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8 第15期
大跃进责任在谁？
（在天安门举行的斯大林同志追悼念会）
随着共产国际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去世。为了防止我国出现像苏联那样领导人死后后继无人的问题，我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随即展开了对后续接班人的确认和提前培养。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正式选举出几位中央副主席，确立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领导职务。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八大”政治报告，并当选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而邓小平则在本次大会当选为总书记及政治局常委。刘少奇—邓小平中央日常事务领导体制由此确立。
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新官上任三把火。1958-1960年间，我国积极的展开了“大跃进”运动。许多方面取了成绩，有所成就。但在具体执行方面，也有失败的地方。如“共产风”、“浮夸风”等，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选集作为官方最重要的文献，记录领导人文章等重要讲话。翻开《刘少奇选集》从58年5月30日至61年5月7日重要时间段，不知为何竟出现了整整三年的文献空白；《邓文选》从58年4月7日至61年10月23日，出现了三年六个月的文献空白，这是怎么回事呢？
但，我们仍能从当时的资料中，查出许多痕迹。
“大跃进”这个名词首见于 1957 年 11 月 18 日《人民日报》社论。从八大过后，该社论只经过第一中共中央刘副主席和国务院周总理审阅，不经过党主席毛泽东。
1958 年 4 月，刘少奇在开往广州的火车上，曾与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等人一道谈共产主义，说“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谈话内容很广泛，如托儿所、生活集体化、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等等。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1958 年6月14日，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
“妇女的解放，包括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要摆脱家务就要普 遍建立公共食堂。”接着他举例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500多户人家，其中 200 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 200 多人作饭，办起食堂后，只需 40 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见《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一文。
这就是“大锅饭”的根源，由当时的一线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的。由中央领导人直接推动，“大锅饭”很快风行全国。导致当时产量还不够高的粮食，上半年就被胡吃海喝吃光，下半年又缺乏粮食。而这之间对粮食的统一征调工作又过分夸张，也就是“浮夸风”，导致后来集体食堂的粮食根本不足。是不重视当前客观生产力的强行改变到错误生产关系的行为。
7月5日，他在与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工人座谈时曾乐观地说： “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人可以看到共产主义。”——金冲及《刘少奇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
7月7日、8日，他视察了河北武清、香河两县和天津市。他边听汇报，边与河北省、天津市和有关县委、街道负责人谈话说：“总的精神，就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加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河北省档案馆藏《1958年7月14日河北省委书记处、天津市委书第 123 页共 551 页记处联席会议记录》
他乐观的预测，我国很快就能赶超美国，并且共产主义不远就能来到。
河北徐水县是个穷县，土地贫瘠，1957 年亩产量才 200 斤。在他的要求下，河北徐水县成了第一个共产主义试验田。
据《光明日报》1958 年 8 月 4 日报道,7 月 14 日到 18 日刘少奇来到山东寿张县视察，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 产 15000 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
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他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报道国家主席刘少奇视察江苏常熟县，听到亩产万斤时，他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一时全国上下纷纷放卫星，产量成了衡量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这个讲话一出，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一千几百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共产主义”典型徐水县，浮夸风全国之最，那里一棵白菜可长500斤，1亩棉花产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亩小麦产12万斤，一亩红薯产120万斤。对于不会农活的他来说，这些情况此时似乎都是真的。
而当时党的总书记小平同志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1958年10月8日小平同志在天津接见亩产十一万斤先进代表时留影。戴帽者是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他旁边光头是刘澜涛，黑衣者是小平，小平身后白视衣者为杨尚昆）
小平同志指出：“东北三省的农业生产，按常规来说，同过去来比，是有进步的。但是，目前是一个出奇迹的时代，全国粮食产量今年可能增产 100%以上，而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增长不过百分之几十甚至只有二、三十。这样一比较，东北的农业就还没有翻身。”—1958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报》
小平同志到吉林永吉县视察时，对这个县明年农业生产作了指示，要求“每人平均要达到三千斤粮食，收入三百元钱。”—《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2日。
除此之外，还下达许多导致之后各地盲目减少耕地面积，追求高指标错误的指标命令，造成了农业生产的问题。
如“就深耕问题开展了两条道路的斗争，拔掉了白旗，插上了红旗”—《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2日
除了作为中宣部长掌管当时一切舆论和作为党的总书记行政命令下级外。小平同志还是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他将达不到高指标的上升到政治认识和路线斗争层面，在反右扩大化的恐慌阴影下，这是最让各界官员和知识分子忌惮的。因此，小平同志的“浮夸风”指示往往具有极大的震慑力，甚至具有强制命令的效果。对于那些积极配合他讲话精神的地方领导，都大加支持和保护，助其升官。
而在这样“浮夸”的基础上对农民粮食进行按比例征收，毫无疑问马上就引起了粮食紧缺问题。
在导致大饥荒的省级领导层面，有五位“地方大员”，分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
面对全国各地上报的离谱的粮食产量，毛泽东同志早就高度怀疑，多次宣告地方不要吹牛。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 300 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 9000 亿斤粮食，最多是 7000 亿斤，把 7400 亿斤当数，其余 1600 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1958年11月2日开始至 10 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的工作会议。
由于当时给最高领袖的信件都要经过当时的总书记小平同志的手，在失去直接信息来源的最高领袖不得不自己亲自收集农村的真实情况。
他不仅亲自下乡考察。为了防止各地“通气”来准备对付，搞清楚实际的亩产量。他让自己信得过的秘书田家英带领秘书室的戚本禹、逢先知、李学谦、骆文惠，1959 年初亲自到四川农村去种试验田，作为诺大一个国家的最高领袖，不得不用这种低效率的方式来了解实际的国情。
（当时席卷全国的“共产风”，超出当时客观生产力水平的公共食堂是其中一个表现）
之所以选择四川，是因为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上报的四川最高亩产量上万斤，平均是亩产两千多斤。要田家英等五人去四川省，找最好的地，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的最好方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要别人插手，从播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能打多少粮食。打下的粮食也要自己称，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能少一斤，回来上报。这一行五人，在四川新繁县大丰人民公社分散到不同生产队种植早稻,戚本禹是其中农业耕作经验最好的，据《戚本禹回忆录》，最后实际亩产量是 500 多斤。这在当时是较高的产量。最后，由戚本禹等三人向毛泽东提交了亲自种植考察报告《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毛泽东因此对李井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要求立即制止“浮夸风”、“共产风”等行为。
1960年11月,毛泽东在《彻底纠正“五风”》中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随后要求退还一切多征收的粮食。
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又强调：“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 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看来’五风’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
而一见出现问题，他们马上就一改前声。
为了避免出大问题，小平曾对李井泉讲：“在北京饿死人的政治影响比在四川山村饿死人的影响要大，从全局考虑。”于是，李井泉1959年他强制四川的粗票作废，将群众辛苦积累的保障作废，大量抽调四川粮食支援全国，所以，四川是饥荒最严重的省之一。
在去庐山会议的路上，田家英曾向李井泉提及四川饿死人的事，李冒出了他的名言：“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大办集体食堂的吴芝圃书记）
再比如，河南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和当时中央反右领导小组配合，在河南大搞反右扩大化，大炼钢铁和没有科学论证下的大修水利等基础设施的行为，在农业上“放卫星”，在信阳地区用特别手段对待饥饿的农民，导致河南饥民逃荒要饭遍布全国，许多人口饿死。官方数据显示河南饿死 150 万，特别“信阳事件”死亡大概 120 万。（现在官方资料另一说为许多消失人口为迁徙和逃荒，实际死亡人口40万）。
这样的人，他们之中许多在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也有少数通过各种方式躲开成为例外。
吴芝圃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揪斗清算，死于 1967 年。他自己曾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俨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在小平同志指示下，主持平反具体工作的耀邦同志）
但，事情很快其变化。随着新的指导思想提出，平反工作开始展开。
1979 年 1 月 24 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新任中央实际领导人高调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当年其他的“浮夸风”大将。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们的平反追悼会）
而今天，浮夸风已经变成了他的错误，在我国的官方引导下，各种各样对他的谬论层出不穷，而官方却无人指出错误，任其传播。相反关于共产风的详细资料，官方早已不再公布进行销毁。
而平反后还建在的一些“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同志们，如“李井泉”，他们受邀请参了与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的讨论，对毛泽东同志下历史评价。
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以及反右扩大化和极 “左”思想的破坏时，全党引导全国人民将当年的责任推到了已经没法自我辩护的毛泽东同志身上。
毛泽东同志似乎成为了亩产万斤“放卫星”、大食堂、“共产风”等行为的推动者，及罪魁祸首。
今天的《人民日报》在线数据库等，已都不完整，刻意去掉了这段时间有关农业发展和 “共产风”的一些报道，尤其是当时具体领导人的活动和讲话的新闻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