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逐鹿淞沪迎胜利
1．建立隐蔽的根据地
淞沪支队挺进浦西后，以青东观音堂、重固为中心，活跃在广大农村集镇、江河港汊，发动广大群众，向敌伪顽发起频繁的进攻，开创了淞沪地区抗日全面胜利的新局面。
衡山大队开赴松江地区，活动于东至七宝、虹桥，西至练塘、小蒸，南至沪杭铁路、黄浦江边，北至青沪公路。我们给他们的任务是在这一带建立隐蔽的根据地。地委决定成立“松江工委”，雷敏为书记，张锡祚和林芩为委员。为不暴露身份，衡山大队对外称“独立大队”，雷敏改名“雷建忠”，张锡祚改名“章振峰”。
1945年4月，鲍季良和周强同志带一部分新战士和一大批经费，在手枪队护送下，由浦东来到浦西青东淞沪支队部。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命令衡山大队前往接应。衡山大队在政委雷敏、大队长张锡祚带领下，从泗泾南下，过卖花桥折向西，不料在通波塘边东挺港与叛匪徐伯堂部遭遇。徐伯堂原为天昆区东厍村地下党员，我在1943年去浦西争取改造松江钱锦芳部时，他还是我的联络员，但不久他生活腐化，叛变投向“忠救军”，在浇江天昆地区为害一方。我衡山大队用猛烈的机枪火力和手榴弹轰击，把徐部压到河边，徐部后无退路，通过喊话，同意停火投降。当场缴获苏式轻机枪和美式汤姆冲锋枪各1挺，长短枪30多支，俘获30多人。徐伯堂不在现场。我们考虑到整个浦西形势，决定通过谈判争取徐伯堂。第二天，在唐家浜附近的台庄村，我方由雷鸣、张锡祚、林芩、钟秀等同志与徐谈判。我们重申共同抗日，减少摩擦的主张，归还全部俘虏和短枪。徐伯堂被迫答应今后不妨碍新四军行动，并负责治疗我们的伤员。我们派文化教员苏峰同志负责治疗伤员的工作。徐伯堂派分队长杨盘龙负责联系医生和安全工作。杨手下有10多人，七八条枪。在接触中我们发现杨与徐由于分赃不均，有矛盾。经我们工作，杨终于脱离了徐部，参加了我衡山大队。但杨盘龙过来时，还带了一个“肉票”，是松江肥皂厂的一个女老板。我们把“肉票”无条件送回了松江。这个女老板回去后，十分感激我们，亲自来慰问我们部队，她的家还成了情报站。杨盘龙也感谢我们为他解了难题，后被我们任命为天昆区区长。但徐伯堂仍然坚持叛变立场，抗战胜利后，不仅自己投奔了国民党反动派，还把从苏北回来的杨盘龙杀害了。
5月2日，练塘镇上30多名日军乘一条船，到荡南夏家浜抢粮烧房，当地老百姓恨之入骨。村上两名青年游过大蒸荡，向衡山大队报信。衡山大队作了认真研究，打还是不打？打，日军必然报复，水网稻田，地区狭小，没有迂回余地，势必退回原地；不打，不能表示我部高举抗日的旗帜，与国民党“游吃队”以鲜明对照，有失民心。雷敏和张锡祚同志决定伏击敌人。他们察看地形后，选择荡北庄前港村作为伏击点，这是敌人从荡南回练塘的必经之路。雷敏和张锡祚率部分战士埋伏在村的河西，鞠涛和沙副队长带领部分战士隐蔽在河东50多米远的坟地里，构成一个交叉火力网。同时，部队又动员村民迅速撤出村子，隐蔽在田野里。
下午1时许，挂着膏药旗的机动船由南向北缓缓驶来。可是情报不大准确，敌人来的不是一条船，而是两条船，前面只有少数鬼子，鬼子主要在第二条船上，前后相距约100米。当第一艘敌船进入伏击圈后，我们已暴露。张锡祚下令开火，密集子弹射向敌船。第一条船的敌人大部被击毙，船被打沉了。后面的敌船发现前面船被围攻，立即靠岸，占领坟地，与我对峙射击。我们兵力分散不能集中，枫泾、石湖荡敌人也闻风而来，我们只好撤出战斗。这次伏击，我们消灭11名鬼子，打死1条军犬，打死外号叫“火神爷”的小队长。这个家伙每次出来收军米都要烧毁老百姓的房子，所以老百姓称他为“火神爷”，把他打死，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但我部也有较大伤亡，大队参谋奚长生、班长王祖飞、战士朱仁贵、杨子江、苏荣同志光荣牺牲。奚惠刚同志也负了重伤。为了避开敌人增援包围，我部连夜把部队转移到天昆区唐家浜宿营。由于这里的日军从来未受到过真正的打击，我们的伏击使敌人恼羞成怒，如疯狗一样反扑报复。第二天下午1点钟，日军大队人马闻讯赶来。我们哨兵发现时，离鬼子已只有几十米，我们找了一名向导，边打边撤。第三天宿营在泗泾东面的一个庄子里，下午鬼子又追来了，步哨发现也很近，我们开了窗，架起机枪掩护撤离。战士周也根同志牺牲。当我们用船向东南方向撤退时，又碰到从莘庄出来的一路鬼子，我们立即上岸还击，打退敌人，向北转移，安全到达青浦境内。从5月2日到4日，我部三天连打三仗，重创日军，威震松江。
衡山大队在章练地区的抗日反顽斗争，初步打开了泗宝地区的局面，站稳了脚跟。6月下旬，我们在那里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由肖望同志任区长，赵克山任副区长。
7月下旬，地方同志把两个从松江跑出来的日本人送到了张锡祚部，一了解原来是朝鲜人。这两个朝鲜人一个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一个是日本商业中学毕业的，能讲几句中国话。他们感到日本必败，前途暗淡，开小差出来投奔新四军，又怕被老百姓发现打死，所以脱了军装、帽子，只穿三角裤，躲在稻田里，被干活的群众发现。这两个投诚士兵受到我们的欢迎和优待。张锡祚派人把他们送到支队部，不久，我们把他们转移到浙东司令部去。后来听说他们参加了抗日反战同盟。
2．围歼顽军殷丹天
我们部队到了浦西之后，第一个大仗就是歼灭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顽固派殷丹天挺进纵队。
殷丹天这个家伙，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得意门生。他1938年春到青浦，带领“忠救军”直辖第二大队，驻扎在观音堂附近。这第二大队有100多人，大队长是蟠龙人，但殷丹天是戴笠的代表，所以就成了第二大队的太上皇。殷丹天野心很大，企图打进顾复生同志的三支队（通过统战关系取得的国民党军队的番号），然后设法篡夺三支队的领导权。他装出一副十分诚恳的样子，提出愿意把第二大队改编为三支队第四大队，但附加了两个条件：一是要三支队拿出1200元大洋；二是原班人马不动。顾复生同志为了团结抗日，就答复他说，只要你们有诚意，这两条都可以办到，但必须接受我们的领导，归我们指挥。就这样，殷丹天第二大队改编为三支队的第四大队，并给了殷丹天一个三支队交际副官的头衔。部队虽然改编了，但殷丹天一直偷偷地用电台与戴笠保持着联系，受戴笠遥控指挥。1941年周达明同志率东路青昆支队首次东进前来与我们会师时，就是殷丹天这个家伙把情报送给了“洋忠救”袁亚承，在淀山湖畔打了青昆支队的伏击。从此，殷丹天以“歼灭周达明部有功”，成了“忠救军”的宠儿，但也正因为此，被顾复生缴了枪。殷只身逃到国民党“忠救军”基地广德。1945年初，戴笠命令殷丹天带上百人，装备了电台和美式武器，重新窜回了青东一带，与我们部队争夺嘉定、宝山、昆山、青浦、松江等沪西地区。他与嘉定的顽军张龙云合在一起，共200人左右，以殷丹天为首，盘踞在青浦北部的白鹤港一带。
我们部队到了浦西，为麻痹敌人，开始仍用顾复生部队的名义。我们第二次同殷丹天顽军接触是在大盈港以西，那里是淀山湖水网地带。为了防止渡河发生意外，我们给每个班发了一根绳子。需要过河，各班会水的先过去，把绳子拉到对岸，然后不会水的同志就抓住绳子过河。这个办法，是从兄弟部队的经验教训中学来的。这一次，是殷丹天主动来打我们，由于情况不明，不便暴露我们的实力，我们没有出击，主动撤走了。这样一来，殷丹天以为我们力量小，怕他，所以就更加胆大妄为，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不久，我和陈伟达同志率部队到达青浦以北白鹤港以南的赵屯桥地区活动。我们接连进行了几天的侦察，都未找到殷部的踪迹。1945年6月14日的上午，我又派出陈郁、戴连初两名侦察员继续侦察。他们在赵屯桥镇上发现一个国民党匪军，带两个挑夫在买菜，就尾随到镇外，截获后把他押到驻鹤泾湾的支队部。我当即进行了审讯，原来是殷部的事务长，叫周春兵。从他那里知道了殷丹天部驻在周泾村，张龙云部驻在蔡家浜村，两村紧靠在一起。我们向当地老百姓了解了殷部驻地的地形。从他们那里得知，周泾村南面有座桥，是该村的咽喉，控制了这座桥，殷匪就无法逃掉。在掌握这些情况后，我们认为这个地方消灭殷部的条件很好。我们支队立即制定了作战方案，决定把三个大队的主力集中起来，划分任务，部署行动，并在一个大竹园里进行了简短而有力的战前动员，提出了“彻底消灭顽固派殷丹天，为曾平主任报仇”的口号。指战员们磨拳擦掌，斗志高昂。
兵贵神速。动员后，我们立即分三路跑步向殷顽、张顽两部驻地包围了上去。我和陈伟达率赵熊的华山部队在西路，主攻张龙云部；张锡祚的衡山部队是南路，主攻殷丹天部；参谋杨明德率支队部侦察班带1挺机枪埋伏在两个村的附近；翁阿坤的泰山部队由北插向东，切断敌人的退路；青东的王友生崂山部队，在北面的歇马桥担任警戒，并切断敌人向北的退路。中午时分，部队都进入了指定位置。由张锡祚部的南路首先打响，发起了对殷部的攻击。赵熊部也在西路向张部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战斗打响不久，殷丹天发觉情况不对头，不像是原来在青东地区的小部队，心急慌忙地带了几个警卫人员，拖了一挺机枪，一边抵抗，一边向两村边沿方向逃窜。但那时已经无法挽回他的败局。当他退到村附近的一个竹园边上，架起机枪准备继续顽抗时，被埋伏在两村边的杨明德指挥的侦察班发现，当即用机枪猛烈射击，把他打死在竹园边的小水沟里。张龙云因为发觉较早，带了六七个亲信，在隙缝中逃出了包围圈，流窜到沪宁铁路以北去了。
整个战斗，从发起攻击到结束，只用了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毙敌20余人，俘敌100多人，逃掉的很少。共缴获步枪50余支、美式快慢卡宾枪20支、美式汤姆枪7支、轻机枪3挺、左轮手枪60多支，以及梯恩梯炸药等许多美式武器弹药，还缴到了殷部、张部两部电台、通讯密码和电台人员以及殷丹天与戴笠之间通电的电报文稿，这里面有戴笠的所谓“指示”和殷的执行情况报告等内容。从这些电报文稿中，我们才知道戴笠派殷丹天窜来青东，是专为与我们争夺沪西地区的。同时，我们还搜到了戴笠送给殷丹天的一颗黄金印章，足有一两重。
战斗结束后，我们在观音堂附近的竹园里，召开了庆功大会。表彰了战斗中的有功人员，并发了奖。奖章是一枚铜质的五角星，上面是一条横标，用三节小链串挂起来，横标上有“战斗模范”四个字。得到这样奖章的有唐太平（又名唐六生，现在奉贤县平安乡）等好几个同志。
消灭殷、张顽军为淞沪支队在沪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移师淀山湖
新四军由粟裕司令员率苏北一师主力部队南下天目山区，成立了苏浙军区后，为实现党中央控制交通要道，解放大城市的战略意图，命陶勇同志率八支队一路东进，准备与我淞沪支队会师于淀山湖地区。
淀山湖地区范围大，湖面宽，小白漾和河港交叉，真是水乡泽国。它东起青浦朱家角，西至吴江同里，北到吴县角直镇和昆山杨湘泾，南至芦墟、金泽，方圆数百平方公里。村镇四面环水，河港宽阔，湖荡大，水又深，没有船很难行动。淀山湖周围地区在军事上十分重要，它是东取上海，西进杭嘉湖平原的枢纽。抗战以来，这里成了敌伪、顽、我争夺之地。国民党军队始终有重兵驻守。日伪军有汪伪在上海集训的伪警组成的警备总队，又称黑衣队，有1000余人，总部设在朱家角镇的马家花园，大队分散在淀山湖地区村镇。另外，还有国民党保安队、李德孚部等。各种杂色游击土匪也很猖獗。我军在这一带力量较弱。
上级电令我们支队西移淀山湖地区，向陶勇八支队靠拢。在电报中同时告诉我们，陶部带相当于一个连的干部，以充实淞沪支队的干部队伍，作为部队大发展的骨干。当时，我们支队的发展很快，但最大的困难是缺少干部，而我们又没有教导队，所以听到这一消息真是高兴。
当时，陶勇同志的部队前锋已经到了坞镇、双林一线。淞沪地委当即派中共吴江县委书记金佩扬同志前往坞镇、双林一带，与陶勇部队取得联系。金佩扬同志通过南浔的一个关系，从练市找到新市，在菱湖镇找到了八支队副政委韩念龙同志，转交了淞沪支队电台的频率和联络讯号。我和陈伟达也迅速调整部队位置，以控制淀山湖地区，实施与陶勇部队会师的战略行动。我们要求张锡祚衡山大队继续巩固发展松江隐蔽根据地，特别要发展蒸练地区的抗日力量。翁阿坤的泰山大队随支队部在淀山湖以东一带活动，巩固青东根据地。赵熊的华山大队渗透到淀山湖以北的昆南一带。这样我们部队就控制了以青东为中心的淀山湖东南、东部和北部的广大地区。
1945年5月底的一天，黄山部队100多人，在队长顾心清、指导员徐友基率领下，宿营在金家庄东北的南巷村。第二天上午10时突然遭到昆南杨湘泾镇日军的袭击。我部立即抢占有利地形英勇反击，四个班在河的南北两岸集中火力交替打“排枪”，相互掩护渡河，激战一个多小时，给日军以重创，但我部副队长冯祥生等7位同志不幸牺牲。部队在向青东根据地转移途中，在大盈江粉碎了徐志忠土匪的袭击。
6月初，我率华山大队、黄山部队回到昆南的南巷村，收埋牺牲的同志，找回失落的枪支，召开群众大会，痛斥日军的滔天罪行，号召军民坚决抗日到底。群众的情绪稳定了下来。附近的日伪汉奸见我们大部队到来，闻风丧胆，逃之夭夭。我在徐巷宿营两天后，带华山、黄山部队分乘三四十条农船到北管泾村活动，浩浩荡荡的船队，载运着我们部队通过淀山湖水面，群众看了为之振奋。当时国民党顽固派的保九团一部分驻在南、北管泾两个村里，我部在黑夜到达北管泾村时，与那里的保九团步哨接上火。我立即组织优势兵力，发动冲锋，很快拿下了顽军的哨所，消灭一个排哨，击毙十多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五六支和一些手榴弹。考虑到陈墓镇日伪据点离该地较近，当晚主动撤退到淀山湖东北的官里村宿营。第二天夜里又越过吴淞江，到西古附近的周家浜，休息一天后，回到青东重固支队部所在地。这次行动虽然没有遇到大的战斗，但显示了我部的力量，使该地区的日伪和顽固派不能再为所欲为。
我们还派了支队部参谋杨明德同志率青东中队和黄友梅舟山部队，打击了诸翟、蟠龙等地的伪、顽军。
8月初，青东中队和舟山中队袭击了吴淞江北岸的章家泾伪军中队。他们先派了范裕昶、徐关涛同志装扮成老百姓进章家泾据点侦察。选择在下午3点左右，敌人松懈麻痹的时候进入据点。先由范裕昶、徐关涛机智勇敢地摸掉哨兵后，后续部队立即一阵猛冲，敌人如梦初醒，呆若木鸡，连枪也来不及拿，就束手被擒。一个伪排长企图顽抗，当即被击毙。半个小时结束战斗，缴获三八枪30余支，快机1支，俘虏近40名，俘虏经教育后遣散。在部队返回途中，又遇到日军汽艇，我部两面夹击，敌汽艇开足马力往上海狼狈逃窜。
考虑到淀山湖游击区发展需要，我们围绕淀山湖，进一步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在青东观音堂一带我们设立了专员公署。昆山县建立“昆南工委”，由地委委员陈正之兼书记，周强为副书记，徐友基、陈杰为委员，主要任务是领导昆东南地区活动，向东联系嘉定、外冈地区，向北越过铁路至太仓塘畔，打通与苏、常、太联系，向南与崂山部队打成一片。在南到淀山湖，北至沪宁线这个区域里，建立了区一级建制：杨湘泾区区长兼书记徐友基；茜墩区区长兼书记陈杰；绿葭浜区区长钱序阳，副区长简一民，政指张维忠同志。另外，在淀山湖以西重建了吴江县委，由浙东受训回来的金佩扬同志继任书记。
进入沪西后，部队进一步加强军政建设，部队办了张油印小报，把电台接收来的新华电讯，通过小报翻印出来，供大家学习和宣传。由于我部力量的不断壮大，在青浦东部地区我们已经能够原地宿营了。
但是，日军发现了我军南下战略行动意图后，放弃了打通粤汉路的军事行动。他们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策略。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顽固派头目顾祝同、冷欣立即把枪口转向我们南下的部队，掀起了新的反共浪潮。他们集中主力向我浙西天目山根据地进攻。由于天目山自卫反击战的需要，陶勇部队奉命撤回。所以，我们同苏浙军区陶勇部会师淀山湖的计划未能实现。
4．新的战略部署
1945年8月13日凌晨，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派人送来紧急情报，说前一天晚上法租界辣裴德路（今复兴中路）一带，发现原日军捕押的苏联侨民全部获释，并整整一夜在马路上狂欢歌舞，不知有什么重大变化？我们迅速电告华中局和粟裕司令员，上级回电查复。当时，我与陈伟达同志正在大盈港以西的淀山湖畔活动，得到这个消息后，星夜赶回了青东。当天下午，刘长胜同志又派人来告诉我们，说查明系日本投降，因强大的苏军出兵东北，迫使日本关东军全部缴械。当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广大指战员时，大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
日本投降后，关于我军的战略行动，中共中央在1945年8月10日给华中局的电报中已有明确指示。中央电报说：苏浙军区部队，重点夺取南京，粉碎顽军进犯，并阻止顽军进驻上海。二纵，即浙东纵队，主力应立即移至沪宁线地带，令浦东、浦西部队设法收缴敌伪武装，肃清“忠救”土匪，阻止顽军向上海挺进，并策应上海的地下军及附近部队相机占领上海。
按照中央指示，我淞沪支队肩负重大的责任。自主力挺进沪西以来，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在积极准备解放大上海。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在早些时候，新四军军部就要我们准备攻打上海，除浙东的部队参加之外，还打算调苏北的一部分部队前来参战；加上当时上海市区的地下军，一起进驻上海市。中央还内定刘长胜同志为上海市市长，张执一为上海市副市长。张执一同志曾赶到支队部，向我们传达了党的“七大”精神，他自己准备进上海就职。在此之前，我上海地下党市委的刘长胜、张承宗、张祺、陈祥生等也都秘密地到过青东地区参加有关会议。那时，我们提出了“跑马厅作操场，国际饭店作营房”的口号。刘长胜同志特地来青东与淞沪地委进行了研究，打算在各路大军进攻上海时，淞沪支队改编为沪西纠察队，负责保卫沪西的工人运动。我们开始了进攻上海的准备。
5．歼灭北新泾伪警大队北新泾镇位于上海市西郊，日伪驻有一个伪警大队，共100余人。在日军投降前夕，我们为执行中央“相机占领上海”的指示，曾指令黄友梅的舟山部队对北新泾敌人进行了侦察，以随时准备夺取北新泾，打开进入沪西地区的门户。冯邦佐同志负责执行了侦察任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次日，大汉奸周佛海为阻止我部进入上海市区，向北新泾增派一个伪警中队。我部为争取军事主动权，及早作好部队进入上海市区的准备，决定立即攻取北新泾。由支队部参谋杨明德同志率领泰山部队一个主力中队、黄友梅的舟山部队和青东中队，共计80多人组成攻击部队。经过事前的侦察，他 们决定派一个短枪队开路先行，然后大部队跟上，攻取敌人营部。
8月16日中午，烈日当空，没有一点风。青东中队的短枪班由班长张恒吉带领范裕昶、徐关涛、张月桃同志，再加带路的袁雪祥，共5人组成，他们骑上自行车，出纪王庙镇，直驶吴淞江江边大路。沿路两旁长满了比人高的玉米，短枪队在里面骑车疾驶，十分隐蔽，但热得汗水直淌，战士们的眼睛也睁不开。经过1个多小时飞奔，他们到了北新泾镇，先在草房的茶馆里歇息。在那里他们仔细察看了接近敌人的路线、障碍物以及敌人的火力点、岗哨位置和指挥部。敌人十分麻痹，毫无察觉。短枪队派袁雪祥去接应大部队迅速跟上。其余四人一身老百姓着装，慢慢向3个哨兵的哨所靠拢，快接近敌哨时，突然扑向哨兵，“不准动！我们是新四军”。敌哨兵吓得脸色发白，话都说不出来，哨所被短枪队占领。但这时大部队尚未赶到。为了不失战机，他们当机立断卸下刚从哨兵手里缴来枪支的枪机，命令俘虏拿了枪继续佯装站岗。敌哨兵不知我们来了多少人，只好老实站着，不敢动弹。短枪队马上冲进街北两层楼的中队部，先缴了哨兵的枪，张恒吉率领范裕昶等同志，迅速勇猛地冲进营房，大喊：“我们是新四军，缴枪不杀！”伪军吓得目瞪口呆，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这时，杨明德、翁阿坤、徐友梅分别率领的后继队伍已经进入北新泾镇，浩浩荡荡地向敌人追杀而来。短枪班的同志顾不上俘虏兵，直扑伪警大队部。碉堡里的机枪向短枪队猛烈开火。张恒吉同志十分冷静勇猛，一个跃进贴近了碉堡，向里面连塞两颗手榴弹，堡垒轰轰两声巨响，射击即刻停止。但敌楼上的敌人借窗台依托，机枪、步枪一齐向我们开火。这时，大部队已冲进来，翁阿坤部的“九六”机枪和手提冲锋枪一阵猛烈射击。房子里的敌人开始丢枪逃命。后继部队分头冲进房子，敌人全部被歼。
北新泾战斗，由于短枪队机智勇敢，为大部队全歼敌人创造了条件，我部基本没有伤亡。前后约半小时，共歼灭伪警一个大队部，两个伪警中队，俘获100多人，毙伤数十人，缴获捷克式轻机枪2挺、三八步枪100余支、短枪五六支，子弹数千发，还有其他军用物资。被俘人员，经过教育，愿意留下的当战士，不愿的发给路费回家。
6．七宝之战
摇身一变的大汉奸周佛海为讨得蒋介石的欢心，以“先遣司令”的名义，在增派税警进驻北新泾镇的同时，于8月18日派出伪税警部队数百人，在七宝伪军头目李英杰部配合下，突然袭击我衡山大队和泗宝区公所驻地小圩里村。我部在反击时，泗宝中队中队长周清华同志不幸牺牲。伪税警部队逃回上海后，由李英杰部进驻漕宝公路七号桥据点固守。我听到周清华同志牺牲的消息，十分悲痛和气债。周清华同志是刚刚从苏北调来的，原是陈伟达同志的警卫员，他年轻有为，干练英勇。我急忙率领部队赶往七宝，下决心要拔掉这个据点。
七宝镇位于漕宝公路和沪青公路的交会处，是西南进入上海市区的门户。敌人主要驻守在七宝镇东北一里多路的七号桥处。该处原是日军“清乡”时设立的一个“检问所”，有营房十多间，还有一个两层碉堡式的大岗楼。
我在率部向七宝进攻的时候，找来泗宝区副区长赵克山同志，他向我介绍了七宝的情况，给我的印象是敌人驻军较多，在七号桥上还有几只碉堡。我想几只碉堡不难攻克，立即叫部队准备了一些门板和棉被，以通过铁丝网。我带了翁阿坤的泰山部队、赵熊的华出部队各一部，另外还有崂山部队、舟山部队，由于他们经常在这一带活动，熟悉周围情况，消灭七宝敌人有很大把握。
8月20日凌晨3点，我部向七宝发起攻击。战斗一打响，按计划分两路进攻。我率正面一路，由东向里攻，目标是攻克岗楼；翁阿坤率部由西向里攻，目标是敌营房。我们用门板、棉胎越过铁丝网，很 快扫清了敌据点周围的几只小碉堡，敌人逃到大碉堡岗楼里固守。翁阿坤部队攻占了敌营房缴获了一批武器，击毙三四十个敌人，并抓到了一批俘虏。但敌碉堡岗楼久攻不下，我就从指挥部出来，带了一部分战士冲上去。这时才发现这是个碉堡群，大碉堡是母碉堡。手榴弹搞不了它。我冲到离大碉堡三四十米的地方，发现前面有条河，我想沿河浜绕过去，攻到母堡边上，再往里掷手榴弹。但跑了几十米，才发现这是条直浜，绕不过去。由于我部在攻克大碉堡外的敌哨所时，手榴弹爆炸起火，烧得通红，我们的活动被岗楼里的敌人看得一清二楚，敌人从楼上向我们射击，一颗子弹击中我的小腿，我当场倒了下去。同志们一发现我受了伤，立即过来救护。在越过公路时，在公路两旁的脏水沟里浸了浸。天快黎明了，不利于继续硬攻，我下了停止攻击的命令。我部一撤离战场，敌碉堡的敌人也仓皇逃命，敌据点立即被我部占领。
七宝之战，消灭了驻守七宝的敌伪李英杰部，李英杰被我击毙，俘虏数十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但我部也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作为支队部的主要领导人，在战斗中负伤，以后不得不离开部队去养伤，中队副李阿全、侦察员杨仓负伤，副排长汪海青重伤后牺牲。侦察员赵杏林也牺牲。这对我来说，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主要是我们事先情况没有完全摸清，我只听个别同志介绍，没有派侦察员进行详细的侦察，如果知道是子母堡，我们完全可以准备炸药，组织爆破手和突击队，炸毁大碉堡的。正是“多算胜，少算损，轻敌危”。
我负伤后，为防止敌人造谣和轻举妄动。支队部和地委决定，把我隐蔽起来，对外绝对保密。
7．全歼顾桂秋部
我主力挺进沪西之后，留在浦东的淞沪支队一部，由金子明负责政治、张席珍副支队长负责军事，继续有效地开展斗争，巩固和发展浦东游击区。这时，金子明同志的爱人吴培文同志也来浦东工作。
当时浦东的部队，主要有这样几个中队：新六中队、警卫中队、灵活中队和八中队。新六中队是由老六中队留下的一部分人员扩编而成的。警卫中队的全称是南汇县政府警卫中队，1944年秋成立，由中队副朱木良负责。灵活中队指导员陈友新、副中队长沈志明（后牺牲），是整编塘东陈山部队而组成的，以后改编为四中队。南汇东南区八中队，沈小方为中队长，他父亲沈谦祥大革命时牺牲，该部活动于泥城、彭镇一带，下属的区队长是钱建明和钱桂楼。在沈庄一带，从“土忠救”沈阿大部队中争取出来的徐学文部队，名义上是中队，实际上属地方武装。到抗战接近胜利时，又组建了几个常备中队，如夏筱塘、邓正操等都是中队长。孔启城等当时也想组织部队，但没有来得及组成，我们部队就北撤了。留在浦东的部队，打了不少胜仗。如：1945年4月，由灵活中队中队副沈志明率领，袭击了“忠救军”一部，歼灭了马伯生手下有点名气的傅学义中队。最有名的是李家桥消灭伪军顾桂秋部的战斗。
顾桂秋在大革命时期是共产党员，后叛变投敌。抗战时期成了伪军头目，任上海市伪保安队第二团第一大队大队长，长驻南汇大团镇。抗战结束，受军统特务杨金霖密令，串联万祥、老港、彭镇等地几个伪军中队，纠集五六百人，组成国民党第三战区苏皖行动公署先遣总队，自任司令，张桂芳任副司令兼参谋长。8月20日，我部浦东部队转移到李家桥一带，张席珍同志找来当地一个保长了解敌情，才知顾部正在李家桥，准备马上去塘东的塘桥镇集中，然后开进上海市区驻守。顾桂秋带司令部和两个连驻在李家桥附近原伪军五十团老二营的何梦舟家。张席珍、金子明得到这一情报后，决定乘敌人仓促集中，立即消灭这股由伪军脱胎而来的顽军。当时浦东我部有“新六中”、“灵活”、“紧张”三个中队和一些地方常备队，不足200人，仅有四五挺机枪。而顾部有七个中队，五六百人。但敌顽只有二三个中队先到了李家桥，其他中队都是在当天刚刚会齐，走得很疲劳，又带了老婆孩子一大帮，没有什么战斗力。我们决定重点摧毁顾桂秋司令部，把指挥中心打烂，胜利就有把握。当晚，灵活中队从港北沿五灶港向东，切断了何家宅斜东北港上的那顶小木桥。警卫中队和新六中担任主攻。当灵活中队由西向东活动时，正巧顾部有一个中队已经出发，自南向北而来，其中一部分已过了那座木桥。我灵活中队当即先敌开火，并迅速占领了桥堍。顾部挨了这突然袭击后，未过桥的立即调头向南缩了回去，已过桥的便朝北逃窜。灵活中队一部立即发起追击，击毙敌人多人。我部在追击中，南汇三灶的潘岳松班长牺牲，中队副沈志明和战士严金根负伤，后沈志明同志因出血不止也牺牲。
灵活中队打响不久，南边的战斗也打响了。经过一场激战，大部分敌人缴械投降，但总队司令顾桂秋、副司令张桂芳，带一个警卫排，凭借一只岗楼负隅顽抗。那时天已大亮，新六中教导员徐黎同志背了公文包，手里拿着指挥旗，从南线来到北线，组织指挥部队打敌司令部。他刚走到那座木桥附近，暴露了目标，被敌人冷枪击中，腿部重伤，他坚持不下火线，指挥“新六中”继续向高楼突击。支队部参谋杜锐见徐黎同志负重伤，立即协助徐黎同志指挥部队攻击敌司令部。他爬到屋顶上高喊：“快缴枪吧，不缴枪我们要放火烧楼了！”他指挥战士张跃进爬上房，用机枪封锁炮楼窗口，又组织战士投手榴弹。徐黎同志一直看到岗楼里的敌人投降，才同意离开战场。但由于流血过多，送到后方医院就牺牲了。
这次战斗，除战斗开始已过桥的那些敌人逃跑外，取得了全歼顾部七个中队的重大胜利。顾桂秋也当场被活捉。顾桂秋被我俘虏后，他家里托人来说情，因为考虑到当时的国共关系，我们同意以60两（旧制）黄金的代价将顾赎回。俘虏537名，经教育后全部释放。我们缴获敌人迫击炮1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4挺、步枪300多支、短枪五六十支，各种子弹万余发。当时我们部队人数较少，无法带走这批武器，由民福乡地下党支部派了潘进耀等人，用船运走了一批，有的藏在民福乡。全歼顾桂秋部这一仗，在我们淞沪支队的抗战史上，是又一次以少胜多的范例。
8月底，我淞沪支队浦东部队在人民群众配合下，横扫敌伪，先后攻克了南汇县城、大团镇、六灶、新场等大小据点，并在大团镇召开公审大会，处决罪大恶极的大汉奸张桂芳。浦东平原基本解放。
8．重固会师和北撤
正当我们淞沪支队在上海郊区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正在发生新的转折。8月下旬，日本宣布向中国无条件投降，我华中区新四军军部发布了：应即接收敌占区各级政府，建立民主政府，正式任命刘长胜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张执一为副市长。
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下山来抢夺抗日的胜利果实了。他一方面在美国军队的支持下，迅速将部队空运到杭州、嘉兴、上海一线；一方面于1945年8月20日，任命汪伪大汉奸周佛海为国民党军委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这些臭名昭著的民族败类摇身一变又成了堂堂的“国军”，继续与人民为敌，掠夺人民的胜利果实。
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急剧变化，不多久又给华中局发来电报：根据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决定长江以南的大城市不作占领。8月21日，中央电报说国民党已空运部队占领了上海，中央决定停止上海起义。同时，国民党部队已到了杭州、海盐、海宁一线，估计我们很难北撤，所以又决定浙东部队主力南下，与浙闽部队会合，开辟闽、浙、赣根据地。
为了争取国内和平，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国共谈判。根据国共谈判协议精神，9月16日，中央给华中局来电，说江南部队有转移去江北的可能，要求立即控制北上通路，准备适当时机渡江北上。9月19日，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9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除留下秘密工作者和少数秘密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外，全部北撤，越快越好。9月22日，浙东区党委对北撤作出了具体详细指示，明确浙东纵队各路大军集中浦西青浦重固，然后越过沪宁线，渡江北上。
关于北撤的情况，我是后来听顾复生等同志介绍了解的。
中央对部队北撤有指示，要求我们对当地干部和群众讲明白：北撤是为了顾全大局，我们是忍痛北撤的；如果蒋介石打内战，是不得人心的，一定会失败。我们离别的时间不会太久，就会回来的。我们离开后，国民党反动派就会来到，他们对于人民的手段，与日本鬼子一样残酷，必须提高警惕。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欢迎已暴露身份的地方同志与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一起北撤。
浙东纵队司令部和其他支队，由谭启龙和何克希等领导率领，分别向青东重固转移。9月30日，谭启龙同志率区党委、司令部机关和三支队蔡群帆部，从浙江临山下船，渡杭州湾后直接在奉城南门上岸。在奉城，经过一个星期的休整，侦察和做好其他各项工作之后，大军便从奉城出发向北，经头桥折西北过泰日桥，到闸港渡过黄浦江，再向西北至青浦观音堂，先与淞沪支队部会合。张翼翔副司令率四支队在姚北庵东、相公殿渡海，于10月1日到奉城。张俊升副司令率二旅于10月3日在杭州湾北岸海宁一带登陆，遭国民党顽固派进攻转移至澉浦，经乍浦至南汇泥城，后坐船直接去苏北启东。10月4日，何克希司令员带副参谋长谢忠良率五支队，从古窑浦上船，渡过杭州湾到达澉浦城，粉碎了先期到达的国民党军队的堵截，冲出重围，尔后会同后续部队从海盐到金山、张堰，再东行到达奉贤的奉城。
我们淞沪支队为浙东纵队大部队顺利北撤，肩负重大任务。张席珍同志率领的浦东部队集中到南汇泥城、奉贤一线，控制杜家行以南、鲁家汇以西的闸港渡口和渡黄浦江的船只，随时接应浙东主力部队和司令部过江。浦西部队除控制了颛桥渡与船以外，还要控制沪杭线的莘庄车站以及沪宁铁路南翔与昆山之间的陆家浜车站，并安排好大军过长江的粮食和船只。为此，华山大队赵熊率一小分队，从昆东路南向北经夏家桥越沪宁铁路、公路，向北经昆嘉之间的石牌到太仓、常熟地区，找到苏、常、太部队及其领导人浦太福同志，传达上级领导关于迎接大军北撤，做好沿途保卫，筹备过长江的船只和粮食等指示。张席珍率领的浦东部队在完成掩护大部队过黄浦江任务后，也到青浦重固与淞沪支队总部会合，随大军北撤。
各路部队在青东重固会齐后，一时，大军云集，盛况空前。10月5日，在青浦重固隆重召开北上万人誓师大会。晚上召开军民联欢会，其场面真比农历八月十八重固的庙会还热闹。当地群众给部队送来了鸡、鸭、蛋等各种慰劳品。刘长胜同志也带了上海代表团前来送行。当天，谭启龙、刘长胜、何克希、陈伟达等同志也与广大指战员一起观看了“调狮子”等文艺节目。联欢会上响彻了“毛主席万岁”、“反对打内战”等口号。接着，部队在蟠龙、观音堂、重固、章堰等地分别召开了辞别大会。会上，对国内形势和我党忍让为国的北撤行动，有慷慨陈词的，有失声痛哭的，也有怒骂蒋介石的。当时，国民党部队已经到达松江城，侦察部队甚至到了泗泾镇一带。
为安排我部撤离后的工作，淞沪地委和支队部决定：由地委副书记姜杰同志负责与王克刚办理地方党组织的交接工作。上海地下党暴露身份的几十名骨干组成了“工人大队”，诸敏为队长，周克为指导员，也随地委行动。在这转折关头，想不到地委委员陈正之突然走上了逃跑的邪路。他用欺骗的手段，卖掉了昆南区的10余石大米，拿走了100多银元库存，带了老婆逃往上海。昆南县委陈杰、徐永坚得讯后急报地委。陈伟达同志为此写信劝他回来，陈正之答覆说他不做反革命，但也不回地委。后经浙东区党委批准，开除了他的党籍。陈正之的不辞而别，在我们淞沪地区党内震动不小。说明高一级的干部，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也总是有个别人会经受不住考验，或者落伍，或者开小差，甚至出卖革命，叛变投敌。1945年11月，浙东纵队大军编为六个支队北撤。淞沪支队全部加上地方干部，共1500多人，整编为第一支队，支队长张席珍，政委陈伟达，支队副舒予望。
大军从青浦观音堂经白鹤港大桥到陆家浜过铁路进入苏常太地区，然后从支塘镇到常熟浒浦渡口下船。渡江后经沙洲、东台、盐城，一直到苏北涟水，一支队与五支队合编为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三旅第七团，团长谢忠良，政委邱相田，副团长张席珍，副政委顾复生，参谋长曾阿缪。陈伟达同志调一旅任政治部主任。
第一纵队又称“机动纵队”，直属我党中央指挥，纵队司令员是新四军名将叶飞。当时是准备开赴东北，所以也称“远征军”。后来，中央改变原定计划，把这个纵队留在山东，成为陈毅司令员统率下华东野战军的一个主力纵队。作为上海人民子弟兵的一纵七团，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很多重大战役，屡立战功；在朝鲜战场上两次穿插敌军纵深，出色地完成歼敌任务，受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首长通令嘉奖。回国后，他们又投入了解放浙江岛屿的战斗，在人民解放军第一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作战中，他们作为登陆作战的主力团，打下了一江山岛，使解放大陈列岛战役取得完满的胜利。自然，这都是后事。
大军撤到苏北后，我们部队还选派了一些优秀同志如张执之、张荣等去东北受训，他们成为我军第一批飞行员。张执之同志后任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9．淞沪支队发展回顾
淞沪支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上海郊区的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这支武装是在非常艰苦和特殊的环境下成长壮大起来的。她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隐蔽到公开，前后经历了八个春秋。这支部队成长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浦江两岸人民的支持和牺牲。她是在与日、伪、顽斗智斗勇，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顽强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是用烈士和人民的鲜血换来的。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永远不要忘记。
1937年“八一三”后，在中共江苏省委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由周大根、吴建功等同志，发动一批爱国青年，在泥城一带以组训壮丁的名义，筹建地方自卫武装。1938年1月，编为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后称保卫二中队，周大根为中队长，吴建功为中队副，参谋郭君宜，还有六七个教官。部队发展到140多人，组建五个区队。
1938年七八月，南汇县二区区长连柏生，在共产党员王才林、王义生和进步青年林有璋的支持下，创办了壮丁训练班，筹建二区自卫武装。9月，联合南汇北门外五堍桥的游杂武装周毛纪部队，组建了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后称抗卫四中队，连柏生为中队长，王才林、周毛纪（不久叛变被镇压）为中队副，王义生任一区队长，全中队共20多人，到1939年4月，发展到130多人，设三个区队。
1938年夏，共青团员蔡志伦，即蔡辉，在奉贤县泰日桥附近组建了奉贤县人民自卫团。蔡志伦为团长，政训处长由陈静挂名，军训处长由刘仰军担任，鲍季良兼任行政、教育两处的处长。同年秋季，奉贤县人民自卫团在青村港四郊建立了三个中队，共100多人。10月间，因“忠救军”三支队与八支队火并，为了保存骨干，党决定奉贤县人民自卫团干部，全部转移到南汇保卫二中和保卫四中，自卫团结束。1938年12月16日，南汇保卫二中遭日军袭击，中队长周大根不幸牺牲，部队受挫，余部40多人，由吴建功任中队长，李芳任中队副。1939年5月21日，于陶生、孙云达合谋，以保卫团总部名义，调二中到万祥“休整”，强行缴械。就这样，保卫二中队的干部、战士并入四中。至此，浦东我党控制的抗日武装，只剩下抗卫四中这一支队伍。
1939年5月，保卫二中并入抗卫四中后，扩编为南汇县抗日自卫团第二大队简称抗卫二大队，连柏生为大队长，王才林为大队副，林有璋为军需，沈光中为教官。下辖两个中队。［参见附录（一）］中队各有三个区队，分别由张大鹏、郁德祥、潘林儒、戚大钧、周萍、张席珍担任区队长。1940年3月，日军对抗卫二大队进行“扫荡”，为了适应这一形势，江苏省委将陈静调离浦东，派金子明担任浦委书记，并将仅有六七十人的抗卫二大队的两个中队，合并为第二中队，张席珍为中队长。5月，我从上海调来浦东，任新浦委军委书记，公开身份为二中队指导员。浦东军事委员会成员有张席珍和周萍。不久，浦东武装由江苏省委划归新四军东路谭震林同志领导。
1940年夏，通过统战关系，抗卫二大队取得了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的番号，连柏生为支队长，王才林为支队副，我任指导员。下辖第一大队，张席珍为大队长。下设两个中队，部队已发展到100多人。东路派蔡群帆、林有璋、凌汉祺、沈光中、夏治行等来浦东加强领导，同时调我和金子明、张席珍3人参加江南参观团赴苏北参观学习。一大队长由沈光中担任，大队副由凌汉祺担任，指导员由夏治行担任。蔡群帆接替我的工作，负责浦东的军事工作，任支队教导员。
1941年4月，为了培训干部，又重新组建了教导队，由沈光中担任队长，金榴声任指导员，张政担任区队长，前后共50天左右时间。教导队结业即行解散。一、四两个大队，在充实教导队结业人员后，各扩编组建两个中队。陈友新为四大一中副指导员。
1941年夏，成立了常备大队，共30余人，潘林儒为大队长，下辖若干个中队。
1941年5至9月，五支队的四大队和伪军五十团起义部队共600余人，分批南渡浙东三北地区，开辟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留在浦东的部队近200人。我从苏北根据地参观学习回沪后，被调到浦西，负责改造浦西的两支武装。金子明和张席珍先后返回浦东。1941年底，我又奉命重返浦东。在浦东部队大部转移到浙东地区的情况下，我把十四、十五两个常备中队，共四五十人，整编为五支队第五大队，周振庭为大队长，我担任大队副。
1942年夏，浦东部队全部撤往浙东。8月31日，我和周振庭率五大队离开浦东，这是最后一批撤离的部队。1942年9月初，浙东区党委要我率11人的短枪队（连我12人），重返浦东坚持内线反“清乡”。年底，部队发展到30余人，仍沿用五支队的番号。重返浦东时，我是大队副，约于1943年的上半年任五支队支队副。
1943年秋，我们五支队主力发展到100多人，整编为浦东支队。我任支队长，姜杰任政治委员，鲍季良任支队部秘书。下辖两个中队：一中队（英雄中队）成立于同年夏季，中队长翁阿坤，中队副张宝生，张牺牲后李阿全继任，到1944年2月陈友新任指导员，6月由姚三林任指导员；特务中队，又称顽强中队成立于1944年初，中队长赵熊，指导员张正贤。1943年秋，成立西南行动大队，大队副黄志英，共一二十人，活动于奉贤县沿海一线。
1943年冬，杨明德同志打入钱家杰伪军，争取了王利生和潘国平部，队伍拉出来时，王利生同志爱人潘嘉丽同志起了很大作用，她的哥哥潘国平同志不幸牺牲。后组建了常备大队（中队建制），大队长杨明德，大队副王利生；中队副庄平。
1944年夏初，成立第六中队，中队长倪德庚，指导员徐黎。主力西进时，六中大部分并入泰山部队，留在浦东的一部，扩编为新六中。
1944年夏，张席珍、杜锐调回浦东，张任浦东支队副兼参谋长，杜任特中中队副。后调任作战参谋。同年6月，杨明德的常备大队改编为三中队（紧张中队），调张锡祚任中队长，指导员陈友新，同年12月底，由吴经海任指导员。原常备大队长杨明德调任支队部参谋。此时，支队部已建立了党总支。鲍季良任总支书记。至此，浦东支队主力发展到200多人，并配有电台一部，加上地方武装，约300多人。1944年11月，浦东支队整编为新四军浙东纵队淞沪支队，我任支队长，淞沪地委书记姜杰兼政委，张席珍任支队副兼参谋长，曾平任政治处主任，参谋杨明德、江扬、杜锐。1945年1月，上级增派陈伟达、顾复生、余恨生等来浦东，陈任淞沪地委书记兼支队政委，姜杰改任地委副书记兼支队副政委，顾复生任淞沪地区专员公署专员，余恨生任支队供给主任。
1945年2月，顾复生率42人组成的先遣部队，西进恢复青东游击区。4月，我与陈伟达、曾平率主力三个中队585人挺进浦西。5月，鲍季良率警卫部队西进。淞沪支队西进后，所属主力中队均改编为大队番号：泰山部队，大队长翁阿坤，指导员吴经海；华山部队，大队长赵熊，指导员姚三林；衡山部队（即独立大队），大队长张锡祚，政委雷敏，指导员鞠涛。以后有所调整。浦东地区留下金子明、张席珍、吴建功、陈伯良等继续坚持斗争，下辖新六中、警中、灵活中队等地方武装。原浦西支队下辖的中队由淞沪支队直接领导，有舟山中队、崂山中队、黄山中队、茅山中队、嘉定中队、泗宝中队、昆东中队、昆南中队、淀山湖中队、青东中队。1945年11月我们淞沪支队随浙东纵队主力北撤，我们部队已有1500多人，武器充裕，装备良好。在北撤的时候，我们用船装了一大批武器到苏北，支援兄弟部队。我们淞沪支队的枪支，自己用的、送走的、留下的，共计不少于2500支。我们平时都说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其实侵华日军也是运输大队长。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我们淞沪支队的主力，歼灭了一大批日军和1500多个伪军，策反了数百名伪军反正抗日，成为淞沪地区抗击日伪军的主要武装力量。
在这艰苦的抗日战争中，我军也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许多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多数是在浦东牺牲的。特别应该说明的是，我们部队干部牺牲的数量较多。因为他们不仅是指挥员，而且又是战斗员，在作战中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牺牲的干部中间，团级干部有曾平同志；营级干部有徐黎同志、康则焘同志；连级干部有周清华、陈大刚、许培元、张正贤、张宝生、金镏声、卫民、朱刚、朱良、沈志明、庄明等10多人。现在我们还活着的同志，每想到这些为抗日事业牺牲了的战友和同志们，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崇敬和怀念之情，这些长眠在浦江两岸的先烈们的英名和他们的业绩，将永垂史册，光照千秋。
第十四章 肃特和剿匪斗争
1．上海养伤
我在七宝负伤后，浙东区党委和支队领导十分重视。开始不知道是粉碎性骨折，就在青浦诸翟镇附近乡下养伤，请了几个土医生，几经治疗没有见效。我躺在老百姓家里，老牛从场上牵过，连牛蹄子的移动，伤口都要震痛。
上海地下党领导非常关心我的伤势，与支队部领导商量决定派陈祥生同志用小汽车把我从乡下接到上海医治。他们把车子停靠在青沪公路上。支队部派两个农民把我抬到公路边并送上了车。我身上穿了一身汗衫短裤，只带了一支派克金笔，其他什么也没有。为了便于掩护，负责照料我的陈祥生同志（解放后第一任《解放日报》社社长）要我再次化名。我想我们干革命的反正是“百家姓”，就从《百家姓》开头的“赵钱孙李”谐音中，随便叫了个“赵全生”，这样也比较好记。到上海后，组织上安排我在上海英租界徐家汇东南医科学校附属医院治疗。公开说法是摔坏的。
经过化验，原来我是被敌人用法国造的带毒步枪子弹打伤的。负伤时在公路旁边的水沟里浸了浸，翻过公路后又泡了泡，伤口被细菌感染了，一直不能愈合，变成了慢性骨髓炎。医生要我锯腿，但我坚决不同意，因为那时我还想回部队打仗。
不久我发现，医院里负责打扫我病房的“茶房”，对我非常注意，一连三天都仔细地看我。第一天，因我脸朝外睡，他看得比较清楚。第二天，我侧身面向里躺着，他来打扫时竟走到我的身边，又仔细地看了看。这时我觉得这个人有点奇怪，也对他有了警惕。第三天他进来后，对我看得就更仔细了，还故意同我攀谈起来，问：“先生，尊姓？”我不答理他，他又问了一句。我就说：“姓赵，叫赵全生。”“噢，赵先生！”他说毕，就退了出去。我想这家伙为啥老是盯牢我呢？大概他认识我，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此人究竟是谁。我估计可能过去被我们俘虏过，后来才改行到医院里当茶房的。这个家伙出去后，就向医务主任报告说：“这个人我认识，是新四军，不叫赵全生。”正巧这个科的主治医生是上海地下党的发展对象，我住院的情况他是知道的。他一听茶房的报告，急得没有办法，也顾不得地下工作的纪律了，就直接向我讲明了所发生的一切，并问我“怎么办？”我说：“必须立即转移。”并叫他马上找关系，向上级报告。经上级同意后，我被转移到了在红十字会工作的唐祖英同志家里。
唐祖英是红十字会的开刀房护士，她丈夫是江南造船厂地下党员林镛同志，家住在南市区的一条弄堂里。对外说我是她乡下的亲眷，摔坏了脚，来上海看病。她是外科护士，天天给我换药。唐祖英住的弄堂房子，人家很多，我伤口很痛，哼都不敢哼一声，生怕找来麻烦。唐祖英的母亲十分热情，也主动来照顾我。
但我的腿伤仍然化脓，上海党领导决定我再住院治疗。他们通过关系，干脆将我以国民党受伤军官的身份，送进法租界的上海医院。顾复生同志的外甥女魏允慈同志（地下党员）在那里当护士长。组织上给我开了一个特别房间，派了一位名叫尹榆仙的护士，做我的特别护理工作。
上海的医界当时分英美派和德日派。红十字医院的朱连忠是英美派，宝隆医院外科主任谢家树是德日派。他们在治疗护理方面各有特点。这两派的医生，组织上都请他们给我看过，还开了几次刀，取出一些碎骨。那些医生开始也讲要锯腿，说这样能保证3个月出院，但我坚决不同意。组织上的意见也是尽量将腿保留下来，不到万不得已不锯腿。为此，组织上不惜一切代价，花一万元伪币一个单位的重金，买来了由重庆走私来的盘尼西林（即青霉素）。这种药不像现在那样使用方便，那时还要放在冰箱里保存，而且打针必须由主治医生亲自动手。这种药效果确实很好，打了几针，伤口就停止化脓，慢慢地开始收口了。
有一天，国民党军队突然把上海医院团团包围起来。魏允慈同志急忙向我报告，我也以为自己暴露了身份。我一面劝魏不要着急，一面向她交代后事，并把我唯一的财产――一支派克金笔交给她，叫她赶快离开这里，万一我出事，就去向顾复生汇报。我自己那时确实毫无办法，就作了最坏的打算，也就是革命到底了。
谁知敌人不是冲我来的，而是因分赃不匀来找国民党上海宪兵队长姜鹏飞算帐的。姜在接收上海日伪资产时发了横财，国民党军部的一些人因为捞得少了，所以要找他算帐。姜害怕了，装病住进了上海医院，正好住在我上面的一层。听说姜后来不得不“出院”，把接收上海时捞到的金条平分之后才作罢。真是虚惊一场。
但我住在这样的医院里，开支实在太大。住一天差不多要花一个连一个月的供给。我们部队正在发展，经费很困难，自己负了伤还要组织上花那么多钱，我实在是于心不忍。另外，我明明是个无产的劳动者，却偏偏要摆出一副阔老爷的排场。同志们来看我，必须手持鲜花，有的还要汽车进出，如果是女同志，还要特地烫了发来。对这样的生活，精神压力很大，内心很不安。尽管伤口还没有痊愈，我坚决要求离开上海，到解放区去。
在发生了上述那个情况之后，组织上才同意了我的要求。当时，腿上的夹板还未拆除，但撑两根拐杖可以走走。临走时，组织要给我一些钱，我坚决不要，又要我带只热水瓶，我也没有要。
把我送出上海到苏北也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一定要在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站岗时才能出去，还必须直接送到吴淞海关，到了那里又要有我们打入巡捕房的巡捕接应上船。上海地下党安排得真是万无一失。他们派了龚定中同志负责护送。龚通过关系借到一辆有军统特别通行证的小轿车，把我从医院里接出来，带了武器一路护送。与我同去苏北的还有两位上海女青年，是参加革命的姐妹俩，大的叫王禾奇，小的叫王禾升。组织分配她们到苏北部队做医务工作。我们经吴淞口到苏北的季家市港口登陆。我们上了岸，老龚把我们交给交通站后，就返回上海。
我从1945年8月负伤，送到上海，转移到苏北，前后有半年多时间。到苏北时，已是1946年的初夏，麦子也已登场了。
2．北撤途中的艰辛
接着，在组织安排下，我被担架抬着，从季家市出发，经水陆交通到达淮安。在淮安，华中局联络部长杨帆接待了我，并将我安排到淮安伤兵医院。
从此，我拖着一条伤残未愈的腿，开始了我意想不到的艰辛的长途跋涉。我从另一个侧面认识了我们的这支队伍和滋养我们的人民。
淮安伤兵医院设在一所破庙里，用木板在下面垫上几块砖头就算是床铺了。医院设施和生活、卫生等条件都很差。住在那里的伤员都穿制服，只有我是穿着便衣的。伤病员们不知我是什么样的人物，又没有一个熟悉的人，连大小便都得自理，加上一路上的颠簸，没有愈合的伤口又开始恶化了。经过几天时间，与伤员们接触交谈之后，他们才知道我是从游击区出来的，出于阶级的同情心和革命大家庭的友爱精神，那些轻伤员们主动帮我打饭，扶我大小便。这时，姜杰同志调在华中局工作。他是张鼎丞的秘书，知道我住在淮安伤兵医院后，就特地来看望我。他回去后把我的情况向张鼎丞司令员作了汇报。不久，我转到了湖心寺的和平医院。
湖心寺位于运河的西岸，是一所很大的古刹，树木成荫，花草丛生，环境清静优雅，这在苏北来说是很少见的。宋庆龄支援我们的和平医院，就设在这里。这里的条件好多了。但一架爱克司光机还放在淮阴。我在和平医院又开了一次刀，伤口慢慢地好转起来。那时，我一直要求归队。因为伤口快要收口，组织上就同意了，并且对我说，谭启龙同志的爱人小严要到部队去，等她车子来了一起走。这样我就出院来到了淮阴华中局招待所等她。我住了一个星期还不见小严的影子，就去询问。他们说小严已经走了。我坚持要领导想办法送我回部队。他们就做我的工作，说服我，并安排我在淮阴住下。组织上给我派来了通讯员龚守财同志，照料我的生活。后来他一直跟着我到了胶东。
那时传说很多，有的说和平已经确定，中央要搬到两淮，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唱对台戏；还有的说，部队要整编，编余下来的组织屯垦师，伤员要复员回乡；后来又听说情况变化，中央不迁移到两淮来了。为了保存干部，华中局成立了高干疗养院。我也转移到了高干疗养院。原浙东三北办事处主任金如山、胡奇夫妇在这里负责。
高干疗养院设在淮阴和淮安中间的农村，总共约20人，都分头住在老百姓家里，伙食标准较高，有时还能吃到一些海参、开洋之类的补品，生活上又有通讯员照料，日子过得不差，伤口也收了口。
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上级决定疗养院北撤。村政府给我派来了担架，抬着我朝临沂方向一路追上去。
给我抬担架的民夫年纪较大，因为年轻力壮的都先派走了。我看他们走路艰难的样子，实在不忍心，要下来自己走。但他们怎么也不同意，说你是为穷人负的伤，抬你是应该的。
这样一直抬到了前站，可是前站接待的人也都走光了。怎么办呢？这两个民夫真好，他们又接着送我一站。在这种情况下，我坚持要下来走。开始走一阵还可以，但路一走长，拐棍把腋下皮磨破了。民夫发现我腋下在流血，看到我这个样子，再也不让我走了，决心一直送我找到高干疗养院为止。这两位民夫的那种深厚的阶级感情，直到今日还深深地打动着我。
在撤退途中，我还碰上两副落伍的担架。躺在担架上的，一个叫王一凡，一个叫舒诺。他们都有警卫员，又有东西吃，一路上我们三副担架同行。他们很同情我，生活上还主动照顾我。事后才知道，他们都有肺病，因为我的抵抗力好，所以没有被传染上。
当担架抬到接近临沂时，碰到了一个熟人。他告诉我说，我儿子建华的板闸托儿所流动到了废黄河边上，无人照顾，看样子托儿所要撤销，有家的归家，无家的归“庙”，要我到那里去领。我就叫通讯员去打听，可是这个通讯员出去转了一转，就回来对我说没有找到。
担架一直到了临沂东北莒南附近的道口，终于找到了高干疗养院。我才与抬我的两位民夫依依不舍地分手。
我们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这时，姜杰也来疗养了，就与老姜住在一起，生活上更有照顾。老姜买点东西，总要分一些给我。我见他身体很虚弱，也不忍心，常常婉言谢绝，但总是推却不掉。
那时，张席珍同志正在日照抗大学习，他知道我已到山东解放区，于是骑了一匹马，一路上寻找过来。跑了200多里路，终于在道口找到了我。老战友久别重逢，大家都很激动。他拿出身边的全部积蓄，给我买了两只老母鸡。他见我这个样子也很难过，其实我的真正困难时期已经过去，现在还可以单独走走，精神上已好多了。张席珍同志拿出一只我在支队部用的私章，交还给我，我说你留着吧，作个纪念。因为张席珍同志要学习，第二天就回去了。想不到这次与他分别竟是诀别。1948年4月，在豫东睢杞战役中，张席珍同志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团长，在指挥战斗时被国民党飞机机枪扫射身亡，光荣牺牲。张席珍同志是身经百战的英雄，噩耗传来，我为失去这个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战友而悲痛欲绝，党与人民也失去了一位忠诚的革命战士。
这时，又碰到了一个熟人，他告诉我建华在新安旅行团。没过几天，我爱人潘兰珍找到孩子后，给我送来了。兰珍从香港到上海，就回到了常州老家，过着困苦不堪的生活。1945年3月，我要她来浦西参加革命，在观音堂做地方工作。她也把当时五岁的建华带到了部队。刚来部队二三个月，我在上海七宝负 伤，我们又分离了。我由组织安排到上海养伤，她就带着孩子随军到苏北解放区，一面照顾孩子，一面在前线抢救伤员。那时候革命第一，前线第一，根本就没有把孩子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后来交给了部队托儿所。她把孩子找到时，建华身上一身虱子，送给我之后，说前线紧张，转身就赶回部队去了。
临沂一带的老百姓生活很苦。睡的床只有个木头架子，中间用绳子一穿就成了，吃的是些土瓜叶包的饺子和杂粮做的煎饼，用水也很困难。我们疗养院有伙食单位，可以自己烧菜，在那里我还吃到了很好吃的山东大白菜。
不久，形势紧张起来了，又继续北撤，过青州到了胶东。这时，高干疗养院的队伍不断扩大，还有家属孩子。疗养院里绝大多数干部都有马。我是从上海来的，没有这些装备。因为姜杰同志先走，把马与饲养员都留给了我，所以我的队伍也扩大了，由一个人变成了四个人，我与孩子，还有通讯员、饲养员。
我们住在胶东牙前村里的时候，有一批救济物资，有单位的干部都由单位派人送来。当时老姜还在，一定要优待我，我也不忍要他的东西，经再三谦让收了点奶粉。谢飞同志因在浙东工作过，知道我的名字，当她晓得我住在这里，也给我送来了一些东西。这时，疗养院已经不起火了，我们吃的是派饭或自己起火。
形势更紧张了，连胶东也不能住，上级要我们全部撤往东北。老姜他们先走，从烟台下海去了旅大。可是等我们要走时，烟台已经不能走了，就走威海卫。不多久，又传来消息说威海也不能走了，就转向荣城下海去旅大。在经过文登县七里塘时，遇到一个露天温泉，我们都兴高采烈地去洗了个温泉澡。在这个地区，男的青壮年都支前去了，抬担架的是些青年妇女，因此规定5公里为一站。胶东是个老解放区，人民群众对子弟兵亲如一家。我住的那一家房东老大娘，在我临走时，送了好长一段路，还把熟鸡蛋送给我，我坚决不收，在我不注意的时候，她将鸡蛋塞进了我的担架，直到后来才发现。
北撤途中，那种革命群众对人民子弟兵的爱护，革命大家庭里同志们的团结友爱精神，是永远难忘的。当时我只有一个愿望，赶快养好伤，重上前线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让劳动人民真正翻身得解放。
3．荣军工作
我们从荣成向旅大撤退时，海上有国民党军舰巡逻，白天不能走，只得等到晚上。在夜间行船，还必须把灯全部关掉。结果我们的船偏离了航向。在朦胧夜色中，看到陆上一片灯火，大家以为已经接近旅大了。天亮靠岸一了解，才知是旅大与安东之间的篦子窝，我们只好登陆待命。后传来命令，叫我们不要去旅大，改向安东。于是走陆路向东直抵安东。在安东，我们住了一段时间。不久，华中一批荣军（即负伤的荣誉军人）也来到安东。
那时，安东荣军正在闹意见，华中的荣军也为给养、待遇等问题有不少意见。当时条件艰苦也是事实，北方的气候比较寒冷，已是零下一二十度，还没有烤火设备，发给荣军穿的只是胶鞋，冻得难熬。在这种情况下，华中局决定成立华中驻东北第十四荣军学校。上级派苏皖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孟东坡同志来找我谈，要我出来工作。那时我伤情还不太稳定，有时要发高烧，但既然是组织上的意见，我就同意了，担任了第十四荣校校长。带华中荣军到安东的高杰同志任政委，温盛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华中局驻东北第十四荣校，有好几个大队，1000多人。
后来，我们十四荣校乘专列，经朝鲜政府同意，借道平壤，经图们到牡丹江市。
牡丹江市人民政府不仅准备了大量车马担架，而且还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我们荣军一下车，就受到领导和群众的夹道欢迎，大街上彩旗飘扬，锣鼓喧天，“欢迎华中老大哥”、“欢迎战斗英雄”的口号响彻一片。这样，我们华中荣军的荣誉感也上来了，队伍精神抖擞，威武雄壮。一些同志不要车子接，不要担架抬。如特等残废荣军韩二辉同志，双腿被锯掉了，用一双手撑到宿营地，表现出革命军人坚强不屈的意志和毅力，使新解放区的广大群众深受感动。华中荣军的模范行为也感染了东北荣军。在欢迎会上，我见到了新华社驻浙东分社社长于岩同志，他正在牡丹江省教育厅当厅长，还有南汇乔陈家宅的乔新根同志，他原是张席珍同志的警卫员，也在这里工作。他乡遇战友，大家分外高兴和亲热。
几天以后，我们华中第十四荣校又乘车转移到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哈尔滨。在原伪满警察厅旧址有个很大的地下室，日本侵略者曾在这里搞过“机器杀人”，在郎房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我们组织荣军参观过。我到哈尔滨后不久，东北党组织调我担任荣军管理委员会的秘书主任，具体负责东北荣管会的日常工作。
不久，组织上把我调到东北军工部，给何长工部长当机要秘书。何部长对干部很关心，我在七宝负伤之后的后遗症，就是在他的关怀下，经过医治才得到基本解决。我负伤后脚板和小腿长期上夹板。伤口好转后，小腿不能弯曲。这样，两腿不能落地走路，只能用两根拐杖撑着走。在哈尔滨给我看病的是个日本医生，他给我发炎的伤口又开了刀。我与他们商量能否设计一个器械，把僵硬的小腿关节通过牵引重新弯曲过来。我自己还设计了一个草图。他们就按图搞了一个器械，通过器械牵引逐步把膝关节弯曲过来，双脚能够落地。我终于摔掉了一根拐杖，可以靠一根拐杖走路，直至今天。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我南下来到了沈阳。现在我所用的这根黑藤手杖，就是解放沈阳时的战利品。不久，中央成立了华东局。华东局从山东的青州（现益都县）驻地发来电报，调姜杰同志与我回华东工作，这样我便南下到华东。1949年4月，我赶到南下干部集中地临城。南下班子已组织好，他们已经走了。我们从后面追上去。我一路搭车往前赶，直到长江边。从扬州渡江，过江后在无锡找到苏南区党委，先碰到顾复生同志，经介绍见到了陈丕显等领导同志。原来我应该是直接去上海报到的，但他们说，上海郊区是苏南区党委管辖的，你不要走了，就留在这里。我想干革命到哪都一样，就留下来吧。这样，解放上海时我到了松江，担任松江军分区副司令员。松江军分区司令员是廖昌金同志，他是红军干部，后来任江苏省军区副参谋长。
我到达松江军分区不久，我爱人潘兰珍同志随十军团到福建工作，组织上把她调来松江。她在山东道口与我分别后，一直战斗在前线，参加了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鲁西南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荣立过好几个二等功和一等功。她是个老模范，一等功臣，很早就转业了。我的孩子建华，跟随我们走南闯北，在部队上托儿所，进学校，从华东保育院到新华小学，一直到上海干部子弟学校，后进入南京三中，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4．淞沪地区的剿匪斗争
1949年5月，松江解放后，成立了松江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松江警备司令部，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我以松江军分区副司令的身份，兼任了松江警备司令部司令，当时首要任务是开展剿匪斗争。范围包括上海、嘉定、宝山、金山、松江、青浦、奉贤、南汇、川沙九县即当时的松江专区。
为了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国民经济，必须全部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渣余孽。人民政府和各级军事机关颁发布告，号召各界人民迅速行动起来，协助军队和政府完成地方剿匪任务。
这一带匪情我原来是有所了解的，但1945年我离开淞沪地区4年多，情况有很多变化。解放军渡江后，这些残匪，一部分逃到台湾，一部分带了武器窜到沿海岛屿，与我们隔水对峙。这些匪徒勾结陆地土匪，进行骚乱抢劫活动，破坏性很大。剿匪斗争和过去打游击不一样，我们现在政权在手，不能打了就跑，而要在正规部队、地方武装、地方公安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依靠党的政策，彻底清剿。
当时，我们党的基本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凡被迫、被骗为匪者，只要能脱离匪帮，前来登记投诚，一律从宽处理；土匪、特务分子自动密报匪情，率众来归，带枪投诚，或扣押、枪杀匪首，因而立功者，除将功赎罪外，亦酌情予以奖赏；凡罪大恶极，坚不悔悟者，定予依法严惩，至于自愿立功赎罪、并见诸事实者，亦给予最后改过自新之路。同时，对匪属和知情不报或隐藏包庇匪特分子等事项，都有明确规定。在政策的感召下，不少土匪、特务，弃暗投明，前来自首登记，各种枪支弹药缴获不少。仅奉贤一个县，在1949年夏，就收缴了各种枪支283支，各种子弹3300余发。
剿匪初期，一线是野战军，主要对付舟山群岛的国民党武装残敌。二线是我们军分区，主要是清剿匪特。那时我们分区的部队也不少，除分区本身有警备团外，各县还有县总队设有独立营。三线是公安部门，主要任务是肃特。我们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为了确保大上海周围的安全，由上海警备区统一协调，经常召开有关方面会议。那时，上海警备区司令员是郭化若，剿匪工作由参谋长林维先和军法处长刘新屏具体负责。我们军分区的剿匪工作与松江专区公安处处长赵一德，经常交换情报，配合得很好。公安处的侦察科长林有用同志，负责海防公安工作，是个浦东通。以后嵊泗列岛划归苏南行署以后，他专门负责海上剿匪，作风细致，工作踏实。
随着剿匪、肃特的不断深入，派遣与反派遣斗争愈来愈尖锐。那时，大陆已全部解放，但隔海相望的舟山群岛仍控制在敌人手里。大陆的匪首就纷纷逃往海岛，潜伏大陆的匪特因有敌占岛屿依靠，活动也比较猖獗。大陆的匪特被我们搞掉了，敌人又从海岛派遣潜入。我们也改变了剿匪的战术，展开派遣与反派遣斗争。我布置了一些关系，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敌人的情报，掌握敌人的派遣计划，粉碎敌人的破坏阴谋。这是我们沿海剿匪比较深入的一个阶段。
海岛敌人派遣匪特，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小股武装匪特偷渡，一是利用商人船只潜入大陆。但不管哪个途径，总是千方百计地把电台偷运过来，寻找关系潜伏下来后，再与敌特机关联络。敌人搞我们的情报，主要也通过这两个渠道：一是潜入大陆的匪特，通过电台发送过去；一是利用商人。那时大陆与海岛，红、白两区的物资差价很大，大陆缺少海货，海岛除水产外几乎全缺。我们政府允许经商，既能在经济上进行交流，又可在政治上加以利用。所以，那些敢于冒险的，或者有一定背景的商人，就来往于大陆与海岛之间。生意好做，风险当然也很大。而我们在沿海的剿匪肃特斗争也更加复杂。
针对这一复杂情况，我们因势利导，开展针锋相对的反派遣工作。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选择那些秘密向我投诚的，又愿意将功赎罪的人员，交待他们继续与敌特联系，从而使我们能够发现一部分秘密敌特电台。然后再把这些敌特秘密逮捕起来，对其中真心诚意悔过自新的，交待任务后再秘密释放，在我们的严密控制之下，继续与敌特机关联系。这像层层剥笋一样，一直剥到敌人心脏内部。当然，这些对象里也有瞒过我们仍在为敌人干事的，但这毕竟是少数，这些人我们也有办法了解他们的行动。二是利用原伪方头目，把他们的亲信、徒弟派遣到海岛，打入敌人内部，控制和掌握敌人的派遣计划与大陆敌特的活动情况。如，我们通过蒋树楼的关系，派他的徒弟陆阿二，用假装“潜逃”洋山岛的办法，打入顽匪张熙明部。但这家伙开始还听我们的，后来又死心塌地跟敌人干了。我们了解这一情况后，当他窜回上海时就逮捕了他，把他枪毙了。三是利用商人掌握海岛敌人的情况。在这些商人中，单纯做买卖是不可能的。他过去，敌人要做他的工作，探听我们的情况；他过来，我们要做他的工作，了解敌人的情况。这要看谁斗得过谁。我们的条件当然要比敌人优越，因为这些商人的家眷和财产绝大部分都在大陆，加上革命斗争的大好形势及我们政策的威力，倾向于我们的多。我们派遣工作十分细致，应付敌人的内容与方法都作了详细研究和交待，取得很大成功。像蒋树楼这样的人，我们也允许他去海岛做过生意。
在这过程中也有误差的。如杨春法，解放后他潜往海岛去做生意，被海岛的敌人抓起来，几乎被枪毙。后来，认识杨春法的匪特王铁英救了他，说他不是共产党，并给他发了一张匪特证件。杨回大陆做生意，敌人的证件被我方查获，把他作为派遣匪特枪毙了。我知道这个情况时已无法挽救。杨春法在抗日期间为我党我军做了不少工作，他的那个特务“证件”，并不是真正投敌入匪。“文化大革命”后，我出具证明，政府有关部门通过调查核实，予以平反。在当时情况下，发生这种差错是难免的，但我们的反派遣工作，确实做得很成功。敌人派来一批，我们就抓一批，抓住并缴获了不少隐藏很深的敌人和武器。奉贤七仓墩、褚家聚一带的土匪头子黄志明，浦东解放后，继续与人民为敌，在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的这股武装土匪被我击溃。黄志明化装成女人潜伏在上海。后来，我们通过派遣关系把他的秘密侦破，将他逮捕镇压了。
在剿匪斗争中，我们取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在1952年，我也曾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刊登在华东军区出版的内部小报《前线》的第一版。
5．解放嵊泗列岛
1950年6月初，我接到苏南军区刘先胜司令员的命令，要松江军分区配合淞沪警备区九十八师去解放嵊泗列岛。
嵊泗列岛是舟山群岛的一部分，由嵊山、泗礁和大小洋山等岛屿组成，属江苏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大上海的门户。它是保卫上海的第一道防线，但从清朝一直到国民党政府，都没有在那里设防，只是在吴淞口搞了个吴淞要塞作为所谓前沿防线。日军“一二八”、“八一三”两次进攻上海，都是以嵊泗作为滩头阵地，发起攻击的。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侵占了嵊泗，把它作为一艘不沉的“兵舰”，想哪里登陆就可以在哪里登陆。
盘踞在嵊泗列岛上的国民党匪特，大都是江苏、浙江沿海反共反人民的顽匪。像苏北的袁国祥、胡老九，川沙的张阿六（又名张惠方）、张熙明（女），南汇的王铁英、吴桂全，平湖和江浙之间的黄八妹（女）等。这些都是土生土长的老土匪。
解放嵊泗列岛的战斗，经华东军区司令兼上海市市长陈毅审批，由淞沪警备司令员兼政委郭化若、副司令林维先、副政委欧阳平等具体组织。这次战斗以淞沪警备部队九十八师为主力，松江军分区部队协同作战。那时松江军分区属于苏南军区领导。苏南军区的党委书记是陈丕显，司令是刘先胜同志。
部队作了充分准备后，调动了吴淞要塞的部分军舰、炮艇及航务局和水产局的部分船只，组成由30多艘军舰和船只的攻击力量。我通过蒋树楼的关系在浦东请来一批熟悉泗礁、嵊山、洋山水路的船老大为部队领航。
我军是在1950的7月17日同时分路进军的。由九十八师参谋长鲁突率领的一路攻打嵊山岛。他们这一路在嵊山的箱子岙打了一仗。台湾的国民党立即电告嵊山匪特，要他们坚守住，说将派飞机和兵舰来支援。因此，这些匪特顽抗了一阵。结果国民党一架飞机、一条兵舰也没有来。我部冲上岛屿，全歼匪特。在指挥嵊山的战斗时，九十八师参谋长鲁突和二九三团团长曾永华、政委边立敬、团政治处主任李平书等，都在“源江号”炮舰上指挥。该舰遭到嵊山匪特的炮击，领港船老大戴阿宝不幸牺牲，还牺牲了1名战士，几名受伤，毁了一门六○炮。
另外两路是，二九四团团长赵克显率该团三营负责解放大小洋山。我和师政治部主任寿文魁率领指挥所、警备司令部侦察处长李乃文、师后勤处长李级三和作战参谋孙廷桢等带领二九三团三营负责解放泗礁。泗礁是个大岛，原来我们估计上面可能有较多的匪特部队，我们的兵舰开到泗礁时，见岛上有人走动，就用机枪扫了几下，结果没有遭到还击。我们上岛后，一部分顽抗的土匪被消灭，其余多数被活捉了。实际上有些匪特，得知我们要去解放嵊泗的消息后，已跟一些国民党残匪，逃到台湾等其他岛屿上去了。留下来的都是些死顽分子和没有办法逃走的土匪。
解放嵊泗列岛的战斗，共俘虏匪特390多名，其中“牛毛司令”就有十几个。这些俘虏经军管会预审，全部押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审讯后，交各县地方政府惩办，大多数被判徒刑，个别罪行严重的首犯被处决。匪首王八妹、张阿六、袁国祥、贺老九等都已经逃跑，他们都有机帆船，一看大势已去，丢下徒子徒孙，扬帆而去。贺老九的这一小股土匪，1962年再次窜犯大陆，在盐城沿海一上岸就被我们全歼了。
嵊泗解放后第一任军管会主任是鲁突，副主任是我和寿文魁、边立敬。3个月后，鲁突、寿文魁率九十八师回上海，由二十四团来接防。嵊泗列岛由苏南行署划为特区，我任特区军管会主任。军管会的办公室设在菜园镇。我们在原来办事处的基础上，增派一些同志，由陶清任公安局长，还有江革、李华等组成地方领导班子。并派二十四团政委丁力负责地方工作，从二十四团抽了一些同志，进行乡镇和村的政权建设，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
1951年，美国侵朝司令麦克阿瑟竟把嵊泗渔场划入所谓“麦克阿瑟线”内，我们不承认这条线。日本人也垂涎三尺。日本人到我国领海来捕鱼，我们就把他们捉住，扣留渔轮，人放回去。每捉一次，就向日本当局抗议一次，直到他们承认错误，我们才把渔轮归还他们。驻防的二十四团改编为海军后，建立了嵊泗海军巡防区，坚决保卫我国的领海主权。
嵊泗列岛被人称为“金银岛”。嵊泗渔场是我国最大的渔场之一，盛产带鱼、黄鱼、鳗鱼、海蛰等。在反动派统治下，这里的渔民却过着缺吃少穿的贫苦生活。岛上的渔霸称为“柱首”，他们与海匪、官府、商人勾结起来，控制着全岛的一切权力和资源。他们开的渔行，垄断市场，欺行霸市，一到渔汛立即杀价，廉价收购。他们开着店铺，什么油、盐、酱、醋、米、烟、酒、茶、布、柴，都高价出售。大陆上的投机商人，也纷纷赶去，用各种各样的花招盘剥渔民，甚至连妓女也带到岛上。国民党的这个税那个捐的，也不断地敲诈着渔民。再加上敌人的欺骗宣传，渔霸的利诱威胁，封建迷信的束缚（渔民信奉“龙王爷”），渔民们生活在贫困愚昧之中。我在岛上，就从发动渔民开展反霸入手，进一步肃清岛上残余的匪特。开始，渔民不敢接近我们，我们就热情相待，主动接近与关心他们，通过个别串连，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后来又从大陆派来一些地方干部，开展群众工作。凡事“诚则灵”，在我们的感召下，群众发动起来了，斗倒渔霸“柱首”，挖掉渔民的穷根，摧毁土匪赖以生存的基础，海上剿匪取得了全面胜利。
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生产队。我们部队一上岛，就在那里带头打井和开荒种菜，发动渔民生产自救，帮助群众渡过困难时期。地方政权建立后，把没收渔霸的财产分给贫困渔民，修复破旧渔船，发展渔业生产。还建立了商业网点，公买公卖，这样使广大渔民在生活上也得到了改善。我在岛上呆了一年多一点时间，潘兰珍同志也随我在驻岛医务室工作。
6．彻底清剿太湖土匪
嵊泗列岛海上剿匪斗争结束以后，我奉苏南军区之令领导太湖剿匪指挥部的工作。那时，已是“三反”、“五反”时期了。
太湖地区的土匪，十分复杂，源远流长，在旧中国一直是一大患。国民党反动派为剿匪也专门成立了水上警察厅，但结果是官匪勾结，越剿越多。抗日战争期间，太湖有我们新四军领导下的太湖游击队，前后领导人为顾复兴、薛永辉，也有“忠救军”和地方恶霸土匪。全国解放后，一些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以太湖为依托，勾结湖匪恶霸，残害百姓，抢劫财物，妄图东山再起。大军南下后，就开始了太湖的剿匪工作。在我来之前，沿太湖的各军分区已经消灭了多股顽匪。如1949年5月，苏州、无锡刚解放，二十四团在吴江震泽一带，消灭了惯匪张本为头目的30多人的武装土匪。
开始，剿匪工作由湖州、嘉兴、苏州、常州等军分区分别进行，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系统，虽然成果不小，但一些顽匪仍有隙可乘，他们到处流窜。特别是那些小股顽匪，隐藏在群众中。太湖附近的一些老百姓，为了免受匪患，也不敢得罪他们。有时匪民混在一起。因此，虽然面上扫清了一些明目张胆、穷凶极恶的土匪，但他们的徒子徒孙，和一些隐藏很深的土匪，仍然未能受到彻底的打击。群众中流传一句话，说：“田里野草拔勿光，太湖土匪捉勿尽。”老百姓还是怕土匪，怀疑共产党是否真有力量彻底肃清太湖土匪。
为彻底解决祸害百年的太湖流匪，保护群众正常生产和生活，巩固新建立的人民政权，上级把环太湖的七个市（县），成立统一指挥的苏南军区太湖剿匪指挥部，由我任总指挥。行政上还单独成立震泽县，所辖范围为太湖湖面、岛屿和沿湖的港口码头要地。苏南军区党委抽调一个侦察连，100多人，作为机动部队，派了黄、李两个参谋，一部电台，三条机帆船。总指挥部开始设在吴县光福镇，后来移到吴县东山镇。遇有重大围剿任务，可以随时请调地方武装配合。
当时，太湖匪情有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番号的匪徒，有六七股；还有一伙“水浒帮”。这些土匪成份复杂，流动性大，出没无常，基本上以太湖为基地，也有以陆地为基地的。我根据嵊泗列岛剿匪和反霸的斗争经验，以军事围剿为后盾，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进行声势浩大的政治和政策攻势，保护群众利益，孤立顽匪。
剿匪工作的关键，是充分发挥党的政策威力，真正做到“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剿匪一开始，由于匪首的威胁和欺骗，群众不大敢接近我们。我们通过抓典型，大张旗鼓地进行政策攻势，或严惩或宽大。党的政策威力一经发挥，广大群众就觉悟了，首匪和追随者就分化了，民匪也分离了，“老黑鱼”也藏不住了。我们的另一个措施是，通过地方政府把太湖里的渔民组织起来，各种船舶统一登记注册。在苏州胥口、宜兴周铁桥、无锡独山门等通往太湖的重要港口，都设立了检查站，对来往船只严加检查。同时要求参加剿匪的战士，都要熟悉渔民、船民、农民、商人的特点和土匪的特征。我还专门给战士上课，讲渔民的脚与一般陆地上劳动人民的脚有什么不同，脸的皮肤有什么不同，要求战士仔细分辨。对于既捕鱼又当土匪的“水浒帮”，只要不是政治性的和犯有严重罪行的，以教育为主，一经查获，登记管理，给予改过自新机会。严加控制太湖里的五帆大船，因为这些船只以湖为家，流动性大，很容易隐藏股匪。对为数众多的小网船，我们动员渔民陆地定居。在沿太湖划出地段，建立行政管理区。这些组织措施，为我们以后有秩序的管理打下了基础。
通过一年多艰苦细致工作，残留小股土匪一一落网。我们消灭了多股国民党“东南反共救国军”残匪，缴获一部分武器弹药。有个匪首绰号叫“小豆腐”，他原是太湖游击队薛永辉司令手下的一名警卫员，抗日战争时期叛变革命，沦为湖匪，罪恶累累，手下有三四个人。“小豆腐”本人隐藏在吴县阳山一带，作案却在太湖地区。群众发动起来后，这些匪徒的老底就一一暴露，无藏身之地，最后全部落网。匪首“小 豆腐”被地方公安部门擒获镇压。太湖剿匪完成后，震泽县也随之撤销了。
太湖剿匪结束后，我到了转业干部速成中学当校长，校部设在现无锡市委机关的所在地。下设江阴、教育学院、亭子桥和常熟四个分校。到这所学校来的，从排级到师级，哪一级干部都有，而以营、连干部为最多，团级干部也不少。我自己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不久，速成中学结束，学员也全部分配，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留下的师资队伍，由速成分校校长胡辛石等同志负责，后成为组建现在徐州师范学院的基础。
1954年，我要求转业到地方工作，经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同意，转业到了江苏省工业厅。1954年5月至1958年4月，我任江苏省工业厅副厅长、厅长、工业厅党组成员，后任党组书记，也是江苏省委委员。1958年工业厅分为重工业厅和轻工业厅，我任轻工业厅厅长、党组书记。1964年2月，我调任苏北，任盐城专员公署专员、地委常委，因经常下乡检查指导工作，脚又不方便，组织上就把我调回城市工作。1965年9月，我任苏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1967年2月任苏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1月任苏州市委副书记，1975年11月江苏省委领导决定我离开领导岗位，1982年正式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