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在赞美19世纪物理学成就的同时，指出：“在物理学晴朗,天空的远处，还有两朵小小的、令人不安的乌云。”这两朵乌云，指的是当时物理学无法解释的两个实验，一个是黑体辐射实验，另一个是迈克耳孙－莫雷实验。正是这两朵乌云导致了量子论与相对论的诞生。
我们也完全可以说列宁在1918年发表《国家与革命》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臻于完美。然而“乌云”还是出现了，请看《国家与革命》第五章“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中的提示：
马克思的隐忧：这里确实有“平等的权利”，但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这个“资产阶级权利”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即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的权利”就是破坏平等，就是不公平。
列宁的直截了当：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
试问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资产阶级权利”，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会自动“消亡”吗
试问“资产阶级权利”会造出新的资产阶级吗？“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会造出新的资产阶级吗？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史上的“两朵乌云”，斯大林面对“两朵乌云”踟蹰不前。他敏锐地觉察到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阶级斗争会越来越尖锐化，但他未能给予科学的革命的阐释，反而采取的错误的秘密警察的专政办法。他没有意识到资产阶级就睡在身边。
这其实是一代人的局限，我们不能苛求。为此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有一个故事：
革命打倒了经常逼迫、辱骂和打工人嘴巴的工长和副工长。现在工人们干活干累了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抽抽烟，没有人去催逼他们，因为他们感到高兴。在革命初期，工厂组织随便放工人们出去参加各种会议。我记得这么一件事。有一次，有个女工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来找我解答什么问题，我们俩就聊开了。我问她在哪一班工作。我想她是在夜班工作，所以她才能白天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来。“今天我们谁也没有做工，昨天我们开全体大会，大家家里都堆了许多家务事，所以决定今天不做工啦，这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是主人嘛！”十八年过去了，现在把这件事讲给同志们听，他们会感到这种事不大会有，没有代表性。
这个故事就表明：克鲁普斯卡娅那一代革命者在潜意识里认为：
类似于“今天我们谁也没有做工，昨天我们开全体大会，大家家里都堆了许多家务事，所以决定今天不做工啦，这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是主人嘛！”这样的思想与做法是没有劳动纪律的表现。
他们那一代革命者没有从中抽象出“资产阶级法权”，因而也不能完整系统的解释“劳动纪律”本身的阶级性。既然群众开了全体大会作了决定，革命政党就应该尊重之。尤其应当尊重革命的首创精神。群众懂得开全体大会来做决定，这是非常宝贵的，这比劳动纪律更加宝贵。首先应当让群众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并明白做工是为了什么，否则就算有再多的“斯达汉诺夫”、“王进喜”、“陈永贵”，还是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
毛主席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力问题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
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对于“两朵乌云”给出了解释，并且进行了伟大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毛主席前后七次修改定稿，通知指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就石破天惊地回答了“两朵乌云”：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部。
至于说“资产阶级权利会造出新的资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会造出新的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法权”与“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不会自动消亡，这些理论结论的详细论述我们就不赘述了，请详细参照春桥同志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以及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