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整理:文革期间自然科学领域的革命大批判

毛泽东时代开展过一系列批判渗透在自然科学理论中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活动。在1950年代初期、1950年代末期和“文革”期间在自然科学领域出现了三次批判高潮。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确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革命,当然也是最为剧烈的一场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的确是一条须臾不能忘记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文革”期间也是自然科学领域的革命批判活动开展得最迅猛、最广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批判活动,是20世纪50年代的批判活动在新的形势下的延续和发展。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 一六通知》)。《五· 一六通知》指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学术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当然也包括对自然科学领域“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批判.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简称《十六条》 ).《十六条》进一步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这个文件已明确把自然科学领域列为批判的范围。
1969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抓紧革命大批判》,其中进一步强调:“在哲学、历史、教育、新闻、卫生、文艺理论、经济理论、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为这些领域的斗、批、改扫清道。” 这一社论的发表进一步推动了革命批判活动在全国广泛开展.
1971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其中宣称,建国后17年教育战线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要求各级领导要亲自动手,“在各个学科的资产阶级理论中”“有计划地开展对资产阶级的批判”,“要重视对各个学科领域中反动思想体系的批判”。
为了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大批判号召,文革前期全国各地的革命造反派就编印了大量自然科学领域的批判材料,这些材料以传单和油印小册子的形式四处传播。例如,1967年,“首都批判刘邓科研路线联络委员会”创办了《科研批判》内部刊物,“首都科技界革命造反派批判刘邓联络站”创办了《科技革命》内部刊物;1968年,河南“郸城自然辩证法学习研究组”编印了内部刊物《新科学》,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创办了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内部刊物《相对论问题讨论》;1969年,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指示下,上海成立了“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编印了一系列供批判用的参考资料;复旦大学成立了“批判爱因斯坦战斗组”和“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华东师大成立了“批判爱因斯坦小组”, 编印了《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批判资料选编》;对文革前的科技政策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反复批判。
1971年9月13日,林彪集团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败露,林彪仓皇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粉碎林彪集团是继粉碎刘邓集团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重大战果,但党内资产阶级出于阶级本性对此是不承认的,他们借机掀起了名为“批判极左思潮”的右倾倒退逆流。毛主席为首、毛江张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此进坚决反对。张春桥和姚文元组织专门的写作班子,进行针对渗透在自然科学基础理论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活动。
1973年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发起了“反右倾回潮”运动,在“反右倾回潮”运动中也进行了科学批判活动。1973年,《自然辩证法杂志》创刊,其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大爆炸宇宙学、黑洞学说、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数学领域唯心主义等的文章。
1974年1月,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批林批孔”运动,这是文革后期发起的一次广泛深入的群众性批判活动。据统计,当时全国90%以上的高校与科研机构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一运动,这些单位成立了以 “大批判小组”或“理论学习小组”等命名的专门组织,开展批判活动。许多大学几乎每个系科都成立了这样的组织。他们召开批判会,撰写批判文章。当时有不少批判文章都是以这类组织的名义发表的。科学批判成了“批林批孔”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这一运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科学批判的文章。
1975年,“复出”的邓小平大搞“整顿”,科学教育领域是“重灾区”。1975年底,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这一运动中,科学批判活动得到进一步发展,批判的规模和领域都有所扩大.相关的批判活动直到1976年10月6日的反革命政变才随之停止.
根据文革后期发表的有关批判文章,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当时的情况。1975年,《物理》杂志上一篇文章说:“自然科学有关领域面临着繁重的批判和改造的任务。它关系到用唯物辩证法重新审查现代理论自然科学、建立无产阶级的自然科学理论体系问题”;我们要“在自然科学理论领域开展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剔除掺杂在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偏见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糟粕,通过批判解决学术中存在的问题。”1975年,《华中工学院学报》中《认真开展自然科学领域的大批判》一文说:“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群众运动的蓬勃兴起,把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展革命大批判,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自然科学阵地的任务,进一步提到了我们的面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党中央就提出,要组织‘对哲学……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在自然科学这条战线,用唯物辩证法统帅自然科学研究,深入开展科学领域的大批判,出现了活跃的新局面”1976年,一篇总结科学批判活动的文章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就提出,要组织对‘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广大工农兵、科技人员和红卫兵小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勇敢地杀上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他们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武器,就敢于藐视那些老古董,向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唯心论、形而上学宣战,向一切修正主义观点宣战,结合学科开展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在某些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有较高水平的文章。诸如从相对论、宇宙热寂论、大爆炸宇宙学、特创论、还原论以及微积分、量子力学到古人类学等等广阔的领域,都留下了他们革命大批判的战斗业绩,取得了初步战果。” 这篇文章表示:“我们必须一门一门地清理和分析各个学科的历史、现状、理论、学派和思潮,坚持不解地开展对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唯心论、形而上学和各种反动思潮的革命大批判.在这方面,战斗才刚刚开始。”
文革开始后,前十七年的科技政策首先受到了批判。1967年6月,“首都批判刘邓科研路线联络委员会”创办的《科研批判》杂志“创刊词”说,建国17年来在科技战线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这条路线取消党的领导,抹杀阶级斗争,反对突出政治,鼓吹业务挂帅,提倡白专道路,制定了一系列黑纲领、黑文件以及种种规章制度,力图把中国的科技事业引入歧途。《科研批判》认为,1961年制定的《科研十四条》集中代表了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必须“打一场人民战争”,对之进行彻底批判,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科技界的流毒彻底肃清。该杂志刊载的批判文章——《科研工作“十四条”反毛泽东思想三十例》,对《科研十四条》中的30项内容诸一进行了批判。例如:《科研十四条》说:“不要给自然科学技术的不同学派,不同主张,贴上什么‘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之类的阶级标签。” 这篇批判文章则说,反映在科学技术界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把这种严肃的阶级斗争污蔑为贴“阶级标签”,企图藉以调和这种斗争,这是粉饰太平,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科研十四条》说:“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的争论……即使是有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争论,也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 这篇批判文章则针锋相对地指出,科技界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争,是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将这种斗争看成 “学术性质的问题”,是抹杀两军之争的阶级内容。
1968年,河南“郸城自然辩证法学习研究组”编印的《新科学》杂志提出了“无产阶级科学大革命”的口号,认为无产阶级科学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无产阶级要彻底批判和砸烂资产阶级的旧科学,打倒科学上的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科学.该杂志“发刊词”说,现在的自然科学战线,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仍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一些反动的理论和观点还在泛滥;只有对这些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和反动观点痛加批判,才能使自然科学理论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发刊词”号召:“一切有志为无产阶级科学事业而舍生忘死的人联合起来!冲决罗网,踏平险阻,开辟出无产阶级科学的新天地!”“科学上的反动派,也像社会上的反动派一样,是纸老虎!我们一定能戳穿它!打碎它!消灭它!”
对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是“文革”时期物理学批判的重要内容之一。“文革”期间除了对相对论的批判之外,物理学领域主要对哥本哈根学派关于量子力学的解释和热力学定律等理论进行了批判。
1974年,南京大学物理系量子力学教学小组发表文章,对哥本哈根学派关于量子力学的解释进行了批判.文章说:虽然“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的建立曾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在新的矛盾和事实面前,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和偏见,使他们不能正确地解释量子力学并由此总结出正确的宇宙观,而是向后倒退,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哥本哈根学派主张用“可观测量”描述物理现象.这篇批判文章认为,这是只承认实验结果作为实验者所获得的观察经验这种表面的意义,而不强调在其背后的不依赖于人的认识而存在着的物质,这是“哲学上的极端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互补原理”以解释量子力学中粒子图像与波动图像的矛盾.这篇批判文章认为,互补原理只讲互相排斥的矛盾双方的共存,不讲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实际上“它是反辩证法的、合二而一的诡辩术”。
北京师范大学量子力学小组发表文章,对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力学观点作了更为彻底的批判.文章认为,近半个世纪以来围绕量子力学解释问题所展开的争论,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在物理学领域中的表现,哥本哈根学派是一个现代物理学唯心主义学派;“我们必须对这一学派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评述与批判, 揭露其哲学上的荒谬,政治上的反动,科学上的虚假.”文章还认为,实证主义是哥本哈根学派的精神支柱,是他们研究量子力学问题的哲学指导思想,而实证主义就是主观唯心主义.这篇文章重点对玻尔的“互补原理”进行了批判,认为它在科学上毫无根据,在哲学上十分荒谬,它把微观客体的粒子性与波动性“合二而一”,是“典型的折衷主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哲学谬论”.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对微观物理现象进行观测时,会对被观测对象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无法从观测结果中消除的.这篇批判文章认为,哥本哈根学派的这种观点是宣扬“主客观不可分”、“鼓吹微观客体不可知论”.文章说,哥本哈根学派竭力宣扬的物理学唯心主义,在科学上成了遮蔽现代物理学发展道路的“哥本哈根的迷雾”,阻碍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哥本哈根学派已经变成了一种反动保守的潮流.文章还分析了哥本哈根学派的阶级根源,认为 “它是腐朽、没落、垂死的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是为反动政治服务的.”文章最后号召:“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破关于量子力学解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动思想.一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这一学科阵地,坚持在自然科学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1976年,《华中工学院学报》第2期一篇批判量子力学的文章认为,哥本哈根学派是二十世纪初期随着量子论的建立而出现的一种唯心主义流派,国际性的批判哥本哈根学派的斗争已经激烈地进行了半个多世纪,而这场斗争的内容和意义已远远地超出了物理学本身的范围;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斗争和国际阶级斗争的高度,分析这场斗争的实质,从中吸取必要的历史经验,无论是对于物理学本身的发展,还是对于思想战线上的反对修正主义斗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文章也认为,哥本哈根学派利用波粒二象性提出“互补原理”,其政治目的是大搞“合二为一”的中庸之道,大搞阶级调和,是企图挽救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 这篇文章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坚持对量子论中哥本哈根学派的批判,并将这次大批判进行到底,一定能克服物理学发展过程中的疾病,拨开哥本哈根迷雾,迎接自然科学飞跃发展的光辉前景.”
《物理》杂志1976年第5期一篇文章也认为,目前,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作为一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仍有一定的市场,仍在束缚着现代物理学的发展,而其影响绝不仅限于学术范围.这篇文章认为,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论“在政治上被资产阶级利用来为其反动统治辩护,在学术上则阻碍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今天,我们要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在向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斗争中必须重视对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的批判.”

热力学有第一、第二和第三定律.“文革”期间,这3个定律都受到不同程度地批判.热力学第二定律在19世纪上半叶建立后,英国物理学家W.汤姆孙和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在其基础上提出 “宇宙热寂说”.“热寂说”是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出发做出的错误的推论,早已受到恩格斯的批判。“文革”以前,苏联和中国学者都对其进行过反复批判.“文革”期间一些文章对“热寂说”再次进行了批判.有批判文章认为,“围绕热寂说的斗争,不仅是自然科学中真理与谬误之争,而且是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哲学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一些文章在批判“热寂说”的同时,也对热力学第二定律进行了批判.
1975年7月,《自然辩证法》杂志第2期发表文章:《论运动的守恒和不守恒——兼评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此文由上海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撰稿,经姚文元审阅之后以“李柯”为笔名发表…文章说:一部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建立各种守恒定律,又修改和打破这些守恒定律的历史,能量守恒定律和别的守恒定律一样,总有一天也会被打破的; 因为不破不立,不打破旧的守恒,就不能建立新的守恒,就不能把人类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水平上.今天我们继续丰富和发展能量守恒定律,正是为了未来有一天彻底打破这条定律.这篇文章认为,热力学第一定律也是有限的,最终也逃脱不了被打破的命运,“谁要寻求什么永远不能打破的‘宇宙守恒定律’”,就会走向神学唯心论.
关于热力学第二定律,这篇文章说:“热力学第二定律,同一切守恒定律一样,仍然是用量来反映质,用守恒来描述不守恒,仍然是把绝对的东西相对化.就是说,它本质上仍然是一条守恒定律.”文章把“热寂说”与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起来,认为“热寂论成了各种‘世界末日’论的渊薮,各种资产阶级悲观主义的根源.这是资产阶级的衰亡过程在自然科学中的一个投影.”“我们要巩固已有的成就,实现一定的有限目标,正是为了革命的远大前途,为了无限发展的未来.无产阶级懂得,前途总是光明的,道路总是曲折的.局部会有牺牲,有回潮,总的发展却是前进的.”

化学批判
1950年代,对化学领域的“共振论”和“中介学说”进行过反复批判。“文革”期间,化学领域继续开展了对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
1974年,《化学通报》第3期刊登了《化学的发展始终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激烈斗争》一文.文章开头即指出,“化学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全部化学史充满着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激烈斗争,了解化学史上这种认识路线的长期复杂的斗争,有助于我们今天开展化学学科领域的革命大批判.” 文章认为,化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贯穿着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例如元素说与炼金术士的斗争、燃烧学说与燃素学说的斗争、分子结构理论中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等等;化学领域的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文章在分析这种认识路线斗争的阶级根源时说,当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处于上升阶段时,其代表人物有唯物倾向,但由于其阶级局限性,这种唯物倾向是不彻底的;随着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走向反动,其代表人物就更多的倾向于唯心主义,这种唯物论和唯心论倾向的变化影响着化学的发展进程.文章最后强调:化学领域内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迄今不但没有止息,而且一直在激烈的进行着;只有深入开展化学领域的革命大批判,推动化学旧学科体系的改造,才能使我国的化学工作更好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1974年,《科学通报》发表《化学领域内始终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激烈斗争》一文认为,全部化学史就是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的历史和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反映着社会的阶级斗争和产生斗争的一定阶段,推动着化学的发展.每当唯物论和辩证法战胜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时候,化学就大踏步地向前发展,而每当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占了上风,化学就停滞不前.每当化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化学领域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也随之进入一个新阶段;这种斗争从古至今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文章强调,只有以无产阶级的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深入开展化学领域的革命大批判,批判化学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旧学科体系,才能建立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新的化学学科体系。
1974年,《化学通报》发表了《矛盾的对立斗争是化学科学发展的动力》一文.文章认为化学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并且认为这种哲学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化学通报》的另一篇文章说,我们要学习柳下跖敢于革命、彻底革命的精神,联系科技界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化学通报》还有一篇文章说,在当前的自然科学领域里出现的“宇宙膨胀”、“粒子结构终极”等等理论,都是唯心主义自然观作祟造成的.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认真改造世界观,作一个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其中包括自然科学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
“文革”期间,化学结构理论中的“共振论”再次受到批判。
“文革”后期,《化学通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对“热寂说”进行了反复批判.一些文章在批判“热寂说”的同时,也对热力学第二定律进行了批判,认为其本身包含着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因素,因此热寂说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必然产物.
不过需要指出,与其他学科相比,“文革”期间化学领域的批判内容相对较少.
生物学批判
“文革”期间,各类生物学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对生物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进行了批判。
1950年代,遗传学领域开展了大量的批判活动,对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说进行了反复批判。文革期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批判。
1976年,《植物分类学报》第1期刊登《批判生物分类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一文.文章认为,渗透在自然科学中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潮,有的还没有被揭露和批判;有的虽然批判了,但很不彻底;在生物分类学中就有以逻辑实证论为主要形式的主观唯心主义流派长期没有受到批判,在生物学领域辩证唯物论与形而上学唯心论的斗争从来没有止息过.文章强调:当前我们正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于批判生物分类学中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潮的重要意义,更应从反修防修、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去认识;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一切腐朽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步清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用马克思主义去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阵地,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将这个斗争进行到底。
1976年,《中国科学》第6期发表《评现代生物学中的还原论》一文。文章认为,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学科,利用物理学及化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生物学问题,这种研究方法是还原论,是把复杂的高级的生命现象还原成简单的低级的物理和化学现象,抹杀了生命运动形式与物理、化学运动形式的本质区别.文章指出:还原论是形而上学世界观在自然科学中的具体表现,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自然科学不仅反映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且也是和现实的阶级斗争紧密相联系的.为了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为了使自然科学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们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识别自然科学中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自然科学中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
《动物学杂志》1976年第2期发表论文《自然科学离不开阶级斗争——达尔文进化论学习札记》.文章认为,达尔文最大的错误是搬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来解释生存斗争,由此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的保守性.文章强调:在阶级社会里,自然科学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从来就是尖锐复杂的,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便去占领;我们可以从达尔文进化论的发展的历史认识到,在科技战线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经常地通过自然科学领域来影响我们;我们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渗透在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反动思潮。
以上这几篇文章认为,在遗传学、优生学、生物分类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等理论中都渗透着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生物学领域一直存在着唯物论与唯心论两种思想路线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必须站在阶级斗争的高度对这些“唯心主义”进行批判.这几篇文章基本上反映了生物学领域的批判情况和思想认识。
宇宙学批判
1970年6月,在上海理科大批判写作组编印的介绍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理论及主要流派的油印资料——《宇宙学》分册中,对于“现代宇宙学”的“宇宙有限论”、“宇宙膨胀论”、“宇宙稳恒论”都进行了批判。
1973年,上海理科大批判写作组以“李柯”署名发表文章,对大爆炸宇宙论进行了批判.文章认为,“大爆炸宇宙论”是唯心主义的产物,它错误地把分布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辐射推广到整个宇宙中去,结果是“一爪落网,全身被缚”,“陷进了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罗网之中”;这种理论“本质上只能适应宗教的需要,适应反动势力从精神上麻痹人民的需要.”这篇文章说,宇宙的总体没有什么数学解、物理解,但是有哲学解;现代宇宙学的所谓宇宙的数学解、物理解,实际上是一种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哲学解.文章还认为,整个宇宙根本不可能计算和描绘,无论多么复杂的数学也算不出来,无论根据多么深奥的物理学定律也描绘不出来;谁要是去搞这一套,谁就一定要陷入唯心论的先验论。
1973年6月,《自然辩证法》杂志刊登了以“卞思祖”为笔名的文章《宇宙是无限和有限的统一》.文章认为,宇宙学上的有限与无限之争,实际上是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之争。文章认为,“现代宇宙学”硬把无限的宇宙圈了起来,硬把局部范围的规律性强加给整个宇宙,这是“把自己在科学上的无能拿来蔑视宇宙”.这篇文章彻底否定了现代宇宙学,认为它是受“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世界观影响”的产物,“是自然科学这株大树的杈丫上生长出来的一朵盛开的却又不结果实的花.”
1975年12月,《自然辩证法》杂志发表了李柯的文章《“红移”现象说明了什么——再评“大爆炸宇宙学”》,对大爆炸宇宙论做了进一步的批判.文章说:“大爆炸宇宙学硬把哈勃定律无限地外推到整个宇宙,硬要用它作模子来塑造一个宇宙气泡,这有点象瞎子摸日.”文章认为,“今天的大爆炸宇宙学,尽管有了更现代化的观测仪器,看到了更广阔的星系世界,却写了一本地地道道的‘宇宙退化史’.”
1976年,《天文学报》中《评稳恒态学说》一文认为,“在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史上,一直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尖锐斗争.”文章说,现代宇宙学中稳恒态学说的要害,是主张物质可以从无到有,可以从虚无中创生出来;稳恒态学说在物质观上是唯心主义的,在宇宙发展观上更是十足的形而上学;它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荒谬的、反动的宇宙学说,”“是没落垂死阶段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我们必须予以批判.”《天文学报》同期发表的《继续深入批判宇宙学中的唯心主义》一文也认为,在现代宇宙学理论领域,一直充塞着种种唯心主义的理论.文章对“大爆炸宇宙论”和“稳恒态宇宙论”等现代宇宙学理论都提出了批判,认为它们都是唯心主义学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的“现代宇宙学”理论.文章说,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压制和破坏,天文研究部门面对这些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宇宙理论,竟然完全不去批判,任其泛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天文工作者提高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科学研究,开展了对渗透在天文学科领域特别是在宇宙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批判.文章并且认为,这方面的批判工作才刚刚开始,以后要不断的深入进行下去。
1976年,《物理学报》第4期发表文章认为,在宇宙无限还是有限的问题上,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一直贯串着整个物理学史.唯物论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唯心论则主张宇宙是有限的.在物理学发展的每一阶段,这两条哲学路线之间都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唯心论者总是要歪曲和利用当时物理学的最新成果变换着手法来“论证”宇宙有限,为没落的剥削阶级的反动政治服务.宇宙有限论在哲学上和物理学上都是荒谬的,必须对之进行批判。
“文革”期间,黑洞理论也受到批判。《自然辩证法》杂志和《物理》杂志等发表了一系列批判黑洞理论的文章,认为引力坍缩和黑洞理论否认吸引和排斥的对立统一规律,从而得出了宇宙末日的结论;这种理论是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标本,是适应了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垂死的政治需要;它在科学上是荒谬的,在哲学上是唯心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环境科学和能源科学批判
1970年代,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提出了“生态危机”和“资源枯竭”问题。“文革”期间也对此进行了批判.
1974年,《自然辩证法》杂志第1和第4期分别发表了《评环境污染》和《评能源枯竭论》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认为,环境污染的根源“并不取决于工业生产本身,而是取决于社会制度,取决于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生产”;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从娘胎里带来的先天性脓疡;”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在对待环境污染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后一篇文章认为,能源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枯竭”的反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治之症”.这篇文章还认为,自然界的能源永远也不会枯竭,人类对能源的认识和利用也永远不会有极限.文章论证说:“所谓能源,无非是可以产生出供人们利用的能量的物质.普天之下,都是物质;凡是物质,总在运动,也总是具有能量.因此,举凡自然界的一切物质,其实都是能源.物质不灭,可以利用的能源无穷.”这篇文章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能源危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日薄西山,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又一大暴露。”
1975年,《中国科学》第6期发表一篇文章,对“能源枯竭”的说法从政治上和科学上做了进一步批判。文章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能源与整个自然界的关系上,在能源利用与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上,都制造了种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动谬论;美帝和苏修一起鼓吹“能源枯竭”论,企图用所谓自然界能源枯竭来掩盖他们反革命社会力量的枯竭;他们宣扬能源决定社会发展的反动观点,把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工人失业等等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通通归到所谓“能源危机”头上;它们宣扬“能源发展极限”论,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文章强调:大规模污染,决不是能源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严重的污染不是什么能源发展的极限,而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了极限;正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对能源的大肆浪费和破坏,由于资产阶级不顾劳动人民的死活,疯狂追求巨额利润,因而随着能源利用大量增长,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造成了劳动人民的巨大灾难.另外,文章还认为:能源枯竭的论调,完全违反自然界存在的客观事实,完全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对科学的一种反动;它不仅不符合自然界存在的客观事实,也不符合近百万年来人类认识和利用能源的历史事实,能源枯竭论也是根本违反自然界能量转换和物质不灭的客观规律的.文章同样认为,严重的污染不是什么能源发展的极限,而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了极限;目前资本主义世界愈来愈严重的污染,完全是由帝国主义制度所决定的。
1976年,《植物学报》也连续发表文章,对“生态危机论”进行批判,认为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大肆宣传生态危机,是他们没落的资产阶级的哀鸣,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绝望的写照;”“破坏生态平衡的根源绝不是‘人类的错误行为’,而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无产阶级革命派旗帜鲜明地指出:“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这两个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反映。

文革期间,无产阶级革命派认为,在各门自然科学理论中渗透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动思想,不对之进行批判,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就不能发展。由前述批判文章可以看出,“文革”期间,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复强调,自然科学领域所反映的哲学上唯物论与唯心论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是与现实的阶级斗争紧密联系的,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无产阶级必须在自然科学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无产阶级革命派认为,在物理学领域,围绕量子力学的解释问题所展开的争论,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在物理学中的表现;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的解释,在哲学上是荒谬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科学上是虚假的;这个学派是腐朽、没落、垂死的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是为反动政治服务的;哥本哈根学派利用微观客体的波粒二象性提出“互补原理”,其政治目的是大搞“合二为一”的中庸之道,大搞阶级调和论,是企图挽救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围绕热力学中热寂说的斗争,不仅是自然科学中真理与谬误之争,而且是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哲学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在化学领域,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在生物学领域,一直存在着唯物论与唯心论两种思想路线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了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在宇宙学领域,大爆炸学说和稳恒态学说等都是唯心主义的、荒谬的、反动的宇宙学说,是没落垂死阶段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在环境和能源研究领域,在对待环境污染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能源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枯竭”的反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治之症”,“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是没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绝望的写照。
无产阶级革命派认为,阶级、社会制度和哲学世界观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基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斗争,在理论上和思想上的表现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因而自然科学领域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的表现。《五·一六通知》提出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要“立”必须先“破”。只有先破除资产阶级的旧科学,才能建立无产阶级的新科学。
文革期间,参与科学批判活动的人员数量远远超过了1950年代。“文革”时期科学批判的规模之大、参与人员之多都远远超过了前两个时期。广大革命群众认为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他们有勇气和能力批判自然科学中的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文革期间革命大批判所涉及的学科之多、领域之广也超过了1950年代的批判情况。“文革”期间,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刊物上都发表了科学批判文章,所涉及的学科,既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传统基础科学,也有宇宙学、人类学、环境和能源科学等新学科,其中对于物理学和生物学批判的内容最多.物理学中的热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粒子物理和天体物理等有关理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还有以相对论为基础的宇宙学和统一场论,都受到了反复批判。无产阶级革命派认为,对自然科学领域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进行批判,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反映,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需要。

[ 本帖最后由 德东 于 2010-11-11 18:40 编辑 ]

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
(1976.01.31)

《人民日报》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深刻地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科学技术领域中许多新的重大成就,包括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人工合成胰岛素及其晶体结构的测定等一系列新成果,都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不断迈向新的水平。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科学技术人员正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革命精神,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但是,前一时期,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相互呼应、彼此配合,刮起一阵右倾翻案风。他们作了那么充分的表演,还气势汹汹地叫嚷:“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谁说得清楚?” 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潭,对于这个问题自然是不能也不愿说清楚的。但只要用马克思主义加以分析,答案非常明白: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标本。

毛主席教导我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毛主席这一光辉指示,十分明确地规定了我国各条战线的根本任务,必须毫无例外地坚决贯彻执行。然而,在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却打着科学技术特殊的招牌,公然宣称:“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

科技战线究竟特殊在什么地方,以至连无产阶级专政都不能提了呢?奇谈怪论答曰:“对科学技术不能专政”。

试问,谁说要对科学技术专政?专政从来是阶级对阶级的关系,而不是人对物的关系。把在科技战线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歪曲为对科学技术专政,这和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工厂、农村,说成是对机器、粮食实行专政一样的荒谬。在这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用最低劣的捏造事实的方法,“把显然愚蠢的思想加到论敌身上,然后加以驳斥”。这正是当年叛徒考茨基所玩弄的把戏。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规律的,但从事科学技术的人,研究科学技术的单位及其领导、管理机构,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都受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制约,都是为一定阶级的专政服务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抓在资本家手里,“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成为为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家利益服务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应当为劳动人民所掌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把科学技术与科技战线故意混同起来,妄图利用科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取消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偷换概念,玩弄诡辩,夸大特殊,否定一般,这正是修正主义的手法。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科技阵地以往长期为剥削阶级所霸占,资产阶级偏见和传统势力根深蒂固,比起教育界来毫不逊色。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刘少奇一伙在科技界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许多科学研究单位,同样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了许多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生事物,但斗争的成果还很不巩固,有的地方至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在科技战线上,到底由谁占领、执行什么路线、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发展,斗争依然是异常尖锐和复杂的。列宁就曾经批判过抹杀科技战线存在着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十月革命后,当有人说什么“科学实验室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它的全体成员协调、一致并自觉地进行活动”时,列宁尖锐地指出:“不对。在阶级尚未消灭以前,这是不可能的。”鼓吹“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熄灭论对抗党的基本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反攻倒算回去,让资产阶级在科技战线专无产阶级的政。

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只要镇压一小撮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子,而从根本上讲,是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渗透在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切实做到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道理本来是清清楚楚的。可是,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居然说什么,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把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这简直是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妄图煽动知识分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这是枉费心机。

科技界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同把知识分子作为“专政对象”,根本不是一回事。毛主席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我国知识分子状况作了科学的分析,规定了政策,今天仍然是我们的指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可喜的进步。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制造出把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的奇谈怪论,来诋毁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恰恰反映了他们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曾经辛辣地揭露和嘲笑过第二国际的庸人,说他们“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事隔八十多年,今天我们又看到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对无产阶级专政提也不敢提,一见到“科学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大标语,就如芒在背,浑身不舒服。这又一次生动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修正主义的要害,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科技阵地,指导科学研究,不断清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是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毛主席的这段论述,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同自然科学的关系。而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却断章取义,根本不谈马克思主义包括自然科学,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借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包括自然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仅总结了阶级斗争的经验,而且对自然科学的丰富成果进行了概括。马克思主义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全部人类知识的结晶,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整顿党的作风》)马克思留下了《数学手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当时自然科学的许多部门进行了理论的概括。列宁总结了恩格斯逝世以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写下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哲学的光辉的著作。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重视对自然科学的哲学概括。《矛盾论》、《实践论》极其深刻地总结了自然科学的成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中,高度概括了自然科学发展的辩证规律。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一次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就对关于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它所揭示的唯物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在各门自然科学中是普遍起作用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在研究中用什么世界观作指导,这对科研能否取得成果关系极大。自然科学工作者自发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经不起唯心主义的侵袭。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大批物理学家在自然科学的新发现面前陷入唯心主义,就是很深刻的教训。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工作者,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当然,由于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各门具体科学有自己专门研究的对象。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这决不意味着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而是要求人们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进行具体的、辩证的分析和研究。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歪曲毛主席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问题上大作文章,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当前,在科技战线上,根本不是什么用马克思主义代替了自然科学,而是没有牢固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文化大革命以前,在科技界,由于刘少奇一伙的破坏,没有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科技人员提高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但这仅仅是开始。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占领科技阵地,还要经过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右倾翻案风鼓吹的那些奇谈怪论,实际上是妄图扼杀广大科技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运动。

历史经验证明,修正主义者往往会利用自然科学这块阵地向马克思主义进攻。为了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这个领域中进行战斗。马克思、恩格斯同杜林的斗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自然科学领域。他们把这种斗争,看成是整个路线斗争的一部分。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从天体演化学、物理、化学,一直到生物领域,对杜林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一九○五年俄国革命失败以后,列宁为了反对波格丹诺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样深入到自然科学领域,研究了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和“物理学的危机”,彻底批判了马赫主义及其在俄国的信徒。毛主席关于“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指示,关于反对“压抑新生力量”的指示,深刻地批判了科学技术领域中的洋奴哲学和其他唯心论、形而上学观点。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说什么不亲自参加实验就不准发表意见,就是抹杀科技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是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保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公然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自然科学阵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背叛。

专业科技人员同工农相结合,开门办科研,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于这一革命的新生事物,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大肆进行非难。他们说什么开门办科研“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使人不敢搞理论”;叫嚷:“不宜笼统提开门办所”,“这种创新还是少点好”。 把联系生产实际和发展科学理论对立起来,这是头足倒置的认识论。什么叫理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自然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都是来源于生产实践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今天,我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一个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正在全国掀起。对于发展科学技术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社会需要!蓬勃发展的工农业生产建设,对自然科学提出了多少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又为解决这些问题、发展科学理论积累了多么丰富的实践经验。假如真的依了奇谈怪论的主张,将我国工农业生产实践抛到脑后,关起门来冥思苦想,那么新的题目、数据、经验、资料,莫不是会从天上掉下来吗?绞尽脑汁,也只能是杂志缝里找题目,跟着洋人屁股转,岂有他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科研路线毒害下,许多科研单位关起门来搞“提高”,同工厂、农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一味公式来公式去,结果又怎么样呢?“科研科研,越研越玄”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大量资金似水流,成果未得人变修”的覆辙,难道还容许重蹈吗!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科技工作者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迈开双脚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去,按照“实践——理论——实践”的认识路线办事,开始尝到了甜头,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就跳出来反对,拚命要把他们往回拖。对此,广大科技人员是不会答应的。

科技人员与工农相结合,走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可以使他们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促进世界观的改造;同时,对于他们业务上的再学习,也是十分必要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贩卖起修正主义那一套货色来,可谓不遗余力。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刮起搞业务的台风”,“八级不行就刮十二级”,真是怎样“强调”都不觉得过分,而偏偏就是不准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他们反对什么,主张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而直接从事生产实践的就是广大劳动群众。劳动人民的实践,是千百万人的群众性实践。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无数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这正是发展科学理论的源泉。象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文学艺术的源和流的问题一样,科学技术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广大专业科技人员只有牢记这个真理,认清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源和流的关系,虚心学习和总结群众的新鲜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在科技工作中作出更大的贡献。当然,我们提倡开门办科研,并不是要取消实验室,也不是否认科技人员个人的钻研,而是把实验室研究与更大范围的群众性实验结合起来,坚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工农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至于以有的研究所“谢绝参观”为借口,反对开门办科研,则更是荒唐可笑。难道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连起码的常识都等于零,竟真的以为开门办所就是四门大开、任君出入,就象开茶馆那样吗?否则,那不是蓄意歪曲,混淆视听,又是什么呢?

发展科学技术,要不要发动广大群众?这是一个事关路线的原则问题。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眼睛里根本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极力抹杀工农兵的作用,完全是一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极为重要的特点。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科学技术,能依赖外援、屈服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吗?不能,绝对不能!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根本方针。我们绝不能象蜗牛一样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爬行,而是要抢时间,争速度,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要达到这个目的只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必须大搞群众运动,依靠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群众办科研,对于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通过在科技战线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使广大普通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从而打破剥削阶级对科技的垄断。

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将科技领域当作不准普通劳动者进入的神圣的殿堂,在他们看来,工农兵“文化水平太低”,不配搞科研,妄图把广大群众排斥在科研大门之外。“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古往今来,一切科学技术成果,都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凡是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都是从劳动人民智慧与经验的海洋里,吸取自己革新科学技术的丰富养料。其中许多人,就直接出自劳动人民行列。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群众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千百年来被束缚的聪明才智不断迸发出来了。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广大工农兵“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意气风发地投入了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从大庆成套采油新工艺的创造,到大寨建设“海绵田”推动土壤科学的发展;从“群钻”的成功,到新型电光源的发明;从弄堂小厂实现生产自动化,到造出全部国产的万吨轮;从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到连续十四年夺得农业丰收,我国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创造了多少光辉的业绩。所有这一切都生动地证明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真理。群众性科研队伍是一支浩浩荡荡的科研大军,是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主力军。可以肯定,随着科研战线群众运动的深入,群众科研队伍将会更加发展、壮大。这个历史趋势,是任何人泼冷水、拖后腿也改变不了的。

对于专业科技人员的作用,我们从来是十分重视的。我们历来主张专业队伍同群众队伍相结合,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大大加速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所说的科技战线要大搞群众运动,其中就包括依靠广大革命的专业科技人员,包括大力倡导并实行专业队伍和群众队伍相结合。我国核试验、热核试验的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都是广大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共同奋战的结果,都是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在这里,倒是要请同志们想一想,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果真是那么重视专业队伍吗?那不过是一个骗术。实际上,他们要让广大科学技术人员脱离工农,走上邪路,使他们的专业陷入没有发展前途的死胡同。广大革命的科技人员,一定能够识破他们的阴谋,满腔热情地支持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同工农兵一道前进。

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对于推行什么路线,关系极大。如果说,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抛出“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之类东西,还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科技界在这方面的奇谈怪论,则要露骨得多。他们公开鼓吹要由“科技界所公认的”,“第一流”的“权威”来执掌领导大权,以此反对无产阶级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他们还说什么“党委书记业务不懂,你就说:‘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听你的!’”。

这是一种典型的“专家治所”论,要害是要砍掉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而手中的法宝,还是当年右派分子使用过的、发霉的陈货:不懂业务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如果认为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行,这不仅否定了政治对业务的领导,而且实际上也否定了对业务各部门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科技战线上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就可以根本不必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我们党历来提倡干部学点业务,努力做到又红又专,那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加强党的领导。

对于“听你的”这一类否定党的领导的投降主义言论,科技战线上的广大工人、干部和专业研究人员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听得够多的了。那时候,刘少奇在科技界搞的,不就是对资产阶级言听计从的修正主义路线吗?今天,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重奏前朝曲,正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让资产阶级把持科研阵地的大权。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滥调,在科技界一再沉渣泛起,现在又被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当作宝贝,极力推销。这一现象,很值得注意,它说明,剥削阶级决不肯轻易地退出世袭领地。特别是在科学技术这个专业性较强的领域里,资产阶级往往把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作为资本,要同无产阶级反复较量,争夺领导权。因此,在科技战线上党的领导不但不能有丝毫削弱,相反,应该大大地加强。任何摆脱或者削弱党的领导的言论和行动,都是完全错误的。

党必须领导科学技术,也完全能够领导科学技术。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最根本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指导,反对科技工作贯彻群众路线,处处热衷于搞“关门办所”、“业务至上”、 "爬行主义”那一套东西,难道他们能代表党吗?不,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但是,历史总是无情地嘲弄那些倒行逆施者。他们本来想反掉党的领导,但事与愿违,在批判他们散布的“专家治所”等谬论的过程中,科技界党的领导将在斗争的暴风雨中进一步加强,这是必然的。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从教育界的种种奇谈怪论,到科技界的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异曲同工,如出一辙,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它说明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它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它的手段是折中主义。从政治上、思想上回击这股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毛主席气壮山河的革命诗句,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无穷的力量。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将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 本帖最后由 德东 于 2010-5-24 14:49 编辑 ]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确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革命,当然也是最为剧烈的一场社会革命。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是一条须臾不能忘记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想当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极力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向马列毛主义猖狂进攻,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予以了坚决反击。马列毛主义真理告诉我们,掌握了马列毛主义理论武器的无革派,是可以做到“外行领导内行”的。

而事实上,马恩列斯毛,无论他们哪一个,都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鼓噪的所谓“外行”。了解导师生平的人都知道,马恩列斯毛都不仅仅是革命家、哲学家、思想家,他们还都对所处那个时代前沿的自然科学做过精深的研究。
读过马恩著作的人们也知道,马恩都是在自然科学上有着深广研究的科学家,马克思就是一个数学家,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则是基于对当时人类自然科学最重要成就深湛总结后加以提炼而写出的一部辩证唯物主义的杰作。当然,这部著作在恩格斯生前未能完成,全书也未能发表。而就是这部未完稿的著作向我们充分证明: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理论完全能够而且必须要领导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们这些所谓的“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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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摘录【摘于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
…许许多多的自然研究家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证明,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那门科学中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在本门科学以外不仅是唯心主义者,甚至是虔诚的正教教徒。
————参阅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P528

[札记和片断] 毕希纳
…大批自然研究家仍然束缚在旧的形而上学的范畴之内,而且当他们必须合理地解释这些新近的事实,即这些可以说在自然界中证实了辩证法的事实并把它们彼此联系起来的时候,便束手无策。…
…哲学因自然科学抛弃了它而对自然科学事后进行了报复。而自然研究家们本来可以从哲学家们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中看到:在这全部哲学中隐藏着某种即使在自然研究家们自己的领域中也比他们高明的东西…
————参阅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P532

…自然研究家相信,他们只有不理睬哲学或羞辱哲学,才能从哲学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他们离开思维便不能前进,而且要思维就得有思维规定,而这些范畴是他们从所谓有教养者的那种受制于
早已过时的哲学残渣的一般意识中盲目地取来的,或是从大学必修的哲学课中听到的一点儿东西(这种东西不仅是片断的,而且是分属于极不相同的和多半是最蹩脚的学派的人们的观点的杂烩)中取来的,或是从各种各样的哲学著作中缺乏批判的和杂乱无章的读物中取来的,——正因为这样,他们同样做了哲学的奴隶,而且遗憾的是大多做了最蹩脚的哲学的奴隶,而那些辱骂哲学家骂得最厉害的人恰好成了最蹩脚的哲学家的最蹩脚的庸俗残渣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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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研究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

自然研究家由于靠旧形而上学的残渣还能过日子,就使得哲学尚能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第308页◎的时候,一切哲学的废物——除了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
————参阅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P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