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毛主席“九篇文章”的反修背景考略
毛主席在1941年写过一篇长达五万多字的文章，共9个部分，所以也被称为“九篇文章”。文章最初的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后又改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这篇文章初稿写出后，作过几次修改，但没有全文发表。
毛主席“九篇文章”的节选与他所批判的九个中央文件详见：
https://longlivemarxleninmaoism.online/t/topic/16098
1964年3月25日，毛主席将“九篇文章”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阅，请他们提出意见，准备修改。同时批送陈毅阅。
1965年1月2日，毛主席批示：“此件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三同志一阅，请提意见，以便修改。其中关于临时中央不合法的问题，已在一九四五年七大前的中央会议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上不提了，即承认其是合法的了，这样做于全党有利。其中又提了总理的名字，也应该删掉，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1965年5月12日，毛主席在长沙将文章的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并写道：“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一九六四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现在年深月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问题不存在了，干部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章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
1974年6月，毛主席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细看了一遍，并将其中有关刘少奇的内容删掉，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
1976年8月，毛主席又请人将“九篇文章”朗读给他听一遍。
从1964年到1976年，实际并没有发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王明躲在苏修放放冷箭，李德躺在东德阴阳怪气，这些老熟人早就被历史的车轮碾过，对中国革命不发生什么实际作用了，但是毛主席为什么反复思考“九篇文章”的修改与发表问题呢？结合李进的《驯服工具论的“左”右两面、殊途同归——略论三次“左”倾路线与刘邓路线的一致性》，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端倪。
王明那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实扫进历史垃圾堆了，但是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却是甚嚣尘上，一浪高过一浪。
彭真是形“左”实右的，先是在批《海瑞罢官》上阳奉阴违，包庇吴晗，后又假借“二月提纲”（以中央名义下发该文件）要反过来整批判吴晗的左派，如果不把彭真打倒，关锋、姚文元、戚本禹这些人都要变成牺牲品。戚本禹几个年轻人此前就曾因为给机关领导提意见，差点被划为右派，这就是著名的中南海八司马事件。所以毛主席后来说，如果再不发动文革，老的小的都要挨整。
聂元梓等人造了北大党委的反，如果不是毛主席批转广播了他们的大字报，如果不把彭真打倒，聂元梓板上钉钉会被北大党委划为右派和反革命。
刘少奇也是形“左”实右的，当大专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时，他就派工作组去维持既有秩序，假借“夺权”在学校的师生里面划右派，谁反对工作组，谁就会被划为右派和反革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工作组实质上只是让学校的党委靠边站，以所谓批判“黑帮”的名义，把革命圈禁在文化学术领域，拿一批文教系统的党政干部当替罪羊，借此蒙混过关。但这种手法在当时的广大师生面前显得很拙劣，因为形势在1966年6月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毛主席批转广播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绝大数人都已经听到革命的号召，真正需要重新思考的是整个路线的对与错、是与非，而不是简单的撤换几个学校的校长和党委书记（比如北大陆平、清华蒋南翔、南大匡亚明、兰大江隆基等）。所以北大的陈必陶、清华的蒯大富这些学生反对工作组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里批判这些人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林彪也是形“左”实右的，如果毛主席不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批判“天才论”，那么张春桥、姚文元结局就会是坐牢然后枪毙。《"571工程"纪要》里写的明明白白：“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集中打击B-52及其一小撮独裁者“，所以林彪的联合舰队是邓小平叶剑英反革命政变的预演和彩排。林彪说出了邓小平叶剑英们的心里话。老牌修正主义者陈云就盼着毛主席早点死，据说最好在八大的时候就死掉，这样就可以早一点做他们无害的偶像。
“左”和右都会葬送革命，都是对正确路线的某种“修正”以符合机会主义路线的需要。毛主席的“九篇文章”就是揭了这张画皮。
毛主席为什么说聂元梓的大字报的意义超过巴黎公社呢？ 因为巴黎公社向全人类展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但是巴黎公社并没有展现如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从列宁到斯大林、毛主席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一种现实。现实的无产阶级专政都是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如何监督共产党呢？如何确保共产党搞共产主义而不是搞别的什么主义呢？聂元梓的大字报让毛主席看到一种崭新的形式，那就是人民要有造反的权利，这是一项最最根本的民主监督的权利。首先党员要有造反的权利，一个自觉的党员如果发现哪一级的党组织走了错误的路线（比如北大党委），那么这个党员就应该在任何有党组织的地方向具体的个人或具体的某一级党组织造反，而且只要不涉及到党的机密而是讨论路线问题，就不应该受到所谓“内外有别”的限制。
共产党如果不能保障党员上述的基本权利，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能使人民拥有造反权，那么共产党就会变修，变成假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在中国则是变成那种最坏的靠血缘、人身依附、政治依附来维系的，靠坦克车和机关枪作为暴力后盾的法西斯专政。
王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是“左”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又是右的，是要对蒋介石搞投降主义的，而后又是投靠苏修的，是卖国的，所以这种人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民族主义者，就是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
刘少奇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是右的，是要工人阶级缴械投降的，而在抗日战争后期又搞过一段“左”的土改，在解放战争期间是右的主张剥削有功的，在大跃进时期又是“左”的大刮“共产风”，一九六二年又是右的，要分田单干包产到户，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四清四不清”把农村基层干部整的很苦却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事实证明这种人就是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是叛徒、内奸、工贼。
林彪在井冈山的时候拖枪要带队伍跑掉，结果看到周围都是地主民团，只能再拖枪回来。文革初期伪装积极，表现的很“左”，结果在第二次庐山会议露出马脚，原来心里话是想顺利接班，好好发展生产力。最后飞机往苏修那里逃，也是投敌卖国的。所以这个人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民族主义者，就是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
历史证明，“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在共产党内是长期存在的，自觉的党员要做到时刻准备路线斗争，随时判断权力掌握在什么样的人手里，要善于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从修正主义分子、机会主义分子手里把权夺回来。毛主席和“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斗争了一辈子，未来新的共产党要完成毛主席的一个心愿，那就是在革命胜利的时刻全文发表他的“九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