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共计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
党章问题的争论是代表大会的第二阶段。该阶段火星派分裂成多数派和少数派，火星派少数派与反火星派、泥潭派勾结起来共同反对火星派的多数派，并最终以微弱多数通过了马尔托夫的党章第一条的机会主义条文。从这一阶段起到代表大会结束，最主要的票数变化是这样的：大会票数的划分起初是：火星派33票，“泥潭派”（中派）10票，反火星派8票（3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在彻底的火星派（列宁派）和“温和的”火星派（马尔托夫派）之间发生分裂后，彻底的火星派暂时处于少数地位。后来7名反火星派分子（2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因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而退出了大会。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得到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支持的马尔托夫派（共7人）成为少数派，共有20票（马尔托夫派9票，“泥潭派”10票，反火星派1票），而团结在列宁周围的20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成为多数派，共有24票。
《火星报》从创办时起就不仅作为机关报，而且作为组织细胞在进行活动。在《火星报》第4号的编辑部文章（《从何着手？》）中提出了一个完备的组织计划，这个计划被反火星派认为是不策略的、是个幻想，是好大喜功而已。这种污蔑会后被火星派少数派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继承下来，而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则充分暴露了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火星派在没有分裂前，三年来始终一贯地执行了这个计划。当二次代表大会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时，在相应的决议所提的三条理由中有两条谈的正是《火星报》的这个组织计划和组织思想：《火星报》在领导党的实际工作方面的作用和它在统一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所以很自然，如果一定的组织思想得不到全党承认，没有正式规定下来，《火星报》的工作和建党即事实上恢复党的全部工作，就不能算是完成了。而党的组织章程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火星报》力求奠定的作为建党基础的基本思想，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是集中制思想，它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性的组织问题的方法。第二是承认进行思想领导的机关报的特殊作用，它恰恰估计到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在政治奴役的环境下、在把革命进攻的最初的根据地建立在国外这种条件下的暂时的和特殊的需要。第一个思想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串在整个党章中；第二个思想是由活动地点和活动方式的暂时情况产生的局部性思想，即表面上离开集中制，而成立两个中央机关——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
《火星报》的这两个建党的基本思想，列宁在《火星报》（第4号）编辑部文章《从何着手？》以及《怎么办？》中已经发挥过了，后来在《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中用几乎是说明党章条文的形式又详细作了解释。其实，剩下的只是在措辞上加加工就可以把党章条文规定下来，因为，如果对《火星报》的承认不是一纸空文，不只是一句应酬话，那么党章正应当把这些思想体现出来。列宁在《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再版的序言中已经指出：只要把党章和这本小册子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这里和那里谈的组织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在讲到《火星报》的组织思想在党章中如何措辞和表述的问题时，马尔托夫一再狡辩说自己党章第一条的草案与大会上通过的条文完全一致，并称自己是光明正大地去参加代表大会的，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列宁在纸堆里找到了马尔托夫的草案，内容完全不一样。两相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出，马尔托夫的草案根本没有什么思想，而只是泛泛空谈。
马尔托夫说党员应该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是不言而喻的，只能是这样的，只有爱说废话，爱在“章程”中堆砌大量空洞的词句和官僚主义的（就是说，对事业不需要，只有在装饰门面时才似乎需要的）公式的人，才会这样说。第1条的思想只有在这样提出问题时才会产生：党的机关实际上能不能对那些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的党员进行领导。这种思想在马尔托夫的草案中连一点影子也没有。
随后列宁引用了马尔托夫党章草案全部条文（共有大约48条），并对之进行了深度的剖析：1. 他的章程染上了难以医治的浮肿病；2. 他的章程根本没有什么对过分集中制持否定态度的特别色彩的组织观点。3. 他试图把绝大多数内容瞒过世人的耳目（并且不让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做得很巧妙的。令人奇怪的只是，他居然把这种隐瞒行为称为光明正大。
事实上，在火星派因为中央机关人选而分裂之前，马尔托夫并没有提出什么“过分集中制”来反对列宁的组织观点，是故列宁就举了一次讨论为例（占据了代表大会第14次会议的全部时间和第15次会议的部分时间），因为列宁认为该讨论发生在分裂前，大家还可以比较公正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就是说，能比较不考虑大家所关心的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而发表自己的意见。
马尔托夫同志当时还站在列宁这一边。相反，不论是“反火星派”或“泥潭派”，都立刻对《火星报》的整个组织计划（也就是整个党章）中的两个基本思想发起了攻击，即反对集中制，也反对有“两个中央机关”。李伯尔同志把列宁的党章称为“有组织的不信任”，把有两个中央机关看作分权制。阿基莫夫同志主张扩大地方委员会的权限，尤其是要给以自行“改变自己成员的权利”。阿基莫夫当时提出的反对“过分集中制”的理由，马尔托夫表现为充耳不闻。甚至当阿基莫夫的某些想法与马尔托夫草案不谋而合时，马尔托夫还是置若罔闻的！
《火星报》力求奠定的作为建党基础的基本思想有两点：集中制和两个中央机关（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当时发言攻击“可怕的集中制”的还只有那些觉得《火星报》主张的集中制对他们显然不利的人，当时党内绝大多数人都还看得很清楚，崩得、“南方工人”社等等正是根据狭隘的小组利益反对集中制的。这些攻击包括：说集中制是要导致下级组织的“消灭”，“完全是想使中央机关有无限权力来随意干预一切”，而各级组织“只有权驯顺地服从上级的命令”等等。“按照这个草案建立的中央机关将是孤独的，它周围不会有任何外层，只有无定形的散漫人群，它的一些唯命是听的代办员将在这个散漫人群中进行活动。”有趣的是，当火星派分裂后，这些攻击性的辞藻都被马尔托夫们和阿克雪里罗得们继承过去了。他们一处在少数地位就大声疾呼地反对集中制和党章，而一拥有多数，就立刻又要按党章办事了。
同样的，当时发言攻击“两个中央机关”构思的还是反火星派和泥潭派。此时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的发言很出色，全都表现出赞成列宁的组织思想，托洛茨基的一段讲话特别令人寻味：“有同志说党章规定的中央委员会的权限不够确切。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见。恰恰相反，党章对这一点规定得很确切：既然党是一个整体，那就必须保证它对地方委员会的监督。……我们的党章意味着党要对它的各个部分表示有组织的不信任，就是说，要对各地方组织、各区组织、各民族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实行监督。”但是等到火星派少数派在中央机关人选上落败，他们就开始破口大骂多数派了，他们公然说列宁的组织思想是一种“戒严状态”，甚至造谣说“有组织的不信任”的提法是阴险毒辣的多数派发明的。
第二部分
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已经说过，后来又不止一次地重复过：“我决不认为我们的意见分歧（关于党章第1条）是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分歧。我们还决不至于因为党章有一条不好的条文而灭亡！”这种意见分歧，虽然暴露出原则上的不同色彩，它本身无论如何也不会引起代表大会以后所形成的那种分离（其实，如果老实不客气地说，这是分裂）。但是，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有人坚持它，如果把它提到首位，如果硬要去寻找这种分歧的全部来龙去脉，那它就会变成大的意见分歧。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成为转向某些错误见解的出发点，如果这些错误见解又由于新增加的分歧而同使党分裂的无政府主义行动结合起来，那么这种意见分歧就会有重大的意义了。
党章第1条引起的比较不大的意见分歧，现在竟有了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这种意见分歧成了火星派少数派走向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的转折点。正是这种意见分歧奠定了火星派少数派同反火星派以及泥潭派结成联盟的基础，这个联盟到选举时已经有了确定的形式，不了解这个联盟，就不能了解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发生的主要的根本的分歧。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所犯的小错误，原是我们的罐子上的一个小裂缝。这个罐子本来可以用绳子打个死结把它捆紧。也可以竭尽全力扩大裂缝，使它完全破裂。
由于代表大会结束后热心的马尔托夫分子采取了抵制参加编辑部工作等等无政府主义的手段，结果出现了后一种情况。关于党章第1条的意见分歧在中央机关选举问题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而马尔托夫在这个问题上遭到失败，也就使他走向用粗暴机械的、甚至是无理取闹的手段进行“原则斗争”。现在，经过这一切事件以后，党章第1条问题就有了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确切地认识到代表大会在表决这一条时形成的派别划分的性质，同时更重要的是，应当确切地认识到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就已经显现或者开始显现出来的那些观点的色彩的真实性质。
现在问题的提法已经是这样，究竟是得到阿克雪里罗得拥护的马尔托夫的条文，反映了他的（或者他们的）不坚定性、动摇性和政治态度模糊，倾向于饶勒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列宁的条文，反映了列宁在集中制问题上有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庞巴杜尔式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错误观点呢？是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现在，当小的分歧变成大的分歧时，问题的提法已经是这样了。
分歧先从阿克雪里罗得开始，他是拥护马尔托夫条文的，他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分清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而这里有人把这两个概念混淆了。这种混淆是危险的。”列宁对此的反驳是：“组织”一词通常有两种含义，即广义的和狭义的。狭义的是指人类集体中的，至少是有最低限度确定形式的人类集体中的单个细胞。广义的是指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这种细胞的总和。例如，海军、陆军和国家，既是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的总和，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教育主管机关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它又是由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
同样，党也是一个组织，而且应当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党又应当是由许多不同的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阿克雪里罗得的错误在于第一，他没有注意到组织一词的广义和狭义的这个区别，第二，他没有发现他自己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混淆起来了。
列宁的实际要求是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反之，阿克雪里罗得等人却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接受领导的分子和不接受领导的分子，先进的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落后分子——因为还可救药的落后分子是能够加入组织的——混淆在党内。这样的混淆才真正是危险的。
随后，阿克雪里罗得援引“土地和自由”社和“民意党”做例子，即“从前那些十分秘密的集中的组织”，说这些组织周围“聚集了许多虽然没有加入组织，却以某种方式帮助它，并被认为是党员的人。……这个原则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内更严格地实行”。列宁对这个问题表示了质疑，即许可那些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而只是“以某种方式帮助它”的人自称为党员的原则，真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吗？
当时普列汉诺夫还站在列宁一边，他说：“阿克雪里罗得援引70年代的情况做例子是不正确的。当时有组织严密、纪律良好的中央机关，在它周围有它所成立的各种组织，而在这些组织以外是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这一混乱状态中的分子虽然也自称为党员，对于事业却并没有好处，反而造成了损失。我们不应当仿效70年代的无政府状态，而要避免这种状态。”所以列宁从普列汉诺夫的经验之谈里得出结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想要冒充为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这个原则”，其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谁要想推翻这个结论，就必须证明在组织以外有可能实现监督、领导和纪律，就必须证明有必要授予“混乱状态中的分子”以党员称号。
列宁认为：拥护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的人，对于以上两点都没有加以证明，而且也无法加以证明。阿克雪里罗得拿了“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并声明这一点的大学教授”做例子。要把这个例子所包含的思想贯彻到底，阿克雪里罗得就应当进一步说明：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本身是否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得既然没有提出这个更进一步的问题，那他就是中途抛弃了自己的论据。
列宁指出：以上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承认我们所谈的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他们为什么又不把他编到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里面呢？只有把他编进去，这位大学教授的“声明”才会同他的行动相符合，才不致成为空话（大学教授们的声明往往是空话）；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给这位大学教授以享有光荣而又责任重大的党员称号的权利，就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所以，归结起来说，问题正在于是彻底实行组织原则，还是崇尚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
列宁指出：究竟是以已经形成的、已经团结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人核心——譬如说，已经召开党代表大会并且将扩大和增设各种党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核心——为出发点来建设党呢，还是满足于一切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种聊以自慰的空话？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则说：“我们采纳列宁的条文，就会把虽然不能直接吸收到组织中，但终究还是党员的那一部分人抛弃掉。”列宁对此予以驳斥：在这里，阿克雪里罗得本人十分明显地犯了他想归罪于人的那种混淆概念的错误：他竟把所有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一点当作既成事实，其实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争论，所以应当证明这种解释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列宁说：所谓“抛弃”这样一个初看起来似乎可怕的词，究竟有什么内容呢？如果说只有被承认为党组织的那些组织中的成员才能称为党员，那么不能“直接”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的人，也还是能在靠近党的非党组织中工作的。因此，所谓抛弃，如果是指取消工作机会，取消参加运动的机会，那是根本谈不上的。相反，我们容纳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党组织愈坚强，党内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愈少，党对于在它周围的、受它领导的工人群众的影响也就会愈加广泛、全面、巨大和有效。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当然我们要建立的首先是党的最积极的分子的组织，革命家的组织，但是我们既然是阶级的党，就应当想法不把那些也许并不十分积极然而却自觉靠近这个党的人抛在党外。” 列宁对此予以驳斥：这正是犯了上述把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的错误（这种错误是我们的整个机会主义经济派的特点）。第一，列为社会民主工党积极部分的，决不单是革命家组织，还有许多被承认为党组织的工人组织。第二，究竟有什么理由，按照什么逻辑，可以根据我们是阶级的党这一事实，就作出结论说不必把加入党的人和靠近党的人区分开来呢？
列宁说：恰恰相反，正因为人们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有差别，所以必须区别他们同党的关系的密切程度。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把自己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水平，那就是 “尾巴主义”。
列宁说：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职业的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抹杀靠近党的分子和加入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抹杀自觉、积极的分子和帮助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正是这种无视和遗忘的表现。
列宁认为阿克雪里罗得首创了一种混淆，即拿阶级的党作借口来为组织界限模糊辩护，为把有组织和无组织现象混淆起来的观点辩护，这种混淆后来被拥护马尔托夫条文的那些发言人重复了几十次。“党员称号散布得愈广泛愈好”——马尔托夫这样说，但是他没有说明这种名不副实的称号散布得广泛究竟有什么好处。对不加入党组织的党员实行监督不过是一句空话，这能否定得了吗？空话如果广泛散布，那是有害而无益的。
马尔托夫甚至狡辩说：“如果每一个罢工者，每一个示威者，在对自己行动负责的情况下，都能宣布自己是党员，那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 列宁对此予以驳斥：马尔托夫的这个论点一下子就把他的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他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罢工主义。如果社会民主党能够领导每一次罢工，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直接的和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而罢工就是这种斗争最深刻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初步的、按实质来说不过是工联主义的斗争形式同全面的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等同起来，那么我们就会是尾巴主义者了。如果我们给每一个罢工者以“宣布自己是党员”的权利，那么我们就是以机会主义态度使一件分明不真实的事情合法化，因为这样的“宣布”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不真实的。
列宁强调：如果我们想自欺欺人，硬说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十分涣散、备受压迫、愚昧无知，“没有受过训练的”非熟练工人的极广大阶层的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党员，那么我们就是沉湎于尾巴主义的幻想了。正是根据“罢工者”的例子，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力求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每一次罢工的革命意向同宣布每一个罢工者为党员的机会主义词句之间的区别。我们是阶级的党，这是就我们在事实上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几乎整个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来说的，但是，机会主义者却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即要求在提法上应当把党和阶级等同起来。
“把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是机会主义者胡搅蛮缠的第一套打法。把党员分布在党所领导的不同组织混淆为这些组织里的成员都具备党员的资格，并歪曲列宁的想法是所谓“使党员总数以密谋者人数为限”。这是机会主义者胡搅蛮缠的第二套打法。他们总是把一些显而易见的常识变成非常流行和非常庸俗的论据。比如“党只有当它由广泛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围绕着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这是不言自明的定论。列宁在《怎么办？》和《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都已反复论述过（详见辑录本，不再赘述）。对这条定论，列宁概括为：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应当围绕既包括密谋组织又包括非密谋组织的党。而马尔托夫却把此想象为党应当去围绕密谋组织。 他污蔑列宁试图使党员总数以密谋者人数为限，让党的各种组织去围绕一个可怕的密谋核心。列宁反驳道：你的条文甚至完全没有讲到党对于各组织的关系，而我几乎在一年以前就已经指出，一些组织应该包括在党内，另一些组织不应该包括在党内。
马尔托夫继续狡辩：党组织对于不加入组织的党员的监督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委员会既然委托某人担负某种职务，就有可能考察它”。列宁对此的评价是：这个论点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它可以说是“道破了”马尔托夫的条文究竟是谁需要的，事实上是为谁效劳的：是为知识分子个人效劳呢，还是为工人团体和工人群众效劳。原来，马尔托夫的条文有可能作两种解释：（1）凡是在党的某一个组织的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有权“宣布自己”（这是马尔托夫本人的话）是党员；（2）每一个党组织都有权承认凡是在它的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是党员。只有第一种解释才真正有可能使“每一个罢工者”自称为党员，所以也只有这种解释才立刻得到了机会主义者们的衷心拥护。但是，这种解释显然是一句空话，因为这样就会把整个工人阶级都包括进去，从而抹杀党和阶级之间的区别；所谓监督和领导“每一个罢工者”，那只能是“象征性地”谈一谈。
正因为如此，马尔托夫同志在第二次发言时立刻就倒向第二种解释，即认为委员会将委托人们担负各种职务并考察其执行情况。这种专门职务当然从来不会委托给工人群众，不会委托给数以千计的无产者（即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和马尔丁诺夫同志所说的那些无产者〉，而恰恰是常常委托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提起的大学教授等等。总之，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要么是一纸空文和空洞的辞藻，要么就多半是而且几乎完全是有利于那些“浸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不愿意加入组织的“知识分子”。马尔托夫的条文在口头上是维护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利益的，但是事实上却是为那些害怕无产阶级的纪律和组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效劳。
谁也不敢否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和组织；这也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不如无产阶级的地方；这就是使无产阶级常常感觉到的知识分子意志消沉、动摇不定的一个原因；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性是同他们通常的生活条件，同他们在很多方面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谋生条件（单独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体里工作等等）有密切联系的。拥护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那些人恰恰必须拿大学教授做例子，也不是偶然的！在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中并不象阿克雪里罗得所想的那样，是坚决主张广泛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人反对坚决主张搞激进密谋组织的人，而是拥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人同拥护无产阶级组织和纪律的人发生了冲突。
会上有人说：“在彼得堡，也象在尼古拉耶夫或敖德萨一样，据这些城市的代表说，到处都有数以十计的散发书刊和进行口头鼓动的工人不能成为组织中的成员。可以把他们编到组织里面，但是不能看作组织中的成员。”列宁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在《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早就阐述过把所有这些工人（是数以百计，而不是数以十计）编到组织里面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其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组织能够而且应当包括在党的体系内，而哪些在党内哪些不在党内要划清界限。
马尔托夫狡辩说“列宁认为中央委员会只会批准那些在原则方面完全可靠的组织为党的组织。可是……实际生活一定会显示自己的力量，中央委员会为了不致把许多组织抛在党外，就会不管它们是不是完全可靠而一概批准……”列宁对此的反驳是：这真是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如果中央委员会一定要由一些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见而是按照别人的意见行事的人组成，那么党内最落后的分子就会占上风（现在由于党内存在着由落后分子组成的“少数派”，情况正是如此）。但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理由能迫使一个干练的中央委员会把那些“不可靠的”分子吸收到党内来。马尔托夫拿“实际生活”作借口，正好十分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组织计划的机会主义性质！
列宁强调：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什么“建立一些组织”的废话，而是向党员直接提出要求，要他们切实地从事建立组织的工作。说是“建立一个党”，而又拥护用“党”这个词来掩盖一切无组织性和一切涣散状态，那就是说空话。马尔托夫狡辩说：“我们的条文是表示一种想使革命家组织和群众之间有一系列组织的意图。” 列宁对此的反驳是：马尔托夫的条文恰恰不是表示这种真正必要的意图，因为它并不是促使大家组织起来，不是要求大家组织起来，不是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东西区分开来。它只是给大家一个称号。
马尔托夫后来上又提出一个令人好笑的论据来为自己的条文辩护。他说：“我们可以指出，列宁的条文按字面意义来了解，是把中央代办员置于党外。因为这些代办员并不组成一个组织。”马尔托夫以为他所指出了“困难”，即只有中央代办员加入“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才能够解决。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马尔托夫所引用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他完全不了解党章第1条的思想。从形式上说，只要成立一个“中央代办员组织”，起草一个把这个组织编到党内来的决议，那个使马尔托夫同志大伤脑筋的“困难”就会立刻消失。而我提出的党章第1条条文的思想是要促使大家“组织起来！”，是要保证实在的监督和领导。从实质上看，中央代办员应不应当包括在党内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可笑的。因为对他们的实在的监督，由于他们被任命为代办员，由于他们被留在代办员的职位上，已经有了完全的和绝对的保证。所以，这里根本谈不上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东西混为一谈（而这正是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错误的根源）。马尔托夫的条文所以要不得，就是因为它使每一个人，使每一个机会主义者，每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每一个“大学教授”和每一个“中学生”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这就是马尔托夫条文的阿基里斯之踵。
阿克雪里罗得甚至说：“无论用什么命令都不能禁止它们〈革命青年小组等等〉以及个别人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甚至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 列宁对此的反驳是：禁止人家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词直接表示的只是一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一定的组织关系。当个别小组和个别人危害党的事业，败坏和瓦解党的组织时，禁止这些小组和个人“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是可以而且应该的。如果党竟不能“用命令禁止”小组“自认为是”整体的“一部分”，那么说党是个整体，是个政治单位，就太可笑了！如果这样，那又何必规定开除党籍的手续和条件呢？阿克雪里罗得显然已经把马尔托夫的基本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
此时的托洛茨基则讲着另外一种正确的废话。他说：“机会主义是由一些比党章某一条文更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或者说：由更深刻的原因决定的〉，——它是由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二者的相对发展水平引起的……”列宁对此的反驳是：问题不在于党章条文能造成机会主义，而在于要利用党章条文锻造出比较锐利的武器来反对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愈深刻，这种武器也就应当愈锐利。因此，以机会主义有“深刻的原因”作理由来为向机会主义敞开大门的条文辩护，那就是十足的尾巴主义。
其实托洛茨基在上述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双标，当他作为火星派而反对“反火星派”与泥潭派时，他很清楚党章是整体对部分、先进部队对落后部队所表示的“有组织的不信任”；而当托洛茨基作为火星派的少数派与“反火星派”、“泥潭派”媾和时，他就忘了自己说过的话，甚至用“复杂的原因”、“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等等，为他们在组织这种不信任（对机会主义的不信任）方面所表现的软弱和动摇辩护了。
托洛茨基的另一个论据是：“已有某种组织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更容易自行列入党员名单的。”列宁对此的评价是：有知识分子模糊不清的毛病的，正是那个甚至容许无组织的分子自行宣布为党员的条文，而不是火星派多数派的绝对不许人们“自行列入”名单的条文。
托洛茨基说：“中央委员会“不承认”机会主义者的组织，只是因为注意到这些人的性质，但是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些人的政治面貌，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危险，因为可以用全党抵制的办法把他们驱逐出去。” 列宁对此的评价是：这一点只有在必须把某人驱逐出党的情况下才是对的（而且只是对了一半，因为有组织的党不是用抵制的办法而是用表决的办法实行驱逐的）。这一点在很多日常情况下，即在只需要实行监督而绝对不能实行驱逐时，是完全不正确的。中央委员会为了实行监督，可以有意把某一个虽然不完全可靠，但有工作能力的组织在一定条件下接纳到党内来，以便考验它，试图把它引上正确道路，用自己的领导来克服它的局部的偏向，等等。如果根本不允许“自行列入”党员名单，那么这样的接纳是没有危险的。为了能使人公开地和负责地，即在有监督的条件下表达（并讨论）其错误观点和错误策略，这样的接纳往往是有好处的。
巴甫洛维奇同志则站在列宁这一边，他把承认“不负责任的和自行列名入党的分子”是党员的主张看作无政府主义。他说，“如果翻译成普通话”，——列宁的条文就是说：“既然你想做一个党员，就应当也承认组织关系，而且不只是抽象地承认。” 列宁对此的评价是：这种“翻译”虽然很简单，但是它不仅对于那些各种各样可疑的大学教授和中学生，而且对于最真实的党员，对于上层人物，都不是多余的。
巴甫洛维奇同志（前面第二编我们讲“组织委员会事件”时提到过这个同志）指出：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是同马尔托夫同志引证得很不恰当的那个不容争辩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相抵触的。既然马尔托夫说“我们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现者”，那么要“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称为党员就是不正确的，因为假使“每次罢工”都不只是强大的阶级本能和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发表现，而是这个过程的自觉表现……那么，总罢工就不会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那么我们的党就会立刻一下子包括整个工人阶级，因而也就会一下子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消灭掉。但这是远期要达成的目标。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为了真正成为自觉的表现者，党应当善于造成一种能保证有相当的觉悟水平并不断提高这个水平的组织关系。为了达成远期目标必须要先从近期的现实出发。现实就是近期各类组织还不都是自觉地表现者，所以需要党去提高这些组织的水平。
巴甫洛维奇同志说：“按照马尔托夫的道路走去，首先就要删掉关于承认党纲的条文，因为要接受党纲，就必须领会和了解这个党纲……承认党纲是要有相当高的政治觉悟水平才能做到的。”列宁对此的解释是：我们从来不容许用任何要求（领会、了解等等）来人为地限制人们支持社会民主党以及参加它所领导的斗争，因为单是参加斗争这一事实本身就能提高觉悟性和组织本能。也就是说：我们并不会因为人们还未普遍理解我们的党纲，而去阻碍人们支持以及参加我们党领导的斗争。但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删掉党纲而去适应人们目前的认知水平。我们制定党纲就是要努力提高人们的认知水平；同理，我们制定党章就是要努力提高人们的组织水平。既然我们结成一个党，以便进行有计划的提高工作，那我们就应当设法保证这种计划性。
第三部分
最终保证马尔托夫条文得以通过票数是28票，即投票赞成马尔托夫条文的是28票，反对的有22票。在28票里有7票来自于反火星派（8个反火星派分子中有7人赞成马尔托夫）。假如没有这些机会主义者的帮忙，马尔托夫就不能使自己的机会主义条文通过。到后来，又是因为有7个人退出了代表大会，所以原先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暂时形成的“紧密的多数派”（反火星派分子 +“泥潭派”+ 由马尔托夫分子构成的火星派少数派）结果变成了紧密的少数派！与此同时，正因为7个人退出了代表大会，主张批准旧编辑部的提议才遭到了失败。
这个失败的提议后来演化成马尔托夫分子大吵大闹宣布旧编辑部成员罢工的导火索。他们宣称：《火星报》办报的“继承性”受到了惊人的破坏！那么这些机会主义分子选择马尔托夫条文的直接理由是什么呢？阿基莫夫解释得很直白：“想挑选一个比较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条文。于是我就挑选了马尔托夫的条文。因为马尔托夫同志和列宁同志争论的是哪一种〈条文〉更能达到他们的共同目的。在我们看来，密谋的革命家组织是实现不了的，是对我们的运动有害的！”
表决党章第1条条文时形成的派别划分，也跟此前语言平等事件暴露的情况完全相同：由于火星派多数派方面有四分之一的票数脱离出去，结果就使“中派”所追随的反火星派有可能取得胜利。当然，这里也有个别的票数破坏了画面的完整性，——必然有一部分“野”票偶然地有时跑到这方有时跑到那方，尤其是在讨论党章第1条这样的问题时情况是这样，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的实质还刚刚显露出来，许多人简直还来不及把问题弄清楚（因为这个问题预先没有在书刊上探讨过）。火星派少数派和反火星派以及“中派”（泥潭派）的联盟——即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和在代表大会以后组成的紧密的少数派的那个联盟——开始形成起来。
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提出党章第1条条文时，特别是在为这个条文辩护时所犯的无疑是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迈进了一步的政治错误，由于有代表大会这样一个自由的公开的舞台，立刻和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具体表现就是，最不坚定的和最不坚持原则的分子马上发动了他们的全部力量来扩大社会民主党革命派观点中出现的裂缝，或者说缺口。在组织方面公开追求不同目的（见上述阿基莫夫的解释）的人们共同参加代表大会的事实，立刻就推动了在原则上反对列宁的组织计划和反对列宁的章程的人去支持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错误。
在上述问题上也仍然忠实于社会民主党革命派观点的火星派分子竟成了少数。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因为谁如果没有弄清楚这些事实，谁就根本无法了解由于争论党章的细节问题而发生的斗争，也无法了解后面所发生的由于争论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而发生的斗争。
在谈党章问题继续讨论的情况以前，必须讲一下《火星报》组织在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几次非正式会议，以便说明我们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发生的分歧。这四次会议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正是在表决了党章第1条以后举行的，所以，《火星报》组织在这次会议上发生的分裂，无论在时间上或者在逻辑上都是以后斗争的先声。这些非正式会议是在组织委员会事件（它是挑起讨论中央委员会的可能的候选人问题的导火线）以后不久召开的。
不言而喻，由于限权委托书被取消，这几次会议只具有协商性质，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作用，但是这几次会议的意义毕竟是很大的。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在许多代表看来是个很大的难题，因为他们既不知道秘密名字，也不知道《火星报》组织的内部工作情况，虽然这个组织造成了党在事实上的统一，并且实现了成为正式承认《火星报》的理由之一的对于实际运动的领导。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当火星派分子团结一致的时候，他们完全有保证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五分之三的大多数，全体代表都很了解这一点。所有的火星派分子正是期望《火星报》组织提出一个关于中央委员会一定人选的名单，并且《火星报》组织中没有一个人有一句话表示反对预先在这个组织中讨论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没有一个人提到要批准组织委员会全体委员，即把它变成中央委员会，甚至没有提到要同组织委员会全体委员协商中央委员会候选人问题。
于是发生了一件怪事情，想象一下马尔托夫炮制的这幅“风俗画”吧：《火星报》组织的一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只同《火星报》组织协商过，并且甚至连提也没有提到要同组织委员会协商。而当他自己在这个组织内以及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之后，他却对组织委员会没有被批准一事表示惋惜，事后赞扬组织委员会，并傲慢地漠视给他代表委托书的那个《火星报》组织！
当中央机关人选问题引起的分裂还没有使马尔托夫和阿基莫夫团结起来的时候，代表大会上所有的人都清楚认识到一个事实——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从代表大会的记录和《火星报》的全部历史中都很容易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即组织委员会主要是一个负责召集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是一个有意吸收各种色彩的代表（直到崩得为止）组成的委员会；而实际建立党的组织统一工作，则完全由《火星报》组织来担负（同时必须指出，有几个火星派的组织委员会委员没有出席代表大会，完全是偶然的，有的是由于被捕，有的是由于其他种种“客观”情况）。
那么马尔托夫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有哪些诉求呢？其一是他试图把组织委员会直接变成未来的中央委员会，在这个诉求上他遭到了失败。其二是他要把施泰因作为中央委员的候选人，而这个施泰因就是我们在第二编里提到的“组织委员会事件”里的主角，她就是那个“以当火星派分子为可耻的火星派分子”N同志（详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而与N同志在“组织委员会事件”里就尖锐对立的T同志就是前面刚刚提到过的巴甫洛维奇同志。《火星报》组织内部最终以9票对4票3票弃权否决了施泰因。其三是马尔托夫所希望的中央委员会五人名单未被表决通过；而《火星报》组织以10票对2票4票弃权通过了另一个五人名单，根据列宁的提议，这个名单中包括了一个非火星派领袖和一个火星派少数派领袖。马尔托夫因为三项诉求未遂其心愿，于是在代表大会结束后彻底爆发，并以编辑罢工相威胁。
列宁对此的评价是：我们聚集起来举行党代表大会，正是为了讨论和解决究竟把“指挥棒”交给谁掌握的问题，而我们全体党员的义务就是要极认真地对待议程上的这一项，解决这个问题要从事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庸人的温情”出发。当然，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候选人问题时，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和小型的会议上，不能不涉及到某些个人品质，不能不表示自己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列宁说：既然《火星报》组织的16个成员中毕竟有9个赞成我的立场，那么，显而易见，虽然态度激烈，哪怕态度激烈，人们还是赞成我的。这就是说，如果不是“态度激烈”，当时站到我这方面的人也许比9个还要多呢。也就是说，当时我的论据和事实必须胜过人们的“愤慨”，而终于得到克服的这种“愤慨”愈大，这些论据和事实也就显得愈有说服力。
列宁继续评价：把不赞成候选人看作一种“侮辱”是很荒谬的；由于人家直接履行党员的义务即自觉地慎重地选择负责人员就“吵闹”和大发歇斯底里，是很荒谬的。可是当时我们的少数派却为此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后开始叫嚷什么“破坏名誉”并在报刊上向广大读者说施泰因同志是旧组委会的“主要人物”，无辜被人指责有“什么险恶的计谋”（见马尔托夫的小册子《戒严状态》）。在是否赞成候选人的问题上叫嚷什么“破坏名誉”，这难道不是歇斯底里吗？
列宁继续揭露：有人在《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上以及在党的正式的最高会议即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以后，就在街头公众面前抱怨，并把落选的候选人当作“主要人物”推荐给可尊敬的公众；有人后来竟用闹分裂和要求增补的办法来要挟党接受他们的候选人，这难道不是无谓争吵吗？我们在国外沉闷的气氛中，政治概念竟然混淆到如此程度，以致马尔托夫同志连什么是党员义务，什么是小组习气和私人关系也分辨不清！主张候选人问题只适合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和解决，据说这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开会首先就是要讨论重要的原则问题；参加代表大会的是运动的代表，他们能够大公无私地对待人选问题，能够（而且应当）为了投票表决而要求和收集有关候选人的一切材料；在代表大会上为指挥棒问题而发生的一定的争论本来是自然的和必要的。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我们这里，代替这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观点而形成了另外一种风气：我们可以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信口开河，说某某某在政治上被埋葬了，某某某的名誉被破坏了等等；候选人将由一些著作家在小册子里大加渲染，这些著作家装出一副伪善面孔，拍着胸脯说这不是小组而是党……一些喜欢看热闹的读者就会如获至宝地欢迎这种耸人听闻的消息，说什么据马尔托夫本人说，某某某曾是组织委员会的主要人物。
对于马尔托夫的胡搅蛮缠，列宁辛辣地讽刺：我也在《火星报》组织里提出过一个中央委员会候选人，而且也象马尔托夫一样没有能使这个候选人当选，对于这个候选人，我本来也能说一下他在代表大会以前和在代表大会初期有过什么杰出事迹证明他的良好的声誉。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这位同志很有自尊心，决不会让任何人在代表大会以后在报刊上提出他的候选资格，或者抱怨什么政治上被埋葬，名誉被破坏等等。看来这些读者要比粗暴机械地根据多数通过决议的代表大会这类形式主义的机关有更大的本事去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是的，在国外还有许多充满了无谓争吵的奥吉亚斯的牛圈需要我们真正的党的工作人员去打扫！
列宁继续评价：表决通过的五人名单非常重要，因为它明显而不容争辩地证明，后来在无谓争吵的气氛中产生的那些谰言，说什么我们想把非火星派驱逐出党或者除掉，说什么多数派只是通过代表大会半数从半数里选出的等等，是毫无根据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不但没有把非火星派分子从党内排除出去，甚至没有把他们从中央委员会内排除出去，而是让我们的对手占了一个相当大的少数。全部问题就在于他们想占多数，当这个小小的愿望实现不了时，他们就大吵大闹，根本拒绝参加中央机关。
列宁总结了发生分裂的“核心”及其真实原因：《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虽然不愿同意多数派的意见，而宁愿在代表大会上自由地进行鼓动，但是他们还不想正式退出《火星报》组织，他们还想参加《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这种滑稽的要求在《火星报》组织的会议上使人发笑和感到惊异。普列汉诺夫此时还和列宁站在一起，他明确说党章第一条就是要把火星派的多数派与机会主义分子区分开来，于是马尔托夫这些人又因为“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大叫大闹，几乎是大发歇斯底里。
那种充满小组习气和非常缺乏党性而经受不起吹来一点当众公开争论的新鲜空气的心理，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这正是俄罗斯人所熟悉的心理，这种心理用一句古老的格言来说就是：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人们已经习惯于在一小群亲密伙伴的小圈子里生活，因此一旦在自由的公开的舞台上由自己负责发表言论，就手足无措了。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和小组习气的心理同在党面前公开发表意见的要求发生了冲突。可以设想在德国党内会有抱怨“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样一种荒谬现象吗？在德国党内会有这样一种无谓争吵吗！在那里，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早已使人抛弃了这种知识分子的脆弱性。
接下来列宁就以德国党来举例：李卜克内西是任何人都十分尊敬的，但是，李卜克内西在1895年代表大会上在土地问题上非常糟糕地同露骨的机会主义者福尔马尔及其同伙站到一起去了，因而被人“公开加上机会主义罪名”（和倍倍尔一起），如果他因此而抱怨起来，人们该会怎样地嗤笑他啊！李卜克内西的名字同德国工人运动史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不是因为李卜克内西在这样一个比较小的局部问题上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尽管他犯了这样的错误，这种联系还是不会被否定的。同样，不管斗争多么激烈，比方说，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名字现在而且将来永远会受到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尊敬，但这并不是因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拥护过机会主义的思想，尽管他拥护过这种思想，他的名字还是受人尊敬的。只有迷恋最落后的小组习气及其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的逻辑的人，才会因“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大发歇斯底里，掀起无谓争吵和制造党内分裂。
“少数派”本来有一种想占多数席位的谦逊的愿望。当这种谦逊的愿望得不到满足时，“少数派”就公然完全表示拒绝，并开始无理取闹。但是现在竟有人煞有介事地大谈什么“多数派”“不肯让步”！“少数派”出马上阵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自由鼓动的时候，曾向“多数派”提出可笑的最后通牒。当我们的英雄遭到失败的时候，就号啕大哭，叫喊起戒严状态来了。这就是全部情况。另外，把原来《火星报》六人编辑部改组为三人编辑部的计划也让马尔托夫感到不安，于是给列宁加上了蓄意改变编辑部成员这一可怕的罪名，关于这一点会在后面谈到代表大会选举编辑部的情况时详述。
第四部分
党章以后各条所引起的争论多半是关于细节问题的，很少涉及到组织原则。但是关于总委员会组成问题的争论占了代表大会第25次会议的大部分时间，这次争论暴露了在许多不同的草案周围形成的非常零散的派别划分。有人根本反对成立总委员会的计划。有人硬想使总委员会变成一个纯粹的仲裁法庭，因此始终一贯地提议把那些规定总委员会是最高机关以及总委员会可以由它的任何两个委员召集会议的词句删掉。有人坚持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来组成总委员会，以补充章程委员会五个委员所提出的三种方法。争论的问题首先归结为确定总委员会的任务：是仲裁法庭呢还是党的最高机关？
马尔托夫说：“我提议否决那种主张把‘总委员会是最高机关’一语删掉的建议，因为我们的条文〈即我们在章程委员会内一致同意的关于总委员会任务的条文〉正是想使总委员会有可能发展成为全党最高机关。我们认为，总委员会不只是一个调解机关。”列宁对此的评价是：按照马尔托夫的草案，总委员会的组成完全符合“调解机关”或仲裁法庭的性质。因为两个中央机关各选派两个委员，第五个委员由这四个人来聘请。别说这样的总委员会组成，就是按照有些人提议的由代表大会通过的总委员会组成（第五个委员由代表大会任命），也只符合调解或仲裁的目的。总委员会的这种组成和它应该成为党的最高机关的使命是根本矛盾的。党的最高机关在组成方面应该固定不变，而不应该受中央机关组成的偶然（有时是由于被破坏）变动的影响。最高机关应该同党代表大会有直接的联系，从代表大会方面取得自己的全权，而不是从其他两个服从于代表大会的党机关方面取得自己的全权。最高机关应该由党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组成。最后，最高机关组成的方式不应该使它本身的存在取决于偶然情况：在两个委员会对于选举第五个委员的问题意见不一致时，党就会处于没有最高机关的境地！在总委员会上面，除了代表大会以外，没有任何委员会了，因此，如果在党章内留下一种使总委员会甚至无法组成的可能性，那就显然不合乎逻辑了。
列宁说自己在代表大会上对于上述问题所作的两次简短的发言，只是为了剖析马尔托夫本人以及其他人用来替马尔托夫草案辩护的这两个不正确的反驳意见。至于总委员会中究竟是中央机关报占优势，还是中央委员会占优势的问题，列宁其实没有提到过。这个问题是由反火星派阿基莫夫提的，阿基莫夫谈到中央机关报有占优势的危险。至于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以及其他人在代表大会以后制造蛊惑人心的谬论，说“多数派”想把中央委员会变成编辑部的工具等，那只不过是步阿基莫夫的后尘而已。马尔托夫在他的《戒严状态》中谈到这个问题时，竟谦虚得不提真正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
所以，机会主义者先是预设了总委员会的五人五票里中央机关报占了三人三票，而中央委员会则是两人两票，真相就是如此。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后来兴风作浪指出这一有名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无非是重复阿基莫夫的那些机会主义的和蛊惑人心的词句而已。事实上到了大会结束的时候，总委员会的第五名委员是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普列汉诺夫，理论上来说他既不属于中央机关报，也不属于中央委员会。关于总委员会的组成问题和党章第1条比较起来确实只是细节问题，火星派分子在总委员会组成问题上并没有什么确定的派别划分，这一点也可以拿代表大会的记录来证实。
党章的后续讨论中，另一个焦点是党章第12条，这一条是关于所有党委员会成员的增补，特别是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的问题。列宁主张接受新的委员时采取更严格的法定多数（以4/5代替2/3），增补时采取一致同意和对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实行相互监督，即当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机关报要增加成员时需要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五分之四的法定多数的一致同意才能进行增补。机会主义者对此有光怪陆离的不同看法，列宁说他们的意见分歧表现在几乎每一个代表的看法都“一致”具有自己的特点！
一些机会主义者认为留下一些疙瘩是不恰当的，主张在没有人提出理由充分的异议时只要简单多数通过就可以了。另一些则要求要么是简单多数通过（没有提出异议权），要么是一致通过。马尔托夫反对一致通过，反对4/5（赞成2/3），反对“相互监督增补”，即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有对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增补提出异议的权利，反之亦然（“对增补本身进行相互监督的权利”）。
马尔托夫说：“我承认，同所厌恶的人一起工作从心理上说是不行的。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使我们的组织有生命力和活动能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在增补方面相互监督的权利是不需要的。我所以反对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它们相互对对方的工作没有权利说话。我所以反对，是因为我不愿意造成一种互相激怒的拖延。”
列宁对之进行了反驳：“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法定多数的问题，我反对从4/5减到2/3的提议。采用提出说明理由的异议这种做法是欠考虑的，我反对这样做。第二个问题，即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对增补进行相互监督的权利问题，要重要得多。两个中央机关的相互一致，是保证协调的必要条件。这里谈的是两个中央机关不协调的问题。谁不愿意分裂，他就应该关心维持协调。从党的生活中可以知道，曾经有过一些制造分裂的人。这是个原则问题，重要问题，它决定着党的整个未来的命运。”
列宁认为党章第1条“把罐子打破了”，我们必须用“双结”把它捆好，因为已经看到马尔托夫作为火星派的少数派打算和反火星派结盟的趋势，这种结盟将使得他们的中央机关的人选在表决时获得简单多数而被通过。列宁认为要预先防备“制造分裂的人”，这是具有重要的原则意义的，因为《火星报》组织（当然，它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是更有权威的组织，因为它最熟悉实际工作中的一切事务和所有候选人）已经表示了它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已经通过了我们都知道的关于它所顾虑的那些候选人的决议。无论就道义或就实质而言（即就作出决定的权限而言）。比如施泰因作为中央委员的提名被否。
《火星报》组织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都应该起决定作用。但是从形式上来说，马尔托夫有充分的权利请求反火星派帮忙反对《火星报》组织的多数派。反火星派在关于党章第1条的出色的发言中非常明白而聪明地说，每当看到火星派分子发生意见分歧时，他们就自觉地、有意地投票赞成比较差的方法，因为反火星派与火星派是针锋相对的。所以，毫无疑问，不管马尔托夫本身的愿望和意图如何，正是比较差的中央机关人选将会得到反火星派的支持。他们可能会投票，他们一定会投票（不是根据他们的言论，而是根据他们的行为，根据他们对于党章第1条的投票情况来判断）赞成包括“制造分裂的人”在内的名单，并且他们投票的目的正是为了“制造分裂”。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宁说这是个重要原则问题（两个中央机关的协调），它可能关系到党的整个未来命运。
凡是稍微了解火星派的思想和计划，了解运动的历史，稍微有诚意赞成这些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一分钟也不会怀疑：由反火星派来解决《火星报》组织内部对于中央机关人选问题的争论在形式上虽然是正确的，但是一定会造成最坏的结果。我们一定要为防止这种最坏的结果而斗争。
怎样进行斗争呢？列宁说：我们进行斗争既不用歇斯底里的手段，也不用无理取闹的方法，而是用完全老老实实和完全正当的办法：当我们感觉到我们处在少数地位时（正如讨论党章第1条时那样），我们就请求代表大会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接受委员时采取更严格的法定多数（以4/5代替2/3），增补时采取一致同意和对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实行相互监督，——所有这些，当我们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处于少数地位时我们都曾加以坚持。有些人总是忽视这一事实，他们喜欢在一两次朋友间的谈话之后就轻率地对代表大会作评论和判断，却不肯认真研究一下全部记录和当事人的所有“证词”。凡是愿意诚实地把这些记录和这些证词拿来进行研究的人，必然会看到我所指出的这一事实：在代表大会当时的形势下，争论的根源正是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我们所以力求规定更严格的监督条件，正是因为我们处于少数地位，想用“双结捆好”马尔托夫在反火星派的欣赏和欣然参加之下打破的“罐子”。
巴甫洛维奇同志讲到代表大会的当时形势时说：“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就只好认为，我们提出增补时需要一致同意这一条，就等于替对方操心，因为对于在某个机关中占多数的派别来说，一致同意不仅不必要，而且是不利的。”可是，现在有人总是忘记事件发生的顺序，忘记现在的火星派少数派在代表大会整个时期内都曾经是多数（由于反火星派的参加），忘记关于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的争论正是发生在那个时期，并且这次争论的内在原因就是《火星报》组织内部因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发生意见分歧。谁弄清了这个情况，谁也就会懂得我们争论为什么这样激烈，谁也就不会对这样一个似乎矛盾的现象表示惊奇：一些细枝末节的意见分歧居然引起真正重要的原则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机会主义者还往往倒打一耙，马尔托夫到处扬言，说正是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中起了主要作用，另外一些则和他一唱一和：“使我非常惊奇的是，我在辩论中又听到有人拿原则作借口。在最后几天内，所有的争论都不是围绕某个原则问题，而只是围绕怎样保证或者阻止某人加入中央机关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原则早就丧失净尽了，我们应该如实地说出事实真相。”
列宁对此的反驳是：是的，“在最后几天内”，许许多多争论都围绕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这是事实。这在代表大会上确实是大家都清楚的（只是现在火星派少数派力图抹杀这一明显的事实）。最后，应该如实地说出事实真相，这也是对的。可是，上帝啊，这究竟跟“原则丧失净尽”有什么相干呢？？要知道我们所以聚集在一起举行代表大会，是为了在最初几天谈一谈纲领、策略、章程并解决有关的问题，在最后几天谈一谈中央机关的人选并解决这些问题。人们把代表大会的最后几天用来就指挥棒问题进行争论，这本来是很自然的，是完完全全正当的。（至于在代表大会以后为指挥棒而吵架，那就是无谓争吵了。）如果谁在代表大会上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了失败（因为反火星派的七人退出代表大会而使火星派少数派遭到了失败），在这之后竟说什么“原则丧失净尽”，那简直令人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