业品提供了广泛的国内市场，并满足扩大再生产的基本条件。最后，农民是工人的后备力量，农业生产率提高了就可以抽调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
以上是就“工农差别”这组矛盾的对立两个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谈，也即“同一性”。下面说说“斗争性”。
“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与平衡，“重工业的重要性”这些道理资产阶级也是懂得的。苏联（1918-1953）走资派主张发展重工业而不顾民生，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中国（1957-1976）走资派主张“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由利润决定。请看材料：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伙，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一贯反对我国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他们先是扯起新老修正主义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的破旗，鼓吹“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大砍合作社，妄图阻挠破坏农业集体化；在全国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他们又大肆散布“人多地少不用机械化”，“精耕细作不能机械化”，竭力反对农业机械化；当群众性的农具改革运动兴起的时候，他们又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叫嚷农具改革要“一天革几个命”，阴谋扼杀农具改革运动；他们利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大杀大砍农机工业和地方工业；他们还到处推销“国家出钱、农民种田”，“条条专政”和“高度垄断”等黑货，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要批判重制造、轻维修，重主机、轻配套配件，重数量、轻质量，重使用，轻管理的错误倾向，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四重四轻”使大批农业机械因为失修或配不上套不能发挥作用。有的贫下中农为了修好一台农业机械，跑遍多少个城市还买不到一个配件，他们气愤地说：“黄牛病了可以治，铁牛病了没人治”，“没有机器想机器，有了机器愁修理”。“四重四轻”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是“利润挂帅”、“支农吃亏论”等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必须彻底批判。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 《国务院关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报告》
无论是“国家出钱、农民种田”，还是“四重四轻”都体现了中修反动派在雏形期（即走资派）对待农业的看法。他们就是要从农业获得利润，而“维修，配套配件，农机质量，农机管理”都是妨碍利润的，他们都要砍掉。他们只要农民成为雇佣劳动力（含农业工人），成批地转为工人（临时工，合同工），挑拨工农联盟，挑拨新工人与老工人的关系，挑动群众斗群众，最后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大生产。
无产阶级革命派则主张以农业为出发点，把农业放在首位，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围绕农业的需要发展工业，工业应该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去取得自己发展的条件。把发展工业同发展农业结合起来，把完成工业现代化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把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同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同盟军作用结合起来，从而使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综上所述，问题不在于重不重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不在于“四个现代化”，重要的在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以缩小“工农差别”的矛盾呢，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扩大“工农差别”的矛盾。所以“工农差别”与“领导权”本身是相互作用的。进而证明我们的“引论”。
第二组矛盾：城乡差别
这组矛盾与第一组矛盾有连带关系。这里主要指城市与农村之间资源分配上的巨大差异，体现在教育，医疗卫生，公共设施，价值观导向等领域。
马列毛主义者与波尔布特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城乡差别应逐步缩小，后者通过机械式地转移城市人口来形式上取消城乡差别。前者认为城乡都可能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后者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唯一土壤。
面对“城乡差别”的现实政治策略是：五七道路即仿照革命战争年代各根据地，工农兵学商各自的社会分工与职能要相互渗透。人民公社工业化，乡村工厂化。城市要对农村实行援助。其中包括把小型的工厂转让给农村，把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派到农村去，提供书籍和教师来传播科技知识，在城市的工厂和学校里为农村培训人才，知识青年下乡，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去锻炼。
中国（1957-1976）在这一策略指导下，创造了苏联（1918-1953）所不具备的鲜活经验：
其一，农村卫生保健体系的构建。农村的新卫生保健体系主要是由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地方基金提供经费的，但是中央政府的支持对于它的建立和运转也是必不可少的。自1969年以后，农村赤脚医生的培训计划大大加快，到70年代中期，这类赤脚医生已经成为农村医疗保健体系中的骨干力量。
其二，中国的化肥有一半是由农村工厂所生产，而迅速增长的农业机械产品中也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地方农村工厂生产的。另据相关资料显示，农村的许多小型工厂还生产水泥、生铁、建筑材料、电力、化工产品、药品和各种各样的小消费品；更重要的是把近2000万农民改变成为农村的专职或兼职的工业工人。
这两项都是上个世纪马列毛主义者的伟大创举。
然而上述只是矛盾的一方面：城乡差别缩小的趋势，社会主义因素增强的趋势。矛盾的另一方面在于城乡差别扩大的趋势，资本主义因素增强的趋势。
无论是苏联（1918-1953）走资派还是中国（1957-1976）走资派，他们都力图利用城乡差别使文化知识、文艺创作、医疗技术等等看成是向人民索取高价的商品，追求“三名”、“三高”，追求“专家”、“权威”的头衔，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农村群众则被拒之于文化教育阵地的大门之外。文艺领域成为修正主义毒草丛生的场所，学校成为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摇篮”，卫生部门只是为城市少数人服务。
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针对这种趋势，在逐步缩小直至取消城乡差别作了不懈的努力。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学、辽宁朝阳农学院、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大寨学校都是这样例子。以朝阳农学院为详例，朝阳农学院的师生不仅把资源向农村倾斜，而且在价值观上同旧传统旧风俗（“看低农民与农村”）作了决裂：
朝阳农学院同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三届长期班三百四十多名“社来社去”的毕业生回乡当农民，还采取办科学实验队、农民业余大学、分段教学班、短期培训班、流动教学班等形式，培训了一万六千多名农业学大寨的骨干。这批新型农民对于打破资产阶级的知识垄断，起了很大作用。过去，为了搞好果树生产，有些社队从外地请人来，给很高的报酬，还要好吃好喝好招待；队里牲畜要劁骟、治病，私兽医要很多钱，不然，他们就拿一手。现在，有了朝农毕业生，这些人再利用城乡差别搞垄断就吃不开了。
也就是说：走资派主张利用城乡差别来获取超额利润，而无产阶级革命派则主张资源向乡村倾斜。走资派主张利用城乡差别“卡农民脖子”、“以高对高”，妄图剥削农民，而无产阶级革命派则主张逐步对工农业品价格作合理调整，缩小“剪刀差”， 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和商品交换中，逐年增加集体积累和个人收入，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
综上所述，问题不在于“城市反哺农村”，“城乡一体化”这些空洞的设想，重要的在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以缩小“城乡差别”的矛盾呢，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扩大“城乡差别”的矛盾，进而城市作为矛盾的一方面吃掉了矛盾了另一方面“乡村”，其结果就是当今中修治下的所谓“三农问题”。所以“城乡差别”与“领导权”本身是相互作用的。进而证明我们的“引论”。
第三组矛盾：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
这组矛盾与第二组矛盾有连带关系。走资派之所以可以利用城乡差别进行知识方面的垄断，就在于教育，医疗卫生，公共设施（包括管理），价值观导向等领域是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马列毛主义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不但要在物质财富的占有方面“剥夺剥夺者”，（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而且要把资产阶级“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如果没有这后一个“剥夺”，那么，前一个“剥夺”也将是不巩固的。毛主席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劳动人民创造的精神财富，却被统治阶级所攫取，这种被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颠倒过来。“劳动人民要知识化”，这是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体现于领导和群众之间、技术管理人员和直接生产者之间，而且直接生产者之间，也都存在着等级的差别。此外，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和腐蚀。这就会使前者（领导及技术管理人员）傲视工农群众、轻视体力劳动；使他们滋生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不以平等态度对待群众，当官作老爷，把同志式的关系变成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也即毛主席所指出的：“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详见本文第二章（二．“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
面对“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的现实政治策略是：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
我们以中国（1957-1976）的“北京印染厂”个案为例：
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个厂的领导干部和科室干部都是八小时白班工作制，夜里无人值班。夜班工人遇到急需解决的问题，不得不半夜敲干部的家门。有的干部被叫醒了，还不高兴，埋怨工人“大惊小怪”。对此，群众很有意见，感到“干部和工人就是不一样”。 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个厂实行了领导干部和科室干部轮流跟三班的制度，不论是早班、中班还是夜班，都有干部在车间一边劳动，一边工作，使许多问题及时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广大干部提高了“政治上不搞特权，生活上不搞特殊”的自觉性。广大干部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地批判和克服“领导高明论”，进一步看到了群众的力量，避免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个厂的各级干部中，工人成分少；文化大革命以后，一批优秀工人，包括不脱产的群众代表，参加了工厂领导班子，直接参与企业的领导，使厂和车间领导干部中的工人成分增加到百分之七十。文化大革命以前，工厂的各项管理工作，工人无权过问；文化大革命以后，从厂、车间到班组建立了三级群众管理网，与专业管理相结合，工人管理员达一千多人。文化大革命以前，厂里的重大事情，只能由书记、厂长等少数领导干部作决定；文化大革命以后，广大工人采取调查团、“三结合”小组、大字报、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对领导和厂里的大事实行革命的监督。
该厂贯彻“鞍钢宪法”，努力缩小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生产的蓬勃发展。一九七五年，全厂工业总产值比一九六五年增长六倍多，十年间为国家积累的资金可以用来兴建八个同等规模的工厂。
从以上案例来看，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不可能自动取消，只能通过一定的制度加以限制，直至使之消亡。中国（1957-1976）走资派利用这种差别，树立只有资产阶级“专家”、“权威”才能管理企业的偏见，用“管、卡、压、罚”束缚群众的手脚，使得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始终处于尖锐对立中，这种尖锐对立对于他们推行“利润挂帅”使最适宜的政治土壤。这一土壤催生出一个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他们是走资派广大的后备军。
综上所述，问题不在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这种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分工是否合理，重要的在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以缩小“脑体差别”的矛盾呢，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扩大“脑体差别”的矛盾；重要的在于是推进劳动人民知识化（不仅仅是知识文化的扫盲，而是使劳动人民学会管理国家），还是使资产阶级在知识上的优势（含各种管理经验）长期保持。所以“脑体差别”与“领导权”本身是相互作用的。进而证明我们的“引论”。
三组矛盾的同一性
此节我们对上述三组矛盾作一综述：
三大差别具有同一性，也即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以大港油田的石油工人为例：
大港油田学习大庆的根本经验，首先大力提倡领导干部和工人群众同甘共苦。会战初期，各级领导机关不住城镇，不搞楼、堂、馆、所，在板房、土屋里办公，在席草棚子或露天开会。干部、工人同吃一个灶，挤在一顶棚棚里睡，围在一堆篝火旁学习、谈心。工人在哪里战斗，领导就在哪里指挥，要求工人办到的，领导首先做到。这些措施，对改善干群关系，搞好干部思想革命化，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深入批判修正主义那套为少数人服务的“石油城”建设方案，按照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实行以工为主、亦工亦农，为家属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创造了条件。这样做，不仅坚持了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缩小了企业内部干部与工人的差别，而且力求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
上述例子大致描摹出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规划的缩小三大差别，及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路线图。可以预见的是，三大差别这一历史现象的消亡之时，也即人类步入共产主义社会之日。共产主义社会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有着极强的现实操作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