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先锋队
不同的时代的先锋队面临不同时代的特殊矛盾。
在列宁的时代，列宁首先是要面对俄国的那些老前辈，他们形成了一系列工作习惯与工作传统，从普列汉诺夫到民粹派都指责列宁是异想天开。普列汉诺夫更是与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有广泛的联系，他们固步自封于德国党的所谓成功的经验。这种尖锐对立在于：职业革命家一向是以专业角度看待革命这项事业，历来如此。 革命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生活本身。 也就是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研究革命与分析革命，促成革命。德国党完全走向了反面，他们有着庞大的分工与细密的工作计划。但是这样一个大党在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任务前显示出十足的废料。所以说列宁的《怎么办》首先是赋予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魂魄，有了革命之魂，才能干革命之事。否则庞大的分工与相当数量的全职工作者， 只会成为革命的包袱。
在毛主席的时代，有苏联的成功经验摆在面前，但是否能移植到中国的环境里呢？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王明这些人都证明了自己是十足的废料，他们不能在中国舞台唱中国戏，他们只是传声筒式的人物。比起提线木偶来，他们只是多一些革命的词汇而已。中国的事情还是要按照中国的规律来办：没有指挥权和领导权，正确主张得不到贯彻，就不能形成正确路线。北伐大革命期间、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抗日战争期间、解放战争期间，不管是党内斗争还是党外合作，脱离了革命的谋略，就不能引导革命的胜利。上井冈山是谋略，长征是谋略，西安事变是谋略，抗日敌后游击战争是谋略，解放战争与国民党争夺天下也是谋略。什么是谋略？就是解决特殊矛盾的特殊办法。办法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也没有课堂里老师的专门传授，完全是要植根于革命实践中。
到了我们的时代，一方面是执政党挂羊头卖狗肉，一方面是中国在二流帝国主义的位置上继续往上走，这是外部环境，如果连这个都看不清楚，哪怕一些人物口头上有再多的左翼词汇，他们要走的路和革命是完全不相干的。如果硬拉着一起走，也不会有结果。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里睿智地分析过这种现象：“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所犯的小错误，原是我们的罐子上的一个小裂缝（正如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这个罐子本来可以用绳子打个死结（而不是用绞索，就像在同盟代表大会期间几乎陷于歇斯底里状态的马尔托夫所听错的那样）把它捆紧。也可以竭尽全力扩大裂缝，使它完全破裂。由于热心的马尔托夫分子采取了抵制等等无政府主义的手段，结果出现了后一种情况。关于党章第1条的意见分歧在中央机关选举问题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而马尔托夫在这个问题上遭到失败，也就使他走向用粗暴机械的、甚至是无理取闹的（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手段进行‘原则斗争’。”所以我们和各种泛左翼决裂是很自然的事情，不是团不团结的问题，也不是所谓的“态度野蛮，压制自由”的问题，而是一个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革命的人总要在一起的，不革命的人总要离开的。
革命与改良是不同的质。我们不能认为：改良走投无路时自然就会投奔革命阵营。这种想法是主观主义的。正如《矛盾论》里举过的那个例子“鸡蛋不可能变为石头”。用哲学的术语来说：革命与改良没有同一性。列宁在《怎么办》提过一个例子：“ 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这段话是非常石破天惊的，极其大胆：工人自发的斗争只可能是改良主义的。而一些改良主义者愚蠢就愚蠢在：“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也即所谓改良好像是在为革命做准备一样，他们试图找到“革命与改良的有同一性”。然而注定是要失败的。
革命与改良是泾渭分明的两条路线，从局部片段上来说也是差异性大于相似性。不能把南街村当成井冈山，南街村有南街村的政治，井冈山有井冈山的政治，这两者不具有同一性。共产党也从来不是为了改良国民党而存在，改良国民党的叫改组派。事物一时一地呈现出来的表面现象并不重要。关键是要理解现象背后的本质，以及本质在一时一地为什么会呈现那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刨根问底，这是马列毛主义的学习态度。解决任何具体的矛盾，都要了解其特殊的规律。不要违背规律，而是要利用规律，尊重规律，掌握规律。正如列宁所教导的那样： 我们需要的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实际上解决问题，需要的是立刻提出一个明确的建设计划，使大家能够立刻从各方面着手进行这种建设。但人们又把我们拉向后退，使我们不去实际解决问题，而去空谈那个原则上正确的、不容置辩的、伟大的、然而是完全不够的、广大工作人员完全不能理解的真理。
那么，我们时代的先锋队要掌握的特殊矛盾是什么？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里一段话可以解开我们时代的谜团。毛主席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陕甘宁边区南面有条介子河。介子河南是洛川，河北是富县。河南河北两个世界。河南是国民党的，因为我们没有去，人民没有组织起来，龌龊的东西多得很。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保安。离保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个地主豪绅的土围子。那时候党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安，政治影响可谓大矣，可是那个土围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我不干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我们的扫帚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手里拿着扫帚就要研究扫的办法，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中国有句古话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黎明者，天刚亮也。古人告诉我们，在天刚亮的时候，就要起来打扫。这是告诉了我们一项任务。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有益处，也才有工作做。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
所以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每一个愿意真正践行马列毛主义的人，都应该明白革命的扫帚哲学。很多东西也许长得不像扫帚，但是功能和扫帚一样，或者把功能拆开来，将来必要的时候再组合起来。也许不叫扫帚，而是叫吸尘器之类的东西。因为叫了扫帚会引来反动派的嫉恨，这将不利于扫灰尘。总而言之，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司马迁在《史记》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项梁杀了人，为了躲避仇人，他和项羽一起逃到吴中郡。吴中郡有才能的士大夫，本事都比不上项梁。每当吴中郡有大规模的徭役或大的丧葬事宜时，项梁经常做主办人，并暗中用兵法部署组织宾客和青年，借此来了解他们的才能。后来等到真要起义的时候，项梁召集原先所熟悉的豪强官吏，向他们说明起事反秦的道理，于是就发动吴中之兵起事了。项梁派人去接收吴中郡下属各县，共得精兵八千人。项梁分别委任郡中豪杰做军队的干部。其中有一个人没有被任用，自己来找项梁诉说，项梁说：“前些日子某家办丧事，我让你去做一件事，你没有办成，所以不能任用你。”众人听了都很敬服。项梁用了一把扫帚叫做“办丧事”。所以有时候，我们明明要一把扫帚，但是不能明说。
盲动者和投降者是不懂扫帚哲学的。正如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所揭露的那样：小资产阶级擅长于吹牛，在行动上却十分无能，而且不敢作任何冒险。这个阶级的商业交易和信贷业务的小本经营，很容易给它的性格打上缺乏魄力和进取心的烙印，因此它的政治活动也自然具有同样的特点。所以小资产阶级是用漂亮的言词和吹嘘它要完成什么功绩来鼓动起义的；一当完全违背它的愿望而爆发了起义，它就迫不及待地攫取权力；但它使用这种权力只是为了毁灭起义的成果。……小资产阶级就被种种互相对立的危险团团包围，它除了让一切都听天由命之外，再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它的权力；因此，它当然也就失去了本来可能有的取得胜利的小小的机会，而把起义完全断送了。小资产阶级的策略，或者更确切些说，小资产阶级的毫无策略，到处都是一样。
我们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胜利的道路从来不是笔直的，革命的事业是不能半途而废的。革命事业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攀援的，换而言之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事情做不好，是无法进阶到第二阶段的。第一个阶段留下来的精华就是第二阶段立脚的地方。以上就是我们时代的先锋队所要付诸实践的全部内容。