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家札记（1910年3月6日和5月25日〔3月19日和6月7日〕）（节选）
一 论召回主义的拥护者和辩护人的《纲领》
如果政府召开杜马为的是要同各个反革命的阶级进行磋商，那么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正好是：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没有“实力和实权”（来帮助革命），而第三届杜马过去和现在都有“实力和实权”（来帮助反革命）。革命者可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应当）不参加没有力量帮助革命的机关。这是无可争辩的。但纲领起草人把革命时期的这种机关同有力量帮助反革命的、“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的杜马混为一谈，这就犯了天大的错误。他们把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见解恰好用到实际上不能用的场合！因此，这也就是把布尔什维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
二 我们党内的“统一的危机
崩得分子和托洛茨基要起媒人的作用，使“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不管其中的一方是否已经放弃取消主义）“结成配偶”。这种媒人观点就是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的调和主义的全部“思想基础”。如果说现在他们埋怨和哭诉，说统一不成功，那么对这种说法的理解就应当有很大的保留。这种说法应当理解为作媒不成功。托洛茨基和约诺夫对统一、对同“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不管他们对待取消主义的态度）统一所抱的希望“落空了”，这只是意味着媒人落空了，只是意味着媒人观点不正确、不现实、毫无价值，而完全不意味着党的统一落空了。
我们党内最“棘手的”问题在全会前争论最多，在全会后则应当争论最少，对这些问题，全会主要决议的有关部分是怎样说的呢？
它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一方面是否定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贬低它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另一方面是否定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进行工作和利用合法机会，不懂得这两者的重要性等等。
试问，这个决议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
是说呼声派应当真心诚意地坚决不再否定秘密的党，不再贬低它的作用等等，应当承认这是一种偏向，应当摆脱这种偏向，同这种偏向势不两立，进行积极的工作；是说前进派应当真心诚意地坚决不再否定杜马工作和合法机会等等；是说中央机关报的多数派应当在呼声派和前进派真心诚意、彻底坚决地放弃全会决议详细指出的“偏向”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同他们“合作”呢？
还是说中央机关报的多数派有责任“通过同现有的”呼声派分子（他们仍然在继续甚至更加明目张胆地替取消主义辩护）和现有的前进派分子（他们仍然在继续甚至更加明目张胆地坚持说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等等是合理的）的“合作”来贯彻决议（关于克服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偏向的决议）呢？
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完全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的决议中的那些响亮的词句是多么空洞，就完全可以看出这些词句事实上是在维护阿克雪里罗得之流以及阿列克辛斯基之流所坚持的观点。
托洛茨基的决议一开头就充分体现了最恶劣的调和主义精神；这是带引号的“调和主义”，是小组庸俗调和主义，看到的只是“现有的个人”，而不是现有的路线，不是现有的精神，不是党的工作中的现有的思想政治内容。
要知道，这就是托洛茨基之流的“调和主义”同真正的党性截然不同的地方；托洛茨基之流的“调和主义”实际上是在忠心耿耿地替取消派和召回派效劳，因此它愈是狡猾、愈是巧妙、愈是动听地用所谓护党的和所谓反派别主义的辞藻作掩护，它对党的危害也就愈大，而真正的党性却在于清除党内的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
摆在我们面前的党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
是向我们“提出了”对于“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不问他们的路线，不问他们的活动内容，不问他们对待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态度，都要把他们“调和起来”呢？
还是向我们提出了党的路线，提出了我们整个工作的思想政治方向和内容，提出了清除我们工作中的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任务，提出了不管那些“个人、集团和机关”是否同意，不顾那些不同意这条路线或不执行这条路线的“个人、机关和集团”的反对而一定要付诸实现的任务呢？
对于实现任何一种党的统一的意义和条件，都有两种观点。了解这两种观点的区别极为重要，因为在我们的“统一的危机”的发展过程中，这两种观点错综复杂地搅在一起，如果不把一种观点同另一种观点区别开来，那就不可能搞清楚这个危机。
一种统一观把“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的“调和”放在首位。他们对党的工作、对党的工作的路线的观点一致是次要的事情。意见分歧应当竭力避而不谈，不应当弄清分歧的根源、分歧的意义和分歧的客观条件。把这些个人和集团“调和起来”，这才是主要的事情。如果他们在执行共同路线方面意见不一致，那就应当把这条共同路线解释得能为大家所接受。你活，也让别人活。这就是庸俗的“调和主义”，它必然会导致玩弄小组外交手腕。这种“调和主义”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堵住”意见分歧的根源，避而不谈这些根源，竭力“调解”“冲突”，使对立的派别保持中立。很明显，在秘密的党利用国外基地开展活动的情况下，这种小组外交手腕就是向那些尝试搞各种各样的“调和”和“中立”来充当“公平的经纪人”的“个人、集团和机关”大开方便之门。
……
显然，我们看到，呼声派坚决彻底地转向了取消主义；但是，如果看看在全会以后发生的情况，特别是看看《我们的曙光》杂志、《复兴》杂志和米哈伊尔、尤里、罗曼先生之流的主张，把这些情况看成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有因果关系的整体，那么这种转向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谈到，并且还要指出托洛茨基的极端肤浅的观点，他喜欢把一切都归咎于“违背道德和政治义务”（维也纳决议）。而我们看到，这里显然不是什么个人或集团的“违背义务”，也不属于道德或法律的行动，而是一种政治行动，即俄国的反党的合法派在团结起来。
现在应当谈谈另外一个问题，即全会从决议中删掉取消主义的提法这个措施的原因和意义。把这样做说成仅仅是由于托洛茨基、约诺夫之流的调和分子热心过头了，那也是不正确的。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这就是全会的大部分决议不是根据少数服从多数这个通常的原则通过的，而是根据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别协商的原则，经民族代表调停通过的。约诺夫同志在《崩得评论》中所暗示的，看来就是这种情况，他写道：“那些现在抓住形式不放的同志们很清楚，如果上次全会采取形式主义的观点，那会产生什么结果。”
约诺夫同志这样说是在暗示。他也象托洛茨基一样，认为这种叙述自己的见解的方式是特别“策略的”，是不带派别性，而且是特别符合党的原则的。其实，这正是小组外交家的做法，这种做法于党、于党的原则有百害而无一利。这种暗示，对一些人不会起什么作用，对另一些人会引起小组好奇心，还有一些人会被挑动起来，去拨弄是非，造谣生事。所以，约诺夫的这种暗示必须戳穿。如果他在这里说的不是全会在许多问题上都尽力做到协商（而不是简单地由多数来决定），那么，我们就请他说得更清楚些，并且不要勾引国外的那些长舌妇。
如果约诺夫在这里说的是全会上各派别的协商，那么，他针对“现在抓住形式不放的同志们”说的那些话，就明显地向我们表明了那些貌似调和派的人们的又一个特点，实际上他们在暗中帮助取消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