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节选）
我们的杜马选举不是直接选举而是多级选举。在多级选举的情况下，只有在初级阶段才有选票分散的危险。只有在初选选民进行选举的时候，我们才不知道选票会怎样分散；只有在向群众进行鼓动的阶段，我们是“盲目”行动的。在高级阶段，在当选人选举时，决战已经结束，剩下的只是各个政党在知道自己的候选人和选票的确切数目的情况下，根据达成的局部协议来分配席位。
初级选举阶段，就是在城市选举复选人，在农村选举十户代表，在工人选民团选举初选人。
在城市，我们在每个选举单位（选举区等）面对着的是大批选民群众。选票分散的危险无疑是存在的。无疑在城市里，只是由于没有“左派联盟”，只是由于比如说，社会民主党拉走立宪民主党的部分选票，黑帮复选人才可能在某些地方当选。记得在莫斯科，古契柯夫得了将近900票，立宪民主党得了将近1400票。当时只要社会民主党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走501票，古契柯夫就会成为胜利者。毫无疑问，小市民公众会考虑到这种并不费解的手段，害怕选票分散，为此他们将宁愿投最温和的反对派的票。结果将会产生英国的所谓“三角”选举的情况，当时城市小资产阶级怕投社会党人的票，因为这会夺走自由党人的票，从而使保守党人当选。
用什么办法才能防止这种危险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在初级阶段达成协议，即提出复选人的共同名单，名单上各政党候选人根据各政党竞选前的协议所确定的数目来选定。这样，达成协议的所有政党就号召所有选民群众都来投这个共同名单的票。
我们来探讨一下赞成和反对使用这种办法的论据。
赞成的论据是：这样可以进行严格的党的鼓动工作。社会民主党在群众面前尽可以批评立宪民主党，但也还须补充一句：立宪民主党终究比黑帮好些，所以我们同意提出共同名单。
反对的论据是：提出共同名单，将公然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整个独立的阶级政策。我们向群众推荐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共同名单，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把明确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划分彻底搞乱，我们就会为了自由派赢得杜马席位而损害我们选举运动的原则意义和整个革命意义！我们就会使阶级政策服从议会制度，而不是使议会制度服从阶级政策。我们就会使自己丧失估计自己力量的可能性。我们就会失去在历次选举中长期坚持的东西：提高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觉悟和加强他们的团结。我们得到的就会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和不可靠的东西：立宪民主党对十月党的优势。
我们为什么要使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遭到危险呢？是怕黑帮候选人的危险吗？但是，在524个杜马代表席位中，俄国全部城市总共只占35席（圣彼得堡6席，莫斯科4席，华沙和塔什干各2席，其余21个城市各1席）。这就是说，城市本身是决不能使杜马的面貌发生什么重大变化的。其次，也不能只从形式上来考虑选票在数目上分散的可能性。必须分析这在政治上有多大可能。分析表明：黑帮即使在第一届杜马选举时也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数，象上面指出的“古契柯夫的”情况是个例外。根据《立宪民主党通报》[78]的材料（1906年4月19日第7期），在产生28个杜马代表的20个城市中，1761个复选人中有1468个立宪民主党人，32个进步党人和25个非党人士；有128个十月党人，32个工商党人和76个右派，就是说总共有236个右派，占复选人的15％弱。有10个城市右派复选人连一个都没有当选，有3个城市（共80个复选人）右派复选人当选的各不超过10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过分害怕黑帮而放弃为争取自己阶级的候选人的斗争，这是否明智呢？这种政策除原则上不坚定以外，即使是从狭隘的实用观点出发，是否会犯近视的毛病呢？
有人会反问我们，那么，同劳动派结成联盟反对立宪民主党怎样？但是，我们已经指出了劳动派中的党派关系的特点，由于这些特点，结成这样的联盟是不需要的，也是不适当的。在工人人口最集中的城市里，如果没有极端必要，我们决不应当放弃社会民主党的完全独立的候选人。现在没有这种极端必要。立宪民主党或劳动派（特别是人民社会党型的劳动派！）少一点或多一点，这没有什么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杜马本身最多只能起附属的次要的作用。在确定杜马选举结果方面具有政治上的决定意义的是农民，是省复选人大会，而不是城市。［注：当然，小城市也能通过城市代表大会来影响省选举大会的组成。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党人也在这里占了完全优势：例如，在城市代表大会的571个复选人中，有424个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党人，147个右派（1906年3月28日《立宪民主党通报》第5期）。就各城市来看，波动幅度当然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绝大多数场合大概都能对立宪民主党独立作战，不怕分散选票的偶然性，不使自己依赖任何一个非社会民主党。工人选民团中大概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会认真地谈在初级选举阶段结成联盟的问题。在工人群众中，社会民主党人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尤其必要。］在省复选人大会上，我们在毫不违反严格的原则性下，同劳动派结成共同政治联盟来对付立宪民主党，这要比在农村的初级选举阶段结成联盟好得多，正确得多。我们现在就来谈谈农村的选举。
大家知道，在大城市里，政党的组织性在某些地方排除了一个选举阶段。根据法律，选举是二级的。而实际上选举有时成了直接的或者几乎是直接的，因为选民清楚地知道各个竞选政党的性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知道某个党打算把哪些人选进杜马。相反，在农村中，选举分很多级，选民很分散，党公开开展活动的障碍很大，因而第一届杜马的选举进行得非常“隐蔽”，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也会如此。换句话说，在农村党的鼓动工作常常是，甚至在大多数场合下都只能笼统地提党，故意不提个人，因为畏惧警察。激进的和革命的农民（而且不仅仅是一些农民）故意以非党为名把自己掩护起来。十户代表的选举取决于对人的了解，取决于对某某个人的信任和对他的社会民主党言论的同情。我们在农村里，有当地党组织为后盾的社会民主党人寥寥无几。但是，能吸引当地农村居民同情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可能比根据我党基层组织的材料所能设想的要多得多。
象人民社会党人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一心想在现行制度下建立公开的社会主义政党，他们不懂得，一个秘密政党如果具有坚定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同时它的组织（它远不是仅仅通过党员对群众产生影响的）又具有隐蔽性，那它就能得到更大的信任和同情。真正革命的、久经战火锻炼的秘密政党，在国内战争时期可能比其他的合法政党对群众发生更广泛的影响。因为秘密政党对普列韦之流先生们已经习以为常，并且不会因为斯托雷平之流先生们的任何严厉措施而无所适从，而合法政党只能“黄口小儿般幼稚地”走上“严格的立宪道路”。
已经入党的和没有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选举十户代表和初选人时，将有很多取胜的机会。同劳动派结成联盟或提出共同名单，对于能否在农村这些选举阶段获胜，根本无关紧要。一方面，这里的选举单位太小，另一方面，真正入党的或多少接近党的劳动派将为数很少。社会民主党人有严格的党性，他们绝对服从党，这个党能够年复一年地在秘密状态下坚持下来，并且发展到拥有各个民族党员10—15万人，它是在第一届杜马中派出党团的最左政党之一。在所有那些不是害怕进行坚决斗争，而是一心想进行坚决斗争、但又不完全相信自己本身的力量、害怕承担发起的责任、害怕公开开展活动的人的心目中，这种党性将是一种有力的说明和保证。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利用这种严格的、“秘密的”党性的有利方面，我们根本不打算用任何一种固定的联盟来哪怕是削弱它一点点。在这里，我们唯一的、也是党的、而且也是坚决无情地革命的竞争者，只能是社会革命党。但是，只是作为一种例外，可以在真正保持党性的基础上在农村第一级选举时同他们结成联盟，因为只要实际地和具体地考虑一下农村的选举条件，就足以相信这一点。［注：社会革命党在第一届杜马中完全不能作为一个政党开展活动，他们不是不想，而是不能。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杜马里的社会革命党人也和大学里的社会革命党人一样，认为假托非党的劳动派，或同他们联合起来较为有利。］既然非党的革命农民将无意于只同一个政党联合行动，那对我们从各方面来说，还是以我们所希望的保持严格党性的方针去影响他们较为有利。联盟的非党性和鼓动工作的非党性不会束缚有党性的社会民主党人，因为革命的农民从来不会排除他们，而统一代表大会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专门决议又容许他们参加非党的革命联盟。由此可见，我们既能保持自己的党性，彻底坚持党性，并从党性中吸取全部巨大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益处，同时又能完全适应在非党的革命农民中进行工作，在非党的革命团体、小组、会议中进行工作，借助于非党的革命联系进行工作等等。如果不同在组织上只包括很少很少一部分革命农民的社会革命党结成一种会限制和束缚我们严格的党性的联盟，我们就能更广泛更自由地既利用我们党的立场，又利用在非党的“劳动派”中进行工作的一切好处。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农村选举运动的初级阶段，即在选举十户代表和初选人时（有时初选人的选举实际上大抵等于第一级选举），我们没有达成任何选举协议的必要。政治立场明确的、适于当十户代表和初选人的候选人，其百分比是很小的，因此得到农民信任和尊敬的（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任何真正的候选资格都是不能想象的）社会民主党人几乎人人都有希望当选十户代表和初选人，根本不需要同其他政党达成任何协议。
而在初选人大会上，就已经可以根据初步的并能预先决定选举全局的确切战果来行动了。这时，可能而且必须缔结的……当然不是联盟，不是紧密的固定的协议，而是分配席位的局部协议。这时，尤其在选举杜马代表的复选人大会上，我们应当联合劳动派打垮立宪民主党，联合社会革命党打垮人民社会党，等等。
总之，对现行选举制度所作的研究表明，在城市，在初级选举阶段结成联盟尤其不合适，而且也没有必要。在农村，在初级阶段（即在选举十户代表和初选人时）结成联盟也既不合适，也完全没有必要。县初选人大会和省复选人大会则具有决定性的政治意义。这时，也就是说，在高级阶段，达成局部协议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这并不会造成我们所不希望的违反党性，因为争取群众的斗争已经结束，无需再为此在人民面前直接或间接地维护（或者哪怕是容许）非党性，不会因此而使无产阶级的严格的阶级独立政策有丝毫模糊的危险。［注：值得指出的是，在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实践中，也有区别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协议的经验。法国的参议员选举是二级的：先由选民选举省复选人，再由复选人选举参议员。革命的法国社会民主党人，盖得派[79]从来不容许在初级阶段达成任何协议和提出任何共同名单，只容许在高级阶段，即在省复选人大会上分配席位时达成局部协议。机会主义者饶勒斯派[80]则主张在初级阶段也达成协议。］
现在我们先从形式方面，即所谓数目字方面来看一看在高级阶段的这些局部选举协议将是怎样一种协议。
我们就拿大略的百分比来说，即各政党在每100个复选人中能分配到多少复选人（和初选人，——在以后的叙述中也都意味着包括初选人）。要在复选人大会上当选，一个候选人必须在100票中至少得到51票。因此，社会民主党复选人的策略总规则是：必须竭力把这个数目的最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或最受拥护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复选人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以便同他们一起战胜其他复选人，从而使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复选人和一部分优秀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复选人当选。［注：为了简便起见，我们谈的纯粹是各政党的而且仅仅是各政党的复选人的分配情况。实际上当然还会有许多非党复选人。因此，社会民主党复选人的任务就是要尽量弄清一切复选人，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复选人的政治面目，并且要善于团结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多数”和社会民主党最满意的资产阶级候选人。关于区分各政党倾向性的基本标志，我们将在下面来谈。］
我们用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规则。假定100个复选人中，黑帮占49人，立宪民主党占40人，社会民主党占11人。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为了全部通过杜马代表的共同名单，就必须达成局部协议。共同名单当然要根据复选人数目按比例分配杜马席位（也就是说，在这个例子中，社会民主党可能取得全省杜马代表名额的1/5，即10个名额中取得2个；立宪民主党可能取得4/5，即10个名额取得8个）。假定在复选人中，立宪民主党占49人，劳动派占40人，社会民主党占11人，那么我们就应当竭力同劳动派达成协议，以便打垮立宪民主党，使自己争得五分之一的代表名额，使劳动派争得五分之四的代表名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有可能检验劳动派的民主主义的彻底性和坚决性：他们是同意同立宪民主党完全断绝关系，并且同工人政党的复选人一起打垮立宪民主党，还是想“挽救”某个立宪民主党人，甚至还可能不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而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这样我们就能够并且应当用实际例子向全体人民证明和表明，某些小资产者倾向于君主派资产阶级或倾向于革命无产阶级的程度如何了。
在后一个例子中，对劳动派来说，有明显好处的是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而不是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因为那样他们就能取得代表名额总数的4/5，而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只能取得代表名额总数的4/9。因此，更有趣的是相反的情况：立宪民主党占11人，劳动派占40人，社会民主党占49人。在这种情况下，明显的好处会推动劳动派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因为那时他们就会说：“我们”将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杜马席位。要在原则上忠实于民主主义，忠实于真正劳动群众的利益，就无疑应当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哪怕牺牲几个杜马席位也在所不惜。无产阶级的代表应当精心考虑诸如此类的一切情况，向复选人和全体人民（必须公布初选人大会和复选人大会的协议结果，使大家都能知道）说明这些选举算术的原则意义。
其次，在后一个例子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明显的好处和原则上的考虑，都促使社会民主党去分化劳动派。假定劳动派中有两个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革命党人，那我们就应当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而以51票打垮所有立宪民主党人和所有其他革命性较差的劳动派。假定劳动派中有2个社会革命党人和38个人民社会党人，那我们就有可能检验社会革命党人对民主主义的利益和劳动群众的利益忠实到什么程度，我们会提出：拥护共和主义民主派，反对容许君主制的人民社会党人；拥护没收地主土地，反对容许赎买的人民社会党人；拥护主张全民武装的人，反对容许常备军的人民社会党人。然后我们就能看出社会革命党人选择谁：是选择社会立宪民主党人［注：这是《觉悟的俄罗斯》文集[81]对人民社会党人的称呼。顺便说说，《觉悟的俄罗斯》文集的第1集和第2集使我们非常满意。切尔诺夫、瓦季莫夫等先生出色地既打垮了彼舍霍诺夫又打垮了塔格—因。特别好的是，以商品生产经过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理论驳斥了塔格—因。］呢，还是选择社会民主党人。
这样我们便触及到这种选举算术的原则政策方面和意义。在这里，我们的责任不是追求席位，而是极其坚决地彻底地捍卫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观点，捍卫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利益。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初选人和复选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论以什么借口，都不应当回避我们的社会主义目的，我们严格的阶级立场，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目的和立场。但是，要证明无产阶级在当前革命中的先锋作用，一味重复“阶级的”这个词是不够的。要证明无产阶级的先进作用，单只阐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是不够的。为此还必须善于在分析当前革命的迫切问题时能够实际证明：工人政党的党员比其他一切人更彻底、更正确、更坚决、更巧妙地维护这个革命的利益，维护这个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利益。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任务，因此，为完成这个任务做好准备，是每一个参加选举运动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的主要的义务。
在初选人大会和复选人大会上把各政党和各政党的细小差别区别开来（在整个选举运动中也这样做，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但并不是不无益处的实际工作。在这件工作上，生活也将检验社会民主工党所关心的许多有争议的问题。社会民主工党的右翼，从《我们的事业》杂志的极端机会主义者起，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温和机会主义者止，异口同声地抹杀和歪曲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的差别，看来，他们没有觉察到一个新的极为重要的现象：劳动派分为人民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倾向于这派或那派的人。当然，第一届杜马和第一届杜马被解散的历史已经提供了一些文献资料，无疑要求人们把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区别开来，并且证明后者的民主主义是比较彻底比较坚决的。第二届杜马的选举运动必定会更明显、更精确、更充分、更广泛地证明和表明这一点。正如我们力图举例说明的那样，选举运动本身一定能教会社会民主党人正确区别这些或那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并且将用事实驳倒，或者更确切些说，排除那种认为立宪民主党是我国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代表或者至少是它的重要代表的极端错误的见解。
还应当指出，在整个选举运动中以及在高级阶段达成选举协议时，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坚决抛弃难懂的术语，外来语，背得烂熟的、现成的但是群众还不懂、还不熟悉的口号，决定和结论等一系列重炮。在解释社会主义问题和当前俄国革命问题时，要善于运用掌握的事实和数字，不要讲空话，不要讲大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